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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已经走过了数量扩张的阶段。新的30年增长必需实现动力转化。2009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确定，宏观经济政策从“保增长”转为“调结构”，这是正确的决策，但如果依然要同时保经济的高速增长，那调结构将是件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在中国近代发展史上，30年似乎是一个宿命的周期。1919年爆发新文化运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改革开放是1978年底的三中全会决定的，但真正启动也到了1979年。2008年结束的时候，很多人都在总结，改革开放的第一个30年过去了，2009年将进入一个新的30年。而当时改革也已经陷入停滞期，亟待新的改革动力。万众瞩目，在2009年这一个重要的历史关节点上，中国将如何留下闪光的烙印。
只是金融危机的冲击波改变了所有预定的轨道，2009年，最终成了无比匆忙的一年，为了阻止经济的大幅下滑，刺激经济增长，中国政府不得不祭出应急之策，擅长的和容易见效的刺激投资成了宏观政策的首选，而无暇顾及治本之策和可能带来的不良后果。
2009年第三季度，中国宏观经济终于止跌回升，随着第四季度继续反弹，保“八”已无悬念，中国经济企稳回升局面已基本形成。全球经济最坏的时期也已经过去，但局面并不像一些人想的那么乐观。随着经济的企稳，中国模式发展到现在固有的问题再次浮出水面，2009年应该做而无奈之下没有做的都留给了2010年。作为“十一五”计划的收官之年和“十二五”计划的谋划之年，2010年将取代2009年为新的30年奏响序曲。
旧的发展模式走到尽头
如果说改革开放前30年的改革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那么作为后转型时代的新的30年改革，必将触及深层次的体制矛盾，以前因为困难重重而被推迟的改革已经避无可避。
前30年改革增长发展的动力主要是数量扩张，而且主要增长不是靠技术进步，而是靠投入。旧的发展模式在“九五”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有人质疑，只是当时中国经济依然平稳高速增长，还没走到非转型不可的程度。当历史驶到“十一五”末，投资对经济的拉动能力在减弱。一些投资更被认为是自我循环，除了能提高GDP外对经济发展几乎没有其它好处。根据测算，如果2009年的近10万亿信贷全部转化为增长，那就是35％的GDP增长。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研究员王小广认为，近期中国经济增长不需要那么多货币，现在明显的货币供给、信贷投放过多。2009年实际GDP的增量仅1.6万亿左右，而信贷投放近10万亿元，多余的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或继续造成房地产泡沫，这是中国经济目前的主要问题。
2009年的高增长只是在经济刺激政策下沿着原有轨道的增长，同样是数量的扩张，而不是高技术含量的自主创新，更没有明显的产业升级。虽然高端制造业发展不错，但自主品牌很少，许多是合资生产的，自己的国际竞争力不足。城市化水平只有46％，社会结构严重滞后于经济结构。增强消费的拉动作用，成为主导内需的动力，使中国经济从原来的投资型经济、出口型经济转向消费型经济，已经逐渐成为共识。2009年从数字看上去消费似乎没有问题，但如果考虑到消费的性质，国内的消费其实并没真正启动。2009年消费得益于两个方面，一是政策刺激效应，像家电下乡、汽车下乡等，这类政策是不可持续的。二是政府消费比重越来越高，据悉现在已经接近30％，原来政府消费比重大概只占消费总量的20％～22％。
“从2009年的情况看，保增长没问题，保就业保民生，和预期还是有一些差距。今年GDP增长能保‘八’，主要还是靠政府投资。中小企业并没有得到根本恢复。而75％以上的就业市场都在中小企业。中小企业不恢复，就没有稳定的就业。中央提出来要支持中小企业投资，这是个很大的变化。”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主任王东京说。
在现有的经济模式下，中国经济需要新的成长动力。这种增长模式，已经持续不下去了。转型，到了一个关键点。即使全球性的经济危机结束，中国出口大幅回升，中国也不会再回到经济高速增长的黄金时代。2009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确定，宏观经济政策从“保增长”转为“调结构”，这是正确的决策，但如果依然要同时保经济的高速增长，那调结构将是件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中国的经济其实并不是创造就业的经济，现在是高增长低就业，经济增长速度对就业的弹性已经很小，所以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并不会造成太多的失业。多年的保“八”也许可以松一松了。
过去的增长动力，推动了过去30年的发展，但是旧的发展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中国已经走过了数量扩张的阶段。新的30年增长必需实现动力转化。“如果继续按旧模式发展，近两年可能也不会出现大的问题，但投资过度，会导致消费不足，增长将面临消费不足的巨大障碍。城市化长期滞后、地区差距过大等都会产生需求的陷阱。如果这样，在‘十二五’结束之前，经济可能会走向衰退。”王小广说。
能否在新30年的开局，定好深化改革的方向，决定了新一轮改革能否启动。2010年是关键的一年。
警惕中等国家陷阱
2008年中国人均GDP突破3000美元，达到3268美元，也就是说，从数字上看，中国已经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王小广告诉记者，当一个国家的经济起飞之后，从发展中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水平相对容易，而从中等发达国家到完全发达国家则还有一段很难的路要走。从发展中国家到中等发达国家更多的是量的积累，而从中等发达国家到完全发达国家，则要求发生质的飞跃，两者对体制的要求完全不一样。
如果说前30年的改革使中国完成了从发展中国家向中等发达国家的转变，那么新的30年要完成的是从中等发达国家向完全发达国家的飞跃。从世界范围看，成功实现这一飞跃的很少，失败的例子则很多，因此被称为中等国家陷阱，这个陷阱陷进去了很多国家，拉美国家，东欧国家，东南亚国家都有，像前苏联。土耳其。墨西哥等等，都比中国早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但随后便开始了漫长的增长停滞期。从收入水平阶段来讲。中国已经到了这个风险点。经济学家认为，未来转换非常难。
如果中国陷入中等国家陷阱，必然随之而来的是长期整体经济低迷，增长速度放慢，通货紧缩，消费需求明显减速，投资效率越来越低，难以创造更多的就业。如果这种状况长期得不到改善。必将造成社会不稳定。对经济和社会的伤害都将非常大。避免的唯一方法就是提前布局，做好制度安排。相对于经济转型滞后的政治体制和社会体制，很多改革已经到了深水区，行政垄断企业、政府管理体制等等改革的推进之难使提前布局变得困难重重。
经济发展现状同样增加了布局的难度。王小广认为，调结构一定是在比较紧缩的 环境下，宽松环境不可能调。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调结构有两个前提，一是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退出，回归真正的适度宽松政策；二是房地产进行合理的调整，不再存在房地产暴利。房地产业更是仅仅经过了2008年一年的回调，便又开始了一路高涨。如此天量信贷和不断升温的房地产必然给结构调整带来困难。
房地产业的过度泡沫化增长可能是调结构的巨大阻碍。在很多人看来，房地产是反结构调整的，因为房地产的长期过度发展，既抑制城市化，又阻碍产业升级。本身技术含量并不高，带动的下游产业却多是高污染、高耗能产业。如果要调整结构，势必不能再把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但纵观中外，每个国家经济的腾飞都伴随着房地产业的大发展，中国经济发展到现在，房地产业的地位已经举足轻重，到目前为止，在很多地方，房地产都是地方财政的命脉，如果不是外力所逼，恐怕不会主动控制房地产业的发展。
“10万亿的信贷只换来1.6万亿的GDP，到底保GDP增长保了谁?主要是保了国有企业，保了房地产商!”激烈者这样声讨。
2010年是艰难的、前途未卜的一年。
政府的手往何处伸?
转变发展模式，避开中等国家陷阱，有赖于中国政府的力量。虽然美国在金融危机发生后对国内经济进行了大力调整，但美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从来都不是以恢复国际收支平衡为目标的。中国要扩大内需、调整结构，只能依靠内功。一是靠政府的主动改革推动，二是被社会发展逼得被动改革。
收入分配问题是扩大消费的核心问题。中国的初次分配制度存在很大问题，再分配制度不仅没能缩小初分配造成的差距，反而使差距更大。王小广告诉记者，根据国民经济核算统计，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代表劳动者所得的劳动者报酬占GDP50％以上，2001年后这个比重不断下降，到2007年已降至39.7％。而代表政府所得的生产税净额和代表企业所得的固定资产折旧及营业盈余占GDP比重则分别由1990年的11.7％和34.9％上升到2007年的14.2％和46.1％。央行在11月11日公布的《2009年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表示，中国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失衡以及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现象一直比较突出，严重制约了居民整体消费能力和意愿的提升。
王东京说，肯定要调整结构，但是谁来调，调的主体是谁，是个问题。政府是不是比市场聪明，什么是好的结构，让政府回答还是市场回答?过去我们是有教训的。市场会失灵，政府也有失灵的时候。正确的办法是，政府主要是调节政府投资，不要管微观。
中国社科院财贸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高培勇认为，在2010年，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应把政府“增支”的重心或重点由公共投资支出移向公共消费支出。除了保证完成在建项目的必要投资支出之外，政府的“增支”对象，应当向加大对民生领域和社会事业的支持保障力度方向倾斜，并且，“增支”的主要着眼点放在刺激最终消费需求上。对于低收入群体而言，其消费需求不足的深层原因在于收入水平相对较低。因此，在扩大政府支出方面要着眼于“增”：即通过扩大政府支出，直接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全力提高人们的消费能力。对于中高收入群体而言，其消费需求不足的深层原因在于社会保障制度有欠完善。所以，对于他们，可“代其埋单”——通过财政“增支”上的安排，建立起行之有效的医疗、退休、教育等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减缓或解除人们的后顾之忧。当前最需要调整的，便是把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重点。由以往相对偏重投资适时转移到着力拉动消费需求上来。
不过于重视保“八”，改革分配和再分配制度，公共支出的转向等等，都需要政府主动推动，让市场的归市场，该政府管的绝不缺位，更需要政府的智慧。2009年政府已经有很多举措，医疗转向公益，新型农村养老保险不断推进，异地保险终于可以续接等等，但这还仅仅是一个开端。
形势逼人，政府的转型需要加大力度和速度。2010年是考验政府执政能力的一年。
减税将加大力度
2009年创造了很多纪录，不仅有天量的信贷，还有史无前例的财政国债，总额达到9500亿。王东京认为，中央的态度已经很明确，2010年的宏观政策取向不变，积极的财政政策不变，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不变。但这个不变不是指力度不变，而是指2010年紧缩工具不会很快出台。2010年肯定不会有2009年这么大的国债规模，按国务院的部署，2009、2010两年扩需总共投资4万亿，而其中安排国债(新增投资)是1万亿。而2009年已发国债7500亿。这样今年国债最多是2500亿-3000亿，大概不会超过3000亿。
王东京认为，国债规模大幅缩减，本应是表明扩张财政政策开始淡出，但中央却说明年积极财政政策不变，由此看来，所谓积极财政政策不变，绝不是指财政的发债规模不变，而是政府刺激投资的取向不变，是减税推动投资的政策不变。财政发债是增加政府投资，减税是增加企业投资。2010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最有可能是减税。
2009年开始实行结构性减税，增值税转型，提高出口退税比例，两税合并等等。因为经济萧条，企业购买设备量小，出口受阻或无盈利，所以减税在2009年并没有太大效果。王东京认为，2010年会继续减税，力度应该比2009年大得多。
若明年积极财政政策重点是减税，那么对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一定是利好的消息。财政部估计，2009年实施结构性减税(加上停征部分行政收费)，政府能为企业让利5000亿。若2010年继续执行结构性减税，政府让利的额度会更大。中央强调，明年经济要保持平稳较快增长，而同时又说财政投资将转向民生，王东京认为，政府要拉动经济继续较快增长就得靠民间投资，而支持民间投资必减税，舍此无他。
如果2009年的保“八”被认为是保了房地产和垄断企业，那么2010年如果减税，也许可以被认为是保了中小企业，进而增加了就业，保了民生。再加上分配再分配制度的改革，如果这些经济学家预测和希望的改革都能逐渐施行，那么，2010年，也将是促进公正的一年。
在中国近代发展史上，30年似乎是一个宿命的周期。1919年爆发新文化运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改革开放是1978年底的三中全会决定的，但真正启动也到了1979年。2008年结束的时候，很多人都在总结，改革开放的第一个30年过去了，2009年将进入一个新的30年。而当时改革也已经陷入停滞期，亟待新的改革动力。万众瞩目，在2009年这一个重要的历史关节点上，中国将如何留下闪光的烙印。
只是金融危机的冲击波改变了所有预定的轨道，2009年，最终成了无比匆忙的一年，为了阻止经济的大幅下滑，刺激经济增长，中国政府不得不祭出应急之策，擅长的和容易见效的刺激投资成了宏观政策的首选，而无暇顾及治本之策和可能带来的不良后果。
2009年第三季度，中国宏观经济终于止跌回升，随着第四季度继续反弹，保“八”已无悬念，中国经济企稳回升局面已基本形成。全球经济最坏的时期也已经过去，但局面并不像一些人想的那么乐观。随着经济的企稳，中国模式发展到现在固有的问题再次浮出水面，2009年应该做而无奈之下没有做的都留给了2010年。作为“十一五”计划的收官之年和“十二五”计划的谋划之年，2010年将取代2009年为新的30年奏响序曲。
旧的发展模式走到尽头
如果说改革开放前30年的改革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那么作为后转型时代的新的30年改革，必将触及深层次的体制矛盾，以前因为困难重重而被推迟的改革已经避无可避。
前30年改革增长发展的动力主要是数量扩张，而且主要增长不是靠技术进步，而是靠投入。旧的发展模式在“九五”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有人质疑，只是当时中国经济依然平稳高速增长，还没走到非转型不可的程度。当历史驶到“十一五”末，投资对经济的拉动能力在减弱。一些投资更被认为是自我循环，除了能提高GDP外对经济发展几乎没有其它好处。根据测算，如果2009年的近10万亿信贷全部转化为增长，那就是35％的GDP增长。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研究员王小广认为，近期中国经济增长不需要那么多货币，现在明显的货币供给、信贷投放过多。2009年实际GDP的增量仅1.6万亿左右，而信贷投放近10万亿元，多余的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或继续造成房地产泡沫，这是中国经济目前的主要问题。
2009年的高增长只是在经济刺激政策下沿着原有轨道的增长，同样是数量的扩张，而不是高技术含量的自主创新，更没有明显的产业升级。虽然高端制造业发展不错，但自主品牌很少，许多是合资生产的，自己的国际竞争力不足。城市化水平只有46％，社会结构严重滞后于经济结构。增强消费的拉动作用，成为主导内需的动力，使中国经济从原来的投资型经济、出口型经济转向消费型经济，已经逐渐成为共识。2009年从数字看上去消费似乎没有问题，但如果考虑到消费的性质，国内的消费其实并没真正启动。2009年消费得益于两个方面，一是政策刺激效应，像家电下乡、汽车下乡等，这类政策是不可持续的。二是政府消费比重越来越高，据悉现在已经接近30％，原来政府消费比重大概只占消费总量的20％～22％。
“从2009年的情况看，保增长没问题，保就业保民生，和预期还是有一些差距。今年GDP增长能保‘八’，主要还是靠政府投资。中小企业并没有得到根本恢复。而75％以上的就业市场都在中小企业。中小企业不恢复，就没有稳定的就业。中央提出来要支持中小企业投资，这是个很大的变化。”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主任王东京说。
在现有的经济模式下，中国经济需要新的成长动力。这种增长模式，已经持续不下去了。转型，到了一个关键点。即使全球性的经济危机结束，中国出口大幅回升，中国也不会再回到经济高速增长的黄金时代。2009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确定，宏观经济政策从“保增长”转为“调结构”，这是正确的决策，但如果依然要同时保经济的高速增长，那调结构将是件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中国的经济其实并不是创造就业的经济，现在是高增长低就业，经济增长速度对就业的弹性已经很小，所以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并不会造成太多的失业。多年的保“八”也许可以松一松了。
过去的增长动力，推动了过去30年的发展，但是旧的发展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中国已经走过了数量扩张的阶段。新的30年增长必需实现动力转化。“如果继续按旧模式发展，近两年可能也不会出现大的问题，但投资过度，会导致消费不足，增长将面临消费不足的巨大障碍。城市化长期滞后、地区差距过大等都会产生需求的陷阱。如果这样，在‘十二五’结束之前，经济可能会走向衰退。”王小广说。
能否在新30年的开局，定好深化改革的方向，决定了新一轮改革能否启动。2010年是关键的一年。
警惕中等国家陷阱
2008年中国人均GDP突破3000美元，达到3268美元，也就是说，从数字上看，中国已经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王小广告诉记者，当一个国家的经济起飞之后，从发展中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水平相对容易，而从中等发达国家到完全发达国家则还有一段很难的路要走。从发展中国家到中等发达国家更多的是量的积累，而从中等发达国家到完全发达国家，则要求发生质的飞跃，两者对体制的要求完全不一样。
如果说前30年的改革使中国完成了从发展中国家向中等发达国家的转变，那么新的30年要完成的是从中等发达国家向完全发达国家的飞跃。从世界范围看，成功实现这一飞跃的很少，失败的例子则很多，因此被称为中等国家陷阱，这个陷阱陷进去了很多国家，拉美国家，东欧国家，东南亚国家都有，像前苏联。土耳其。墨西哥等等，都比中国早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但随后便开始了漫长的增长停滞期。从收入水平阶段来讲。中国已经到了这个风险点。经济学家认为，未来转换非常难。
如果中国陷入中等国家陷阱，必然随之而来的是长期整体经济低迷，增长速度放慢，通货紧缩，消费需求明显减速，投资效率越来越低，难以创造更多的就业。如果这种状况长期得不到改善。必将造成社会不稳定。对经济和社会的伤害都将非常大。避免的唯一方法就是提前布局，做好制度安排。相对于经济转型滞后的政治体制和社会体制，很多改革已经到了深水区，行政垄断企业、政府管理体制等等改革的推进之难使提前布局变得困难重重。
经济发展现状同样增加了布局的难度。王小广认为，调结构一定是在比较紧缩的 环境下，宽松环境不可能调。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调结构有两个前提，一是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退出，回归真正的适度宽松政策；二是房地产进行合理的调整，不再存在房地产暴利。房地产业更是仅仅经过了2008年一年的回调，便又开始了一路高涨。如此天量信贷和不断升温的房地产必然给结构调整带来困难。
房地产业的过度泡沫化增长可能是调结构的巨大阻碍。在很多人看来，房地产是反结构调整的，因为房地产的长期过度发展，既抑制城市化，又阻碍产业升级。本身技术含量并不高，带动的下游产业却多是高污染、高耗能产业。如果要调整结构，势必不能再把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但纵观中外，每个国家经济的腾飞都伴随着房地产业的大发展，中国经济发展到现在，房地产业的地位已经举足轻重，到目前为止，在很多地方，房地产都是地方财政的命脉，如果不是外力所逼，恐怕不会主动控制房地产业的发展。
“10万亿的信贷只换来1.6万亿的GDP，到底保GDP增长保了谁?主要是保了国有企业，保了房地产商!”激烈者这样声讨。
2010年是艰难的、前途未卜的一年。
政府的手往何处伸?
转变发展模式，避开中等国家陷阱，有赖于中国政府的力量。虽然美国在金融危机发生后对国内经济进行了大力调整，但美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从来都不是以恢复国际收支平衡为目标的。中国要扩大内需、调整结构，只能依靠内功。一是靠政府的主动改革推动，二是被社会发展逼得被动改革。
收入分配问题是扩大消费的核心问题。中国的初次分配制度存在很大问题，再分配制度不仅没能缩小初分配造成的差距，反而使差距更大。王小广告诉记者，根据国民经济核算统计，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代表劳动者所得的劳动者报酬占GDP50％以上，2001年后这个比重不断下降，到2007年已降至39.7％。而代表政府所得的生产税净额和代表企业所得的固定资产折旧及营业盈余占GDP比重则分别由1990年的11.7％和34.9％上升到2007年的14.2％和46.1％。央行在11月11日公布的《2009年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表示，中国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失衡以及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现象一直比较突出，严重制约了居民整体消费能力和意愿的提升。
王东京说，肯定要调整结构，但是谁来调，调的主体是谁，是个问题。政府是不是比市场聪明，什么是好的结构，让政府回答还是市场回答?过去我们是有教训的。市场会失灵，政府也有失灵的时候。正确的办法是，政府主要是调节政府投资，不要管微观。
中国社科院财贸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高培勇认为，在2010年，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应把政府“增支”的重心或重点由公共投资支出移向公共消费支出。除了保证完成在建项目的必要投资支出之外，政府的“增支”对象，应当向加大对民生领域和社会事业的支持保障力度方向倾斜，并且，“增支”的主要着眼点放在刺激最终消费需求上。对于低收入群体而言，其消费需求不足的深层原因在于收入水平相对较低。因此，在扩大政府支出方面要着眼于“增”：即通过扩大政府支出，直接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全力提高人们的消费能力。对于中高收入群体而言，其消费需求不足的深层原因在于社会保障制度有欠完善。所以，对于他们，可“代其埋单”——通过财政“增支”上的安排，建立起行之有效的医疗、退休、教育等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减缓或解除人们的后顾之忧。当前最需要调整的，便是把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重点。由以往相对偏重投资适时转移到着力拉动消费需求上来。
不过于重视保“八”，改革分配和再分配制度，公共支出的转向等等，都需要政府主动推动，让市场的归市场，该政府管的绝不缺位，更需要政府的智慧。2009年政府已经有很多举措，医疗转向公益，新型农村养老保险不断推进，异地保险终于可以续接等等，但这还仅仅是一个开端。
形势逼人，政府的转型需要加大力度和速度。2010年是考验政府执政能力的一年。
减税将加大力度
2009年创造了很多纪录，不仅有天量的信贷，还有史无前例的财政国债，总额达到9500亿。王东京认为，中央的态度已经很明确，2010年的宏观政策取向不变，积极的财政政策不变，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不变。但这个不变不是指力度不变，而是指2010年紧缩工具不会很快出台。2010年肯定不会有2009年这么大的国债规模，按国务院的部署，2009、2010两年扩需总共投资4万亿，而其中安排国债(新增投资)是1万亿。而2009年已发国债7500亿。这样今年国债最多是2500亿-3000亿，大概不会超过3000亿。
王东京认为，国债规模大幅缩减，本应是表明扩张财政政策开始淡出，但中央却说明年积极财政政策不变，由此看来，所谓积极财政政策不变，绝不是指财政的发债规模不变，而是政府刺激投资的取向不变，是减税推动投资的政策不变。财政发债是增加政府投资，减税是增加企业投资。2010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最有可能是减税。
2009年开始实行结构性减税，增值税转型，提高出口退税比例，两税合并等等。因为经济萧条，企业购买设备量小，出口受阻或无盈利，所以减税在2009年并没有太大效果。王东京认为，2010年会继续减税，力度应该比2009年大得多。
若明年积极财政政策重点是减税，那么对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一定是利好的消息。财政部估计，2009年实施结构性减税(加上停征部分行政收费)，政府能为企业让利5000亿。若2010年继续执行结构性减税，政府让利的额度会更大。中央强调，明年经济要保持平稳较快增长，而同时又说财政投资将转向民生，王东京认为，政府要拉动经济继续较快增长就得靠民间投资，而支持民间投资必减税，舍此无他。
如果2009年的保“八”被认为是保了房地产和垄断企业，那么2010年如果减税，也许可以被认为是保了中小企业，进而增加了就业，保了民生。再加上分配再分配制度的改革，如果这些经济学家预测和希望的改革都能逐渐施行，那么，2010年，也将是促进公正的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