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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党的十九大正式把军民融合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我国军民融合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未来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需要加强“五个协同”。
2018年我国军民融合取得里程碑式发展
2018年我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导向更加清晰，政策制度环境进一步优化，各个领域军民融合的效果进一步显现，军民融合发展向重点领域聚焦用力，区域军民融合发展成效显著。
2018年3月，十九届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审议通过了《军民融合发展战略纲要》，明确了我国军民融合发展的战略形势、战略指导、战略目标、战略布局、战略重点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纲要》的颁布确立了我国军民融合发展的航向和航程，意义非常重大。
军民融合的八个领域，都有不同程度的推进，特别是在海洋、太空、信息网络、生物、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的军民融合，我们取得的进展还是非常显著。
现在各级地方政府从各自的实际出发，出台了区域军民融合发展的意见和军民融合发展的规划，健全了相关的制度，在推动经济转型发展的同时，同步推进国防建设，国家级军民融合创新示范区建设有序推进，各类园区军民融合产业发展成就显著，初步形成了一些特色鲜明的区域军民融合发展模式。
虽然总体上来看，我国军民融合发展取得了很大成效，但我们国家军民融合正处在由初步融合到深度融合的过渡阶段，所以仍然存在着很多制约军民深度融合的思想性偏差、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政策性问题和利益性的藩篱，这些矛盾问题相互渗透、盘根错节。因此，推动我国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必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五个协同”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
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应该怎么推？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要用系统的科学、系统的思维、系统的方式来协同推进。
第一，统与分的协同。应该建立统分结合的军地对接机制，统，就是在事关军民融合发展的发展战略、中长期规划、法规政策、体制改革、重大项目这些重大问题的决策和推进上要进一步搞好顶层的军地对接。分，就是要根据各个领域、各个区域军民融合的特点和具体要求，在中央融委的统一领导下，更加注重发挥军地各职能部门和各省区市推进军民融合发展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更加有效地激励各级的担当作为，真正构建起多元主体联动、战建衔接紧密的军地对接机制。
第二，制度改革与利益调整的协同。目前，我们国家军民融合的顶层设计大大强化，军地各级之间已经建立起一些协调对接机制，但军民二元结构还是没有根本打破，要根本畅通军地对接的链路，解决军地各自系统内部多龙治水的问题，关键在于形成政策制度改革和利益结构调整的高度联动，这样才能够不断消除阻碍和割断，所构建的军民融合三大体系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第三，国家意志与市场活力协同。我们国家军民融合是一种国家主导型和全方位推进型的军民融合，需要强化党的集中统一领导，需要统筹军民需求，统筹发展规划，统筹重大规划，统筹重大项目，统筹政策标准。与此同时，军民融合发展又是在市场经济这个大环境下展开的，所以要有效地调节政府、军队、军工企业、民营企业、科研院所、金融机构、中介组织等等这些不同主体的利益诉求，要最大限度地聚合各个主体的军民融合能量，就必须要找到体现国家意志的全局利益与体现各主体局部利益的相對均衡点，由此出发来制定政策制度，用包括市场方法在内的综合手段调节各主体关系，激发他们参与军民融合的动力和活力。
第四，需求牵引与技术推进的协同。搞军民融合，需求牵引是非常重要的，现在在需求牵引问题上，我们还是缺乏足够的军队军民融合的需求清单、区域军民融合的需求清单、重点企业的军民融合需求清单，和国家军民融合的总需求清单等等。这些需求牵引在现在我们国家的军民融合发展中相对来说很薄弱，所以亟待强化。
另外从技术推进上来看，我们也是亟待加强。军民融合发展中的中低端的技术产品、供给能力相对是过剩的，而高端的供给能力相对不足。这种情况已与日益扩大的国家安全和发展双重需求之间形成了越来越尖锐的矛盾，这种矛盾表面上看是技术性的，实际上是制度性的。所以我们要有效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必须要推进需求牵引与技术创新的联动，通过构建军民融合需求一系列全程的管理机制，通过大幅度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以持续增加高技术的有效供给，来倒逼相关矛盾问题的解决。
第五，全民推进和重点突破的协同。我国现在明确的军民融合是全域推进的过程，它需要在六大重点领域、六个新兴领域构建起军民融合深度融合发展的格局，但在这些领域中它们并不是平分秋色的，这个重点是什么呢？就是国防科技工业的融合改革和创新发展。这个领域里面它牵一发而动全身，它渗透到其它各个领域里面，而且这个领域的改革融合不取得突破的话，其它领域的军民融合推进都受到影响。而且，通常所说的军民融合发展的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和政策性问题，可能更集中地凝聚在国防科技工业这个领域，所以这个领域军民融合的突破，更有利于我们能够全面推进军民融合发展，提升整体的水平。
（作者为国防大学教授，军民融合研究资深专家）
2018年我国军民融合取得里程碑式发展
2018年我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导向更加清晰，政策制度环境进一步优化，各个领域军民融合的效果进一步显现，军民融合发展向重点领域聚焦用力，区域军民融合发展成效显著。
2018年3月，十九届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审议通过了《军民融合发展战略纲要》，明确了我国军民融合发展的战略形势、战略指导、战略目标、战略布局、战略重点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纲要》的颁布确立了我国军民融合发展的航向和航程，意义非常重大。
军民融合的八个领域，都有不同程度的推进，特别是在海洋、太空、信息网络、生物、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的军民融合，我们取得的进展还是非常显著。
现在各级地方政府从各自的实际出发，出台了区域军民融合发展的意见和军民融合发展的规划，健全了相关的制度，在推动经济转型发展的同时，同步推进国防建设，国家级军民融合创新示范区建设有序推进，各类园区军民融合产业发展成就显著，初步形成了一些特色鲜明的区域军民融合发展模式。
虽然总体上来看，我国军民融合发展取得了很大成效，但我们国家军民融合正处在由初步融合到深度融合的过渡阶段，所以仍然存在着很多制约军民深度融合的思想性偏差、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政策性问题和利益性的藩篱，这些矛盾问题相互渗透、盘根错节。因此，推动我国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必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五个协同”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
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应该怎么推？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要用系统的科学、系统的思维、系统的方式来协同推进。
第一，统与分的协同。应该建立统分结合的军地对接机制，统，就是在事关军民融合发展的发展战略、中长期规划、法规政策、体制改革、重大项目这些重大问题的决策和推进上要进一步搞好顶层的军地对接。分，就是要根据各个领域、各个区域军民融合的特点和具体要求，在中央融委的统一领导下，更加注重发挥军地各职能部门和各省区市推进军民融合发展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更加有效地激励各级的担当作为，真正构建起多元主体联动、战建衔接紧密的军地对接机制。
第二，制度改革与利益调整的协同。目前，我们国家军民融合的顶层设计大大强化，军地各级之间已经建立起一些协调对接机制，但军民二元结构还是没有根本打破，要根本畅通军地对接的链路，解决军地各自系统内部多龙治水的问题，关键在于形成政策制度改革和利益结构调整的高度联动，这样才能够不断消除阻碍和割断，所构建的军民融合三大体系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第三，国家意志与市场活力协同。我们国家军民融合是一种国家主导型和全方位推进型的军民融合，需要强化党的集中统一领导，需要统筹军民需求，统筹发展规划，统筹重大规划，统筹重大项目，统筹政策标准。与此同时，军民融合发展又是在市场经济这个大环境下展开的，所以要有效地调节政府、军队、军工企业、民营企业、科研院所、金融机构、中介组织等等这些不同主体的利益诉求，要最大限度地聚合各个主体的军民融合能量，就必须要找到体现国家意志的全局利益与体现各主体局部利益的相對均衡点，由此出发来制定政策制度，用包括市场方法在内的综合手段调节各主体关系，激发他们参与军民融合的动力和活力。
第四，需求牵引与技术推进的协同。搞军民融合，需求牵引是非常重要的，现在在需求牵引问题上，我们还是缺乏足够的军队军民融合的需求清单、区域军民融合的需求清单、重点企业的军民融合需求清单，和国家军民融合的总需求清单等等。这些需求牵引在现在我们国家的军民融合发展中相对来说很薄弱，所以亟待强化。
另外从技术推进上来看，我们也是亟待加强。军民融合发展中的中低端的技术产品、供给能力相对是过剩的，而高端的供给能力相对不足。这种情况已与日益扩大的国家安全和发展双重需求之间形成了越来越尖锐的矛盾，这种矛盾表面上看是技术性的，实际上是制度性的。所以我们要有效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必须要推进需求牵引与技术创新的联动，通过构建军民融合需求一系列全程的管理机制，通过大幅度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以持续增加高技术的有效供给，来倒逼相关矛盾问题的解决。
第五，全民推进和重点突破的协同。我国现在明确的军民融合是全域推进的过程，它需要在六大重点领域、六个新兴领域构建起军民融合深度融合发展的格局，但在这些领域中它们并不是平分秋色的，这个重点是什么呢？就是国防科技工业的融合改革和创新发展。这个领域里面它牵一发而动全身，它渗透到其它各个领域里面，而且这个领域的改革融合不取得突破的话，其它领域的军民融合推进都受到影响。而且，通常所说的军民融合发展的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和政策性问题，可能更集中地凝聚在国防科技工业这个领域，所以这个领域军民融合的突破，更有利于我们能够全面推进军民融合发展，提升整体的水平。
（作者为国防大学教授，军民融合研究资深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