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翻译中对文化因素的处理一般分为归化和异化两种。这两种方法都能在目的语文化中完成各自的使命,因而也都有其存在的价值。本文就归化和异化展开讨论,从不同角度进行分析,要求译者在忠于原作者和忠于读者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从而达到文化交流的目的。
关键词:文化翻译 归化 异化 文化因素
一. 引言
语言不仅是一种符号,而且是文化结构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大量的文化信息。因此,当一种语言和另一种语言相互交流时,实际是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交流时语言之间并不直接相同,而要借助于翻译。正因为翻译涉及到两种不同语言中的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转换,就很自然的产生了一个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关系的问题。“没有一种语言不是植根于某种具体的文化之中的;也没有一种文化不是以某种自然语言的结构为其中心的。”(Juri Lotman&B.A.Uspensky 1978)语言与文化是不可分割的。没有语言,文化就不可能存在;语言也只有能反映文化才有意义。因为翻译首先涉及到的是意义,而词只有与文化相关联才有意义,这就要求译者在进行语言操作的时候,具有深刻的文化意识。
二. 归化翻译与异化翻译
(一) 关于异化
任何一种理论的提出和选择,都有相应的时代文化背景,归化与异化的提出也不例外。早在1813年,德国思想家施莱尔马赫就指出翻译只有两种方法:译者要么尽可能不去打扰作者,而让读者向作者靠拢;要么尽可能不去打扰读者,而让作者向读者靠拢。后来美籍意大利学者韦努蒂(L.Venuti)据此提出“归化”与“异化”概念。施氏认为,要发展德语和德国文化,就必须吸收外国语的表达方式和外国文化,而异化的翻译有助于实现这一目的。韦努蒂也赞成异化,他认为这可以抵御以目的语文化价值观占主导地位的翻译理论和实践。可见韦努蒂提出异化的本意是反对以目的语文化的种族中心主义对外国文本进行篡。鲁迅先生主张“宁信不顺”的译法,提出不但输入新的内容,也输入新的表现法,并把这种输入比成是“为起义的奴隶搬运军火”。由此看来,鲁迅关于“硬译”的主张其实是一种异化的主张,这和鲁迅所处的时代背景有关系。
以上三人均针对当时的某些时弊,强调了引进有价值的新内容以服务于本国。同时,韦努蒂也指出,他并不认为每一种外国文化都是有价值的;鲁迅则强调“应该时常加一些新的字眼,新的语法在里面,但自然不宜太多,以偶尔遇之,而想一想、问一问就能掌握为度。”这也说明,所谓异化翻译,主要是在内容上保留外国文化的特征。
(二) 关于归化
从语言文化共核来看,人类语言有90%是相通的,这就为归化翻译奠定了基础。归化作为一种思想倾向,表现在对原文的自由处理上,要求译文通顺,以符合目的语读者兴趣。韦努蒂认为英美文化中归化翻译开始于17世纪的英国。但西方强调通顺翻译的传统可以上溯至罗马帝国时期,如昆体良就主张译文和原文竞争,并超过原文。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翻译过来的经典中占压倒数量的也是那些“美丽而不忠实”的译本。布拉格学派的吉里列维认为文学
翻译是再创造,译文要读起来像原文,使读者产生错觉以为在看原作。这种主张和钱钟书先生关于化境之说很相近。笔者在检索翻译理论时注意到许多文艺作家亦持近似观点,强调译本的艺术性。比如普希金把帕尔尼的平庸的诗歌变得生气勃勃,大大超出原作。而查普曼翻译荷马史诗时,既“改造了诗中的人物性格”,又“增添了导的说教成分”。翻译作为一种“方便的技术”,不仅可以为目的语文化引进它需要的一切,亦被用来塑造或篡改原语文学形象。
三. 文化翻译中的归化和异化的选择
至此,我们已从文化融合的角度就翻译中所遵循的原则—归化和异化进行了初步的讨论。然而,归化和异化毕竟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如果考虑到翻译的目的,读者的对象和要求,文本的类型以及作者的意图,归化的翻译和异化的翻译在目的语文化中都有其存在和应用的价值”(郭建中1999,79)。作为两种文化的沟通者,译者同时面对与特定民族血脉相连的源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这就要求掌握使用一些制约因素的能力。运用归化法时,要考虑到译文的总体风貌是否符合原文的文体特征,尽量避免归化后的成份使目的语读者对原文信息或源语文化产生误解。在翻译实践中,绝对单一地运用归化策略或异化策略都很难实现两种不同语言的等效对译。往往是两种策略交互运用,相互渗透。为了充分传达原文的“风味”为了促进双方语言的完善。
四. 结论
应该说,翻译中“归化”和“异化”不仅是不矛盾的,而且是互为补充的。文化移植需要多种方法和模式。对翻译中涉及的各种因素作综合的分析,译者既可采用“归化”的原则和方法,也可采用“异化”的原则和方法。至于在译文中必须保留哪些源语文化,怎样保留,哪些源语文化的因素又必须作出调整以适应目的语文化,都可在对作者意图、翻译目的、文本类型和读者对象等因素分析的基础上,做出选择。对译者来说,重要的是在翻译过程中要有深刻的文化意识,即意识到两种文化的异同。另外,译者一旦决定了遵循一种基本原则,译文就应尽可能保持这种基本倾向。作为一名文化传播的翻译工作者既要对原语能尽窥其妙,又要对目的语能运用自如,成为一名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人,为促进文化交流和融合做出不懈的努力。
参考文献:
[1] Lotman,Juri&Uspensky,B.A.(1978): On the Semiotic Mechanism of Culture, New York History,IX (2) pp.211-32
[2] 郭健中:当代美国翻译理论[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
[3] 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 上海:上海外语教学出版社,2000
(责任编辑:段玉)
关键词:文化翻译 归化 异化 文化因素
一. 引言
语言不仅是一种符号,而且是文化结构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大量的文化信息。因此,当一种语言和另一种语言相互交流时,实际是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交流时语言之间并不直接相同,而要借助于翻译。正因为翻译涉及到两种不同语言中的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转换,就很自然的产生了一个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关系的问题。“没有一种语言不是植根于某种具体的文化之中的;也没有一种文化不是以某种自然语言的结构为其中心的。”(Juri Lotman&B.A.Uspensky 1978)语言与文化是不可分割的。没有语言,文化就不可能存在;语言也只有能反映文化才有意义。因为翻译首先涉及到的是意义,而词只有与文化相关联才有意义,这就要求译者在进行语言操作的时候,具有深刻的文化意识。
二. 归化翻译与异化翻译
(一) 关于异化
任何一种理论的提出和选择,都有相应的时代文化背景,归化与异化的提出也不例外。早在1813年,德国思想家施莱尔马赫就指出翻译只有两种方法:译者要么尽可能不去打扰作者,而让读者向作者靠拢;要么尽可能不去打扰读者,而让作者向读者靠拢。后来美籍意大利学者韦努蒂(L.Venuti)据此提出“归化”与“异化”概念。施氏认为,要发展德语和德国文化,就必须吸收外国语的表达方式和外国文化,而异化的翻译有助于实现这一目的。韦努蒂也赞成异化,他认为这可以抵御以目的语文化价值观占主导地位的翻译理论和实践。可见韦努蒂提出异化的本意是反对以目的语文化的种族中心主义对外国文本进行篡。鲁迅先生主张“宁信不顺”的译法,提出不但输入新的内容,也输入新的表现法,并把这种输入比成是“为起义的奴隶搬运军火”。由此看来,鲁迅关于“硬译”的主张其实是一种异化的主张,这和鲁迅所处的时代背景有关系。
以上三人均针对当时的某些时弊,强调了引进有价值的新内容以服务于本国。同时,韦努蒂也指出,他并不认为每一种外国文化都是有价值的;鲁迅则强调“应该时常加一些新的字眼,新的语法在里面,但自然不宜太多,以偶尔遇之,而想一想、问一问就能掌握为度。”这也说明,所谓异化翻译,主要是在内容上保留外国文化的特征。
(二) 关于归化
从语言文化共核来看,人类语言有90%是相通的,这就为归化翻译奠定了基础。归化作为一种思想倾向,表现在对原文的自由处理上,要求译文通顺,以符合目的语读者兴趣。韦努蒂认为英美文化中归化翻译开始于17世纪的英国。但西方强调通顺翻译的传统可以上溯至罗马帝国时期,如昆体良就主张译文和原文竞争,并超过原文。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翻译过来的经典中占压倒数量的也是那些“美丽而不忠实”的译本。布拉格学派的吉里列维认为文学
翻译是再创造,译文要读起来像原文,使读者产生错觉以为在看原作。这种主张和钱钟书先生关于化境之说很相近。笔者在检索翻译理论时注意到许多文艺作家亦持近似观点,强调译本的艺术性。比如普希金把帕尔尼的平庸的诗歌变得生气勃勃,大大超出原作。而查普曼翻译荷马史诗时,既“改造了诗中的人物性格”,又“增添了导的说教成分”。翻译作为一种“方便的技术”,不仅可以为目的语文化引进它需要的一切,亦被用来塑造或篡改原语文学形象。
三. 文化翻译中的归化和异化的选择
至此,我们已从文化融合的角度就翻译中所遵循的原则—归化和异化进行了初步的讨论。然而,归化和异化毕竟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如果考虑到翻译的目的,读者的对象和要求,文本的类型以及作者的意图,归化的翻译和异化的翻译在目的语文化中都有其存在和应用的价值”(郭建中1999,79)。作为两种文化的沟通者,译者同时面对与特定民族血脉相连的源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这就要求掌握使用一些制约因素的能力。运用归化法时,要考虑到译文的总体风貌是否符合原文的文体特征,尽量避免归化后的成份使目的语读者对原文信息或源语文化产生误解。在翻译实践中,绝对单一地运用归化策略或异化策略都很难实现两种不同语言的等效对译。往往是两种策略交互运用,相互渗透。为了充分传达原文的“风味”为了促进双方语言的完善。
四. 结论
应该说,翻译中“归化”和“异化”不仅是不矛盾的,而且是互为补充的。文化移植需要多种方法和模式。对翻译中涉及的各种因素作综合的分析,译者既可采用“归化”的原则和方法,也可采用“异化”的原则和方法。至于在译文中必须保留哪些源语文化,怎样保留,哪些源语文化的因素又必须作出调整以适应目的语文化,都可在对作者意图、翻译目的、文本类型和读者对象等因素分析的基础上,做出选择。对译者来说,重要的是在翻译过程中要有深刻的文化意识,即意识到两种文化的异同。另外,译者一旦决定了遵循一种基本原则,译文就应尽可能保持这种基本倾向。作为一名文化传播的翻译工作者既要对原语能尽窥其妙,又要对目的语能运用自如,成为一名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人,为促进文化交流和融合做出不懈的努力。
参考文献:
[1] Lotman,Juri&Uspensky,B.A.(1978): On the Semiotic Mechanism of Culture, New York History,IX (2) pp.211-32
[2] 郭健中:当代美国翻译理论[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
[3] 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 上海:上海外语教学出版社,2000
(责任编辑:段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