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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文夫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全国第六、七、八届人大代表，江苏省作家协会主席。著有长篇《人之窝》、中篇小说选《美食家》及散文集《壶中明》等。短篇小说《献身》、《小贩世家》、《围墙》分别获全国第一、三、五届优秀短篇小说奖，《美食家》获全国第三届优秀中篇小说奖。
我开始走上文坛是走到上海去的，因为那时候其他的地方没有“坛”。中国作家协会只是在每一个大行政区设有分会。华东分会就设在上海，下辖江苏、浙江、安徽、山东等地；再加上许多国内外著名的作家和理论家都在上海，对窥探着文学殿堂的人有很大的吸引力。在我辈的心目中，上海是南方的文学重镇，仅次于北京。
当年的中国作家协会华东分会有两份文学刊物，一份是《上海文学》的前身《文艺月报》，一份是后来的《萌芽》。对普通的文学爱好者来讲，作家协会和他们的关系并不直接，只有刊物才是通向文学殿堂的桥梁。确实，这两份刊物对华东地区文学的发展，对吸纳业余文学爱好者进入文学的殿堂都起了很大的作用。我最初的两篇小说也都是在这两份刊物上发表的。一篇是发表在《文艺月报》上的《荣誉》，一篇是发表在《萌芽》上的《小巷深处》。这两篇小说当时在全国都引起了一点反响。那时候写小说的人很少，一个人能有一篇小说得到好评，引起注意，那作者也就“一举成名”了。不像现在，你举了十举、百举还不知道是在哪里。
华东作家协会不仅有两份刊物，更主要的是有那么多关心作者，爱护作者，热心培养青年作者的领导、编辑和普通的工作人员。
建国初期的文学界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大力培养与发现文学青年，老一辈的文学家对培养后进都是那么的热诚。当今文坛上的许多著名的作家，就是当年被发现出来的。发现出来以后就大力培养(也有拔苗助长的)。我在50年代就是被上海作家协会发现的，更准确地说是被《文艺月报》发现的。当年我忽发奇想，要写小说。第一篇小说就投给了《文艺月报》，没有被录取，那位可敬的编辑却给我写了一封长信，指出我的缺点，并鼓励我继续努力，使我不久便写了一篇《荣誉》，发表在《文艺月报》上，并因此而获得了荣誉，小说被收入了中国作家协会编的短篇小说选。那时候中国作家协会每年都要编一本小说选，谁的作品被收入了小说选，就相当于现在的小说得了全国优秀小说奖，虽然不发奖金，却要加发稿费，比普通的稿费加倍，通常都在三至五百元。哇!那时候的茅台酒只有四块五毛钱一瓶。
问题还不在于钱，那时候是以穷为荣。可是，如果有小说入选中国作家协会所编的小说选，那作者也就是个人物了。
我也算是个人物了，参加了作家协会，同时被选派参加1957年初在北京召开的全国青年创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我是华东小说组的副组长，组长是山东的王安友，他当年写过一篇《李二嫂改嫁》。这次大会是由团中央、全国总工会、中国作家协会联合召开的。现在可以这样说，这是当代中国文学史上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所谓重要就是中国文坛上突然冒出了那么多的青年作家，仅在北京就出来了刘绍棠、王蒙、从维熙、邓友梅、邵燕祥……这次会议之所以重要，也因为会议的参加者在几个月之后有四分之三都成了右派；更重要的是这些右派在十多年之后又从各个角落里爬了出来，重新拿起了笔，并在一段时间内成了文坛的中坚。
从此以后我和上海的关系更密切了，曾经有一度要把我调到《萌芽》去当编辑。我不肯去，理由也很奇怪，我觉得上海太吵，没有苏州那么安静，特别是晚上和清晨，有轨电车当当当当地响个不停，吵得人不得安宁，不去，因此也就和上海失之交臂。但也没有和上海疏远，常到上海去开会、访问、联系出版事宜，我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是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从而便建立了一种“终身的联系”，直到今天。那时的交通不便，去北京太远，去上海很方便，上海作家协会的领导人待人也特别客气。记得是孔罗荪同志在当秘书长，我去了之后他便从楼上跑下来，请我到地下室去喝咖啡。当时的上海作家协会在地下室里辟了个茶座，专门接待各地来访的作家和文学创作者。孔罗荪同志是著名的文艺理论家和文学组织工作者，我那时只不过是一个不到30岁的青年人，也只是写了那么一点小文章，孔罗荪同志却把我当作个文友来对待，亲切爽直，“礼贤下士”，使人觉得进入文坛是如沐春风，文坛简直是圣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