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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岁的周圣富，外出打工10年后，返乡创业，成立了两个公司，另有6家公司为其代工，建成了3个网络分销平台，有2000多个网络分销商，每年能卖出他的公司生产的七八十万件格子衬衣。
周圣富是重庆市开县人。开县被誉为“华夏打工第一县”，每年都有数十万人外出打工。2000年，开县提出“输出劳动力，引回生产力”，每年都有超过1万名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目前，开县返乡创业人员创办的经济实体已近3万户，投资总额超过275亿元人民币，对县域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50%。昔日的“打工第一县”正逐步变身为“返乡创业第一县”。
“泥脚老板”：创业方阵的重要拼图
大多数北京人并不知道，京城800多家“成都小吃”，90%都是重庆市开县人开的。这些开县人中，相当比例是或曾经是农民工。
今年46岁的谢世洪，曾是这个行业的风云人物。而今，这名前农民工早已鸟枪换炮，试图在高科技领域分得一杯羹。他和合作者创办的重庆开县特飞航空动力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航空特殊动力材料，得到国家发改委“高精度工业CT无损检测系统高技术产业化示范工程”项目支持，获得了轻型航空发动机、高分子复合材料加工工艺和应用等50多项发明、130余项外观设计、220多项新型实用专利。他们开发的双转子回转式容积泵，目前正在申请国际专利。
很难想象，农民工也能“玩得这么嗨”。
农民工是近二三十年一个重要的时代符号。他们背井离乡去干最苦最累的活，收入却一直维持在城镇职工一半的较低水平。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去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超过2.7亿人。在这个庞大的人群中，数以十万计的重庆农民工投身于返乡创业的洪流之中，试图创造自己的时代，他们正昂扬地向上游动。
回眸“十二五”，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时代动向。
北京“成都小吃”店主玩转新科技
1986年，初中毕业的谢世洪成为开县赵家镇长安村第一批“打工仔”之一。
他一边为师傅放牛一边学中医，然后去建筑工地拉板车，再返乡结婚——刚步入社会的谢世洪，重复着与其他打工仔大同小异的故事。
看见别人当厨师能“半年前穿补丁衣服出去、半年后打领带回来”，新婚的他也去镇上学厨师，然后辗转漂泊10多个省。
在成都锦江宾馆，经过一些类似于电影中“偷师学艺”桥段后，他成了大师的徒弟，成了厨师长，终于可以“打领带回来”了。
一天，他出差到西安，走进一家小吃店吃午饭。别人吃几元人民币的小吃，而自己吃几十元人民币的炒菜，还喝着酒，不免有点优越感。
小吃店老板却不高兴地埋怨：“你坐在这里慢悠悠地吃炒菜，起码让这张桌子少进账好几百元人民币。”
谢世洪有些生气，认为炒菜比小吃贵得多。但是老板却说：“这张桌子本来可以坐5个人，吃小吃都吃了几轮了。”
他惊讶地了解到，这家小投入的路边小店，其实比很多大酒楼的利润高得多。
受到震撼的他，成为最早去北京开小吃店的开县人之一。
很多加入创业队伍的农民工，都和谢世洪一样，在外出打工时开阔了眼界，也初步积累了一些技能和知识。
2002年，开县人陈代利在北京第一个以“成都小吃”开店并赚了钱，这让在北京的开县人备受鼓舞。
那时候，重庆和四川在很多人的眼里都“傻傻分不清”，做生意的人也懒得厘清。于是，重庆开县人开的“成都小吃”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谢世洪也向亲戚朋友借了20万元人民币，在北京西站附近开了家近百平方米的“成都小吃”。生意非常红火，每天的流水就有6000多元人民币，可是，“非典”不期而来，一下子没有了食客，小店只得关门。
30天后，转机出现，政府鼓励大家多外出，谢世洪把重庆的大排档移植到京城，新鲜的吃法让“成都小吃”再次爆满，营业到凌晨3点，“有时实在撑不住了，还得赶人走”，每天的流水达1万多元人民币。每当他去银行，大家都知道“谢老板又存钱来了”。
这一时期开“成都小吃”的开县人80%都赚了钱，买房买车的都有。谢世洪却决定把钱用来开分店。他一边在北大进修MBA，一边管理着7家店——最大的店有700多平方米。
2007年8月，在京的800多个开县小吃店老板加入新成立的开县商会。邓文忠任会长，谢世洪等任副会长。
一次偶然的机会，谢世洪在一次接待中结识了程中云，两人在“做飞机项目”上一拍即合。他们的公司开发出世界首款超轻型、可折叠的水上动力冲浪板——TFDL-90型特飞虎鲨。与目前市面上动辄七八十公斤的“大块头”相比，这款可以拎着走的动力冲浪板是全球最轻、动力强劲、可折叠、便于携带的颠覆性产品，已获得数十项专利和CE等多项专业认证。
打工仔创办的鞋厂销到了国外
开县这个闻名全国的“打工第一县”，全县170万人口中，近70万人常年在外务工。
“十二五”期间，开县每年都有超过1万多名打工仔、打工妹返乡创业，创办的经济实体已经超过2.7万户，投资总额超过275亿元人民币。
谢世洪是其中一名，42岁的肖华同样“成了气候”。
这名曾经的“打工仔”如今拥有一家鞋业公司的一半股权，而该公司的资产超过1亿元人民币。
1991年，19岁的肖华离开家乡，去福建晋江鞋厂打工，靠勤奋好学做到了销售经理，每月能有两三万元人民币收入。
他由此挣得第一桶金。在那个年代，七八十万元人民币的积蓄已经足以为更大的梦想搭上起跑器。1998年，外出7年的他回到家乡，希望从正在推进的三峡迁建中找到机会。 他承包了开县橡塑公司的一条生产线。在企业整体改制时，他和志同道合的下海青年杨勇一起，买下整个公司，从两人名字中各取一个字，成立了勇华鞋业有限责任公司。
激越的年代，产生出激越的梦想。位居西南的开县则为他们的梦想提供了孵化的温床。“在老家，人脉、政策都有一定优势，比如有三峡后期产业扶持政策、税收优惠、贷款贴息等，其中一些政策在沿海地区是无法享受的，土地价格也更低，”肖华说，“这让我们能做一些自己的事情。”
“产品从研发、生产到销售，都是自己做。” 肖华说，每年12月6日至次年1月6日，邀请销售商来公司开会，将来年需要的品种和数量确定下来，支付定金后，公司按计划生产，“经营风险也不大。”
公司早已站稳脚跟，有了好口碑。产品定位于中低端，在这个长尾市场里，每双鞋带来的利润很低，但积少成多，仍能累加出极其可观的数额。
几年发展下来，公司日渐壮大，现有资产1.0157亿元人民币，去年生产了800多万双鞋，其中，大约8%被出售到西亚和东南亚国家。公司去年实现销售收入1.84亿元人民币，纳税200多万元人民币。
更大的意义在于，作为一家劳动密集型企业，公司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公司现有员工686人，在农闲时的用工最高峰期间，有1029名工人在这里挣钱，其中以“4050”妇女为主。
在开县，在鞋厂工作所得到的薪酬，足以让他们过上相对体面的生活，还能兼顾家庭。
水里养的除了鱼还有谋求上市的梦想
40岁的开县人曾汉宇，已跻身于重庆水产行业的最前沿方阵。
1997年，出生于厚坝镇大坝村8组的他从合川水产学校淡水鱼专业毕业后，去师兄创办的通威集团打工。懂技术、头脑活络的他进步神速，很年轻就成为片区经理。这位当时业界的风云人物，年收入不低于50万元人民币。当绝大多数人只能骑自行车时，这个农家子弟就开上了汽车。
他发现，高温天气时，鱼的损耗非常大，侵蚀了很大的利润空间。也就是说，如果能减少运输中转，仅仅节省下来的损耗，都是非常可观的收入。
“鱼场必须有规模，但也不能太集中，要靠近市场终端，假如有自己的鱼场就好了。”一个念头在曾汉宇心中腾起。
2009年，开县举办首届乡情会，出台了返乡创业的一揽子优惠政策。曾汉宇听到这个好消息返回家乡，注册成立了重庆市飞渝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他将厚坝镇闲置的3000亩山坪塘进行改造升级，让“死鱼塘”成了“聚宝盆”，还被授予“农业部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场”称号。在湖南，他也有2000亩的养鱼基地。
“仅靠能吃苦还不够，科学养殖才是王道。”曾汉宇推行轮捕轮放的养鱼模式，每次放养的鱼种、大小、品类都很有讲究，实现了基地一年四季都有成品鱼销售。
2011年，曾汉宇又进行了“水上种蔬菜”的尝试，套养了珍珠蚌，提升了效益。
2012年，一场大洪水让他的鱼跑光了。渡过难关后，他再一次加强了对基地的改造，去年，他又投入七八百万元人民币进行“小改大”“浅改深”的改造，“往后，还会提升设备的智能化程度，喝着茶就能知道鱼是否缺氧”。
“如今，我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核心技术，亩产能达到四五千斤；也搭建起了营销网络，直接在乡镇二级市场建立了自己的交易中心。”曾汉宇说，他在重庆的基地已经形成了年产量近千万斤的规模，去年的销售收入7000多万元人民币，“虽然投入大，但利润也不少。”
“重庆的水产市场有巨大的空间，”踌躇满志的曾汉宇说。
他的企业吸引了风投的关注，注资额以千万元人民币计。而今，曾汉宇正积极筹备公司上市事宜。
周圣富是重庆市开县人。开县被誉为“华夏打工第一县”，每年都有数十万人外出打工。2000年，开县提出“输出劳动力，引回生产力”，每年都有超过1万名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目前，开县返乡创业人员创办的经济实体已近3万户，投资总额超过275亿元人民币，对县域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50%。昔日的“打工第一县”正逐步变身为“返乡创业第一县”。
“泥脚老板”：创业方阵的重要拼图
大多数北京人并不知道，京城800多家“成都小吃”，90%都是重庆市开县人开的。这些开县人中，相当比例是或曾经是农民工。
今年46岁的谢世洪，曾是这个行业的风云人物。而今，这名前农民工早已鸟枪换炮，试图在高科技领域分得一杯羹。他和合作者创办的重庆开县特飞航空动力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航空特殊动力材料，得到国家发改委“高精度工业CT无损检测系统高技术产业化示范工程”项目支持，获得了轻型航空发动机、高分子复合材料加工工艺和应用等50多项发明、130余项外观设计、220多项新型实用专利。他们开发的双转子回转式容积泵，目前正在申请国际专利。
很难想象，农民工也能“玩得这么嗨”。
农民工是近二三十年一个重要的时代符号。他们背井离乡去干最苦最累的活，收入却一直维持在城镇职工一半的较低水平。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去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超过2.7亿人。在这个庞大的人群中，数以十万计的重庆农民工投身于返乡创业的洪流之中，试图创造自己的时代，他们正昂扬地向上游动。
回眸“十二五”，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时代动向。
北京“成都小吃”店主玩转新科技
1986年，初中毕业的谢世洪成为开县赵家镇长安村第一批“打工仔”之一。
他一边为师傅放牛一边学中医，然后去建筑工地拉板车，再返乡结婚——刚步入社会的谢世洪，重复着与其他打工仔大同小异的故事。
看见别人当厨师能“半年前穿补丁衣服出去、半年后打领带回来”，新婚的他也去镇上学厨师，然后辗转漂泊10多个省。
在成都锦江宾馆，经过一些类似于电影中“偷师学艺”桥段后，他成了大师的徒弟，成了厨师长，终于可以“打领带回来”了。
一天，他出差到西安，走进一家小吃店吃午饭。别人吃几元人民币的小吃，而自己吃几十元人民币的炒菜，还喝着酒，不免有点优越感。
小吃店老板却不高兴地埋怨：“你坐在这里慢悠悠地吃炒菜，起码让这张桌子少进账好几百元人民币。”
谢世洪有些生气，认为炒菜比小吃贵得多。但是老板却说：“这张桌子本来可以坐5个人，吃小吃都吃了几轮了。”
他惊讶地了解到，这家小投入的路边小店，其实比很多大酒楼的利润高得多。
受到震撼的他，成为最早去北京开小吃店的开县人之一。
很多加入创业队伍的农民工，都和谢世洪一样，在外出打工时开阔了眼界，也初步积累了一些技能和知识。
2002年，开县人陈代利在北京第一个以“成都小吃”开店并赚了钱，这让在北京的开县人备受鼓舞。
那时候，重庆和四川在很多人的眼里都“傻傻分不清”，做生意的人也懒得厘清。于是，重庆开县人开的“成都小吃”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谢世洪也向亲戚朋友借了20万元人民币，在北京西站附近开了家近百平方米的“成都小吃”。生意非常红火，每天的流水就有6000多元人民币，可是，“非典”不期而来，一下子没有了食客，小店只得关门。
30天后，转机出现，政府鼓励大家多外出，谢世洪把重庆的大排档移植到京城，新鲜的吃法让“成都小吃”再次爆满，营业到凌晨3点，“有时实在撑不住了，还得赶人走”，每天的流水达1万多元人民币。每当他去银行，大家都知道“谢老板又存钱来了”。
这一时期开“成都小吃”的开县人80%都赚了钱，买房买车的都有。谢世洪却决定把钱用来开分店。他一边在北大进修MBA，一边管理着7家店——最大的店有700多平方米。
2007年8月，在京的800多个开县小吃店老板加入新成立的开县商会。邓文忠任会长，谢世洪等任副会长。
一次偶然的机会，谢世洪在一次接待中结识了程中云，两人在“做飞机项目”上一拍即合。他们的公司开发出世界首款超轻型、可折叠的水上动力冲浪板——TFDL-90型特飞虎鲨。与目前市面上动辄七八十公斤的“大块头”相比，这款可以拎着走的动力冲浪板是全球最轻、动力强劲、可折叠、便于携带的颠覆性产品，已获得数十项专利和CE等多项专业认证。
打工仔创办的鞋厂销到了国外
开县这个闻名全国的“打工第一县”，全县170万人口中，近70万人常年在外务工。
“十二五”期间，开县每年都有超过1万多名打工仔、打工妹返乡创业，创办的经济实体已经超过2.7万户，投资总额超过275亿元人民币。
谢世洪是其中一名，42岁的肖华同样“成了气候”。
这名曾经的“打工仔”如今拥有一家鞋业公司的一半股权，而该公司的资产超过1亿元人民币。
1991年，19岁的肖华离开家乡，去福建晋江鞋厂打工，靠勤奋好学做到了销售经理，每月能有两三万元人民币收入。
他由此挣得第一桶金。在那个年代，七八十万元人民币的积蓄已经足以为更大的梦想搭上起跑器。1998年，外出7年的他回到家乡，希望从正在推进的三峡迁建中找到机会。 他承包了开县橡塑公司的一条生产线。在企业整体改制时，他和志同道合的下海青年杨勇一起，买下整个公司，从两人名字中各取一个字，成立了勇华鞋业有限责任公司。
激越的年代，产生出激越的梦想。位居西南的开县则为他们的梦想提供了孵化的温床。“在老家，人脉、政策都有一定优势，比如有三峡后期产业扶持政策、税收优惠、贷款贴息等，其中一些政策在沿海地区是无法享受的，土地价格也更低，”肖华说，“这让我们能做一些自己的事情。”
“产品从研发、生产到销售，都是自己做。” 肖华说，每年12月6日至次年1月6日，邀请销售商来公司开会，将来年需要的品种和数量确定下来，支付定金后，公司按计划生产，“经营风险也不大。”
公司早已站稳脚跟，有了好口碑。产品定位于中低端，在这个长尾市场里，每双鞋带来的利润很低，但积少成多，仍能累加出极其可观的数额。
几年发展下来，公司日渐壮大，现有资产1.0157亿元人民币，去年生产了800多万双鞋，其中，大约8%被出售到西亚和东南亚国家。公司去年实现销售收入1.84亿元人民币，纳税200多万元人民币。
更大的意义在于，作为一家劳动密集型企业，公司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公司现有员工686人，在农闲时的用工最高峰期间，有1029名工人在这里挣钱，其中以“4050”妇女为主。
在开县，在鞋厂工作所得到的薪酬，足以让他们过上相对体面的生活，还能兼顾家庭。
水里养的除了鱼还有谋求上市的梦想
40岁的开县人曾汉宇，已跻身于重庆水产行业的最前沿方阵。
1997年，出生于厚坝镇大坝村8组的他从合川水产学校淡水鱼专业毕业后，去师兄创办的通威集团打工。懂技术、头脑活络的他进步神速，很年轻就成为片区经理。这位当时业界的风云人物，年收入不低于50万元人民币。当绝大多数人只能骑自行车时，这个农家子弟就开上了汽车。
他发现，高温天气时，鱼的损耗非常大，侵蚀了很大的利润空间。也就是说，如果能减少运输中转，仅仅节省下来的损耗，都是非常可观的收入。
“鱼场必须有规模，但也不能太集中，要靠近市场终端，假如有自己的鱼场就好了。”一个念头在曾汉宇心中腾起。
2009年，开县举办首届乡情会，出台了返乡创业的一揽子优惠政策。曾汉宇听到这个好消息返回家乡，注册成立了重庆市飞渝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他将厚坝镇闲置的3000亩山坪塘进行改造升级，让“死鱼塘”成了“聚宝盆”，还被授予“农业部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场”称号。在湖南，他也有2000亩的养鱼基地。
“仅靠能吃苦还不够，科学养殖才是王道。”曾汉宇推行轮捕轮放的养鱼模式，每次放养的鱼种、大小、品类都很有讲究，实现了基地一年四季都有成品鱼销售。
2011年，曾汉宇又进行了“水上种蔬菜”的尝试，套养了珍珠蚌，提升了效益。
2012年，一场大洪水让他的鱼跑光了。渡过难关后，他再一次加强了对基地的改造，去年，他又投入七八百万元人民币进行“小改大”“浅改深”的改造，“往后，还会提升设备的智能化程度，喝着茶就能知道鱼是否缺氧”。
“如今，我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核心技术，亩产能达到四五千斤；也搭建起了营销网络，直接在乡镇二级市场建立了自己的交易中心。”曾汉宇说，他在重庆的基地已经形成了年产量近千万斤的规模，去年的销售收入7000多万元人民币，“虽然投入大，但利润也不少。”
“重庆的水产市场有巨大的空间，”踌躇满志的曾汉宇说。
他的企业吸引了风投的关注，注资额以千万元人民币计。而今，曾汉宇正积极筹备公司上市事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