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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曾经用这样一句话来勾画人类历史的简要轮廓：“文明人跨越地球表面，在他们的足迹所过之处留下了一片荒漠。” 发出类似感慨的学者比比皆是，最著名的莫过于英国著名的文明史学者阿诺德·汤因比为大地母亲发出的凄婉悲凉的哀歌和对人类这个儿子愤怒的责难，他写道：“人类是生物圈中的第一个有能力摧毁生物圈的物种。摧毁生物圈，也就消灭了他自己。”“人类征服了生命的母亲，并从太阳父亲手中夺走了太阳的可怕力量，他是大地母亲的第一个这样的孩子。”“人类，这个大地母亲的孩子，如果继续他的弑母之罪的话，他将是不可能生存下去的。他所面临的惩罚将是人类的自我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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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人类比作大地母亲的儿子未免过于温馨浪漫，其实，人类是自身与自然异化的产物。人类起初与其他任何物种一样，都是与自然和谐统一的，须臾不能脱离自然这个整体。人本来生于自然，是自然之子，人类在处于最原始的阶段也是内在于自然的。但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从自然界中日益异化出来。而随着人类技术的进步和文明的产生，人类不仅是自然的异化者，而且也是自然的征服者和奴役者。人类与自然的这种既是一体又是异化的关系产生了巨大的张力，这是当今人类生存危机的根本原因。环境史研究就是对人类生存危机和人地关系的一种反思与探究，目前已经成为一门显学。
环境史学作为一门崭新的历史学分支学科，兴起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它以生态学为理论基础，着重探讨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以及以自然为中介的社会关系。在美国环境史兴起的40余年间，名家辈出，成就斐然，从而带动了欧洲、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环境史研究。国内世界史学界也在环境史方面做了大量开拓性工作，并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就，比如侯文蕙、包茂红、梅雪芹、徐再荣、付成双、高国荣和侯深等学者的相关论著和译著。然而，由于缺少一部对美国环境史发展脉络进行梳理并对其进行深入分析和归纳总结的著作，笔者对美国环境史总有一种雾里看花，水中望月的感觉。可喜可贺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高国荣研究员的新作《美国环境史学研究》一书解决了这一困境，成为我国第一部综合性的美国环境史学史著作，并以其深入扎实的研究获得了国内学术界的好评，成功入选2013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了解美国环境史学，可以系统而准确地把握环境史研究的兴起、发展及其最新动向，从而汲取其积极内容，以丰富和完善中国史学的理论和方法。此外，对美国环境史学的研究，有助于弘扬历史学经世致用的传统，为在中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政策，建设和谐社会提供宝贵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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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环境史学研究》（以下简称“高著”）由导论、四大主体部分、结语和附录组成。全书共16章，46万字。导论交代了选题理由，介绍了美国环境史学的国内外研究动态，并从兴起背景、理论基础、研究对象和价值取向四个方面对环境史的概念进行了界定，依据这一界定将美国环境史研究以20世纪90年代为界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部分“兴起背景”结合战后生态危机和现代环保运动阐述了环境史在美国兴起的现实背景，并探讨了法国年鉴学派、美国边疆史学与环境史的学术渊源关系，揭示了环境史兴起的国内外学术背景。第二部分梳理了1970—1990年间美国环境史的学科体系建设，在分门别类介绍印第安人与环境、森林史、水利史、荒野史、人物传记等五方面主要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探讨了1990年以前美国环境史研究的特点。第三部分“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发展变化”结合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环保运动的变化，论述了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环境史研究的三大主要动向：城市环境史备受重视；文化转向趋势明显；全球环境史方兴未艾。第四部分“学术与现实意义”从三方面阐述了环境史的价值和功用：其一，它将自然引入历史；其二，环境史是跨学科研究的典范；其三，环境史对机械论自然观、极端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和传统发展观的批判具有现实意义。结语部分对环境史学在西方史学史上的位置进行了初步评估。附录则通过书评、访谈等形式，进一步印证美国环境史研究的特性。全书浑然一体，通过一系列专题，全面系统地呈现了环境史在美国的发展轨迹。
《美国环境史学研究》是我国第一部有关美国环境史学的系统性和综合性的论著。作者不求面面俱到，而采用专题研究的形式，从不同方面呈现了环境史在美国的兴起和发展。作者对美国环境史学这一复杂课题进行了高屋建瓴的整体把握，这些专题都以翔实的资料为基础，旁征博引，互为映照，呈现了美国环境史发展的整体画卷。作者从研究主题、价值取向、时空范畴归纳了上世纪90年代以前美国环境史研究的特点，指出这一时期环境史研究局限于自然资源的保护与利用，带有环境保护主义的明显烙印，而且侧重于19、20世纪的西部。这些不足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逐渐得以克服，随着环境保护主义倾向日益式微，城市及人工环境备受重视，文化转向蔚然成风，环境史与社会文化史日渐融合，全球环境史方兴未艾。作者不仅对上世纪90年代前后美国环境史学的发展进行了对比，而且通过梳理欧洲环境史来凸显美國环境史研究的特点。相对而言，欧洲环境史学者更注重跨学科研究，视野更为广阔，一贯重视对城市环境的研究，而对美国学者所热衷的荒野不感兴趣。作者指出，荒野研究是美国环境史研究区别于世界其他地区的最大亮点。这些论述前后连贯，触类旁通，相互印证，体现了作者对环境史领域的熟稔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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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而言，高著的学术贡献和研究特点可以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提出了一些独到见解和理论创新。高著关于环境史的界定极具特色。一般而言，美国学者往往是以研究对象来界定环境史，认为环境史研究历史上人与自然之间的互动关系。但这一界定“既不能把环境史同其他相关的学科——人文地理学、环境考古学、文化人类学区别开来，因为这些学科同样也以历史上人与自然的关系为研究对象；也不能涵盖环境史丰富的研究内容，而把以自然生态环境为中界的各种社会关系排除在外了。”（高著P32）作者独辟蹊径，推陈出新，从环境史的兴起背景、理论基础、研究对象及价值取向四个方面对环境史进行了新的分析与界定：环境史是在战后环保运动推动之下于美国率先出现的一个新的历史学分支学科，它以生态学为理论基础，着力探讨历史上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以自然为中介的社会关系，具有鲜明的批判现实的特点。这一界定不仅涵盖了人类共同体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而且也将以环境为中介的各种社会关系纳入进来，从而弥补了学术界界定环境史范畴的不足或缺陷。这样一种界定，无疑符合环境史研究的真意，便于外界了解环境史的确切畛域。 在重新界定环境史概念的基础之上，作者根据社会现实、生态学观念、研究对象及其价值取向四个方面的变化，提出了新的环境史学发展分期，即以20世纪90年代为界，将美国环境史学的发展划分为两个阶段。在此之前，有学者以1960年和1986年为界，将美国环境史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萌芽期（1960年以后）、确立期（1960—1986）、理论建构期（1987年至今）。从多方面来看，高著的这一分期更契合美国环境史研究的实际。就社会现实而言，在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环境危机的缓解，美国国内趋于保守，国际社会开展环境合作面临重重阻力。环境正义运动的兴起，则改变了环保运动的版图。从理论基础来看，自然的平衡理论不再流行，关于自然无序狀态的各种学说纷纷出台。从研究对象来看，20世纪90年代后，关于自然资源利用与保护的研究不再一枝独秀，城市环境、环境正义问题受到热捧。从价值取向来看，环境史的批判色彩在20世纪90年代后明显弱化。总之，环境史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前后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分野，作者抓住20世纪90年代前后这个重要时间节点，对相关变化进行了阐述，对环境史在美国的发展进行了更科学合理的分期，为构建美国环境史的整体图景奠定了基础。
第二，对美国环境史研究文化转向的评析，是高著论述最为精彩的部分。所谓环境史研究的文化转向，“主要是指环境史与社会文化史的融合”，并将自然作为一种文化建构加以探讨，将种族、性别、阶级、族裔等社会分层因素作为分析工具引入环境史研究（P250）。作者从现实与学术两方面分析了这一新趋势的兴起背景，指出环境史研究的文化转向既是“顺应社会现实的结果，也是史学发展新动向在环境史领域的反映”（P259）。环境正义运动和多元文化主义的兴起，加深了环保运动与社会运动的结合。环境正义运动关注有色人种和贫困劳工的环境权益，而多元文化主义则要求如实书写不同群体对美国历史的贡献。社会现实的新变化，为环境史学者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为社会史和新文化史的繁荣提供了动力，推动了环境史研究的文化转向。
作者对环境史研究的文化转向的利弊进行了深入分析。作者指出，这一转向有利于环境史摆脱生态学整体意识和环境保护主义的消极影响，提供了一种更加贴近平民百姓的研究视角，增强了环境史的人类中心取向，有利于环境史融入并影响美国史学的主流，从而造就了当前环境史研究的繁荣局面。但与此同时，文化转向也暴露出一些弱点，它过分强调文化的作用和社会差异，削弱了生态和经济在环境史研究中的中心地位，弱化了环境史跨学科研究的特点，加剧了环境史研究的碎化。而这些弊端正是以唐纳德·沃斯特（Donald Worster）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对文化转向持保留态度的原因。作者指出，文化转向尽管受到了一些质疑，但它还是得到了环境史学界的普遍认可。基于环境史在美国发展的这一实际，作者在对文化转向的利弊得失进行综合分析的基础上指出，文化转向总体上有利于环境史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环境史研究发展的必由之路”（P276）。这一判断与作者对环境史的开放界定在思路上是一致的：以自然为中介的各种社会关系既然是环境史研究的对象，那么环境史就必然是社会文化史。作者提到，环境史学者要有一种更包容的心态，在具体研究中应将生态分析与文化分析配合协调使用，而不要顾此失彼，将二者对立起来。作者的这一独到见解，对推动环境史与社会文化史的融合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三，关于环境史与年鉴学派的关系，作者也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见解。国内外学界在追溯环境史的源头时，往往会提及年鉴学派，甚至将年鉴学派视为环境史研究的先驱，但就二者的联系与区别，大多蜻蜓点水，语焉不详，而高著则对二者之间的异同作了鞭辟入里的分析。高著指出，年鉴学派对环境史学的启示在于，它重视自然地理等结构性因素对历史发展的作用，提出了总体史观念和跨学科研究方法，强调历史和现实之间的紧密联系。但环境史学与年鉴学派不仅在产生背景、研究重点方面存在较大差别，而且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也有着不同的认识。此外，环境史学比年鉴学派具有更加强烈的文化批判意识。高著引述法国学者的观点，从三个方面指出年鉴学派并未开创环境史：其一，法国学者常常使用“境地”这一术语，该术语虽然同“环境”有些类似，但“境地”研究不能算做“严格意义上的环境史”（P361），因为法国学者在开展“境地”研究时，往往将其与“人”割裂开来。其二，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法国学者很少从生态角度研究社会变革，而侧重这些变革的社会意义。其三，法国环境史研究的滞后现状也表明年鉴学派不能被视作环境史的先驱。高著认为不能简单地照搬和套用“对年鉴学派的评价，来评价环境史”（P356）。
第四，高著指出了国内外学者的一些错误认识。有外国学者认为，环境史是“惟一真正的‘普遍’的或总体的历史”，环境史是“历史书写的顶峰”。作者对此则提出了不同看法。他提到，环境史在西方还未完全摆脱史学中的边缘位置，在这种不利的现实面前，环境史学者不能“过分夸大环境史的价值”，不能“夜郎自大，一叶障目”（P357），而应该博采众长，虚心学习其他学科领域的优秀成果。作者认为，应该将环境史定位为“对新史学其他分支的有益补充”（P357），保持一种开放的心态，有助于环境史借鉴其他领域的优秀成果和长远发展。
高著还纠正了一些常识性错误。比如，拉夫运河事件是美国环境正义运动兴起过程中的一件标志性事件，这起污染事件发生在拉夫运河社区。在以往的研究中，很多人望文生义，都将Love Canal直接译为“爱之运河”。而作者通过查阅外文一手资料，指出Love只是姓氏，是一个公司的名称，纠正了以讹传讹、贻误读者的错误译法。
总之，《美国环境史学研究》是一部厚重扎实、通专兼顾的佳作，该著的出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表明，我国学界对美国环境史学的研究已经从零星化走向了系统化，从专题性研究走向了综合性研究。该著的出版有助于推进我国环境史学科体系建设；同时促使人们反思生态危机的思想根源，为推动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发挥积极作用。
（作者简介：孙群郎，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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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人类比作大地母亲的儿子未免过于温馨浪漫，其实，人类是自身与自然异化的产物。人类起初与其他任何物种一样，都是与自然和谐统一的，须臾不能脱离自然这个整体。人本来生于自然，是自然之子，人类在处于最原始的阶段也是内在于自然的。但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从自然界中日益异化出来。而随着人类技术的进步和文明的产生，人类不仅是自然的异化者，而且也是自然的征服者和奴役者。人类与自然的这种既是一体又是异化的关系产生了巨大的张力，这是当今人类生存危机的根本原因。环境史研究就是对人类生存危机和人地关系的一种反思与探究，目前已经成为一门显学。
环境史学作为一门崭新的历史学分支学科，兴起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它以生态学为理论基础，着重探讨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以及以自然为中介的社会关系。在美国环境史兴起的40余年间，名家辈出，成就斐然，从而带动了欧洲、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环境史研究。国内世界史学界也在环境史方面做了大量开拓性工作，并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就，比如侯文蕙、包茂红、梅雪芹、徐再荣、付成双、高国荣和侯深等学者的相关论著和译著。然而，由于缺少一部对美国环境史发展脉络进行梳理并对其进行深入分析和归纳总结的著作，笔者对美国环境史总有一种雾里看花，水中望月的感觉。可喜可贺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高国荣研究员的新作《美国环境史学研究》一书解决了这一困境，成为我国第一部综合性的美国环境史学史著作，并以其深入扎实的研究获得了国内学术界的好评，成功入选2013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了解美国环境史学，可以系统而准确地把握环境史研究的兴起、发展及其最新动向，从而汲取其积极内容，以丰富和完善中国史学的理论和方法。此外，对美国环境史学的研究，有助于弘扬历史学经世致用的传统，为在中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政策，建设和谐社会提供宝贵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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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环境史学研究》（以下简称“高著”）由导论、四大主体部分、结语和附录组成。全书共16章，46万字。导论交代了选题理由，介绍了美国环境史学的国内外研究动态，并从兴起背景、理论基础、研究对象和价值取向四个方面对环境史的概念进行了界定，依据这一界定将美国环境史研究以20世纪90年代为界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部分“兴起背景”结合战后生态危机和现代环保运动阐述了环境史在美国兴起的现实背景，并探讨了法国年鉴学派、美国边疆史学与环境史的学术渊源关系，揭示了环境史兴起的国内外学术背景。第二部分梳理了1970—1990年间美国环境史的学科体系建设，在分门别类介绍印第安人与环境、森林史、水利史、荒野史、人物传记等五方面主要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探讨了1990年以前美国环境史研究的特点。第三部分“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发展变化”结合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环保运动的变化，论述了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环境史研究的三大主要动向：城市环境史备受重视；文化转向趋势明显；全球环境史方兴未艾。第四部分“学术与现实意义”从三方面阐述了环境史的价值和功用：其一，它将自然引入历史；其二，环境史是跨学科研究的典范；其三，环境史对机械论自然观、极端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和传统发展观的批判具有现实意义。结语部分对环境史学在西方史学史上的位置进行了初步评估。附录则通过书评、访谈等形式，进一步印证美国环境史研究的特性。全书浑然一体，通过一系列专题，全面系统地呈现了环境史在美国的发展轨迹。
《美国环境史学研究》是我国第一部有关美国环境史学的系统性和综合性的论著。作者不求面面俱到，而采用专题研究的形式，从不同方面呈现了环境史在美国的兴起和发展。作者对美国环境史学这一复杂课题进行了高屋建瓴的整体把握，这些专题都以翔实的资料为基础，旁征博引，互为映照，呈现了美国环境史发展的整体画卷。作者从研究主题、价值取向、时空范畴归纳了上世纪90年代以前美国环境史研究的特点，指出这一时期环境史研究局限于自然资源的保护与利用，带有环境保护主义的明显烙印，而且侧重于19、20世纪的西部。这些不足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逐渐得以克服，随着环境保护主义倾向日益式微，城市及人工环境备受重视，文化转向蔚然成风，环境史与社会文化史日渐融合，全球环境史方兴未艾。作者不仅对上世纪90年代前后美国环境史学的发展进行了对比，而且通过梳理欧洲环境史来凸显美國环境史研究的特点。相对而言，欧洲环境史学者更注重跨学科研究，视野更为广阔，一贯重视对城市环境的研究，而对美国学者所热衷的荒野不感兴趣。作者指出，荒野研究是美国环境史研究区别于世界其他地区的最大亮点。这些论述前后连贯，触类旁通，相互印证，体现了作者对环境史领域的熟稔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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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而言，高著的学术贡献和研究特点可以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提出了一些独到见解和理论创新。高著关于环境史的界定极具特色。一般而言，美国学者往往是以研究对象来界定环境史，认为环境史研究历史上人与自然之间的互动关系。但这一界定“既不能把环境史同其他相关的学科——人文地理学、环境考古学、文化人类学区别开来，因为这些学科同样也以历史上人与自然的关系为研究对象；也不能涵盖环境史丰富的研究内容，而把以自然生态环境为中界的各种社会关系排除在外了。”（高著P32）作者独辟蹊径，推陈出新，从环境史的兴起背景、理论基础、研究对象及价值取向四个方面对环境史进行了新的分析与界定：环境史是在战后环保运动推动之下于美国率先出现的一个新的历史学分支学科，它以生态学为理论基础，着力探讨历史上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以自然为中介的社会关系，具有鲜明的批判现实的特点。这一界定不仅涵盖了人类共同体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而且也将以环境为中介的各种社会关系纳入进来，从而弥补了学术界界定环境史范畴的不足或缺陷。这样一种界定，无疑符合环境史研究的真意，便于外界了解环境史的确切畛域。 在重新界定环境史概念的基础之上，作者根据社会现实、生态学观念、研究对象及其价值取向四个方面的变化，提出了新的环境史学发展分期，即以20世纪90年代为界，将美国环境史学的发展划分为两个阶段。在此之前，有学者以1960年和1986年为界，将美国环境史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萌芽期（1960年以后）、确立期（1960—1986）、理论建构期（1987年至今）。从多方面来看，高著的这一分期更契合美国环境史研究的实际。就社会现实而言，在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环境危机的缓解，美国国内趋于保守，国际社会开展环境合作面临重重阻力。环境正义运动的兴起，则改变了环保运动的版图。从理论基础来看，自然的平衡理论不再流行，关于自然无序狀态的各种学说纷纷出台。从研究对象来看，20世纪90年代后，关于自然资源利用与保护的研究不再一枝独秀，城市环境、环境正义问题受到热捧。从价值取向来看，环境史的批判色彩在20世纪90年代后明显弱化。总之，环境史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前后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分野，作者抓住20世纪90年代前后这个重要时间节点，对相关变化进行了阐述，对环境史在美国的发展进行了更科学合理的分期，为构建美国环境史的整体图景奠定了基础。
第二，对美国环境史研究文化转向的评析，是高著论述最为精彩的部分。所谓环境史研究的文化转向，“主要是指环境史与社会文化史的融合”，并将自然作为一种文化建构加以探讨，将种族、性别、阶级、族裔等社会分层因素作为分析工具引入环境史研究（P250）。作者从现实与学术两方面分析了这一新趋势的兴起背景，指出环境史研究的文化转向既是“顺应社会现实的结果，也是史学发展新动向在环境史领域的反映”（P259）。环境正义运动和多元文化主义的兴起，加深了环保运动与社会运动的结合。环境正义运动关注有色人种和贫困劳工的环境权益，而多元文化主义则要求如实书写不同群体对美国历史的贡献。社会现实的新变化，为环境史学者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为社会史和新文化史的繁荣提供了动力，推动了环境史研究的文化转向。
作者对环境史研究的文化转向的利弊进行了深入分析。作者指出，这一转向有利于环境史摆脱生态学整体意识和环境保护主义的消极影响，提供了一种更加贴近平民百姓的研究视角，增强了环境史的人类中心取向，有利于环境史融入并影响美国史学的主流，从而造就了当前环境史研究的繁荣局面。但与此同时，文化转向也暴露出一些弱点，它过分强调文化的作用和社会差异，削弱了生态和经济在环境史研究中的中心地位，弱化了环境史跨学科研究的特点，加剧了环境史研究的碎化。而这些弊端正是以唐纳德·沃斯特（Donald Worster）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对文化转向持保留态度的原因。作者指出，文化转向尽管受到了一些质疑，但它还是得到了环境史学界的普遍认可。基于环境史在美国发展的这一实际，作者在对文化转向的利弊得失进行综合分析的基础上指出，文化转向总体上有利于环境史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环境史研究发展的必由之路”（P276）。这一判断与作者对环境史的开放界定在思路上是一致的：以自然为中介的各种社会关系既然是环境史研究的对象，那么环境史就必然是社会文化史。作者提到，环境史学者要有一种更包容的心态，在具体研究中应将生态分析与文化分析配合协调使用，而不要顾此失彼，将二者对立起来。作者的这一独到见解，对推动环境史与社会文化史的融合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三，关于环境史与年鉴学派的关系，作者也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见解。国内外学界在追溯环境史的源头时，往往会提及年鉴学派，甚至将年鉴学派视为环境史研究的先驱，但就二者的联系与区别，大多蜻蜓点水，语焉不详，而高著则对二者之间的异同作了鞭辟入里的分析。高著指出，年鉴学派对环境史学的启示在于，它重视自然地理等结构性因素对历史发展的作用，提出了总体史观念和跨学科研究方法，强调历史和现实之间的紧密联系。但环境史学与年鉴学派不仅在产生背景、研究重点方面存在较大差别，而且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也有着不同的认识。此外，环境史学比年鉴学派具有更加强烈的文化批判意识。高著引述法国学者的观点，从三个方面指出年鉴学派并未开创环境史：其一，法国学者常常使用“境地”这一术语，该术语虽然同“环境”有些类似，但“境地”研究不能算做“严格意义上的环境史”（P361），因为法国学者在开展“境地”研究时，往往将其与“人”割裂开来。其二，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法国学者很少从生态角度研究社会变革，而侧重这些变革的社会意义。其三，法国环境史研究的滞后现状也表明年鉴学派不能被视作环境史的先驱。高著认为不能简单地照搬和套用“对年鉴学派的评价，来评价环境史”（P356）。
第四，高著指出了国内外学者的一些错误认识。有外国学者认为，环境史是“惟一真正的‘普遍’的或总体的历史”，环境史是“历史书写的顶峰”。作者对此则提出了不同看法。他提到，环境史在西方还未完全摆脱史学中的边缘位置，在这种不利的现实面前，环境史学者不能“过分夸大环境史的价值”，不能“夜郎自大，一叶障目”（P357），而应该博采众长，虚心学习其他学科领域的优秀成果。作者认为，应该将环境史定位为“对新史学其他分支的有益补充”（P357），保持一种开放的心态，有助于环境史借鉴其他领域的优秀成果和长远发展。
高著还纠正了一些常识性错误。比如，拉夫运河事件是美国环境正义运动兴起过程中的一件标志性事件，这起污染事件发生在拉夫运河社区。在以往的研究中，很多人望文生义，都将Love Canal直接译为“爱之运河”。而作者通过查阅外文一手资料，指出Love只是姓氏，是一个公司的名称，纠正了以讹传讹、贻误读者的错误译法。
总之，《美国环境史学研究》是一部厚重扎实、通专兼顾的佳作，该著的出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表明，我国学界对美国环境史学的研究已经从零星化走向了系统化，从专题性研究走向了综合性研究。该著的出版有助于推进我国环境史学科体系建设；同时促使人们反思生态危机的思想根源，为推动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发挥积极作用。
（作者简介：孙群郎，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