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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自己所在的地方视为世界的中心,是世上所有民族最初的共同心理特征。
一位朋友去欧洲旅行,偶然见到一张世界地图,中部上边是欧洲,下边是非洲,左侧是美洲,右侧是亚洲。怎么看都觉得别扭,才知道世界上多数国家通行的世界地图原来长这模样。
我最近也闹过类似的笑话。弟弟从加拿大回国,以前都是从北美西海岸的温哥华起飞,这次家搬到了东海岸的多伦多,从地图上看,似乎从欧洲那边走比较近。于是见面时我想当然地问,这次是从欧洲那边飞过来吧?弟弟说,不,是从北极上边飞过来的。我一时没转过弯来,他就在地球仪上比划给我看。这才恍然,想起地球是个球体,加拿大与中国同在北半球,从北极走当然是条距离最近的路。
这么简单的常识,为什么没想到呢?
先入为主,这是人的大脑接受信息的一个特点,先入的信息会在人脑里形成很深的“成见”,甚至成为认知的习惯。就像我,虽然知道地球是个圆的,也知道无法区分谁在中间、谁在边上,但由于从小看惯了那种世界被展开为一个平面、中国居于中心位置的中国式世界地图,就习惯地据此构建自己对世界的想象。
据说,中国人第一次见到的世界地图上,中国的位置并不像今天我们常见的那样居于中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明万历十年（1582年）来到中国,在广东肇庆落脚,应当地官员之邀,将随身带来的一张世界地图翻绘成中文版。时任肇庆知府的王泮在这幅被叫做《山海舆地全图》的地图上找了半天,才在“地图之极东一角”找到“我泱泱大国”,对此,知府大人很不满。利玛窦为使自己的传教活动得到官方支持,不得已重新安排中国的位置与世界图景,将中国绘在地图的中央。从那时起直到400多年后的今天,这款“太平洋格局”的世界地图,虽经无数次修正,越画越准,却从未走出“利玛窦框架”。
应该说,“我族中心主义”——把自己所在的地方视为世界的中心,是世上所有民族最初的共同心理特征。中国位于亚洲大陆的最东部,地理上的相对封闭,使古时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视“中国”为天下的中央。当时中国人脑子里的“天下”,是一个“天圆地方”的空间,而且这个方形的大地,就像一个大棋盘,格局就像现在的北京环路,四边由内而外不断延伸,最里边一圈是君王所在的京城,第二圈是华夏或称诸夏,再往外是夷狄。不言而喻,其文明程度也是京城最高,内地次之,越靠近边缘越荒芜,住在那里的人也越不开化。
对于这个观念,中国人很坚持很固执。在世界四大古老文明中,中华文明是唯一没有间断的文明,中国人在几千年间一直从容地积累着自己的文化,从而使这种固执得以延伸到近代,甚至直到今天还能看到这个观念留下来的许多痕迹——至今挂在我们墙上的中国式世界地图就是一例。
康熙朝重臣李光地与西洋人南怀仁讨论地理时,曾借人的心脏与肚脐的关系,来强调中国之所以成为“中国”,并不是只因为中国地处世界中心,而是因为其礼乐政教体现了天地间的正理和大道:“譬如心之在人中也,不如脐之中也,而卒必以心为人之中,岂以形哉。”
由此可见,中国人的“中华天下”观,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地理认知问题,而是一个方位、层次和文化等多种因素相互交织的观念框架。融入了绘制者的想象与观念的地图,可以看做是一种固化的观念框架模式,一旦形成就会以一种常识性的惯例支配着人们的思维,影响着人们通过地图对国家和历史、对自己国家和对其他国家的感知和认知。
正因为这样,也许我们应该也出版一些大多数国家通行的那种世界地图,在诸如学校、体育馆等公共场合,与中国式世界地图并列挂在一起。全球化时代了,我们从自我角度看世界看别人的同时,也应学会站在别人的角度来看待自己。
（摘自《齐鲁晚报》 图/徐简）
一位朋友去欧洲旅行,偶然见到一张世界地图,中部上边是欧洲,下边是非洲,左侧是美洲,右侧是亚洲。怎么看都觉得别扭,才知道世界上多数国家通行的世界地图原来长这模样。
我最近也闹过类似的笑话。弟弟从加拿大回国,以前都是从北美西海岸的温哥华起飞,这次家搬到了东海岸的多伦多,从地图上看,似乎从欧洲那边走比较近。于是见面时我想当然地问,这次是从欧洲那边飞过来吧?弟弟说,不,是从北极上边飞过来的。我一时没转过弯来,他就在地球仪上比划给我看。这才恍然,想起地球是个球体,加拿大与中国同在北半球,从北极走当然是条距离最近的路。
这么简单的常识,为什么没想到呢?
先入为主,这是人的大脑接受信息的一个特点,先入的信息会在人脑里形成很深的“成见”,甚至成为认知的习惯。就像我,虽然知道地球是个圆的,也知道无法区分谁在中间、谁在边上,但由于从小看惯了那种世界被展开为一个平面、中国居于中心位置的中国式世界地图,就习惯地据此构建自己对世界的想象。
据说,中国人第一次见到的世界地图上,中国的位置并不像今天我们常见的那样居于中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明万历十年（1582年）来到中国,在广东肇庆落脚,应当地官员之邀,将随身带来的一张世界地图翻绘成中文版。时任肇庆知府的王泮在这幅被叫做《山海舆地全图》的地图上找了半天,才在“地图之极东一角”找到“我泱泱大国”,对此,知府大人很不满。利玛窦为使自己的传教活动得到官方支持,不得已重新安排中国的位置与世界图景,将中国绘在地图的中央。从那时起直到400多年后的今天,这款“太平洋格局”的世界地图,虽经无数次修正,越画越准,却从未走出“利玛窦框架”。
应该说,“我族中心主义”——把自己所在的地方视为世界的中心,是世上所有民族最初的共同心理特征。中国位于亚洲大陆的最东部,地理上的相对封闭,使古时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视“中国”为天下的中央。当时中国人脑子里的“天下”,是一个“天圆地方”的空间,而且这个方形的大地,就像一个大棋盘,格局就像现在的北京环路,四边由内而外不断延伸,最里边一圈是君王所在的京城,第二圈是华夏或称诸夏,再往外是夷狄。不言而喻,其文明程度也是京城最高,内地次之,越靠近边缘越荒芜,住在那里的人也越不开化。
对于这个观念,中国人很坚持很固执。在世界四大古老文明中,中华文明是唯一没有间断的文明,中国人在几千年间一直从容地积累着自己的文化,从而使这种固执得以延伸到近代,甚至直到今天还能看到这个观念留下来的许多痕迹——至今挂在我们墙上的中国式世界地图就是一例。
康熙朝重臣李光地与西洋人南怀仁讨论地理时,曾借人的心脏与肚脐的关系,来强调中国之所以成为“中国”,并不是只因为中国地处世界中心,而是因为其礼乐政教体现了天地间的正理和大道:“譬如心之在人中也,不如脐之中也,而卒必以心为人之中,岂以形哉。”
由此可见,中国人的“中华天下”观,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地理认知问题,而是一个方位、层次和文化等多种因素相互交织的观念框架。融入了绘制者的想象与观念的地图,可以看做是一种固化的观念框架模式,一旦形成就会以一种常识性的惯例支配着人们的思维,影响着人们通过地图对国家和历史、对自己国家和对其他国家的感知和认知。
正因为这样,也许我们应该也出版一些大多数国家通行的那种世界地图,在诸如学校、体育馆等公共场合,与中国式世界地图并列挂在一起。全球化时代了,我们从自我角度看世界看别人的同时,也应学会站在别人的角度来看待自己。
（摘自《齐鲁晚报》 图/徐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