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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部经济比重回升的积极意义，就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正在重新回归原本应有的向沿海集聚格局。
2015年中国区域经济的一个重要事件，是东部GDP占全国比重开始上升。根据各省份政府工作报告数据，2015年，东部GDP占全国57.8%，比2014年上升0.2个百分点。这是东部GDP占全国比重，持续9年下降之后的首次回升。
当全世界经济几乎都在向沿海集聚时，中国经济却于2003年开始向中西部集聚。至2014年，东部包括京津沪的12省份GDP合计占全国比重，下降至57.6%，比2002年降低3.9个百分点，比2005年降低4.2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最为迅猛的一轮增长。2003至2010年，全国GDP年均增速高达11.1%。随着经济增速从2011年的9.5%，回落至2015年的6.9%，中西部增长大幅放慢，东部增长开始相对加快。
一些人士认为，东部发展加快主要是政策所致。然而那些开放政策不给东部又能给谁呢？至于财税优惠，广东省早先或许得益较多，而浙江省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上缴比例一直较高。其实最根本的政策，是放手让民间创业，这是普惠政策，但在东部更具优势。
东部发展加快是市场经济必然。中央1985年提出“要加速东部地区发展”，1990年调整为“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但东部经济并未受影响，继续向前飞驰，直到2003年才开始放慢。
这一次东部放慢和中西部加快，主要也是由于要素配置大幅向中西部倾斜所致。2003至2013年，中西部国有建设用地年均增长17.8%，东部年均增长7.7%。中西部政府债截止2013年6月，合计8.9万亿元，占全国51.2%，比其GDP占全国比重高8.9个百分点。中西部投资年均增速，2003至2014年为25.4%，比前期提高7.5个百分点，比全国平均高3.0个百分点。东部投资同期年均增长20%，比中西部低5.4个百分点，比全国平均低2.4个百分点。
粗放外延增长状况不断加剧。分析表明，这期间全国投资效果系数降至仅略高于10%。这一状况严重影响东部转型。东部企业2003年以来遭遇中西部低价建设用地的有力吸引，大量向中西部增加投资，缓解了其在当地转型的紧迫性，弱化了东部省份对全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引领作用。
所以，现在再来看2011年以来，中国主要经济指标近乎断崖式的猛烈回落，与此前持续10余年的区域要素配置不合理有较大关系。
这10余年事实告诉我们，粗放外延式快速增长导致的所谓区域均衡协调并不可取。当市场机制不能对土地、资金等要素配置发挥决定性作用，不能改变地方政府GDP竞赛情况下，宏观当局紧缩性的货币政策较难降温区域经济增长速度。而在实际状况中，对全国要素配置具有引导性作用的建设用地供给增长听命于地方意志，货币之锚失去作用，中西部粗放外延式增长一浪高过一浪，全国全要素生产率持续下降。
东部经济比重回升的积极意义，就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正在重新回归原本应有的向沿海集聚格局。这有利于提高全国要素配置效率，也有利于发挥东部对于全国发展转型的带动促进作用，更有利于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中央2005年以来一直坚持的，“支持东部地区率先发展，更好辐射带动其他地区”的要求。至于区域差距扩大问题，在人口等要素充分有序流动格局下，应该将有较好解决。美日自19世纪末以来，经济发展都在向沿海集聚，人口亦大致同步向沿海集聚，区域经济总体均衡协调。这种以人口集聚“熨平”经济集聚，形成区域均衡发展的经验，非常值得借鉴。
（作者为浙江省发展和改革研究所所长）
2015年中国区域经济的一个重要事件，是东部GDP占全国比重开始上升。根据各省份政府工作报告数据，2015年，东部GDP占全国57.8%，比2014年上升0.2个百分点。这是东部GDP占全国比重，持续9年下降之后的首次回升。
当全世界经济几乎都在向沿海集聚时，中国经济却于2003年开始向中西部集聚。至2014年，东部包括京津沪的12省份GDP合计占全国比重，下降至57.6%，比2002年降低3.9个百分点，比2005年降低4.2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最为迅猛的一轮增长。2003至2010年，全国GDP年均增速高达11.1%。随着经济增速从2011年的9.5%，回落至2015年的6.9%，中西部增长大幅放慢，东部增长开始相对加快。
一些人士认为，东部发展加快主要是政策所致。然而那些开放政策不给东部又能给谁呢？至于财税优惠，广东省早先或许得益较多，而浙江省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上缴比例一直较高。其实最根本的政策，是放手让民间创业，这是普惠政策，但在东部更具优势。
东部发展加快是市场经济必然。中央1985年提出“要加速东部地区发展”，1990年调整为“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但东部经济并未受影响，继续向前飞驰，直到2003年才开始放慢。
这一次东部放慢和中西部加快，主要也是由于要素配置大幅向中西部倾斜所致。2003至2013年，中西部国有建设用地年均增长17.8%，东部年均增长7.7%。中西部政府债截止2013年6月，合计8.9万亿元，占全国51.2%，比其GDP占全国比重高8.9个百分点。中西部投资年均增速，2003至2014年为25.4%，比前期提高7.5个百分点，比全国平均高3.0个百分点。东部投资同期年均增长20%，比中西部低5.4个百分点，比全国平均低2.4个百分点。
粗放外延增长状况不断加剧。分析表明，这期间全国投资效果系数降至仅略高于10%。这一状况严重影响东部转型。东部企业2003年以来遭遇中西部低价建设用地的有力吸引，大量向中西部增加投资，缓解了其在当地转型的紧迫性，弱化了东部省份对全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引领作用。
所以，现在再来看2011年以来，中国主要经济指标近乎断崖式的猛烈回落，与此前持续10余年的区域要素配置不合理有较大关系。
这10余年事实告诉我们，粗放外延式快速增长导致的所谓区域均衡协调并不可取。当市场机制不能对土地、资金等要素配置发挥决定性作用，不能改变地方政府GDP竞赛情况下，宏观当局紧缩性的货币政策较难降温区域经济增长速度。而在实际状况中，对全国要素配置具有引导性作用的建设用地供给增长听命于地方意志，货币之锚失去作用，中西部粗放外延式增长一浪高过一浪，全国全要素生产率持续下降。
东部经济比重回升的积极意义，就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正在重新回归原本应有的向沿海集聚格局。这有利于提高全国要素配置效率，也有利于发挥东部对于全国发展转型的带动促进作用，更有利于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中央2005年以来一直坚持的，“支持东部地区率先发展，更好辐射带动其他地区”的要求。至于区域差距扩大问题，在人口等要素充分有序流动格局下，应该将有较好解决。美日自19世纪末以来，经济发展都在向沿海集聚，人口亦大致同步向沿海集聚，区域经济总体均衡协调。这种以人口集聚“熨平”经济集聚，形成区域均衡发展的经验，非常值得借鉴。
（作者为浙江省发展和改革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