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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小学的时候，不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学生，甚至让别人觉得讨厌。但我的坏不是与生俱来的，至少在我上小学一年级之前，我还算得上是一个乖乖仔。
至今我还记得，一年级开学去报名的时候，那个中年的男老师让我们排着队登记，要询问姓名、性别、出生年月、家庭住址、父母姓名、做什么工作、家庭成分什么的。轮到我的时候，老师问我家是什么成分，我嗫嚅着答不上来。虽然才8岁，但在那个年月，我们这么大的孩子对这个问题心里已经很清楚了。老师一问，我心里最敏感的神经就一阵阵惊悸。我的爷爷、外公都是地主，而且我的太爷爷、太外公还是更大的地主，是中过举人的。我的爷爷是被农民兄弟斗死的。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爷爷站在高台上坐“喷气式飞机”的样子，虽然那时我年纪很小，但爷爷那痛苦的表情却已深深地刻在心上。尽管到我上学的时候，大人们已经不再玩那种无聊的游戏了，但一谈到“成分”这个字眼，我的灵魂就由里向外的疼。就想到爷爷临死时抓着父亲的手说不管到什么时候都要让我读书，长大了做读书人，父亲跪在那儿流着泪拼命点头的样子；就想到爷爷摸着我的脸说孩子爷爷对不起你呀，让你跟着受委屈呀，而说这话的时候，我看到他浑浊的眼睛流出了青滴滴的眼泪的样子，而爷爷是很少流泪的；就想到他咽气了，却仍旧睁着两只凹陷的眼睛似乎要看穿苍穹的样子。
我的爷爷是个很有才华的人，他读过很多书。我很小的时候，就跟着他学会背《三字经》《百家姓》《论语》了。爷爷很宠我，我也非常喜欢爷爷。对于我来说，“成分”连着爷爷，也就连着我的心。
老师又不耐烦地问：“你们家究竟是什么成分？”
我“哇”地一声哭了起来，转身就往家跑。那个中年男教师没几步就追上我，把我夹在腋下拖回教室。我又踢又蹦，终究是拗不过他强有力的胳膊，我索性就躺在地上打着滚哭着嚷着要回家。隔壁几个班的老师都过来看热闹，一个个不停地数落我难看的样子和我的野蛮，和我一起报名的那些孩子则站在一边笑嘻嘻地看我出洋相。从跨进学校大门的第一天起，我就十分憎恨学校，仇恨老师，讨厌同学。
开学后，我就变着法地报复学校和人们对我的轻慢和侮辱。老师刚发的书，没用三天，我就会把它撕得只剩下一半；我会趁别人不注意，在那个男教师的茶杯里放几个粉笔头；只要有同学从我旁边走过，我会假装随意地把腿往外一伸，让那个倒霉蛋摔个狗吃屎。老师多半不知道是谁放的粉笔头，但那帮同学会在下课后跳着脚地骂我“臭地主”“臭富农”“坏分子”，而这又是我最不能接受的，于是就打架，往往是我一个人被他们一伙人揍得鼻青脸肿，有时是鼻子流血或者是牙齿出血，他们中也有一两个被我打得挂花。最为可恶的是他们总是恶人先告状，说我找碴打架。那个整天端着满是茶垢茶杯的男教师就不分青红皂白给我一顿臭骂，如果我强嘴，还会有一连串的“板栗子”。如果他再到我家去告状，那我就更惨了，父亲会把我往死里打，一边打还一边骂：你让我怎么对得起你死去的爷爷。一提到爷爷，我心灵的痛远甚于肉体的痛，任凭父亲怎么打，我的灵魂就已经游离于躯体之外了。见我怎么打都没有悔过自新的样子，父亲越发地相信“三代英雄，一代狗熊”的轮回理论了。他就逢人便说：不是念书的料，丢祖宗八代的脸。而我就更加地坏，只要老师来告状，我就趁他们在屋里说话的机会，把老师自行车的前后轮胎的气全放了，或者在坐垫里塞几根母亲缝被子的针。
在我上四年级的时候，终于换了个老师，是个女的，叫穆传萍。她长得很漂亮，很和蔼，课也上得不错，尤其是对学生很好，像个母亲。但我不指望她对我能怎么样，我已经到了一见学校就头皮发麻的地步，如果不是怕父亲的桑木棍，我早就不跨进学校半步了。
那一天，我又像往常一样磨蹭到天黑才到家，老远就看见穆老师那辆漂亮的新自行车放在我家门口。得，又是告状的，天下乌鸦一般黑呀。我蹑手蹑脚地潜到窗台下面偷听。
“请你们相信我，这个孩子真的很聪明。”
“穆老师，你就别再替他说好话了，自己家的货，我们知道是个什么东西。”
“我说的是真话，他看的书比别的孩子多很多，知识面很宽，理解力很强，你们看走眼了。”
“我们看走眼？他就从来没有争过气。”
“我相信他，作为他的语文老师，我很佩服他的语言功底。”
老师佩服我？我可是第一次听说。
“可能我们的教育方法有问题，我们总是带着成见看待他，我们的一些语言和行为也伤害了这个孩子。我希望你们做家长的多配合我，按照我刚才说的去做。”
看来他们已经谈了好长时间，不过，这几句话我听了蛮舒服的。
“孩子连个像样的书包都没有，整天用个破布包包着几本书拎来拎去的，你们做家长的有很大的责任。”
我本来有一只很不错的书包，有一次，我和别人打架，人家家长找上门，父亲气得把我的书包撕得粉碎，塞到灶膛里烧了。父亲认为我有没有书包已经不重要了，就再也没帮我买过。
“我这里有个黄书包，给孩子用吧。”
第二天，母亲给我换了干净的衣服，把我的书装在那个黄书包里。凡是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对这种黄帆布书包是再熟悉不过了。这种包很简单，最显眼的就是在翻盖的正中绣着一颗红五角星。小时候，我们都称它“黄背包”“解放军包”。一路上，我停下来端详了好几次，特别是那颗红红的五角星，绣得那么精致，那么美丽，我看了又看，摸了又摸。
到了教室，穆老师站在门口笑眯眯地看着我，我很有些不好意思。她走过来，摸了摸我的头，帮我整了整衣领，把我斜背着的书包理了理，说：“长得多帅气的一个孩子呀。”这是我上学以后听到的第一句表扬的话，所以我至今都记得。而且尽管我的长相很一般，到现在我总是顽强地相信自己长得很帅气。
那节语文课，她让我站起来读新课文。我记得那天学的是孟浩然的《春晓》，可我的书这一页早被我撕了。我的同桌幸灾乐祸地报告老师说我的书被我撕了，我读不出来的。我鄙夷地看着这个经常和我打架的同桌，其实，语文书上的课文我大多数都已经会背了，不像他，一篇课文吭哧吭哧地背半天还是结结巴巴的。全班学生都在笑我，我准备像以前那样一声不响地坐下来，我不想背书给大家听。可迎着穆老师那带着笑意的眼神，我又不能坐下去，那种眼神让我觉得很异样，有一种我说不出来的强大的力量在激荡着我，那眼神就像黄书包翻盖上的红五角星，一颗连着一颗地撞击着我的灵魂。我史无前例地背诵了这首诗。教室里静得怕人，同桌的嘲笑还僵硬地挂在脸上没来得及褪去。因为这首诗我们还没有学，而那时，我们这些农村孩子是没有预习的习惯的，大家玩还玩不过来呢！
我记不清那天穆老师都说了些什么，但我有种要飞起来的感觉，而这种感觉以前从来不曾有过。在回家的路上，我一遍又一遍地告诉爷爷：穆老师说我不是狗熊，穆老师说我不是狗熊。
现在我也做老师了，我也经常像我的穆老师一样告诉我的学生：你不是狗熊！
至今我还记得，一年级开学去报名的时候，那个中年的男老师让我们排着队登记，要询问姓名、性别、出生年月、家庭住址、父母姓名、做什么工作、家庭成分什么的。轮到我的时候，老师问我家是什么成分，我嗫嚅着答不上来。虽然才8岁，但在那个年月，我们这么大的孩子对这个问题心里已经很清楚了。老师一问，我心里最敏感的神经就一阵阵惊悸。我的爷爷、外公都是地主，而且我的太爷爷、太外公还是更大的地主，是中过举人的。我的爷爷是被农民兄弟斗死的。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爷爷站在高台上坐“喷气式飞机”的样子，虽然那时我年纪很小，但爷爷那痛苦的表情却已深深地刻在心上。尽管到我上学的时候，大人们已经不再玩那种无聊的游戏了，但一谈到“成分”这个字眼，我的灵魂就由里向外的疼。就想到爷爷临死时抓着父亲的手说不管到什么时候都要让我读书，长大了做读书人，父亲跪在那儿流着泪拼命点头的样子；就想到爷爷摸着我的脸说孩子爷爷对不起你呀，让你跟着受委屈呀，而说这话的时候，我看到他浑浊的眼睛流出了青滴滴的眼泪的样子，而爷爷是很少流泪的；就想到他咽气了，却仍旧睁着两只凹陷的眼睛似乎要看穿苍穹的样子。
我的爷爷是个很有才华的人，他读过很多书。我很小的时候，就跟着他学会背《三字经》《百家姓》《论语》了。爷爷很宠我，我也非常喜欢爷爷。对于我来说，“成分”连着爷爷，也就连着我的心。
老师又不耐烦地问：“你们家究竟是什么成分？”
我“哇”地一声哭了起来，转身就往家跑。那个中年男教师没几步就追上我，把我夹在腋下拖回教室。我又踢又蹦，终究是拗不过他强有力的胳膊，我索性就躺在地上打着滚哭着嚷着要回家。隔壁几个班的老师都过来看热闹，一个个不停地数落我难看的样子和我的野蛮，和我一起报名的那些孩子则站在一边笑嘻嘻地看我出洋相。从跨进学校大门的第一天起，我就十分憎恨学校，仇恨老师，讨厌同学。
开学后，我就变着法地报复学校和人们对我的轻慢和侮辱。老师刚发的书，没用三天，我就会把它撕得只剩下一半；我会趁别人不注意，在那个男教师的茶杯里放几个粉笔头；只要有同学从我旁边走过，我会假装随意地把腿往外一伸，让那个倒霉蛋摔个狗吃屎。老师多半不知道是谁放的粉笔头，但那帮同学会在下课后跳着脚地骂我“臭地主”“臭富农”“坏分子”，而这又是我最不能接受的，于是就打架，往往是我一个人被他们一伙人揍得鼻青脸肿，有时是鼻子流血或者是牙齿出血，他们中也有一两个被我打得挂花。最为可恶的是他们总是恶人先告状，说我找碴打架。那个整天端着满是茶垢茶杯的男教师就不分青红皂白给我一顿臭骂，如果我强嘴，还会有一连串的“板栗子”。如果他再到我家去告状，那我就更惨了，父亲会把我往死里打，一边打还一边骂：你让我怎么对得起你死去的爷爷。一提到爷爷，我心灵的痛远甚于肉体的痛，任凭父亲怎么打，我的灵魂就已经游离于躯体之外了。见我怎么打都没有悔过自新的样子，父亲越发地相信“三代英雄，一代狗熊”的轮回理论了。他就逢人便说：不是念书的料，丢祖宗八代的脸。而我就更加地坏，只要老师来告状，我就趁他们在屋里说话的机会，把老师自行车的前后轮胎的气全放了，或者在坐垫里塞几根母亲缝被子的针。
在我上四年级的时候，终于换了个老师，是个女的，叫穆传萍。她长得很漂亮，很和蔼，课也上得不错，尤其是对学生很好，像个母亲。但我不指望她对我能怎么样，我已经到了一见学校就头皮发麻的地步，如果不是怕父亲的桑木棍，我早就不跨进学校半步了。
那一天，我又像往常一样磨蹭到天黑才到家，老远就看见穆老师那辆漂亮的新自行车放在我家门口。得，又是告状的，天下乌鸦一般黑呀。我蹑手蹑脚地潜到窗台下面偷听。
“请你们相信我，这个孩子真的很聪明。”
“穆老师，你就别再替他说好话了，自己家的货，我们知道是个什么东西。”
“我说的是真话，他看的书比别的孩子多很多，知识面很宽，理解力很强，你们看走眼了。”
“我们看走眼？他就从来没有争过气。”
“我相信他，作为他的语文老师，我很佩服他的语言功底。”
老师佩服我？我可是第一次听说。
“可能我们的教育方法有问题，我们总是带着成见看待他，我们的一些语言和行为也伤害了这个孩子。我希望你们做家长的多配合我，按照我刚才说的去做。”
看来他们已经谈了好长时间，不过，这几句话我听了蛮舒服的。
“孩子连个像样的书包都没有，整天用个破布包包着几本书拎来拎去的，你们做家长的有很大的责任。”
我本来有一只很不错的书包，有一次，我和别人打架，人家家长找上门，父亲气得把我的书包撕得粉碎，塞到灶膛里烧了。父亲认为我有没有书包已经不重要了，就再也没帮我买过。
“我这里有个黄书包，给孩子用吧。”
第二天，母亲给我换了干净的衣服，把我的书装在那个黄书包里。凡是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对这种黄帆布书包是再熟悉不过了。这种包很简单，最显眼的就是在翻盖的正中绣着一颗红五角星。小时候，我们都称它“黄背包”“解放军包”。一路上，我停下来端详了好几次，特别是那颗红红的五角星，绣得那么精致，那么美丽，我看了又看，摸了又摸。
到了教室，穆老师站在门口笑眯眯地看着我，我很有些不好意思。她走过来，摸了摸我的头，帮我整了整衣领，把我斜背着的书包理了理，说：“长得多帅气的一个孩子呀。”这是我上学以后听到的第一句表扬的话，所以我至今都记得。而且尽管我的长相很一般，到现在我总是顽强地相信自己长得很帅气。
那节语文课，她让我站起来读新课文。我记得那天学的是孟浩然的《春晓》，可我的书这一页早被我撕了。我的同桌幸灾乐祸地报告老师说我的书被我撕了，我读不出来的。我鄙夷地看着这个经常和我打架的同桌，其实，语文书上的课文我大多数都已经会背了，不像他，一篇课文吭哧吭哧地背半天还是结结巴巴的。全班学生都在笑我，我准备像以前那样一声不响地坐下来，我不想背书给大家听。可迎着穆老师那带着笑意的眼神，我又不能坐下去，那种眼神让我觉得很异样，有一种我说不出来的强大的力量在激荡着我，那眼神就像黄书包翻盖上的红五角星，一颗连着一颗地撞击着我的灵魂。我史无前例地背诵了这首诗。教室里静得怕人，同桌的嘲笑还僵硬地挂在脸上没来得及褪去。因为这首诗我们还没有学，而那时，我们这些农村孩子是没有预习的习惯的，大家玩还玩不过来呢！
我记不清那天穆老师都说了些什么，但我有种要飞起来的感觉，而这种感觉以前从来不曾有过。在回家的路上，我一遍又一遍地告诉爷爷：穆老师说我不是狗熊，穆老师说我不是狗熊。
现在我也做老师了，我也经常像我的穆老师一样告诉我的学生：你不是狗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