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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3月31日深夜，北京同仁医院的病房里，一个躺在床上“看上去如纸片”的女人对护士说，我要见一见我的丈夫。护士说，夜深了，有话明天再说吧。
她没有等到明天。几个小时后，她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
她是林徽因，去世时51岁。
她的离开并不是毫无征兆的。1955年初春，林徽因的女儿梁再冰刚刚生了孩子，生产之前，林徽因跟女儿说，已经在给她张罗婴儿用的衣被，生了孩子，可以到清华来坐月子度产假。然而，等到外孙满月时，林徽因已经住院了。
梁再冰抱着孩子去到医院，想让姥姥看一眼外孙。医院说，林徽因得的是肺病，孩子不能探望。当梁再冰看见母亲时，她惊呆了：“一个多月未见，我一见到妈妈立即从她的脸色上感到，她快要离开我们远行了。”（梁再冰《我的妈妈林徽因》）
梁再冰不知道的是，在10年前的重庆，日本宣布投降后不久，父亲梁思成和孩子们常常称呼为“费姨”的费慰梅，曾经请过一位有名的美国胸外科医生里奥·埃娄塞尔博士来给林徽因看病。看完病，医生说，太晚了，她的两个肺和一个肾都已经被感染，大概还能活5年。
梁思成向所有人隐瞒了这个事实。他对费慰梅和费正清夫妇说，“我觉得是我……是我的忽视，我的不够尽心尽力造成了徽因现在的状况，我永远也无法原谅我自己……”
林徽因的健康状况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恶化的？一个曾经那样健康活泼的女性，为什么会这么早就凋零？也许，我们需要回到1937年去寻找答案。
被战争裹挟
当我们回首林徽因的一生，在她短暂的51年生命坐标轴中，1937年无疑是最为重要的一年。这一年，她34岁，就在这一年的上半年，身为建筑史学家的林徽因迎来了事业巅峰。
这一年夏天，林徽因和梁思成等营造学社的学员一起，赶在日军轰隆的炮火之前，发现了中国迄今为止保存得最为完整的唐代木构建筑——佛光寺。他们先坐火车，而后汽车，再换骡子，在绵延崎岖的山路上，林徽因丝毫不见旅途的疲惫。梁思成记录：
照相的时候，蝙蝠见光惊飞，秽气难耐，而木材中又有千千万万的臭虫（大概是吃蝙蝠血的），工作至苦。我们早晚攀登工作，或爬入顶内，与蝙蝠臭虫为伍，或爬到殿中构架上，俯仰细量，探索惟恐不周到，因为那时我们深怕机缘难得，重游不是容易的，这次图录若不详尽，恐怕会辜负古人的匠心的。
与这稀世之珍的相遇，少不了的是林徽因的慧眼。是她认出了佛光寺殿内四椽栿下那几乎无法辨认的墨迹，认出了那尊和她一样美丽的女施主宁公遇；营造学社还找到了判断佛光寺实属唐代木构的力证。但林徽因不知道，这也将是自己最后一次如此酣畅淋漓的野外考察。更为残忍地说，她人生中最为精彩的一页就这样翻过去了，在这之后，迎接她的，将是不尽的战火和身心俱疲。
刚刚走出佛光寺，他们便得知七七事变的消息。在给女儿梁再冰的信上，林徽因写道：
我们希望不打仗事情就可以完；但是如果日本人要来占北平，我们都愿意打仗，那时候你就跟着大姑姑那边，我们就守在北平，等到打胜了仗再说。我觉得现在我们做中国人应该要顶勇敢，什么都不怕，什么都顶有决心才好。
北平很快面临危险，山雨欲来风满楼，千千万万个林徽因被裹挟其中，痛苦地走上了流亡之路。临走之前，她去医院做了检查，得知自己得了肺结核。她寫信给沈从文：最后我是病的，却没有声张，临走去医院检查了一遍，结果是得着医生严重的警告——但警告白警告，我的寿命是由天的了。（1937年10月）
她的寿命的确是由天的。11月，他们第一次在长沙见识了日寇的轰炸，那次轰炸造成了68人死亡，气浪席卷着玻璃碎片，林徽因回忆，房子开始裂开，玻璃镜框、房顶天花板统统砸在人们的身上，“我抱着小弟（梁从诫）被炸飞了，又摔在地上，却没有受伤”。
在湘黔交界的晃县，林徽因再一次发起了高烧。下着雨的小县城，所有的客店都住满了人。最后，梁思成被从客房传来的小提琴声音打动，觅声而去，他见到8个身着军装的年轻人——他们是笕桥中央航校的预备飞行员。林徽因的弟弟林恒也是飞行员，这让林徽因和这群年轻人之间有了一种无形的亲切和缘分，年轻人腾出了一个房间，林徽因在床上昏睡了好几天。
靠着旅行中结识的医生开的一副中药方，高烧的林徽因再次从死神那里绕了个弯儿，回到人间。不过，病魔只是暂时退却，前方的苦难才刚刚开始。
8个“弟弟”
对于林徽因来说，从长沙到昆明的路途虽然充满艰辛，却并非一无所获，她有了那8个新弟弟。到达昆明后，他们邀请林徽因和梁思成作为自己的“荣誉家长”，出席在航校的毕业典礼，梁思成还作为代表发了言。
但这对夫妇显然没有料到，作为荣誉家长，还要承担的一个责任，是接受他们最后的“包裹”。第一个包裹，来自广东人陈桂民。这是一个喜欢讲故事的小伙子，他喜欢给梁从诫讲自己在空战中耗光了子弹，于是和敌机并排飞行，互相用手枪射击的故事。然而，如今的梁从诫看到的陈桂民叔叔，只剩下一份阵亡通知书，一些日记和信件，还有一些照片。梁从诫回忆，母亲捧着这个包裹泣不成声。梁从诫记得，陈桂民牺牲后，每年卢沟桥事变纪念日的中午12点，梁思成会要求全家在饭桌旁起立，默哀3分钟。
随后一个包裹，来自另一个广东人叶鹏飞。他无比珍重自己的飞机，那些由华侨同胞一个子儿、一个子儿集资捐献的飞机。他常常说起那些后勤部门长官盗卖零件、汽油的内幕，气愤而无力。他遭遇了两次飞机故障，第三次，当长机命令他弃机跳伞时，他拒绝服从，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仍在想方设法使飞机平稳降落，最后机毁人亡。
林徽因已经经受不起这些打击了，梁思成开始偷偷藏起这些包裹。这当中，有曾经救过林徽因一命的“小提琴家”黄栋权。包裹是寄到李庄的（那时营造学社随考古所迁到了李庄），梁思成得知，黄栋权击落了一架敌机，在追击另一架敌机时被击中而牺牲。 渐渐地，8个弟弟只剩下1个，林耀。在林徽因的亲弟弟、刚刚从航校第十期毕业的林恒也牺牲了之后，林耀的来信成了病榻上的林徽因唯一的安慰。林徽因反复地读他寄来的长信，常说这个小伙子是个“有思想的人”。
那时候的梁再冰格外害怕黑夜。她只记得夜里母亲不断咳嗽、喘气，早晨起来，她跑去看母亲，院子里晒了七八块手帕，那些手帕都是林徽因夜里擦汗用的，它们全部湿透了。李庄没有药，他们唯一的医疗用具是一个体温表。然而，连这小小的体温计，也被梁从诫不慎打破了。
梁再冰的日记本里，天天写着“到码头等爹爹，未果”，“爹爹你怎么还不回来”，那时候，梁思成忙着在外为营造学社筹措资金。林徽因写给他的信里，对自己的病症轻描淡写，等到梁思成赶回后，他大吃一惊，“我没想到她病得这样重”。于是，梁思成学会了静脉注射，学会了烤面包，学会了熨烫衣服，甚至学会了做饭。
1942年深秋，李庄迎接了一位让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颇为惊喜的面孔——林耀。原来，林耀在重庆受伤，医生诊断他的手臂不能伸直，再也开不了飞机了。但他不相信，顽强坚持，用各种体育器械来“拉”直自己的左臂，最终，竟神奇地恢复了手臂的功能。在目睹了1941年5月的“大隧道惨案”后，林耀要求调回作战部队，几经申请，终获批准。在归队之前，他来到了李庄。那时候，林徽因只能躺在床上，林耀坐在旁边，两个人有时谈一夜的话，有时又一句话不说。
在这之后，林耀回到了部队。他时常给林徽因寄一些新鲜的玩意，比如去迪化（今乌鲁木齐）接收苏联援助的战斗轰炸机时，他给林徽因带来一张苏联唱片。还有一次，他驾驶飞机从昆明到成都的途中，“‘顺便’到我们村头上超低空地绕了两圈，并在我家门前的半干水田里投下了一个有着长长的杏黄色尾巴的通信袋，里面装了父母在昆明西南联大几位老友捎来的‘航空快信’和一包糖果”。（梁从诫《师道师说：梁从诫卷》）
1945年春天，林徽因告诉梁从诫，在衡阳一带的空战中，林耀失踪了。后来人们才知道，1944年6月26日，林耀的座機在长沙上空中弹起火，被迫返航时，飞机失控，他再次跳伞，但伞未张开，他牺牲于湖南宁乡县巴林乡横塘岭。
梁从诫说，“林耀的最后牺牲，在母亲心上留下的创伤是深重的。她怀着难言的悲哀，在病床上写了长诗《哭三弟恒》。这时离开三舅的牺牲已经三年，母亲所悼念的，显然并不只是弟弟一人”。这首诗，也是林徽因最为哀痛的抗战记忆。
啊，你别难过，难过了我给不出安慰。
我曾每日那样想过了几回：
你已给了你所有的，同你去的弟兄
也是一样，献出你们的生命……
因工作而“重生”
奇怪的是，尽管林徽因从1937年开始就被诊断为一个结核病人，却没有谁当她是病人。所有人都认为，她依旧是充满精力的。她还是那么爱说话，在写给费慰梅的信里，她会把自己比作纽约中央车站的站长：
思成是慢性子，一次只能做一件事，最不善于处理杂七杂八的家务。但这些杂事却像纽约中央火车站那些时刻到来的火车一样，从四面八方向他驶来。我当然还是站长，他或许是车站！我也许会被火车碾着，但他却永远不会。
她还是那么俏皮，她告诉女儿，看小说可以，但千万要保护眼睛，否则会找不到丈夫。
1947年年底，在梁思成的安排下，林徽因在白塔寺人民医院动了一个大手术，切掉了一个肾。手术后，林徽因的身体逐渐好起来了，最集中的体现，便是她恢复了“太太的客厅”。
每天中午以后，大概三四点钟左右，梁家都要准备饼干、花生米之类的茶点，客人是变动的，高兴就来，有事就走，金岳霖、张奚若、陈岱孙先生常是座上客，主持人无疑是林徽因，从政治、社会、美学、文学，无所不谈，实际上这是无组织的俱乐部、无主题的学术交流会。即使批评一件事物，似乎都带有学术性，谈吐也有个人风格……有时谈到一个人，如传闻胡适睡在床上，头顶上的天花粉刷泥块掉下来，被打破了额，于是谈到建筑装修，又谈到胡适近来说什么，又不免议论一番。（吴良镛《林徽因的最后十年回忆》）
尽管无法到学校上课，林徽因仍旧坚持在家里给清华营建系的学生们讲课，她对他们说，不需要提前预约，可以随时去她家请教论文。
后来的城市规划学者、清华教授朱自煊回忆，“每次到梁先生家去，无论是系务会，还是下午4点的午茶沙龙，林先生往往谈得最多。她思维敏捷，说话节奏又快，她的激情亢奋很有感染力”。有时候，大家在西边客厅开会，开到一半，听到卧室传来悠悠一声“思成”，梁先生便赶过去，一会儿回来转达林徽因的意见。时间一长，学生们觉得这样不好，一是担心林徽因身体，“二是林先生思想活跃主意太多，大家有点吃不消”。会议便改在系里开，为此，林徽因还觉得非常委屈，认为“大家是嫌她烦”。朱自煊说：“不是嫌弃您。”她说：“你别解释，你们就是嫌我啰嗦。”最后，还是搬来了救兵金岳霖，这才解围。
学生们不知道的是，教学工作对于林徽因来说，是生命的另一种延续，没有建筑事业的林徽因将不堪负重。在1947年动手术之前，她的诗歌调子曾低沉阴郁得叫人不忍卒读：“我病中，这样缠住忧虑和烦扰，好像西北冷风，从沙漠荒原吹起……”这种情况，在她重新开始工作之后好起来了。是工作，让医生预言活不过1950年的林徽因，绽放了新的光辉。
她参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图案设计。在林徽因的建筑理念里，有着更多的诗意和美感。当时，已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的建筑学家关肇邺负责协助林徽因设计纪念碑底座的浮雕纹饰，他记得自己照着林徽因给的样子画，有一次，线条画得太软了，林徽因看见了说：“这是乾隆taste，怎能表现我们的英雄？你恐怕还是要到盛唐中去找。” 她在清华大学营建系成立了抢救景泰蓝的工艺美术小组，带着常沙娜、钱美华、孙君莲等人，致力于景泰蓝纹样和图案的开发。常沙娜回忆，林徽因对古代景泰蓝只有荷花、牡丹和勾子莲几种图案非常不满意。她提出，要善于运用唐代的纹样，比如敦煌的飞天，或者青铜器的纹样，都要运用到景泰蓝中去。
她希望学建筑的学生能越来越多，中国的建筑人才能越来越多。1950年校庆，建筑系（原营建系）办了一次展览，林徽因希望通过这次展览，吸引更多的学生改学建筑，于是她坚持到系里看展览。因为展览在二楼，层高四五米，她爬不上去，学生们于是用藤椅把她抬了上去，这时大家才发现——她太轻了，像羽毛，那时的她瘦得只有50多斤了。
“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在学生面前的林徽因，是瘦弱但依旧充满活力的。只有子女知道真相：
白天，她会见同事、朋友和学生，谈工作、谈建筑、谈文学……有时兴高采烈，滔滔不绝，以至自己和别人都忘记了她是个重病人，可是，到了夜里，却又往往整晚不停地咳喘，在床上辗转呻吟，半夜里一次次地吃药、喝水、咯痰……夜深人静，当她这样孤身承受病痛的折磨时，再没有人能帮助她。她是那样地孤单和无望，有着难以诉说的凄苦。往往越是这样，她白天就越显得兴奋，似乎是想攫取某种精神上的补偿。（《我的妈妈林徽因》）
让林徽因忧虑的不是病痛，而是另外一些东西。她和梁思成一直坚持把建筑系叫做营建系，这取自《诗经》“經之营之”的意思。林徽因曾在《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这样写道：“一种好建筑必含有以下三要点：实用；坚固；美观。实用者：切合于当时当地人民生活习惯，适合于当地地理环境。坚固者：不违背其主要材料之合理的结构原则，在寻常环境之下，含有相当永久性的。美观者：具有合理的权衡……要呈现稳重，舒适，自然的外表，更要诚实的呈露全部及部分的功用，不事掩饰，不矫揉造作，勉强堆砌。美观，也可以说，即是综合实用，坚稳，两点之自然结果。”要做到这些，一个好的建筑系学生不应该只会画图纸造房子，应该赋予建筑学更为广义的内涵。
她一直保持着直率。1953年，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编辑出版了《中国建筑彩画图案》，请林徽因审稿并作序。她毫不客气地回信：“从花纹的比例上看，原来的纹样细密如锦，给人的感觉非常安静，不像这次所印的那样浑圆粗大……与太和门中梁上同一格式的彩画相比，变得五彩缤纷，宾主不分，八仙过海，各显其能，聒噪喧腾，一片热闹而不知所云。从艺术效果上说，确是个失败的例子。”
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林徽因再次住院。
梁再冰的遗憾，是母亲最终没能看到自己的孩子。在被医院拒绝后，她曾抱着儿子去照相馆拍了一张照，打算带给母亲看。然而，等到照片被印出来的时候，母亲已经去世了。
4个多月后，梁再冰生日。她收到了梁思成寄给自己的一封信：
宝宝，今天我又这样叫你，因为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特别是今年，我没有忘记今天。二十六年前的今天二时一分，我初次认识了你，初次听见你的声音，虽然很久了，记忆还不太模糊。由医院回家后（爹爹指他自己出院后），在旧照片里我还发现了一张你还是大约二十几天的时候，妈咪抱着你照的照片，背面还有她写的一首诗，“滴溜溜圆的脸”……
我记得去年今天，你打了一个电话回家，妈咪接的，当时她忘记了，后来她想起，心里懊悔，难过了半天。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林徽因究竟在想些什么呢？是壮志未酬的古建筑保护事业？是奋斗一生的营建系教育工作？是热爱执念的诗歌艺术？是渴望看到刚刚出世的外孙，是思念远在海外的朋友？……我们已经无从知晓了。
我们只知道，她写了许多春天的诗，最有名的一首是有关四月的：
你是一树一树的花开，
是燕在梁间呢喃，
——你是爱，是暖，
是希望，
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她的生命终止在了四月的第一天。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
她没有等到明天。几个小时后，她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
她是林徽因，去世时51岁。
她的离开并不是毫无征兆的。1955年初春，林徽因的女儿梁再冰刚刚生了孩子，生产之前，林徽因跟女儿说，已经在给她张罗婴儿用的衣被，生了孩子，可以到清华来坐月子度产假。然而，等到外孙满月时，林徽因已经住院了。
梁再冰抱着孩子去到医院，想让姥姥看一眼外孙。医院说，林徽因得的是肺病，孩子不能探望。当梁再冰看见母亲时，她惊呆了：“一个多月未见，我一见到妈妈立即从她的脸色上感到，她快要离开我们远行了。”（梁再冰《我的妈妈林徽因》）
梁再冰不知道的是，在10年前的重庆，日本宣布投降后不久，父亲梁思成和孩子们常常称呼为“费姨”的费慰梅，曾经请过一位有名的美国胸外科医生里奥·埃娄塞尔博士来给林徽因看病。看完病，医生说，太晚了，她的两个肺和一个肾都已经被感染，大概还能活5年。
梁思成向所有人隐瞒了这个事实。他对费慰梅和费正清夫妇说，“我觉得是我……是我的忽视，我的不够尽心尽力造成了徽因现在的状况，我永远也无法原谅我自己……”
林徽因的健康状况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恶化的？一个曾经那样健康活泼的女性，为什么会这么早就凋零？也许，我们需要回到1937年去寻找答案。
被战争裹挟
当我们回首林徽因的一生，在她短暂的51年生命坐标轴中，1937年无疑是最为重要的一年。这一年，她34岁，就在这一年的上半年，身为建筑史学家的林徽因迎来了事业巅峰。
这一年夏天，林徽因和梁思成等营造学社的学员一起，赶在日军轰隆的炮火之前，发现了中国迄今为止保存得最为完整的唐代木构建筑——佛光寺。他们先坐火车，而后汽车，再换骡子，在绵延崎岖的山路上，林徽因丝毫不见旅途的疲惫。梁思成记录：
照相的时候，蝙蝠见光惊飞，秽气难耐，而木材中又有千千万万的臭虫（大概是吃蝙蝠血的），工作至苦。我们早晚攀登工作，或爬入顶内，与蝙蝠臭虫为伍，或爬到殿中构架上，俯仰细量，探索惟恐不周到，因为那时我们深怕机缘难得，重游不是容易的，这次图录若不详尽，恐怕会辜负古人的匠心的。
与这稀世之珍的相遇，少不了的是林徽因的慧眼。是她认出了佛光寺殿内四椽栿下那几乎无法辨认的墨迹，认出了那尊和她一样美丽的女施主宁公遇；营造学社还找到了判断佛光寺实属唐代木构的力证。但林徽因不知道，这也将是自己最后一次如此酣畅淋漓的野外考察。更为残忍地说，她人生中最为精彩的一页就这样翻过去了，在这之后，迎接她的，将是不尽的战火和身心俱疲。
刚刚走出佛光寺，他们便得知七七事变的消息。在给女儿梁再冰的信上，林徽因写道：
我们希望不打仗事情就可以完；但是如果日本人要来占北平，我们都愿意打仗，那时候你就跟着大姑姑那边，我们就守在北平，等到打胜了仗再说。我觉得现在我们做中国人应该要顶勇敢，什么都不怕，什么都顶有决心才好。
北平很快面临危险，山雨欲来风满楼，千千万万个林徽因被裹挟其中，痛苦地走上了流亡之路。临走之前，她去医院做了检查，得知自己得了肺结核。她寫信给沈从文：最后我是病的，却没有声张，临走去医院检查了一遍，结果是得着医生严重的警告——但警告白警告，我的寿命是由天的了。（1937年10月）
她的寿命的确是由天的。11月，他们第一次在长沙见识了日寇的轰炸，那次轰炸造成了68人死亡，气浪席卷着玻璃碎片，林徽因回忆，房子开始裂开，玻璃镜框、房顶天花板统统砸在人们的身上，“我抱着小弟（梁从诫）被炸飞了，又摔在地上，却没有受伤”。
在湘黔交界的晃县，林徽因再一次发起了高烧。下着雨的小县城，所有的客店都住满了人。最后，梁思成被从客房传来的小提琴声音打动，觅声而去，他见到8个身着军装的年轻人——他们是笕桥中央航校的预备飞行员。林徽因的弟弟林恒也是飞行员，这让林徽因和这群年轻人之间有了一种无形的亲切和缘分，年轻人腾出了一个房间，林徽因在床上昏睡了好几天。
靠着旅行中结识的医生开的一副中药方，高烧的林徽因再次从死神那里绕了个弯儿，回到人间。不过，病魔只是暂时退却，前方的苦难才刚刚开始。
8个“弟弟”
对于林徽因来说，从长沙到昆明的路途虽然充满艰辛，却并非一无所获，她有了那8个新弟弟。到达昆明后，他们邀请林徽因和梁思成作为自己的“荣誉家长”，出席在航校的毕业典礼，梁思成还作为代表发了言。
但这对夫妇显然没有料到，作为荣誉家长，还要承担的一个责任，是接受他们最后的“包裹”。第一个包裹，来自广东人陈桂民。这是一个喜欢讲故事的小伙子，他喜欢给梁从诫讲自己在空战中耗光了子弹，于是和敌机并排飞行，互相用手枪射击的故事。然而，如今的梁从诫看到的陈桂民叔叔，只剩下一份阵亡通知书，一些日记和信件，还有一些照片。梁从诫回忆，母亲捧着这个包裹泣不成声。梁从诫记得，陈桂民牺牲后，每年卢沟桥事变纪念日的中午12点，梁思成会要求全家在饭桌旁起立，默哀3分钟。
随后一个包裹，来自另一个广东人叶鹏飞。他无比珍重自己的飞机，那些由华侨同胞一个子儿、一个子儿集资捐献的飞机。他常常说起那些后勤部门长官盗卖零件、汽油的内幕，气愤而无力。他遭遇了两次飞机故障，第三次，当长机命令他弃机跳伞时，他拒绝服从，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仍在想方设法使飞机平稳降落，最后机毁人亡。
林徽因已经经受不起这些打击了，梁思成开始偷偷藏起这些包裹。这当中，有曾经救过林徽因一命的“小提琴家”黄栋权。包裹是寄到李庄的（那时营造学社随考古所迁到了李庄），梁思成得知，黄栋权击落了一架敌机，在追击另一架敌机时被击中而牺牲。 渐渐地，8个弟弟只剩下1个，林耀。在林徽因的亲弟弟、刚刚从航校第十期毕业的林恒也牺牲了之后，林耀的来信成了病榻上的林徽因唯一的安慰。林徽因反复地读他寄来的长信，常说这个小伙子是个“有思想的人”。
那时候的梁再冰格外害怕黑夜。她只记得夜里母亲不断咳嗽、喘气，早晨起来，她跑去看母亲，院子里晒了七八块手帕，那些手帕都是林徽因夜里擦汗用的，它们全部湿透了。李庄没有药，他们唯一的医疗用具是一个体温表。然而，连这小小的体温计，也被梁从诫不慎打破了。
梁再冰的日记本里，天天写着“到码头等爹爹，未果”，“爹爹你怎么还不回来”，那时候，梁思成忙着在外为营造学社筹措资金。林徽因写给他的信里，对自己的病症轻描淡写，等到梁思成赶回后，他大吃一惊，“我没想到她病得这样重”。于是，梁思成学会了静脉注射，学会了烤面包，学会了熨烫衣服，甚至学会了做饭。
1942年深秋，李庄迎接了一位让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颇为惊喜的面孔——林耀。原来，林耀在重庆受伤，医生诊断他的手臂不能伸直，再也开不了飞机了。但他不相信，顽强坚持，用各种体育器械来“拉”直自己的左臂，最终，竟神奇地恢复了手臂的功能。在目睹了1941年5月的“大隧道惨案”后，林耀要求调回作战部队，几经申请，终获批准。在归队之前，他来到了李庄。那时候，林徽因只能躺在床上，林耀坐在旁边，两个人有时谈一夜的话，有时又一句话不说。
在这之后，林耀回到了部队。他时常给林徽因寄一些新鲜的玩意，比如去迪化（今乌鲁木齐）接收苏联援助的战斗轰炸机时，他给林徽因带来一张苏联唱片。还有一次，他驾驶飞机从昆明到成都的途中，“‘顺便’到我们村头上超低空地绕了两圈，并在我家门前的半干水田里投下了一个有着长长的杏黄色尾巴的通信袋，里面装了父母在昆明西南联大几位老友捎来的‘航空快信’和一包糖果”。（梁从诫《师道师说：梁从诫卷》）
1945年春天，林徽因告诉梁从诫，在衡阳一带的空战中，林耀失踪了。后来人们才知道，1944年6月26日，林耀的座機在长沙上空中弹起火，被迫返航时，飞机失控，他再次跳伞，但伞未张开，他牺牲于湖南宁乡县巴林乡横塘岭。
梁从诫说，“林耀的最后牺牲，在母亲心上留下的创伤是深重的。她怀着难言的悲哀，在病床上写了长诗《哭三弟恒》。这时离开三舅的牺牲已经三年，母亲所悼念的，显然并不只是弟弟一人”。这首诗，也是林徽因最为哀痛的抗战记忆。
啊，你别难过，难过了我给不出安慰。
我曾每日那样想过了几回：
你已给了你所有的，同你去的弟兄
也是一样，献出你们的生命……
因工作而“重生”
奇怪的是，尽管林徽因从1937年开始就被诊断为一个结核病人，却没有谁当她是病人。所有人都认为，她依旧是充满精力的。她还是那么爱说话，在写给费慰梅的信里，她会把自己比作纽约中央车站的站长：
思成是慢性子，一次只能做一件事，最不善于处理杂七杂八的家务。但这些杂事却像纽约中央火车站那些时刻到来的火车一样，从四面八方向他驶来。我当然还是站长，他或许是车站！我也许会被火车碾着，但他却永远不会。
她还是那么俏皮，她告诉女儿，看小说可以，但千万要保护眼睛，否则会找不到丈夫。
1947年年底，在梁思成的安排下，林徽因在白塔寺人民医院动了一个大手术，切掉了一个肾。手术后，林徽因的身体逐渐好起来了，最集中的体现，便是她恢复了“太太的客厅”。
每天中午以后，大概三四点钟左右，梁家都要准备饼干、花生米之类的茶点，客人是变动的，高兴就来，有事就走，金岳霖、张奚若、陈岱孙先生常是座上客，主持人无疑是林徽因，从政治、社会、美学、文学，无所不谈，实际上这是无组织的俱乐部、无主题的学术交流会。即使批评一件事物，似乎都带有学术性，谈吐也有个人风格……有时谈到一个人，如传闻胡适睡在床上，头顶上的天花粉刷泥块掉下来，被打破了额，于是谈到建筑装修，又谈到胡适近来说什么，又不免议论一番。（吴良镛《林徽因的最后十年回忆》）
尽管无法到学校上课，林徽因仍旧坚持在家里给清华营建系的学生们讲课，她对他们说，不需要提前预约，可以随时去她家请教论文。
后来的城市规划学者、清华教授朱自煊回忆，“每次到梁先生家去，无论是系务会，还是下午4点的午茶沙龙，林先生往往谈得最多。她思维敏捷，说话节奏又快，她的激情亢奋很有感染力”。有时候，大家在西边客厅开会，开到一半，听到卧室传来悠悠一声“思成”，梁先生便赶过去，一会儿回来转达林徽因的意见。时间一长，学生们觉得这样不好，一是担心林徽因身体，“二是林先生思想活跃主意太多，大家有点吃不消”。会议便改在系里开，为此，林徽因还觉得非常委屈，认为“大家是嫌她烦”。朱自煊说：“不是嫌弃您。”她说：“你别解释，你们就是嫌我啰嗦。”最后，还是搬来了救兵金岳霖，这才解围。
学生们不知道的是，教学工作对于林徽因来说，是生命的另一种延续，没有建筑事业的林徽因将不堪负重。在1947年动手术之前，她的诗歌调子曾低沉阴郁得叫人不忍卒读：“我病中，这样缠住忧虑和烦扰，好像西北冷风，从沙漠荒原吹起……”这种情况，在她重新开始工作之后好起来了。是工作，让医生预言活不过1950年的林徽因，绽放了新的光辉。
她参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图案设计。在林徽因的建筑理念里，有着更多的诗意和美感。当时，已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的建筑学家关肇邺负责协助林徽因设计纪念碑底座的浮雕纹饰，他记得自己照着林徽因给的样子画，有一次，线条画得太软了，林徽因看见了说：“这是乾隆taste，怎能表现我们的英雄？你恐怕还是要到盛唐中去找。” 她在清华大学营建系成立了抢救景泰蓝的工艺美术小组，带着常沙娜、钱美华、孙君莲等人，致力于景泰蓝纹样和图案的开发。常沙娜回忆，林徽因对古代景泰蓝只有荷花、牡丹和勾子莲几种图案非常不满意。她提出，要善于运用唐代的纹样，比如敦煌的飞天，或者青铜器的纹样，都要运用到景泰蓝中去。
她希望学建筑的学生能越来越多，中国的建筑人才能越来越多。1950年校庆，建筑系（原营建系）办了一次展览，林徽因希望通过这次展览，吸引更多的学生改学建筑，于是她坚持到系里看展览。因为展览在二楼，层高四五米，她爬不上去，学生们于是用藤椅把她抬了上去，这时大家才发现——她太轻了，像羽毛，那时的她瘦得只有50多斤了。
“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在学生面前的林徽因，是瘦弱但依旧充满活力的。只有子女知道真相：
白天，她会见同事、朋友和学生，谈工作、谈建筑、谈文学……有时兴高采烈，滔滔不绝，以至自己和别人都忘记了她是个重病人，可是，到了夜里，却又往往整晚不停地咳喘，在床上辗转呻吟，半夜里一次次地吃药、喝水、咯痰……夜深人静，当她这样孤身承受病痛的折磨时，再没有人能帮助她。她是那样地孤单和无望，有着难以诉说的凄苦。往往越是这样，她白天就越显得兴奋，似乎是想攫取某种精神上的补偿。（《我的妈妈林徽因》）
让林徽因忧虑的不是病痛，而是另外一些东西。她和梁思成一直坚持把建筑系叫做营建系，这取自《诗经》“經之营之”的意思。林徽因曾在《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这样写道：“一种好建筑必含有以下三要点：实用；坚固；美观。实用者：切合于当时当地人民生活习惯，适合于当地地理环境。坚固者：不违背其主要材料之合理的结构原则，在寻常环境之下，含有相当永久性的。美观者：具有合理的权衡……要呈现稳重，舒适，自然的外表，更要诚实的呈露全部及部分的功用，不事掩饰，不矫揉造作，勉强堆砌。美观，也可以说，即是综合实用，坚稳，两点之自然结果。”要做到这些，一个好的建筑系学生不应该只会画图纸造房子，应该赋予建筑学更为广义的内涵。
她一直保持着直率。1953年，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编辑出版了《中国建筑彩画图案》，请林徽因审稿并作序。她毫不客气地回信：“从花纹的比例上看，原来的纹样细密如锦，给人的感觉非常安静，不像这次所印的那样浑圆粗大……与太和门中梁上同一格式的彩画相比，变得五彩缤纷，宾主不分，八仙过海，各显其能，聒噪喧腾，一片热闹而不知所云。从艺术效果上说，确是个失败的例子。”
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林徽因再次住院。
梁再冰的遗憾，是母亲最终没能看到自己的孩子。在被医院拒绝后，她曾抱着儿子去照相馆拍了一张照，打算带给母亲看。然而，等到照片被印出来的时候，母亲已经去世了。
4个多月后，梁再冰生日。她收到了梁思成寄给自己的一封信：
宝宝，今天我又这样叫你，因为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特别是今年，我没有忘记今天。二十六年前的今天二时一分，我初次认识了你，初次听见你的声音，虽然很久了，记忆还不太模糊。由医院回家后（爹爹指他自己出院后），在旧照片里我还发现了一张你还是大约二十几天的时候，妈咪抱着你照的照片，背面还有她写的一首诗，“滴溜溜圆的脸”……
我记得去年今天，你打了一个电话回家，妈咪接的，当时她忘记了，后来她想起，心里懊悔，难过了半天。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林徽因究竟在想些什么呢？是壮志未酬的古建筑保护事业？是奋斗一生的营建系教育工作？是热爱执念的诗歌艺术？是渴望看到刚刚出世的外孙，是思念远在海外的朋友？……我们已经无从知晓了。
我们只知道，她写了许多春天的诗，最有名的一首是有关四月的：
你是一树一树的花开，
是燕在梁间呢喃，
——你是爱，是暖，
是希望，
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她的生命终止在了四月的第一天。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