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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０年５月１７日，刘少奇追悼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大的冤案终于得到彻底平反。刘少奇冤案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他１９４９年的“天津讲话”，是他的“剥削有功”论。那么，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１９４９年，我国的国营工业在全国工业产值中占２６．３％，国营零售商业到１９５０年也只占２３．２％。作为党的主要领导人，过去又长期在白区城市工作，刘少奇知道还必须广泛利用私营工商业来满足全国人民的需要。
当时，虽然中央的主要工作是在军事和政协方面，但此时，刘少奇已经在考虑经济建设方面的问题。１９４９年６月，刘少奇在题为《关于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的报告提纲中明确指出，在有利于新民主主义的国计民生的范围以内，允许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私人资本主义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补充。刘少奇指出：“用商业的办法即经济竞争的办法战胜资本家成为解放初期中国共产党处理资本主义经济的主要手段。”这个思想，被融进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中，作为我党工作重点从农村武装夺取政权转向城市经济建设的思想准备。
刘少奇以女婿的身份到北平西城旧刑部街３２号拜见岳父母。王光英介绍了天津工商界的基本情况。
刘少奇与王光美１９４８年８月２１日在西柏坡结婚。北平和平解放后，刘少奇住在离香山毛泽东住处双清别墅不远的来青轩。
到了香山，王光美心情很激动，因为北平有自己的家啊。当时她在中央外事组工作，她很想给家里打一个电话，但中央的住地要保密，她还是忍住没打。当时她的上级叶剑英知道后，专门派人前往王家通知。
当时，周恩来住进中南海，筹备政协会议，五大书记的分工非常明确，毛泽东与各民主党派头面人物交往，协商政协人事安排；朱德主要分管人民团体；任弼时主要养病，兼管土改工作；刘少奇则指导城市接收工作。一天晚上散步时，毛泽东过来对刘少奇说：少奇啊，全国解放也快了，城市工作怎么搞，工业怎么抓，你要多出主意多出力气哟。这样，你准备一下，到天津去看看，看看那儿工商界，要稳住工商界，要向他们传达我党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我们的经济政策是明确的，可概括为一句话，叫做“四面八方”。“四面”就是公私、劳资、城乡、内外。其中每一个面都包括了两方。这里，不包括中国和外国的关系。四个关系中，公私关系、劳资关系是最基本的。“四面八方”缺一不可，缺一方，就是路线错误。“四面八方”就要全面领导。要注意，我们现在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的联盟。我们要团结资本家。许多同志不敢讲这话。要了解，现在没有资本家是不行的。
毛泽东要刘少奇到天津去，是因为当时中共华北局书记薄一波给毛主席写信，汇报了天津解放后工人要起来夺财产，资本家情绪不稳定，天津的社会生产形势不容乐观的情况。刘少奇想到王光美的父母亲都在北平，可先到他们那儿去摸点天津方面的初步情况。
这是一个晴天，刘少奇携王光美来到了岳父母的家，他握着二老的手说：“两位老人这些年不容易啊！”二老明白刘少奇讲这话的含义。１９２４年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国民党迁都南京，王光美的父亲不愿跟国民党走，便隐于北平，教育子女。后来，子女大都参加了革命，王光美的母亲还冒着生命危险掩护过中共地下工作者。刘少奇坐下来，抽出一支前门烟，与内兄王光英交谈起来。王光英说：“我不懂政治，军事上更是外行，但知道仗还是要打下去的，所以，许多工厂还是可以用的。”王光英向刘少奇介绍了天津的主要大工厂，哪家可以生产军服，哪家可以生产军火，讲得头头是道。刘少奇听着，微微笑着说：“仗不会再打多久了，全国很快就要解放了，现在是应该考虑和平时期的建设问题了，比如说，城市应当怎么搞……”王光英告诉刘少奇，天津的资本家长期听国民党宣传，对共产党不了解，也很害怕，害怕被“共产”，要被没收财产，害怕像恶霸地主一样被揪斗，人人自危，无心开工生产，有的已经抽逃资金，往海外一走了之，再加上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残余势力的破坏，市场极为混乱，物价上涨，原料匮乏，生产停顿，工人失业……
刘少奇认真地听着，对王光英说：“你回天津后要多联系工商界人士，做点工作，宣传宣传党的政策嘛。”
半月之后，刘少奇到天津发表了著名的鼓励资本家要继续搞好生产的“天津讲话”。
天津当时是中国第二大商业城市，人口２００万，是华北、东北、西北的商业枢纽。刘少奇到天津去，目的非常明确，就是为了解决劳资矛盾，稳定社会情绪，恢复工商界的生产信心。
在天津市的干部会议上（主要是工会干部），他批评干部中存在的“左”的倾向，指出，对民族资产阶级有联合有斗争，但今天重点在于联合而不在于斗争，在政治上联合他们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作斗争，在经济上要联合他们发展生产，只斗争不联合是错误的，只联合不斗争也是错误的。
对于资本家继续存在，工人想不通，有些工人认为，既然翻身当家做主，资本家要逃就让他们逃，要关门就让他们关好了，他们不开，我们开，组织起来办合作工厂。针对这种情况，刘少奇在天津市职工代表大会和华北职工代表大会上做工人的思想工作。刘少奇说，在目前条件之下，私人资本主义的剥削有若干发展，对于国民经济是有利的，对于国家是有利的，对于工人也是有利的，失业还不如有业。中国工人阶级要革命，要解放自己，就要组织起有战斗力的队伍，就要找朋友，找同盟军。工人阶级的朋友是哪些人呢？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不是我们的斗争对象，而是争取对象。如果把资本家作为斗争对象，就与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路线不符合，就会扰乱自己的阵线。当前，我们对资产阶级的政策是又联合又斗争，在经济上联合他们恢复生产、发展生产；在经营范围、税收政策、价格政策、对外贸易上限制他们。有限制，就有斗争，这种斗争，以不破坏联合为准则。今天中国不是资本主义太发展了，而是太不发展了。
刘少奇此行，直接要与天津的资本家见面座谈，直接排解他们的疑惑。
４月２１日，他到宋斐卿任总经理的东亚毛呢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接见劳资双方代表。当时，这家公司的劳资关系非常紧张，工人认为解放了，就得分资本家的财产，就得“共产”，主张把库存的毛线分掉，因而发生了是“吃鸡”还是“吃蛋”的问题。刘少奇告诉工人代表，在劳资两利下，还要让私人资本主义存在一段时间。“如果吃了母鸡，就不会再有鸡蛋吃”。４月２３日，刘少奇视察了朱继圣任总经理的仁立毛呢厂。朱继圣是清华大学毕业生、天津有名的企业管理专家，曾用英文写过一本企业管理的专著，与美国商界的关系特别好，是华北地区中国工艺品向美国出口的最大的出口商。天津解放前夕，他没有跑往美国，坚持留在中国。刘少奇称赞他工厂文明、清洁，管理先进。朱继圣则把自己的英文专著送给随行的王光美。
刘少奇天津行的重头戏是５月２日，他邀请民族资本家李烛尘、周叔 、宋斐卿等１２８位资本家座谈。这也是“天津谈话”的主体。会上，资本家们表示，他们有三怕：一怕清算?熏二怕共产党只顾工人利益，三怕管不了工人，无法生产。刘少奇耐心听完他们的谈话后，说：“工人和资本家是两个阶级，要从根本上调和使其没有矛盾是不可能的，根本的解决，只有搞社会主义，搞社会主义就一定要革命。但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可以和平走去，不必经过流血革命。现在形势很好，大门的钥匙放在自己的口袋里，要开多少关多少，都由自己决定。中国人民不再受帝国主义压迫了。中国工业发展有了保障。目前的主要问题便是恢复与发展生产。共产党政府的政策，既要发展国营经济，也要发展私营经济，从原料到市场，国营私营共同商量，共同分配，这叫有饭大家吃，有钱大家赚，就是贯彻公私兼顾的政策。”
这时，有资本家说怕听“资本家”称号，也怕听“剥削”二字。刘少奇笑笑说：“如果你们能找出另外的词来代替也可以。在没有找出别的适当的词之前，我只好依旧叫你们‘资本家’。”刘少奇侃侃而谈，“剥削是个事实，哪怕是罪恶，也只好承认了。不过，因此认为剥削多，罪恶大，要审判，要枪毙，苦闷彷徨，那是错误的。过去，你们一方面剥削别人，一方面又受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剥削。这是剥削制度的罪恶，剥削是个社会现象。谁也不愿受剥削。剥削制度是很坏的，消灭剥削制度是大好事，但根据今天中国的现实情况，不是要不要消灭剥削，而是能不能消灭剥削。消灭以后怎么办？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步骤？我们共产党人知道，资本主义一方面建立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剥削制度，另一方面也为人类社会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巨大产业。它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既为它的剥削制度所需要，也为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所需要。资本主义产业发展了，无产阶级力量也会随之增强。马克思说过，资本主义一百年间将生产力空前提高，比有史以来几千年生产的总和还多。从发展生产力看，资本家阶级剥削是有其历史功绩的，没有一个共产党员抹煞这个事实。骂是骂，而资产阶级这个功绩还是有的。从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说，是功大罪小。今天的中国资本主义还在年轻时期，还可以发挥它的历史作用，尤其是当前我们要求工商界发挥积极性来发展生产力，建设新中国，这正是你们为国建功的机会，你们应该努力，不要错过机会。今天资本主义的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封建剥削除去之后，资本主义剥削是进步的。今天不是工厂开得太多，工人受剥削太多，而是太少，有本事多剥削，对国家和人民有利。”
针对劳资紧张，刘少奇说：“你们资本家有身份，假如工人们骂你们一句，你们就认为丢了面子，但是工人们有没有身份呢？工人们也有身份，他们的政治地位还比你们高一点。你们想一想，假如你们骂了工人，他们会不会也认为是丢了面子呢？现在，在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时期，你们资本家可以充分发挥积极作用。将来过渡到社会主义时期，怎么办呢？”
刘少奇指指对面坐着的宋斐卿，说：“你现在只办了两三个厂子，将来你办８个、１６个厂子。到社会主义的时期，国家下命令，你就把厂子交给国家，或者由国家收买你的工厂，国家一时没有钱，发行公债也行。然后，国家把这１６个工厂还是交给你办，你还是总经理，不过是国家工厂的总经理，因为你有功，国家再交８个厂子给你办，一共２４个，薪水不减你的，还要给你增加，还要相应地给你更高的地位，可是你得要办好呵！你干不干呢？”宋斐卿说：“那当然干。”
刘少奇这么—讲，在座的资本家们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天津讲话”波澜骤起，高岗掀起“倒刘”恶浪。刘少奇终于罹祸，“文革”造反派给刘少奇的“定性”是“鼓吹剥削有功”，“发展资本主义”。
刘少奇的“天津讲话”，效果是明显的。刘少奇离开天津后，很快收到东亚公司经理宋斐卿的来信，表示要增设新厂，恢复原厂，扩大生产计划。刘少奇立即复信予以鼓励，他在信中说：“得悉贵公司职工团结，劳资双方共同努力扩大生产，增设新厂之计划，甚为欣慰。望本着公私兼顾、劳资两利之方计，继续努力。前途光明，国家民族之复兴指日可待也。”
到６月份，天津新开张的厂店达１１６０户，而停业的只有２７户。工商业者打消顾虑，企业倒闭数字急剧下降，开工率迅速上升。扩大了就业，稳定了物价。刘少奇讲话后一个月，天津的财政收入比上个月增加１．５倍；两个月后，天津的进出口总值达到了解放前天津的最高水平。在党的政策感召下，工商业者逐渐靠近党，信任党。抗美援朝开始后，天津工商界４．２万人率先组织大游行，拥护共产党的决定，受到毛泽东的称赞。刘少奇的天津之行，不仅使党在刚刚解放的北方最大工业城市天津稳定了局面，而且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提高了党在各界人民心中的威望。刘少奇的“天津讲话”，主要目的是稳住民族资产阶级，使刚解放的大城市有一个安定的生产环境，保护和发展民族工商业，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活跃城乡经济，建立新民主主义经济新秩序，支援解放全中国的伟大事业。总的精神是符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的。毛泽东认为讲得很好，个别言辞不一定准确，可以推敲。毛泽东强调我党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方针政策为十六个字，即“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刘少奇对毛泽东的指示极为重视，说：“主席这样提，当然好，讲得很全面，今后照此阐述。”
刘少奇天津之行结束后，于５月中旬回到北京。他立即召集中央机关高级干部谈了自己关于稳住资本家发展生产的意见，希望大家以此为原则大胆地向资本家和工人宣传。他说：“最近我去了天津，资本家非常高兴，有些工人或许不那么高兴，但是没有关系，我是真诚地为工人打算的，他们将来会看到这一点。”
中共东北局的社会部部长邹大鹏看到了刘少奇的讲话，想到东北也有类似天津的“左”倾问题。有些共产党员进城后打算把资本家“挤垮”，而东北局书记高岗却说“垮了就垮了”。当时中央规定，各级干部有权越级向党中央反映存在的紧急问题。邹大鹏便写信给刘少奇，反映东北存在的问题。
刘少奇接信后迅速作出反应。５月３１日，他在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对民族资产阶级政策问题致东北局电》中，把他在天津发现的“左”倾错误———“实际上立即消灭资产阶级的倾向”作了介绍。同时指出，这种现象不只是华北有，东北也有，批评东北局提出“消灭资本家”是“左”倾错误，望东北局立即加以检讨并纠正。这个文件经毛泽东审阅修改并由毛泽东起草了一个给各中央局的通知：“兹将中央给东北局辰世电及其附件发给你们，并请你们转发各市委、省委、区党委，据以检查自己的工作，认真克服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如果不克服此种错误，就是犯了路线错误。”
刘少奇的“天津讲话”，得到了中央和毛泽东的肯定。然而，风起于青萍之末。由于刘少奇批评了东北局，而高岗感觉自己是陕甘宁的正宗革命派，对刘少奇公开提出批评，极为恼火。他不仅不接受批评，还把刘少奇的“天津讲话”抄成“档案”，抓住个别言辞不妥的“小辫子”，广为散发，企图拱倒刘少奇，取而代之。１９５２年，高岗调入中央工作，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可谓实权在握，炙手可热，但他不愿意位居刘少奇之下，又把刘少奇的“天津讲话”翻了出来，利用自己把持全国财经工作会议的机会，含沙射影，指桑骂槐，以批判薄一波在税收工作上的失误为名，掀起打倒刘的恶浪。高岗在会后，还南下杭州、广州游说，说刘少奇有一个“圈圈”，欲掀倒刘少奇。毛泽东得知此事后，在与各大军区负责人的讲话中表扬了刘少奇：“少奇同志是正派的，他决不是那种搞宗派的人。”高岗还企图拉拢邓小平、陈云—起来掀掉刘少奇。他找到邓小平，说刘少奇不成熟，在天津讲出“剥削有功”的话来。邓小平回答他：刘少奇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改变这种地位不适当！高岗找陈云说得更露骨：把刘搞掉，副主席你一个我—个。陈云没有搭理他。
１９５４年２月，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召开，这次会议主题是揭露高岗反党阴谋。邓小平在会上批驳了高岗对刘少奇“天津讲话”的污蔑，他说：“少奇同志的那些讲话是根据党中央的精神来讲的。那些讲话对我们当时渡江南下解放全中国的时候不犯错误是起了很大很好的作用的。虽然在讲话当中个别词句有毛病，但主要是起了好作用的。当时情况怎么样呢？那时天下还没有定，半个中国还未解放。我们刚进城，最怕的是‘左’，而当时又确实已经发生了‘左’的倾向。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采取坚决的态度来纠正和防止‘左’的倾向，是完全正确的。”
……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林彪、陈伯达等在会上攻击刘少奇、邓小平执行了“一条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会后，全国掀起所谓“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不久，“刘少奇专案组”在江青、康生等人的指挥下，采取弄虚作假、断章取义、伪造证据等种种手段，将对刘少奇的批判急骤升级，愈演愈烈，从批判刘少奇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反动路线”，到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黑司令”、“中国的赫鲁晓夫”、“中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的“天津讲话”自然成了“鼓吹剥削有功”，“发展资本主义”。“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在刘少奇被迫害至死１１年后，这一全国最大的冤案得以平反昭雪，刘少奇终于被恢复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名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