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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初，我去纽约的茱莉亚音乐学院见一位朋友，他从5岁开始弹钢琴，从中国弹到美国，如今35岁了，仍在此读博士。在音乐学院的大厅，一位从广州来纽约陪读的中国母亲拉住了这位朋友。这位母亲的孩子考上了茱莉亚音乐学院的预科，这是万难获得的机会，但她发现，孩子到美国之后，不爱练琴了，这令她焦虑万分，她让我的这位朋友给自己的儿子做一下榜样，在音乐学院的大厅里大声地训斥起自己的儿子来。
这在中国是多么熟悉的场景，几乎每天都发生在任何一个有孩子的角落。但这在纽约市中心发生时，看着怎么这么怪异！巧合的是，这位广州妈妈在纽约训斥自己的孩子时，《时代》周刊的当期封面文章是“虎妈”。一位有华人血统的母亲用非常中国的教育方式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培养成了每门课都拿A的少年音乐家，引起一片争议。美国有“虎妈”，中国有“狼爸”，“狼爸”萧百佑今年也备受关注，因为他用加强版的中国教育方式把自己的3个孩子都“打”进北大。
但是，这些孩子真的都快乐吗？他们是否遵循着自己的内心，向着自己想要的明天奔跑？
还是年初，南京鼓楼区某小学五年级学生月月（化名），在期末考试前，因为奥数，跟自己的妈妈大吵了一架，她用3分钟写下了一首《妈妈，我压力好大》的“维权诗”传到网上，被同龄孩子们疯传。她的愿望很简单，就是要妈妈别老是逼着她学习，给她“放个假”：“妈妈，我的压力好大/一分一秒一嘀嗒/外面的鸟儿早已飞回家/无论是寒冬还是酷暑/我都在家。”
为了对付自己的妈妈，两位北京小学生用文配图的方式写了一本《斗妈大全》，“这是一本书，专为6-12岁天天被家长骂的小孩编的”。“第一招：你的老妈骂你的时候，你可以：看着其他的地方，想别的事情。不管，不听。性质：硬。注：不能经常用。……”
当北京的孩子跟老妈斗得不可开交时，我在甘肃古浪的山村里，看到还在上小学的两个小姑娘怎么照顾自己的家人：13岁的姐姐去医院照顾得了尘肺病的父亲，10岁的妹妹照顾两个6岁的双胞胎弟弟。几个小孩的午饭是大半个馒头。山里的孩子们已经在作文里用“坎坷”来形容自己的人生。他们每天都身处城市孩子所羡慕的大自然之中，帮家里人干农活。大城市里的孩子却是笼中鸟，钢琴、画笔、奥数未必是他们的兴致所在。他们有着共同点：不自由。不同之处在于，城鄉间的人为藩篱，资源过于集中的流向，将国土划成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而孩子们便有了截然不同的童年。
城里的父母开始给孩子报减肥班，山里的孩子期待的是一顿有营养的午饭。肚子的营养用大米白面解决，而孩子们精神上的营养呢？他们生活的这片土地，能给他们的脑袋提供什么营养呢？
周云蓬有一首歌叫《中国孩子》，开头几句是：“不要做克拉玛依的孩子/火烧痛皮肤让亲娘心焦/不要做沙兰镇的孩子/水底下漆黑他睡不着。”悲伤的歌词可以一直被冷酷的现实续写至今。
只看《新闻联播》的五道杠少年黄艺博，面对这些歌词时，大概看不懂。克拉玛依的火和沙兰镇的水在《新闻联播》上是看不到的。我们口口声声说什么都得从娃娃抓起，娃娃们却无法在自己国家的媒体上读懂中国，又怎能指望他们健康成长，而不是成为《病梅馆记》里的那些为政治观赏之需而束缚成的病梅呢？
和黄艺博的五道杠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西安市未央区第一实验小学戴绿领巾的孩子。在这个学校里，成绩好的孩子才能戴红领巾，成绩不好的孩子戴绿领巾。有人调侃说，如果是烈士的鲜血染红了红领巾，那么，难道要逼着这些绿领巾们投入绿林好汉的怀抱吗？
喜欢为“坏孩子”说话的郑渊洁最近发表微博，称小学班干部制度是在培养“汉奸”，并列举3个特点：为强权效力、告密、奴役同胞。他说，发达国家小学没有该制度，建议取消，让孩子平等成长。
教育学者熊丙奇认为，中国的教育管理制度没有定位好学生的角色，滋长了学生的权力意识，与平等原则相违背，异化了教育的本质。这种制度导致班级官场化、官僚化，培养的是学生的等级观念。看看那些长大了的孩子，多少人一门心思想着“到体制内去”，这个国家的青春活力何在？
在福建古田县，200名小学生在上课时间“被旷课”，被集体拉到县政府，手持花束夹道欢迎坐豪车而来的省领导。这给孩子们做的是什么样的示范？坐豪车的领导的到来比上课学习都重要吗？
我们一些当权者头脑中不就是这样的观点么？所以，公车花多少钱都在所不惜，而孩子们坐的校车是什么模样，如何给校车制定制度却几乎是一片空白。
一个孩子在中国去上学，会有多凶险？这不是玩游戏，闯不了关还可以原地满血复活。有时候，孩子们只是去上个学回个家，却永远无法抵达目的地。
湖南省邵阳县塘田市镇水西村，13岁的唐巧踏上了学校包的负责送他们回家的船只。这艘载有50人的船被挖沙船的钢绳绊到后侧翻，包括唐巧在内的9名孩子落水溺亡。
甘肃正宁县，一个叫杨梦飞的孩子和其他63个孩子挤上了一辆限载9人的“校车”，“校车”与大卡车相撞，杨梦飞和另外18个孩子梦碎魂飞。杨梦飞是被抱养的孩子，他还来不及知道自己的身世，这个世界就已经和他毫无关系了。
很少有哪个国家如此漠视已经来到世上的孩子，许多外国人漂洋过海来到中国，为的是领养那些被遗弃的孩子。在安徽阜阳，楠楠是被捡回家的弃婴，他先后姓张姓宫又姓李。他天生残疾，被收养家庭当作乞讨的工具赚钱。
从1986年到现在，河南兰考县的袁厉害收养了一百多名弃婴，在她身边的还有39个，摄影师卢广以此为题，拍下了一组取名为《命若垃圾》的图片故事，令人震撼。许多中国孩子就像垃圾一样，被扔来扔去。
在广东佛山南海区，红十字会医院“活婴当死婴处置”的事件震惊全国。“职业的疏忽”本质上是对生命的缺乏尊重。而同样是在佛山南海区黄岐镇广佛五金城，两岁的小悦悦在这里先后被两辆汽车碾压，18位路人从其身边走过，视而不见。受伤严重的小悦悦终告不治。大家绕过她如同绕过一个障碍物，同时也绕过了作为人的良心的基石。
今年最受关注的两个中国孩子，一个是已经去世的小悦悦，另一个就是幸存下来的小伊伊。
几个月过去了，“7
这在中国是多么熟悉的场景，几乎每天都发生在任何一个有孩子的角落。但这在纽约市中心发生时，看着怎么这么怪异！巧合的是，这位广州妈妈在纽约训斥自己的孩子时，《时代》周刊的当期封面文章是“虎妈”。一位有华人血统的母亲用非常中国的教育方式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培养成了每门课都拿A的少年音乐家，引起一片争议。美国有“虎妈”，中国有“狼爸”，“狼爸”萧百佑今年也备受关注，因为他用加强版的中国教育方式把自己的3个孩子都“打”进北大。
但是，这些孩子真的都快乐吗？他们是否遵循着自己的内心，向着自己想要的明天奔跑？
还是年初，南京鼓楼区某小学五年级学生月月（化名），在期末考试前，因为奥数，跟自己的妈妈大吵了一架，她用3分钟写下了一首《妈妈，我压力好大》的“维权诗”传到网上，被同龄孩子们疯传。她的愿望很简单，就是要妈妈别老是逼着她学习，给她“放个假”：“妈妈，我的压力好大/一分一秒一嘀嗒/外面的鸟儿早已飞回家/无论是寒冬还是酷暑/我都在家。”
为了对付自己的妈妈，两位北京小学生用文配图的方式写了一本《斗妈大全》，“这是一本书，专为6-12岁天天被家长骂的小孩编的”。“第一招：你的老妈骂你的时候，你可以：看着其他的地方，想别的事情。不管，不听。性质：硬。注：不能经常用。……”
当北京的孩子跟老妈斗得不可开交时，我在甘肃古浪的山村里，看到还在上小学的两个小姑娘怎么照顾自己的家人：13岁的姐姐去医院照顾得了尘肺病的父亲，10岁的妹妹照顾两个6岁的双胞胎弟弟。几个小孩的午饭是大半个馒头。山里的孩子们已经在作文里用“坎坷”来形容自己的人生。他们每天都身处城市孩子所羡慕的大自然之中，帮家里人干农活。大城市里的孩子却是笼中鸟，钢琴、画笔、奥数未必是他们的兴致所在。他们有着共同点：不自由。不同之处在于，城鄉间的人为藩篱，资源过于集中的流向，将国土划成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而孩子们便有了截然不同的童年。
城里的父母开始给孩子报减肥班，山里的孩子期待的是一顿有营养的午饭。肚子的营养用大米白面解决，而孩子们精神上的营养呢？他们生活的这片土地，能给他们的脑袋提供什么营养呢？
周云蓬有一首歌叫《中国孩子》，开头几句是：“不要做克拉玛依的孩子/火烧痛皮肤让亲娘心焦/不要做沙兰镇的孩子/水底下漆黑他睡不着。”悲伤的歌词可以一直被冷酷的现实续写至今。
只看《新闻联播》的五道杠少年黄艺博，面对这些歌词时，大概看不懂。克拉玛依的火和沙兰镇的水在《新闻联播》上是看不到的。我们口口声声说什么都得从娃娃抓起，娃娃们却无法在自己国家的媒体上读懂中国，又怎能指望他们健康成长，而不是成为《病梅馆记》里的那些为政治观赏之需而束缚成的病梅呢？
和黄艺博的五道杠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西安市未央区第一实验小学戴绿领巾的孩子。在这个学校里，成绩好的孩子才能戴红领巾，成绩不好的孩子戴绿领巾。有人调侃说，如果是烈士的鲜血染红了红领巾，那么，难道要逼着这些绿领巾们投入绿林好汉的怀抱吗？
喜欢为“坏孩子”说话的郑渊洁最近发表微博，称小学班干部制度是在培养“汉奸”，并列举3个特点：为强权效力、告密、奴役同胞。他说，发达国家小学没有该制度，建议取消，让孩子平等成长。
教育学者熊丙奇认为，中国的教育管理制度没有定位好学生的角色，滋长了学生的权力意识，与平等原则相违背，异化了教育的本质。这种制度导致班级官场化、官僚化，培养的是学生的等级观念。看看那些长大了的孩子，多少人一门心思想着“到体制内去”，这个国家的青春活力何在？
在福建古田县，200名小学生在上课时间“被旷课”，被集体拉到县政府，手持花束夹道欢迎坐豪车而来的省领导。这给孩子们做的是什么样的示范？坐豪车的领导的到来比上课学习都重要吗？
我们一些当权者头脑中不就是这样的观点么？所以，公车花多少钱都在所不惜，而孩子们坐的校车是什么模样，如何给校车制定制度却几乎是一片空白。
一个孩子在中国去上学，会有多凶险？这不是玩游戏，闯不了关还可以原地满血复活。有时候，孩子们只是去上个学回个家，却永远无法抵达目的地。
湖南省邵阳县塘田市镇水西村，13岁的唐巧踏上了学校包的负责送他们回家的船只。这艘载有50人的船被挖沙船的钢绳绊到后侧翻，包括唐巧在内的9名孩子落水溺亡。
甘肃正宁县，一个叫杨梦飞的孩子和其他63个孩子挤上了一辆限载9人的“校车”，“校车”与大卡车相撞，杨梦飞和另外18个孩子梦碎魂飞。杨梦飞是被抱养的孩子，他还来不及知道自己的身世，这个世界就已经和他毫无关系了。
很少有哪个国家如此漠视已经来到世上的孩子，许多外国人漂洋过海来到中国，为的是领养那些被遗弃的孩子。在安徽阜阳，楠楠是被捡回家的弃婴，他先后姓张姓宫又姓李。他天生残疾，被收养家庭当作乞讨的工具赚钱。
从1986年到现在，河南兰考县的袁厉害收养了一百多名弃婴，在她身边的还有39个，摄影师卢广以此为题，拍下了一组取名为《命若垃圾》的图片故事，令人震撼。许多中国孩子就像垃圾一样，被扔来扔去。
在广东佛山南海区，红十字会医院“活婴当死婴处置”的事件震惊全国。“职业的疏忽”本质上是对生命的缺乏尊重。而同样是在佛山南海区黄岐镇广佛五金城，两岁的小悦悦在这里先后被两辆汽车碾压，18位路人从其身边走过，视而不见。受伤严重的小悦悦终告不治。大家绕过她如同绕过一个障碍物，同时也绕过了作为人的良心的基石。
今年最受关注的两个中国孩子，一个是已经去世的小悦悦，另一个就是幸存下来的小伊伊。
几个月过去了，“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