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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鼓楼》是刘心武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它的主旨在于揭示北京“市民”社会斑斓图画的比较单纯、平和、生活化的情节。作品以北京钟鼓楼下一座四合院的九家住户为中心，以薛家的婚宴为主线，浓缩了近四十个人物的几代人生活于一天中的十二小时。全书只写了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十二日这天从早到晚的十二小时，但却反映了这些人物的经历、命运、心理和他们之间的矛盾和友好的种种活动，这也从而构成了一幅大家所说的当代北京市民生活的图画——“清明上河图”。描绘了北京市民的“众生相”，在我们眼前真实地展示了八十年代的北京市民的生活图景。作品的内容繁杂，人物众多，既有思想的深度，又有历史的深度，是一部从生活出发的形式新颖的作品。
这部小说出场的人物有四十来个，但作者并不着力突出一个或几个“主要人物”，而是着力于一个社会普通人群像的雕塑。作者所刻意追求的是全景式的人物扫描，是一幅鸟瞰式的社会人生图画，有意识地让我们对一些平凡、琐屑甚至为人们熟视无睹的日常小事，能有所发现，有所领悟，精细地描写了北京市民社会的生态群落图。这个总的“群落”，显示了下层人民在艰难困苦中的忍耐力和意志力，显示了他们在日常生活里互相关照和扶持的团聚力，以及他们在缓慢中发展的生命力。
《钟鼓楼》通过几个家庭的历史和人物命运的描写，反映了当代北京市民丰富多彩的生活，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各种人物栩栩如生，真实逼真，反射出四合院内外几十年的生活变化。全面式地描写一大批平凡的普通人，和以前的所谓“刻划英雄群象”又有所不同。这些人物是作为一个群像来描写的，但每个人物又具有不同性格，具有某种典型意义，有血有肉。他们每个人都是一个活标本，具有作为社会生态标本的独立价值。他们的社会地位、职业、文化、年龄、禀性不同，都有自己生活的方式，有自己的昨天和今天。
这几十个人物中，有靠回忆作为精神支柱的前清遗民海老太太；有听天由命、与世无争、随遇而安的薛永全；有工农兵三位一体的荀兴旺；有“血统市井无赖”卢旺七；有缺乏想象力、谨慎小心的知识分子韩一潭；有冷静却不过分僵化和缺乏人情味的领导干部张奇林；有不仅有气度且具有人格力量的齐壮思；有拼搏精神和献身事业的澹台智珠。荀磊、薛纪薇、路喜纯是代表出身于小市民家庭或生活于小市民环境的年轻一代中各类“变异型”标本；卢宝桑、潘秀娅等则代表了各类“遗传型”标本。总之，这些人物代表了城市居民中常见的各色人等，其中数量最多的是小市民，描绘了一幅真正的“芸芸众生的社会人生图”。
与这种“社会生态群落”相适应的是小说采用了“花瓣式”的情节结构形式。它不集中对一个主要人物、主要事件作纵向的深入描写塑造，而是从一点、从一个人开始，作横向的开掘。全书没有一条明显的、单一的情节线索，而是如同生活本身那样，让许多流动的、偶然的、片断的事件，或互相交织或自行发展地呈现着。薛家的婚宴可说是一条主要情节线，但并非九户人家的活动都与之相关。例如全院中职位最高的张奇林局长，古板的温顺的老编辑韩一潭以及有“爱情观念‘解放’史”的新潮派女医生慕樱，他们与婚宴的线索便无关联。这样的看似信手拈来的写法，读者所以不觉得零散的原因，在于作者采用了“花瓣式”的结构方式，引出一个个活生生的有独特的经历、思想和模样的普通人，展示出一批社会普通人的“芸芸众生”和当代北京市民社会的生态景观。
在众多的人物和纷杂的生活场景后面，隐藏着内在的严整缜密的结构——这便是渗入作品中的历史的时间和空间。在小说中那些人物身上，作家刻画的是富有历史感的心态。在他们平凡、坎坷的经历中，可以愈来愈获得历史感，使我们看到在平静的水流底下的生活的运动和变化，在生活之流中的“市民”社会各色人等的相互关系，矛盾纠葛和复杂心态，他们的过去和现在，他们的各种需求，他们的生活习惯，兴趣爱好，可悲、可喜、可怒、可哀的各种烦恼喜悦，他们的人生追求和一生理想等。虽然一下子说不出它反映的主题，不能简单地分出正、反面人物，然而却象面对丰富多彩的生活本身那样，只觉得其深邃、厚重，令人产生许多思考和联想。
小说的卷首题辞这样写到：此作是呈献给“在流逝的时间中，已经和即将产生历史感的人们”的。作者希望能把一种崇高的历史感和一种悲壮的命运感交融到一起。作品按时间的顺序划分，时间的老人正用时、分、秒的刻刀，镂刻着人生的年轮，度量着每一个人物。作者通过数以百计的琐事、事件、大事和事物，写了半个世纪的历史；写了北京城的风貌神韵，民俗民情的变化；写了中华大地此起彼伏、愈演愈烈的风云变幻；从人们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写到文学界、京剧界及其它方面的内幕；从微不足道的日常琐事写到史无前例的历史事件。作者从人们从事社会活动的空间到人们的心灵空间，人们不仅在现实生活中互相发生关联，而且在精神空间上也在进行着交流和对话，在时间和空间的广阔视野中探索社会的走向，努力去突破十二小时的时空限制，从更开阔的历史和人生联系中来展开情节。
作者采用了与生活的自然流动结构相吻合的叙述方式，即叙述者与小说中的故事和人物保持一定的距离。作者通过对这些下层市民生活历史的反思，对他们的现在生活状况进行观照，认为在改造社会中这一阶层人们对自己的改造是相当困难的。小说尽量回避那种主观思辨性的认识和抒怀，而是在人物性格的动态中揭示出作家的思考，其历史感和哲理性也包含在众多的人物命运和情节的演进之中。
小说全篇没有统一、完整的故事情节，也很少有悬念和巧合。作品有意淡化主题，使人一下子看不清它要表达什么思想，但不等于没有思想，甚至会使作品的主题更丰富，更有多义性，从中可看出作家刻意追求主题思想的丰富性和多义性，试图突破一种较狭隘的单一的主题观念。但《钟鼓楼》并不是情节全部淡化的作品，其中一个个人物和家庭的命运，都是很有可读性的。例如书中那位“令人厌烦的热心人”詹丽颖，由于她出言无忌又不识好歹，经常使人处于尴尬甚至揭疮疤的情境中，但又由于她热心助人，对人诚恳热情所以又不得不让人接受她的“无心过失”。
小说在细节和场景的描绘上，严格遵循现实主义，特别是其中一些场合人物心态的刻画，可说是惟妙惟肖。例如新娘子潘秀娅筹办家具所坚持的“宁要小羊头，不要大牛尾”的原则，特别是借她所展示的售货员故意冷落顾客的“潜思维”意识，更是让许多连自己都不知道会这样做的售货员们心悦诚服；荀磊刻苦钻研，勇于进取，以至碰壁等一系列的内心活动；如厨工路喜纯在婚宴帮厨过程中想一展身手的内心活动；又如京剧演员澹台智珠与工人丈夫李铠，借夫妇间职业、社会地位的变异而引起的一连串思想斗争和心理活动来写出夫妇间从患难与共到互相争吵的原因所在。尤其是写李铠由自卑自傲到嫉妒多疑，虽则智珠忍让、解释也免不了要吵闹的内心世界，更是让人体味，催人思考。使人们从这些人物的人生道路上所受的成功、挫折、失败、打击等，总结出他们各方面的差异，能够更深刻地认识和了解八十年代北京市民的社会人生经历。
作品还讴歌了劳动人民淳朴善良的天性，处处充满了热爱人民、同情弱者的人道主义精神。
《钟鼓楼》也有某些不足之处。作者对这些人物在生活中的磨难、挣扎和奋斗，揭示得不够充分。还使人感到作品在内容上存在着繁多和凌乱的芜杂性。作品对它所反映的市民生活多半采取平视的视角，对他们作为创造生活的主人和历史的动力这个方面，作品的描写似乎嫌弱了一些。最明显的一点是书中关于北京的地理风俗、民情民俗、历史掌故、历史的知识等叙述上，用笔过多，显得不够凝炼和集中的毛病，例如关于四合院的介绍，不仅与人物情节无关，而且文字也缺乏文艺性，却“泼墨如水”，失去了它在小说中的意义和价值，也令人非常可惜。
《钟鼓楼》深入反映了当代北京市民底层的心理变化，规模地展示他们性格的历史形成，从而折射出生活的时代特点，所以这部小说是一部具有现实主义力量的作品，也是一部着眼于心灵建设、历史思考、表现我们民族性格和心理形成的探索之作。它是刘心武的创作上一个重要发展，它的许多尝试对于我们丰富艺术的表现手法、积累创作经验是有益的。
这部小说出场的人物有四十来个，但作者并不着力突出一个或几个“主要人物”，而是着力于一个社会普通人群像的雕塑。作者所刻意追求的是全景式的人物扫描，是一幅鸟瞰式的社会人生图画，有意识地让我们对一些平凡、琐屑甚至为人们熟视无睹的日常小事，能有所发现，有所领悟，精细地描写了北京市民社会的生态群落图。这个总的“群落”，显示了下层人民在艰难困苦中的忍耐力和意志力，显示了他们在日常生活里互相关照和扶持的团聚力，以及他们在缓慢中发展的生命力。
《钟鼓楼》通过几个家庭的历史和人物命运的描写，反映了当代北京市民丰富多彩的生活，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各种人物栩栩如生，真实逼真，反射出四合院内外几十年的生活变化。全面式地描写一大批平凡的普通人，和以前的所谓“刻划英雄群象”又有所不同。这些人物是作为一个群像来描写的，但每个人物又具有不同性格，具有某种典型意义，有血有肉。他们每个人都是一个活标本，具有作为社会生态标本的独立价值。他们的社会地位、职业、文化、年龄、禀性不同，都有自己生活的方式，有自己的昨天和今天。
这几十个人物中，有靠回忆作为精神支柱的前清遗民海老太太；有听天由命、与世无争、随遇而安的薛永全；有工农兵三位一体的荀兴旺；有“血统市井无赖”卢旺七；有缺乏想象力、谨慎小心的知识分子韩一潭；有冷静却不过分僵化和缺乏人情味的领导干部张奇林；有不仅有气度且具有人格力量的齐壮思；有拼搏精神和献身事业的澹台智珠。荀磊、薛纪薇、路喜纯是代表出身于小市民家庭或生活于小市民环境的年轻一代中各类“变异型”标本；卢宝桑、潘秀娅等则代表了各类“遗传型”标本。总之，这些人物代表了城市居民中常见的各色人等，其中数量最多的是小市民，描绘了一幅真正的“芸芸众生的社会人生图”。
与这种“社会生态群落”相适应的是小说采用了“花瓣式”的情节结构形式。它不集中对一个主要人物、主要事件作纵向的深入描写塑造，而是从一点、从一个人开始，作横向的开掘。全书没有一条明显的、单一的情节线索，而是如同生活本身那样，让许多流动的、偶然的、片断的事件，或互相交织或自行发展地呈现着。薛家的婚宴可说是一条主要情节线，但并非九户人家的活动都与之相关。例如全院中职位最高的张奇林局长，古板的温顺的老编辑韩一潭以及有“爱情观念‘解放’史”的新潮派女医生慕樱，他们与婚宴的线索便无关联。这样的看似信手拈来的写法，读者所以不觉得零散的原因，在于作者采用了“花瓣式”的结构方式，引出一个个活生生的有独特的经历、思想和模样的普通人，展示出一批社会普通人的“芸芸众生”和当代北京市民社会的生态景观。
在众多的人物和纷杂的生活场景后面，隐藏着内在的严整缜密的结构——这便是渗入作品中的历史的时间和空间。在小说中那些人物身上，作家刻画的是富有历史感的心态。在他们平凡、坎坷的经历中，可以愈来愈获得历史感，使我们看到在平静的水流底下的生活的运动和变化，在生活之流中的“市民”社会各色人等的相互关系，矛盾纠葛和复杂心态，他们的过去和现在，他们的各种需求，他们的生活习惯，兴趣爱好，可悲、可喜、可怒、可哀的各种烦恼喜悦，他们的人生追求和一生理想等。虽然一下子说不出它反映的主题，不能简单地分出正、反面人物，然而却象面对丰富多彩的生活本身那样，只觉得其深邃、厚重，令人产生许多思考和联想。
小说的卷首题辞这样写到：此作是呈献给“在流逝的时间中，已经和即将产生历史感的人们”的。作者希望能把一种崇高的历史感和一种悲壮的命运感交融到一起。作品按时间的顺序划分，时间的老人正用时、分、秒的刻刀，镂刻着人生的年轮，度量着每一个人物。作者通过数以百计的琐事、事件、大事和事物，写了半个世纪的历史；写了北京城的风貌神韵，民俗民情的变化；写了中华大地此起彼伏、愈演愈烈的风云变幻；从人们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写到文学界、京剧界及其它方面的内幕；从微不足道的日常琐事写到史无前例的历史事件。作者从人们从事社会活动的空间到人们的心灵空间，人们不仅在现实生活中互相发生关联，而且在精神空间上也在进行着交流和对话，在时间和空间的广阔视野中探索社会的走向，努力去突破十二小时的时空限制，从更开阔的历史和人生联系中来展开情节。
作者采用了与生活的自然流动结构相吻合的叙述方式，即叙述者与小说中的故事和人物保持一定的距离。作者通过对这些下层市民生活历史的反思，对他们的现在生活状况进行观照，认为在改造社会中这一阶层人们对自己的改造是相当困难的。小说尽量回避那种主观思辨性的认识和抒怀，而是在人物性格的动态中揭示出作家的思考，其历史感和哲理性也包含在众多的人物命运和情节的演进之中。
小说全篇没有统一、完整的故事情节，也很少有悬念和巧合。作品有意淡化主题，使人一下子看不清它要表达什么思想，但不等于没有思想，甚至会使作品的主题更丰富，更有多义性，从中可看出作家刻意追求主题思想的丰富性和多义性，试图突破一种较狭隘的单一的主题观念。但《钟鼓楼》并不是情节全部淡化的作品，其中一个个人物和家庭的命运，都是很有可读性的。例如书中那位“令人厌烦的热心人”詹丽颖，由于她出言无忌又不识好歹，经常使人处于尴尬甚至揭疮疤的情境中，但又由于她热心助人，对人诚恳热情所以又不得不让人接受她的“无心过失”。
小说在细节和场景的描绘上，严格遵循现实主义，特别是其中一些场合人物心态的刻画，可说是惟妙惟肖。例如新娘子潘秀娅筹办家具所坚持的“宁要小羊头，不要大牛尾”的原则，特别是借她所展示的售货员故意冷落顾客的“潜思维”意识，更是让许多连自己都不知道会这样做的售货员们心悦诚服；荀磊刻苦钻研，勇于进取，以至碰壁等一系列的内心活动；如厨工路喜纯在婚宴帮厨过程中想一展身手的内心活动；又如京剧演员澹台智珠与工人丈夫李铠，借夫妇间职业、社会地位的变异而引起的一连串思想斗争和心理活动来写出夫妇间从患难与共到互相争吵的原因所在。尤其是写李铠由自卑自傲到嫉妒多疑，虽则智珠忍让、解释也免不了要吵闹的内心世界，更是让人体味，催人思考。使人们从这些人物的人生道路上所受的成功、挫折、失败、打击等，总结出他们各方面的差异，能够更深刻地认识和了解八十年代北京市民的社会人生经历。
作品还讴歌了劳动人民淳朴善良的天性，处处充满了热爱人民、同情弱者的人道主义精神。
《钟鼓楼》也有某些不足之处。作者对这些人物在生活中的磨难、挣扎和奋斗，揭示得不够充分。还使人感到作品在内容上存在着繁多和凌乱的芜杂性。作品对它所反映的市民生活多半采取平视的视角，对他们作为创造生活的主人和历史的动力这个方面，作品的描写似乎嫌弱了一些。最明显的一点是书中关于北京的地理风俗、民情民俗、历史掌故、历史的知识等叙述上，用笔过多，显得不够凝炼和集中的毛病，例如关于四合院的介绍，不仅与人物情节无关，而且文字也缺乏文艺性，却“泼墨如水”，失去了它在小说中的意义和价值，也令人非常可惜。
《钟鼓楼》深入反映了当代北京市民底层的心理变化，规模地展示他们性格的历史形成，从而折射出生活的时代特点，所以这部小说是一部具有现实主义力量的作品，也是一部着眼于心灵建设、历史思考、表现我们民族性格和心理形成的探索之作。它是刘心武的创作上一个重要发展，它的许多尝试对于我们丰富艺术的表现手法、积累创作经验是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