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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任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副总干事的何方，回忆1938年他在延安的学习、工作经历，令人回味。
我在延安的生活有一大半是在抗大度过的。延安的普遍整风开始后，很快转为肃反和抢救运动。这就使延安各机关学校的生活分成完全不同的两个阶段。我在这里谈的是前一段。
那时的延安，到处洋溢着一种自由、活泼、生动、欢乐的气氛。自由的空气，和平民主的精神，也许是我们这些青年学子到延安后最重要的感受。
延安生活的一个显著特点，也许就是《延安颂》上说的“到处传遍了抗敌的歌声”。只要一集合，就要唱歌。
唱歌，最热闹的还是集合开会的时候。无论会议规模大小，歌声总是此伏彼起，啦啦队也是喊个不停。而且还经常“啦”到了中央领导人和有说唱特长的人。荣高棠就是因为演出“卖梨膏糖”的节目，连名字也改了(后来把高糖改为高棠)。有领导人参加的会也就“啦”领导，包括朱德、毛泽东、张闻天。记得有一次朱德就在不断的喊声下，被迫站起来唱了一首北伐时的歌：“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努力国民革命，齐欢唱!”
那时延安的会也特多。除了延安的中央首长常给大家作报告外，从前线、大后方和国外回来的或来访问的人，也经常被请来作报告。记得1940年朱总司令在学习节的大会上动员大家学习时就讲过，不久前在西安的一次国防会议上，他就把胡宗南等国军将领讲得没话说了，原因就是他学过辩证法，那些家伙却不懂。他那时讲话还有点旧社会的语言影响。提到云南起义后他任旅长时在四川打的一次胜仗，他说，“那次战役是谁指挥的?就是兄弟我!”
有一次印象特别深的是王明的报告。大约是1939年春天，他才开完国民参政会从重庆回来，给大家讲参政会的斗争。那时等级制度并不森严，听报告的人可以在报告中间或报告后向报告人随便提问题，站起来问也行，但递条子的多。王明正讲着，就有人递条子问：我们共产党有七名参政员(按：指毛泽东、陈绍禹、董必武、林伯渠、秦邦宪、邓颖超、吴玉章)，其他人都去，为什么毛主席一次都没去过?王明回答也很俏皮。他说，你们会不会下象棋?难道不知道双方的将帅是不能见面的，一见面不就将起军来了?实际上六中全会已经确立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王明自己发言也说要众星捧月。但是这一情况没向下传送，各种会上对毛泽东的介绍仍然是“我们党的领袖之一”。所以对王明的答复我们并没听懂，以为只是指军事统帅：一个是国民党军委委员长，一个是我方的军委主席。实际上王明指的是两党领袖。
提起办墙报，就令人想起在延安前一时期的民主气氛。各单位的墙报，除发表学习心得、问题争论等以外，谈时政和向组织提意见也是一些重要内容。墙报上的意见，领导或者没看或者不好讲，反正往往没人理，还不如直接写信。例如我在1941年一个短时间内就写了两封信。一封是写给贺龙的，说的是同一个连队的学员，抗大每年每人发一套衬衣，但对一二○师调来的人，还再给他们发一套。我说，这本来已经是山头主义了，而且还在助长和培养山头主义。后来贺龙专门派人来向我作了解释。虽然没能说服我，但表明人家还是把我的意见当做了一回事。第二个意见是关于生活问题的，具体内容已经想不起来了。信是直接写给校领导的。当时三分校的校长是许光达，副校长是陈奇涵。来我们大队讲话的是陈奇涵，他对我提的问题作了答复和解释。但由于我的署名用了个“何方谨上”，他答复时就念成了“何方谨同志”。一时变成笑话。在当时，提意见是一种很平常的事，一些文化人还写成文章发表在报纸或刊物上。
这里还可以讲一次民主的实践。就是1941年选举第二届边区参议员。我们三分校和鲁艺、自然科学院三个单位为一个选区，产生一个参议员。我们提的候选人是当时的校长郭化若，鲁艺提的是院长周扬，自然科学院院长徐特立则退出竞选。郭化若因参加军委会议，委托俄文队队长曹慕岳替他竞选。周扬则是亲自出马，除谈了自己的施政意见外，还批评郭化若的缺席，说他对选举不够重视，将来还能保证负起参议员的责任吗?双方的啦啦队也是嚷成一片。我记得鲁艺的啦啦队长是刘炽(著名音乐家)。他能出洋相，花样翻新。他大喊一声，“《安娜·卡列尼娜》是谁翻译的?”鲁艺齐声答曰：“周扬!”相形之下，曹慕岳就名堂不多。但选举结果，由于抗大人数大大超过鲁艺，结果还是郭化若当选。周扬上台讲话说，其实他和郭化若都是共产党员，不论谁当选，也都得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徐老最后上台说，他是鼓励搞竞选的，这也是将来和国民党及其他党派进行竞选时的预演和操练。过了一阵，第二届参议会开完了，郭化若迅速向三个单位的选民作了传达，其间还回敬了周扬两句，但周扬那次没参加。郭化若提到，有人说他上次请假是不重视参议会工作，其实他是很重视这一工作的，而且保证一定做好，请大家监督，云云。
在延安的生活中，给人一个很重要的感受，就是觉得人和人是平等的，是确实认为上下级只是分工不同。那时中央领导也很随便，没有解放后那种前呼后拥的现象。在街上遇到，也是各走各的，可以打招呼，也可以不打招呼。一次我就看到，毛泽东见何思敬走过来，赶忙上去打招呼。而何思敬却只点点头就擦肩而过了。还有一次也是我亲眼看到，陈云进延安城北门被站岗的挡住，问他是哪部分的，为什么不系风纪扣。陈云规规矩矩地系上风纪扣才让进去。
那时延安没汽车，有些人连马也不骑。毛泽东后来坐的是洛杉矶华侨捐赠给八路军抗战用的小巴士。在抗大总校上前方去以前，我在延安看到骑自行车的只有罗瑞卿和他的警卫员。据说是他用《八路军的政治工作》在大后方出版所得稿费买的。另外，吴玉章老人因怕骑马危险，在延安常看到他骑毛驴。
抗大——
抗大，全称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于1936年6月在陕北瓦窑堡成立，当时叫“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1937年国共双方确立了二次合作的方针，抗日红军大学迁往延安并更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毛泽东亲自为抗大制定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亲自为学员讲课。毛泽东曾用“愚公移山”的故事教育学员，要永远坚持革命，决不能中途妥协，还为学员毕业证书题词：“努力奋斗，再接再厉，光明就在前面”。当时，在延安经常举行各种军民集会，抗大的队伍来参加时，总要打出耀眼的抗大校旗导引师生们进入会场。
“七·七事变”之后，抗日 烽火蔓延开来，抗大也随部队深入敌后办学，将抗大的校旗插入了敌人的“心脏”。1941年6月1日，抗大总校在河北邢台举行了纪念抗大建校五周年成立大会，在会场高耸的旗杆上，飘扬着抗大校旗。朱德总司令题词：“号召千万青年走上革命战场，高举抗大的旗帜，插遍整个中国”。
正如抗大校旗上所写的“团结、紧张、活泼、严肃”校训那样，抗大的生活充满了时代的气息，是当时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从抗日红军大学算起，到抗战胜利时，“抗大”共举办了8期，培养出来的军政干部达10多万人，先后走出了罗荣桓、罗瑞卿、谭政、彭雪枫等高级将领。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建立新中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据不完全统计，建国后第一次授衔的将军中，90％的都曾在抗大学习生活过。
这面曾指引抗大学员在民族解放的道路上勤奋学习、英勇作战的校旗现成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珍贵文物，也成为永远鼓舞人们为祖国繁荣、民族复兴而顽强拼搏的一面旗帜。
民主革命之圣地延安精神代代传——
斯诺1941年第三次踏访陕北时，延安旧城已被日军飞机轰成了一片废墟，他看到的是：“在城墙的外面，一个新的都市正在成长中，千百的建筑物连列于崖壁之间，或密布在无尽起伏的黄土间的小凹地，一层一层新开的窑洞，沿山边开着大口，有好几英里长。约有四万从事战时各部门工作的人，成天在那窑洞里进进出出。”
毛泽东说，当时“陕甘宁边区是全国最进步的地方，这里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花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
抗战中的延安，政治民主、经济自由、文化繁荣，处处显示出政通人和、诚信友爱、生机勃勃的景象，正是中，国共产党人建设和谐社会的起点。美国纽约《先锋论坛报》记者斯蒂尔在访问延安10天后感慨地说：“我觉得在延安的访问中，真正体会到了共产党常常说的为人民服务。要是我在延安住上11天，那我一定也会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
毛主席在延安时期把中国革命的进程分为两个阶段：“新民主主义”阶段和“社会主义”阶段，实践证明：社会主义阶段至今仍是我国长期为之奋斗的目标，“新民主主义”才是我国现阶段——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需要长期坚持、发展、并且不断完善的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的理论。
作为“延安精神”核心的“新民主主义”，正是在中目的历史实践中成长的鲜活的民族灵魂，“新民主主义”的核心有三：
一是“民主”的精神，充分发扬人民民主，让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真正当家作主，是激发人民的创造力、增强民族凝聚力的关键所在。
二是“科学”的精神，自觉地接客观规律办事，才能真正地为人民办好事，不至于好心办坏事。
三是“实事求是”的精神，也就是“务实、求真”的精神，它是“民主”与“科学”的精神的具体延伸。只有“实事求是”，不回避问题、不回避矛盾，才能真正做到民主、科学的决策，并将正确决策完全地实施而不走样。
正是因为“延安精神”的科学性和人民性，从一出现它就焕发出无比的蓬勃生机，吸引无数追求真理的炎黄子孙趋之若鹜，并因此而凝聚成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强大的力量，引领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并在新中国的建设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延安精神”绝不仅仅只是一种“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它更是一种精神，是一种不断进取、不断探索、永不停歇的民族之魂，“延安精神”就是中华民族最精华的民族精、气、神，它的核心“民主、科学、实事求是”的内涵不但丰富、博大精深、丰富到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且更是包容的，它以海纳百川的气概，继承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的衣钵，又丰富了适合中国国情、解放了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从而成为中国近代、乃至今日仍最适合中国国情、最有活力的中华民族活力之源泉。
(据《党史信息报》07.05.16)
我在延安的生活有一大半是在抗大度过的。延安的普遍整风开始后，很快转为肃反和抢救运动。这就使延安各机关学校的生活分成完全不同的两个阶段。我在这里谈的是前一段。
那时的延安，到处洋溢着一种自由、活泼、生动、欢乐的气氛。自由的空气，和平民主的精神，也许是我们这些青年学子到延安后最重要的感受。
延安生活的一个显著特点，也许就是《延安颂》上说的“到处传遍了抗敌的歌声”。只要一集合，就要唱歌。
唱歌，最热闹的还是集合开会的时候。无论会议规模大小，歌声总是此伏彼起，啦啦队也是喊个不停。而且还经常“啦”到了中央领导人和有说唱特长的人。荣高棠就是因为演出“卖梨膏糖”的节目，连名字也改了(后来把高糖改为高棠)。有领导人参加的会也就“啦”领导，包括朱德、毛泽东、张闻天。记得有一次朱德就在不断的喊声下，被迫站起来唱了一首北伐时的歌：“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努力国民革命，齐欢唱!”
那时延安的会也特多。除了延安的中央首长常给大家作报告外，从前线、大后方和国外回来的或来访问的人，也经常被请来作报告。记得1940年朱总司令在学习节的大会上动员大家学习时就讲过，不久前在西安的一次国防会议上，他就把胡宗南等国军将领讲得没话说了，原因就是他学过辩证法，那些家伙却不懂。他那时讲话还有点旧社会的语言影响。提到云南起义后他任旅长时在四川打的一次胜仗，他说，“那次战役是谁指挥的?就是兄弟我!”
有一次印象特别深的是王明的报告。大约是1939年春天，他才开完国民参政会从重庆回来，给大家讲参政会的斗争。那时等级制度并不森严，听报告的人可以在报告中间或报告后向报告人随便提问题，站起来问也行，但递条子的多。王明正讲着，就有人递条子问：我们共产党有七名参政员(按：指毛泽东、陈绍禹、董必武、林伯渠、秦邦宪、邓颖超、吴玉章)，其他人都去，为什么毛主席一次都没去过?王明回答也很俏皮。他说，你们会不会下象棋?难道不知道双方的将帅是不能见面的，一见面不就将起军来了?实际上六中全会已经确立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王明自己发言也说要众星捧月。但是这一情况没向下传送，各种会上对毛泽东的介绍仍然是“我们党的领袖之一”。所以对王明的答复我们并没听懂，以为只是指军事统帅：一个是国民党军委委员长，一个是我方的军委主席。实际上王明指的是两党领袖。
提起办墙报，就令人想起在延安前一时期的民主气氛。各单位的墙报，除发表学习心得、问题争论等以外，谈时政和向组织提意见也是一些重要内容。墙报上的意见，领导或者没看或者不好讲，反正往往没人理，还不如直接写信。例如我在1941年一个短时间内就写了两封信。一封是写给贺龙的，说的是同一个连队的学员，抗大每年每人发一套衬衣，但对一二○师调来的人，还再给他们发一套。我说，这本来已经是山头主义了，而且还在助长和培养山头主义。后来贺龙专门派人来向我作了解释。虽然没能说服我，但表明人家还是把我的意见当做了一回事。第二个意见是关于生活问题的，具体内容已经想不起来了。信是直接写给校领导的。当时三分校的校长是许光达，副校长是陈奇涵。来我们大队讲话的是陈奇涵，他对我提的问题作了答复和解释。但由于我的署名用了个“何方谨上”，他答复时就念成了“何方谨同志”。一时变成笑话。在当时，提意见是一种很平常的事，一些文化人还写成文章发表在报纸或刊物上。
这里还可以讲一次民主的实践。就是1941年选举第二届边区参议员。我们三分校和鲁艺、自然科学院三个单位为一个选区，产生一个参议员。我们提的候选人是当时的校长郭化若，鲁艺提的是院长周扬，自然科学院院长徐特立则退出竞选。郭化若因参加军委会议，委托俄文队队长曹慕岳替他竞选。周扬则是亲自出马，除谈了自己的施政意见外，还批评郭化若的缺席，说他对选举不够重视，将来还能保证负起参议员的责任吗?双方的啦啦队也是嚷成一片。我记得鲁艺的啦啦队长是刘炽(著名音乐家)。他能出洋相，花样翻新。他大喊一声，“《安娜·卡列尼娜》是谁翻译的?”鲁艺齐声答曰：“周扬!”相形之下，曹慕岳就名堂不多。但选举结果，由于抗大人数大大超过鲁艺，结果还是郭化若当选。周扬上台讲话说，其实他和郭化若都是共产党员，不论谁当选，也都得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徐老最后上台说，他是鼓励搞竞选的，这也是将来和国民党及其他党派进行竞选时的预演和操练。过了一阵，第二届参议会开完了，郭化若迅速向三个单位的选民作了传达，其间还回敬了周扬两句，但周扬那次没参加。郭化若提到，有人说他上次请假是不重视参议会工作，其实他是很重视这一工作的，而且保证一定做好，请大家监督，云云。
在延安的生活中，给人一个很重要的感受，就是觉得人和人是平等的，是确实认为上下级只是分工不同。那时中央领导也很随便，没有解放后那种前呼后拥的现象。在街上遇到，也是各走各的，可以打招呼，也可以不打招呼。一次我就看到，毛泽东见何思敬走过来，赶忙上去打招呼。而何思敬却只点点头就擦肩而过了。还有一次也是我亲眼看到，陈云进延安城北门被站岗的挡住，问他是哪部分的，为什么不系风纪扣。陈云规规矩矩地系上风纪扣才让进去。
那时延安没汽车，有些人连马也不骑。毛泽东后来坐的是洛杉矶华侨捐赠给八路军抗战用的小巴士。在抗大总校上前方去以前，我在延安看到骑自行车的只有罗瑞卿和他的警卫员。据说是他用《八路军的政治工作》在大后方出版所得稿费买的。另外，吴玉章老人因怕骑马危险，在延安常看到他骑毛驴。
抗大——
抗大，全称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于1936年6月在陕北瓦窑堡成立，当时叫“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1937年国共双方确立了二次合作的方针，抗日红军大学迁往延安并更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毛泽东亲自为抗大制定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亲自为学员讲课。毛泽东曾用“愚公移山”的故事教育学员，要永远坚持革命，决不能中途妥协，还为学员毕业证书题词：“努力奋斗，再接再厉，光明就在前面”。当时，在延安经常举行各种军民集会，抗大的队伍来参加时，总要打出耀眼的抗大校旗导引师生们进入会场。
“七·七事变”之后，抗日 烽火蔓延开来，抗大也随部队深入敌后办学，将抗大的校旗插入了敌人的“心脏”。1941年6月1日，抗大总校在河北邢台举行了纪念抗大建校五周年成立大会，在会场高耸的旗杆上，飘扬着抗大校旗。朱德总司令题词：“号召千万青年走上革命战场，高举抗大的旗帜，插遍整个中国”。
正如抗大校旗上所写的“团结、紧张、活泼、严肃”校训那样，抗大的生活充满了时代的气息，是当时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从抗日红军大学算起，到抗战胜利时，“抗大”共举办了8期，培养出来的军政干部达10多万人，先后走出了罗荣桓、罗瑞卿、谭政、彭雪枫等高级将领。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建立新中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据不完全统计，建国后第一次授衔的将军中，90％的都曾在抗大学习生活过。
这面曾指引抗大学员在民族解放的道路上勤奋学习、英勇作战的校旗现成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珍贵文物，也成为永远鼓舞人们为祖国繁荣、民族复兴而顽强拼搏的一面旗帜。
民主革命之圣地延安精神代代传——
斯诺1941年第三次踏访陕北时，延安旧城已被日军飞机轰成了一片废墟，他看到的是：“在城墙的外面，一个新的都市正在成长中，千百的建筑物连列于崖壁之间，或密布在无尽起伏的黄土间的小凹地，一层一层新开的窑洞，沿山边开着大口，有好几英里长。约有四万从事战时各部门工作的人，成天在那窑洞里进进出出。”
毛泽东说，当时“陕甘宁边区是全国最进步的地方，这里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花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
抗战中的延安，政治民主、经济自由、文化繁荣，处处显示出政通人和、诚信友爱、生机勃勃的景象，正是中，国共产党人建设和谐社会的起点。美国纽约《先锋论坛报》记者斯蒂尔在访问延安10天后感慨地说：“我觉得在延安的访问中，真正体会到了共产党常常说的为人民服务。要是我在延安住上11天，那我一定也会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
毛主席在延安时期把中国革命的进程分为两个阶段：“新民主主义”阶段和“社会主义”阶段，实践证明：社会主义阶段至今仍是我国长期为之奋斗的目标，“新民主主义”才是我国现阶段——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需要长期坚持、发展、并且不断完善的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的理论。
作为“延安精神”核心的“新民主主义”，正是在中目的历史实践中成长的鲜活的民族灵魂，“新民主主义”的核心有三：
一是“民主”的精神，充分发扬人民民主，让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真正当家作主，是激发人民的创造力、增强民族凝聚力的关键所在。
二是“科学”的精神，自觉地接客观规律办事，才能真正地为人民办好事，不至于好心办坏事。
三是“实事求是”的精神，也就是“务实、求真”的精神，它是“民主”与“科学”的精神的具体延伸。只有“实事求是”，不回避问题、不回避矛盾，才能真正做到民主、科学的决策，并将正确决策完全地实施而不走样。
正是因为“延安精神”的科学性和人民性，从一出现它就焕发出无比的蓬勃生机，吸引无数追求真理的炎黄子孙趋之若鹜，并因此而凝聚成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强大的力量，引领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并在新中国的建设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延安精神”绝不仅仅只是一种“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它更是一种精神，是一种不断进取、不断探索、永不停歇的民族之魂，“延安精神”就是中华民族最精华的民族精、气、神，它的核心“民主、科学、实事求是”的内涵不但丰富、博大精深、丰富到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且更是包容的，它以海纳百川的气概，继承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的衣钵，又丰富了适合中国国情、解放了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从而成为中国近代、乃至今日仍最适合中国国情、最有活力的中华民族活力之源泉。
(据《党史信息报》07.05.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