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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永远比戏剧更戏剧化，无论这出戏是悲剧还是喜剧。
我最尊敬的一位师长M转述给我一个真实的故事。去年夏天的时候，他去西藏旅游，所在的旅行团中有一位国际友人，一位年轻的女士C。一行人抵达布达拉宫之后，这位女士缓缓用英语向大家讲述了她之所以来西藏的理由。
——我来西藏是为我亲爱的姐姐H还愿的。她生前最后一个愿望就是来中国西藏，但还没有来得及成行，姐姐就被谋杀了。她死的时候只有37岁。从姐姐很小的时候，就有一种预感与她如影随形，那就是她自己一定会死于谋杀。这是我们全家人都知道的。所以，姐姐一直与父母住在一起，直到37岁的时候才搬出去。在她搬出去2个月之后，她在晚上途经某公园的时候被一个流浪汉没有任何原因地谋杀了。
姐姐生前一直是死刑的反对者。妈妈曾经与她争辩，那如果你自己被人家杀死了呢？你还反对死刑吗？她说，那么，我还是要反对死刑！后来，这个流浪汉投案自首了，他没有被处以极刑，至今还在监狱中。
言词的力量
M老师称自己以及同行的其他人的英语听力并不是很好，但C女士在讲述这些的时候，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听懂了。M老师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向C求证，C说，你的理解没有错误。听完了这个故事之后，大家陷入了长久的静默。此时，佛殿里无处不在的酥油灯突然有一盏熄灭了。——灯啊灯，我问你，你在问候来自遥远国度的，对神秘的西藏心驰神往的那个孤独灵魂吗？
倾听完了M老师的转述，在北京冬日蔚蓝的天空下，我看到自己的眼泪在安静地流淌，那是不能称之为哀伤的眼泪。那一刻，我想到了一个词：Destiny。
Destiny是一个有力量的言词。在英汉词典中，Destiny这个词的含义是：命运、定数、终点站。更具体地说来，它的多重含义包括：（1）特定的人或物注定的不可避免的运气；（2）被认为能预先决定事件的力量或因素；（3）一个预先决定的、不在人的能力控制范围的事件过程。科学并不能包罗万象，罗伯特·伯顿曾说，“婚姻与死亡都是命中注定的”，一语中的，道破生命的本质。
“我原谅”——关于极刑的西方主流理念
即便是死亡，也并不能磨灭高贵的灵魂。这个世界上一切伟大的东西都是相通的。在是否反对极刑的问题上，H女士作出了自己的选择，哪怕自己就是那个受害者。她也敦促我追忆196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美国最伟大的作者和文化人物斯坦贝克的名著《伊甸之东》（书名《伊甸之东》来自《圣经》中的故事：亚当与夏娃被逐出伊甸园后，生了该隐和亚伯二子，上帝喜欢亚伯的供奉，该隐出于妒忌，杀了胞弟亚伯，上帝惩罚该隐流浪，去住伊甸的东面，上帝对他说：“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该书的中文版由王永年先生翻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重版），在小说的结尾，即将告别人世的老父亲在他洞察一切世事的中国仆人老李的督促下，用尽最后的力气说：我原谅。
在关于极刑废除与否的问题上，“我原谅”的态度代表了宗教传统未曾中断的西方的主流观点。无论如何，西方的宗教和文化背后始终矗立着一个原子般的个人。希腊悲剧中的主人公对命运的叩问，但丁《神曲》的上下求索，浮士德与魔鬼的交易……这些经典作品无一不表达了个体对命运的承当。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宗教改革时期的西班牙神学家兼法学家苏若茨在出版于1612年的法学著作中指出：“无论对人类可划分出多少不同的民族和王国，人类总有某种同一性，这一同一性不仅仅是类的意义上的，而且也是某种政治和道德同一性的意义上的，它是由扩展至与外国人，与来自任何国家的外国人彼此的爱与仁慈的自然规定所蕴含的。”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
——关于极刑的中国诠释
让我们回到古代中国的情形。在中国文化中，个人概念是缺席的，主流政治著述所主张的无非是维持人与人之间和谐关系的重要性，文学作品所描述的大多是人在各种关系中的左冲右突。有研究者认为，发生于公元前800至200年间的精神历程构成了一个轴心。正是在那个时代，形成了今天我们与之共同生活的这个“人”。“轴心时代”是一个非凡的实践集中发生的历史时期。在中国出现了孔夫子和老子，中国哲学中的全部流派都产生于此，接着是墨子、庄子以及诸子百家。在先秦时期，政治风云波卷诡谲，处在历史关键转折期的思想家于是不约而同地将国家、社会的利益放在了优先于“人”的位置。儒家学说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尊卑秩序，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将人区分为“君子”与“小人”；老子曰：“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中国有句老话，“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样的说法绝非空穴来风，它凝结了我们这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的生活经验、人生智慧，中国古代王朝的历代刑法典都曾以看似残酷的字眼体现了这种经验和智慧。举个例子，汉朝死刑刑名多沿秦朝或前代之制，如族刑、枭首、腰斩、弃市等，皆继续使用。早在奴隶社会，我国就出现了死刑制度并被广泛地使用着，史载夏禹时：“禹会诸侯之君于会稽之上，防风之君后而斩之。”
《南方周末》报道的一个事例例证了上述民间谚语的有效性。有一家四兄弟，他们的父亲在一场冲突中被邻居杀死了，凶手亡命天涯，在异乡隐姓埋名，通过个人奋斗过上了不错的日子。仇恨和鲜血让四兄弟过早地成熟起来，他们在十几年里，在承受巨大痛苦和社会压力的漫漫长夜中，心思缜密，分工明确，不超越法律的界限去调查、取证，最后又恰逢公安机关“大接访”，得以获得有关部门的重视，终于协助公安机关将凶手绳之以法。凶手在被捕的那一刹那，虽然痛苦，却并不惊诧，并不拒绝合作。“当我听到你的家乡话时，突然变得非常平静，我知道一切都结束了”。——这个悲剧中的每一个当事人，其实分享着共同的价值判断，善恶标准。（参见关军：“为寻杀父仇人农民四兄弟追凶16年，”载《南方周末》2005年8月18日）
2002年，陕西省爆出董伟“枪下留人”案后，社会各界发出了吁请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复核权的呼声。2005年以来，河北聂树斌“冤杀”案、湖北佘祥林“杀妻”冤案、河南胥敬祥“抢劫”冤案，再一次将死刑复核权收回的问题逐上浪尖。当人们在为冤情抹着眼泪的同时，司法体制的改革也正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当然，在提出制度设计的建议时，都应在适当程度上保持对历史传统的理解和尊重。早在2005年3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宣布：最高人民法院将收回死刑复核权。10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明确提出，将死刑核准权统一收归最高人民法院行使。为应对死刑复核权收回后骤然增多的审判量，最高人民法院目前已经新设立了3个刑事审判庭。凡此种种，都体现了时代进步的方向，也将为我国进一步限制死刑，直至最终实现理想的法律制度，奠定一个重要的基础。
图：张苏中 编辑：孙薇薇
结 语
命运是无法解释的。流血、仇恨和痛苦是每一个人都不愿意去面对的。但一旦发生，作为脆弱无助的个人乃至制度的设计者必须去面对的时候，又该如何选择呢？——这真的是个难题，必须要拿出足够的勇气和智慧，必须认真对待。
——亲爱的读者，不要责怪我贪图省事，请允许我以边沁的话作为本文的结束吧。
自然安排要人类听从两位主人的统治，即痛苦和快乐。它们决定了我们能够做什么，我们应该做什么。对与错的标准，以及因果的链条都维系在它们身上。它们决定了我们的行为、言论和思想：我们甩脱控制的每一次努力，最终只能说明它们的确存在的事实和我们在未来的服从……
我最尊敬的一位师长M转述给我一个真实的故事。去年夏天的时候，他去西藏旅游，所在的旅行团中有一位国际友人，一位年轻的女士C。一行人抵达布达拉宫之后，这位女士缓缓用英语向大家讲述了她之所以来西藏的理由。
——我来西藏是为我亲爱的姐姐H还愿的。她生前最后一个愿望就是来中国西藏，但还没有来得及成行，姐姐就被谋杀了。她死的时候只有37岁。从姐姐很小的时候，就有一种预感与她如影随形，那就是她自己一定会死于谋杀。这是我们全家人都知道的。所以，姐姐一直与父母住在一起，直到37岁的时候才搬出去。在她搬出去2个月之后，她在晚上途经某公园的时候被一个流浪汉没有任何原因地谋杀了。
姐姐生前一直是死刑的反对者。妈妈曾经与她争辩，那如果你自己被人家杀死了呢？你还反对死刑吗？她说，那么，我还是要反对死刑！后来，这个流浪汉投案自首了，他没有被处以极刑，至今还在监狱中。
言词的力量
M老师称自己以及同行的其他人的英语听力并不是很好，但C女士在讲述这些的时候，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听懂了。M老师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向C求证，C说，你的理解没有错误。听完了这个故事之后，大家陷入了长久的静默。此时，佛殿里无处不在的酥油灯突然有一盏熄灭了。——灯啊灯，我问你，你在问候来自遥远国度的，对神秘的西藏心驰神往的那个孤独灵魂吗？
倾听完了M老师的转述，在北京冬日蔚蓝的天空下，我看到自己的眼泪在安静地流淌，那是不能称之为哀伤的眼泪。那一刻，我想到了一个词：Destiny。
Destiny是一个有力量的言词。在英汉词典中，Destiny这个词的含义是：命运、定数、终点站。更具体地说来，它的多重含义包括：（1）特定的人或物注定的不可避免的运气；（2）被认为能预先决定事件的力量或因素；（3）一个预先决定的、不在人的能力控制范围的事件过程。科学并不能包罗万象，罗伯特·伯顿曾说，“婚姻与死亡都是命中注定的”，一语中的，道破生命的本质。
“我原谅”——关于极刑的西方主流理念
即便是死亡，也并不能磨灭高贵的灵魂。这个世界上一切伟大的东西都是相通的。在是否反对极刑的问题上，H女士作出了自己的选择，哪怕自己就是那个受害者。她也敦促我追忆196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美国最伟大的作者和文化人物斯坦贝克的名著《伊甸之东》（书名《伊甸之东》来自《圣经》中的故事：亚当与夏娃被逐出伊甸园后，生了该隐和亚伯二子，上帝喜欢亚伯的供奉，该隐出于妒忌，杀了胞弟亚伯，上帝惩罚该隐流浪，去住伊甸的东面，上帝对他说：“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该书的中文版由王永年先生翻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重版），在小说的结尾，即将告别人世的老父亲在他洞察一切世事的中国仆人老李的督促下，用尽最后的力气说：我原谅。
在关于极刑废除与否的问题上，“我原谅”的态度代表了宗教传统未曾中断的西方的主流观点。无论如何，西方的宗教和文化背后始终矗立着一个原子般的个人。希腊悲剧中的主人公对命运的叩问，但丁《神曲》的上下求索，浮士德与魔鬼的交易……这些经典作品无一不表达了个体对命运的承当。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宗教改革时期的西班牙神学家兼法学家苏若茨在出版于1612年的法学著作中指出：“无论对人类可划分出多少不同的民族和王国，人类总有某种同一性，这一同一性不仅仅是类的意义上的，而且也是某种政治和道德同一性的意义上的，它是由扩展至与外国人，与来自任何国家的外国人彼此的爱与仁慈的自然规定所蕴含的。”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
——关于极刑的中国诠释
让我们回到古代中国的情形。在中国文化中，个人概念是缺席的，主流政治著述所主张的无非是维持人与人之间和谐关系的重要性，文学作品所描述的大多是人在各种关系中的左冲右突。有研究者认为，发生于公元前800至200年间的精神历程构成了一个轴心。正是在那个时代，形成了今天我们与之共同生活的这个“人”。“轴心时代”是一个非凡的实践集中发生的历史时期。在中国出现了孔夫子和老子，中国哲学中的全部流派都产生于此，接着是墨子、庄子以及诸子百家。在先秦时期，政治风云波卷诡谲，处在历史关键转折期的思想家于是不约而同地将国家、社会的利益放在了优先于“人”的位置。儒家学说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尊卑秩序，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将人区分为“君子”与“小人”；老子曰：“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中国有句老话，“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样的说法绝非空穴来风，它凝结了我们这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的生活经验、人生智慧，中国古代王朝的历代刑法典都曾以看似残酷的字眼体现了这种经验和智慧。举个例子，汉朝死刑刑名多沿秦朝或前代之制，如族刑、枭首、腰斩、弃市等，皆继续使用。早在奴隶社会，我国就出现了死刑制度并被广泛地使用着，史载夏禹时：“禹会诸侯之君于会稽之上，防风之君后而斩之。”
《南方周末》报道的一个事例例证了上述民间谚语的有效性。有一家四兄弟，他们的父亲在一场冲突中被邻居杀死了，凶手亡命天涯，在异乡隐姓埋名，通过个人奋斗过上了不错的日子。仇恨和鲜血让四兄弟过早地成熟起来，他们在十几年里，在承受巨大痛苦和社会压力的漫漫长夜中，心思缜密，分工明确，不超越法律的界限去调查、取证，最后又恰逢公安机关“大接访”，得以获得有关部门的重视，终于协助公安机关将凶手绳之以法。凶手在被捕的那一刹那，虽然痛苦，却并不惊诧，并不拒绝合作。“当我听到你的家乡话时，突然变得非常平静，我知道一切都结束了”。——这个悲剧中的每一个当事人，其实分享着共同的价值判断，善恶标准。（参见关军：“为寻杀父仇人农民四兄弟追凶16年，”载《南方周末》2005年8月18日）
2002年，陕西省爆出董伟“枪下留人”案后，社会各界发出了吁请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复核权的呼声。2005年以来，河北聂树斌“冤杀”案、湖北佘祥林“杀妻”冤案、河南胥敬祥“抢劫”冤案，再一次将死刑复核权收回的问题逐上浪尖。当人们在为冤情抹着眼泪的同时，司法体制的改革也正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当然，在提出制度设计的建议时，都应在适当程度上保持对历史传统的理解和尊重。早在2005年3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宣布：最高人民法院将收回死刑复核权。10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明确提出，将死刑核准权统一收归最高人民法院行使。为应对死刑复核权收回后骤然增多的审判量，最高人民法院目前已经新设立了3个刑事审判庭。凡此种种，都体现了时代进步的方向，也将为我国进一步限制死刑，直至最终实现理想的法律制度，奠定一个重要的基础。
图：张苏中 编辑：孙薇薇
结 语
命运是无法解释的。流血、仇恨和痛苦是每一个人都不愿意去面对的。但一旦发生，作为脆弱无助的个人乃至制度的设计者必须去面对的时候，又该如何选择呢？——这真的是个难题，必须要拿出足够的勇气和智慧，必须认真对待。
——亲爱的读者，不要责怪我贪图省事，请允许我以边沁的话作为本文的结束吧。
自然安排要人类听从两位主人的统治，即痛苦和快乐。它们决定了我们能够做什么，我们应该做什么。对与错的标准，以及因果的链条都维系在它们身上。它们决定了我们的行为、言论和思想：我们甩脱控制的每一次努力，最终只能说明它们的确存在的事实和我们在未来的服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