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文明的发展、人类的进步,离不开求同存异、开放包容,离不开文明交流、互学互鉴.rn一、多样性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态势rn文明是多样的,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客观规律.正如自然界拥有生物多样性一样,人类社会也随处可见文明多样性.人类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创造和发展了多姿多彩的文明.每一种文明都扎根于自己生存的土壤,凝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非凡智慧和精神追求,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各个民族所创造的不同文明各有千秋、各具姿容.每一种文明都是在特定的自然环境、历史背景、民族传统中生长起来的,体现着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代表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文明的发展、人类的进步,离不开求同存异、开放包容,离不开文明交流、互学互鉴.rn一、多样性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态势rn文明是多样的,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客观规律.正如自然界拥有生物多样性一样,人类社会也随处可见文明多样性.人类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创造和发展了多姿多彩的文明.每一种文明都扎根于自己生存的土壤,凝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非凡智慧和精神追求,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各个民族所创造的不同文明各有千秋、各具姿容.每一种文明都是在特定的自然环境、历史背景、民族传统中生长起来的,体现着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代表着一方文化的沃土和绿洲,都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因为如此,人类文明的百花园才会姹紫嫣红、生机盎然.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文明是多彩的,人类文明因多样才有交流互鉴的价值.阳光有七种颜色,世界也是多彩的”.
其他文献
从人类文明的整体视角审视,中国的道路自信是建基于人类文明进步与现代化变迁的历史必然.以文明探索、文明选择、文明延续、文明超越为线索,中国道路在传承中华文明、遵循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借鉴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条件下,开创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现代化道路、超越资本逻辑与工具理性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中国道路不仅明确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文明走向,也通过对资本主义文明的反思与重构,为破解现代化难题贡献了中国方案,展现出全面现代化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借鉴,这是人类文明视阈下中国道路自信的根本所在.
苏联解体是影响国际共运史乃至近代以来民族国家建构史进程的重大事件,学术界对苏联解体原因的分析观点纷繁,笔者认为,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在于苏联共产党的政治建设失误.对苏共政治建设失误的表现及教训进行深层剖析,将彰显党的政治建设最为突出的地位.在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历史进程中,反思苏共的政治建设失误,要求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建设在理论层面厘清思想困惑,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增强党的政治建设的理论自觉性;在实践层面落实推进党的政治建设各项要求、任务,不断提升党的政治建设的能力.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在新发展阶段应对国内外形势新变化、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新发展格局提出的具体背景主要有三个,即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推进、国际经济环境的剧烈变动、新冠肺炎疫情对国内经济的冲击.构建新发展格局重点是实现科技自立自强、提高供给质量和效率、持续扩大内需、优化提升国际大循环四个战略任务.在现有经济的发展基础的制约下,实现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任务,可以从四个战略路径着手,即加快新型举国体制探索、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共同富裕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内需扩大、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
从1953年赫鲁晓夫上台执政至1991年戈尔巴乔夫以和平方式丧失政权,既是苏联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资源不断流失的过程,也是苏共党内历史虚无主义话语不断蔓延的过程.苏共在意识形态话语建构中不自觉引入了自由主义、现实主义、破坏主义,并与苏联模式、苏联制度、苏共领导人的历史评判相挂钩,形成一套虚无主义话语体系,稀释了苏共执政的合法性.苏共党内历史虚无主义话语的生成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和文化成因.考察苏共党内历史虚无主义话语的生成及其原因,可以得到以下启示:建构历史认同是应对历史虚无主义的前提,
2021年7月10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全国马克思主义院长论坛常务理事会联合主办,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共同承办的全国马克思主义院长分论坛暨全国马克思主义院长论坛常务理事会在复旦大学召开.
中国道教产生于东汉的所说法,影响很大,但是是不确切的.实际上战国时期已经有了方仙道、黄老道等派别的早期道教,这既符合文明史和宗教史发展的规律,也有历史事实可以证明.《史记·封禅书》是一篇“宗教志”,记载了战国时许多宗教的具体情况,有方仙道、邹衍道团的信仰及活动等等,其他的文献和考古材料也可以佐证.民间的宗教活动很多,包括敬鬼神、行方术等等,秦代及汉初的许多现象和事实,都直接沿于战国.道教形成于战国时期,可以肯定,也还可以做进一步论证.
“夏道尊命”,在儒学视野中,“命”是夏代共识性的核心观念,由“时令”和“王命”两大基本面构成.“尊命”一开始表现为夏人对“时令”的尊崇与奉行.由于“时令”安排并规定着天下万方的生产生活秩序,其颁行必然需要职官体系的支撑,故最终落实于“王命”,并促成了夏代王权的崛起,使华夏先民迈入了三代文明的门坎.“时令”是传统天命观念的早期形态,“王命”则完成了宏大事功.二者统一于“命”的概念之下,具有“宗教—政治”的双重内涵,开创了夏代重文德、轻暴力的文明崛起之道,形成了有夏一代的宗教政治认同.
本文重新检讨对东禅寺版大藏经雕刻历史的理解.除了在历代大藏经中常见的卷末题记外,东禅寺版在每卷卷首附有题记.此为其首创,且在宋元诸藏中仅为开元寺版所继承.本文指出,该藏的卷首和卷尾题记,在性质和功能方面极为不同.对于两种题记性质及其所记年代差异的重新认识,相应地帮助了我们重新理解该藏的雕刻历史.当前对于大藏经版本及雕造史的研究主要依赖现存藏品和题记,但是如果对于那些史料自身的性质缺少足够理解则可能被严重误导,反之则可能找到新的突破口和方向.本文即是这种效力的一个极好例证.
从修行体系的传承、教义思想的阐释角度看,存在一个“汉藏佛教”,因为汉藏两地佛教有深刻的亲缘关系、共同的精神禀赋、一些共同的教法传承,以及共通的话语体系.“法界”是“汉藏佛教”教理体系的基础性概念.吐蕃时期影响千年的“顿渐之争”,可在此教理基础上获得较为明晰的解释.顿渐之别,即“顿入法界”“渐入法界”之别,是对“法界清净”“境智关系”不同的阐释,但都符合佛教的正理.从“汉藏佛教”这一学术视野讨论“顿渐之争”,不仅可以还原这一事件的真相,而且可以解释教义和修行体系上的一些深奥道理,既有助于佛教教义探索,也有思
个体的地位问题,亦即个体与普遍的关系问题,是古今之争的核心问题,也是庄子齐物思想的核心逻辑所在.个体(诸籁,万籁)与普遍(天籁)的关系,是《齐物论》的核心考量,“同是”“公是”等概念体现了庄子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思考,而“玄同”则将这一思考转向主体自身,转向虚己,这意味着人与道的关系,不是外在的、自然的,而是内在的、主体性的,是基于自由的,道因自由而澄显.这是“唯道集虚”的深意.自由于道,即自律于道,这种自律同时蕴含对他者的关注.个体(与他者)与普遍的先验关系由此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