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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深化对三大规律的认识是一项重大课题，关系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在研究中须坚持哲学视角、人本视角、真理视角、比较视角，方能获得预期成果。
[关键词] 三大规律；研究；视角
[中图分类号] C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7-1962（2005）05-0022-03
党的十六大报告号召全党：“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是我党执政五十多年后面临的一项重大课题，关系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为了保证研究的顺利进行，必须探寻研究的基本观点、方法和立场，端正研究的视角。当然从不同方位观察有不同的视域，不过以下视角应该成为我们的主要选择。
一是哲学视角。无产阶级执政党、社会主义社会、人类社会是物质世界的一部分，是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们的运动都遵循着物质世界最一般的规律。因此，深化对三大规律的认识，最根本的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只有它才能为三大规律研究提供最一般规律的指导。没有它提供的物质、意识、联系、发展、实践等基本观点，研究就不能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也绝不能深化对三大规律的认识。唯物辩证观点是三大规律研究的理论基础。
也只有如此，才能为研究提供科学的方法。作为研究对象的人类社会规律主要是基本规律，包括社会意识一定要适应社会存在规律、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状况规律、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应经济基础状况规律、阶级的划分和相互作用规律，是存在于一切社会形态或几个社会形态的规律，社会主义社会也不例外；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是在当代中国起作用的规律，所以二者是一般和个别的关系。列宁曾对一般和个别的辨证关系作过精辟论述，他认为个别跟一般相对立：“任何一般都是个别的（一部分，或一方面，或本质）。任何一般只是大致地包括一切个别事物。任何个别都不能完全地包括在一般之中，如此等等。”[1]根据这一原理，不能将三大规律相互代替。如果用基本规律代替个别规律，就会忽视中国的特殊性，脱离中国的国情，重犯历史上曾给革命和建设事业带来严重灾难的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错误；但也不能用后两个规律去代替前一规律，如果把个别规律说得“过火”，“把它运用到实际适用的范围之外，便可以弄到荒谬绝伦的地步，而且在这种情形下，甚至必然会变成荒谬绝伦的东西。”[2]列宁又指出一般和个别是统一的：“个别一定与一般相联而存在。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任何个别（不论怎样）都是一般。”[3]这又要求将三大规律放在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关系中来探讨，防止孤立研究。脱离共产党执政、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研究，关于人类社会基本规律的探讨难以深入，也不能体现当今的时代特征；脱离人类社会基本规律的研究，对共产党执政、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概括就会缺乏理论基础，难以体现必然性。只有体现一般和个别辩证关系的方法才会用之有效。
也只有如此，才能为研究提供正确的立场。这里说的立场，即相信人类社会发展总趋势，对共产主义有着坚定的信仰。可想而知，一个对未来认识模糊、对共产主义持怀疑态度的人，必定没有兴趣深化对共产党执政、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也没有决心深入探讨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势。而正确立场的形成也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哲学。
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哲学视角不可转移，坚持“过时论”、“无用论”、“学哲学不如学具体科学论”将严重障碍三大规律的研究。
二是人本视角。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是，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文明的建设者，同时又理应成为社会发展的受益者、文明成果的享受者。为此，坚持以人为本，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就成为共产党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深化对三大规律认识的研究，也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才能保证研究顺利进行。
端正人本视角，才能为党和党的领导正确定位，明确研究的方向。社会主义建设根本目的是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相对这一目的的实现来说共产党则是工具。毛泽东在全国解放前夕就曾说过：“我们党要使人民胜利，就要当工具，自觉地当工具。”[4]邓小平也说过：“工人阶级的政党不是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工具，而是自觉地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5]不把党放在工具位置，离开人民群众的创造作用而过分地强调党的作用，就可能错误地处理党和群众的关系，忽视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权利，使党超越于人民群众和法律之上，最终脱离群众，从而使任何研究成果丧失价值。端正人本视角，对研究方向有决定意义。
端正人本视角，才能正确解决理论研究和广大群众的关系，为研究提供用之不竭的动力。理论工作者为实现社会全面进步、人的全面发展去深化对三大规律的认识，才会时刻感到自身责任的重大，激起巨大的研究兴趣和理论勇气；研究涉及中华民族的个人利益、整体利益、当代人利益和子孙后代利益，才能动员千百万群众关心、支持、参与这一研究，为研究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在深化三大规律认识的研究中，端正人本视角，明确了研究的目的不是为实现某种抽象原则，不是为了小部分人的利益，也不是像某些研究者所说的那样，是为了证明“政权的合法性”，而是为了广大人民的生存、发展和超越。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是中国人民奋斗百余年的理性选择，是广大人民流血牺牲换来的，它已存在五十多年，本来就是合法的，人民从来没有怀疑它的法律根据，现在用不着、也不可能通过研究对此加以证明。把研究的目的仅归结为证明政权的合法性，不仅降低研究意义，误导研究方向，而且会给人们带来严重误解。不管对此作何解释，思想混乱会由此而生。
三是真理视角。真理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内容，是人类不倦的追求。研究要端正哲学视角、人本视角，也就要端正真理视角。三大规律是真理，深化对它们的认识，就是追求、坚持、发展真理。因此，要依照真理的本性，即客观性、过程性、具体性，去深化对三大规律的认识，促进研究获得丰富成果。
凡真理都是客观的，三大规律所揭示的内容也应是客观的，即它们都经过实践检验，真实地反映共产党执政、社会主义建设、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必然性，包含着不以人和人类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内容。否则，就称不上真理、规律。按照客观性的要求，深化对三大规律认识的研究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惟书、不惟上、只惟实。这里的关键问题是要正确处理政治权威和实践权威的关系。在人类社会中，为了凝聚群体力量，使社会生产、生活能够稳定健康持续地发展，实现一定的社会目标，需要有政治权威。“联合活动、相互依赖的工作过程的错综复杂化，正在到处取代各个人的独立活动。但是，联合活动就是组织起来，而没有权威能够组织起来吗？”[6]社会主义社会也需要权威，包括政治权威。但实践权威和政治权威毕竟分属不同领域，既统一又不统一。政治权威往往由于主客观原因，不能正确反映实践过程、要求和发展趋势，会负面影响实践检验得出的结论，在检验认识时起障碍作用。因此，将政治权威和实践权威并列，或者重政治权威、轻实践权威，或者以政治权威取代实践权威，都可能背离真理。在深化三大规律认识的过程中，实践权威是永远不可替代的。
真理是个过程，是真理逐步战胜谬误、由相对真理走向绝对真理的过程。同样，深化对三大规律认识也是循环往复、艰难曲折、不断创新的过程。按照过程性、创新性的要求，开展研究需要良好的学术环境，包括良好的学术大环境和学术小环境。改革开放以来，学术大环境即整个社会的学术环境的建设卓有成效，当然还需要进一步完善。但学术小环境即科研教学单位的学术环境的建设，在一些地方还是薄弱环节。只有良好的大环境而没有好的小环境，科研人员已调动的积极性也会因直接的压抑而夭折。学术大环境和小环境密切关联，相互作用，对开展科研、深化三大规律认识，都不可缺少。
列宁说过：“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总是具体的”。[7]这是因为检验真理的实践标准既是确定的，又是不确定的。实践标准的不确定性要求真理不断经受实践检验，而且每经受一次检验，其适用范围都会发生变动：“每一科学原理的真理的界限都是相对的，它随着知识的增加时而扩张、时而缩小。”[8]因此，真理的适用总有一定的条件，脱离一定的条件，就可能将真理视为谬误，谬误反视为真理。我们党的策略、方针、政策，都是在一定条件下制定的，只有联系当时的条件才能看出它们的真理性及其积极作用，并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如果脱离当时的条件，用今天的眼光衡量过去，用今天的标准要求先辈，就可能将其所起的积极作用一笔抹煞，将奋斗的历史说得一无是处。这既是不严肃的，也不利于总结经验教训，达到深化认识的目的。
由真理客观性、过程性、具体性引出的具体要求，是深化三大规律认识的重要举措，也是我们多年来发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高度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经验总结。
四是比较视角。唯物辩证法告诉人们，世界上的事物没有孤立的，都是相联系而存在、相比较而发展的。就人类认识来说，比较是人类认识真理的一条重要途径。通过比较，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取长补短、相互借鉴，人类认识由此得到拓展和深化。深化对三大规律的认识也要端正比较视角。
将我党成功和挫折相比较，努力发现执政过程中的必然性。八十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但也犯过错误，有过挫折。我们应将这些成功和挫折相比较，对错误不护短，对缺陷不迁就，对意见不压制，对批评不嫌烦，认真分析成功和挫折的原因是什么，引起的后果如何，原因和结果之间有什么样的必然联系，如何争取成功原因的再现，避免挫折原因的再生。这样才能找出规律性，把握必然性，避免苏东悲剧的重演。
将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无产阶级执政党相比较，从彼此的经验教训中概括出必然性。对于已经丧失政权的前无产阶级执政党，应该弄清它们执政理念、执政过程、执政地位丧失的根本原因，我们从中可以得到什么教训，以获得规律性的认识；特别是这些国家在制度设计上曾有什么缺陷，我们有没有这种缺陷，如果有，如何弥补。对于现在正在执政的无产阶级执政党，他们的经验教训更为新鲜，我们更应总结。江泽民曾指出：“九十年代以来，一些执政几十年的政党先后下台，有的已经衰亡。其中的根本原因是党的内部出了问题。认真分析这些政党的兴衰，加以借鉴，对我们加强党的建设很有意义。”[9]
将中国共产党和资产阶级执政党相比较，吸收他们在执政中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中国共产党和资产阶级的执政党有着不同的阶级基础。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资产阶级执政党归根到底是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者。但是，作为执政党，两者又有着许多共同点：都要有群众基础，争取多数的支持，否者就会动摇执政地位；都要制定符合国内外形势的纲领和策略，并随着形势的变化，及时加以修改和调整；都要正确处理党和政府的关系，不能以党代政，同时又要推荐党内干部担任政府重要职务；对担任政府重要职务的党员，都要加强管理和监督，否则，这些党员丑闻一旦被揭出，将严重影响执政党的地位。正因为有诸如此类的共同点，所以二者可以相互比较、相互借鉴。特别是一些资产阶级执政党执政时间长，制度完备，经验丰富，反应灵敏，这种借鉴更显得必要了。
比较视角实质上就是在研究中增强开放意识，只有开阔人们的眼界，才能达到深化认识的目的。当然，通过比较不是去贬低或否定党的领导，而是要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
以上视角提供了深化对三大规律认识的基本观点、方法和立场。基本观点就是唯物辩证观点、人本观点、实践观点、比较观点，基本方法就是坚持对一般和个别、工具和目的、理论和群众、胜利和挫折、实践权威和政治权威、学术大环境和学术小环境等的辩证分析，基本立场就是坚定社会主义信念、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尊重人民群众的实践、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我们只有努力探讨三大规律，并按客观规律办事，才能跳过毛泽东所讲过的“周期律”，牢牢把握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
注释
[1] [3]《谈谈辩证法问题》，《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卷第558页。
[2]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卷第172页。
[4] 《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方针》，《毛泽东文集》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卷第373—374页。
[5] 《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卷第218页。
[6] 《论权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卷第224—225页。
[7] 《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和布哈林同志的错误》，《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卷第419页。
[8]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卷第95页。
[9] 《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642页。
（作者单位：中共安徽省委党校哲学部）
责任编辑刘学侠
[关键词] 三大规律；研究；视角
[中图分类号] C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7-1962（2005）05-0022-03
党的十六大报告号召全党：“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是我党执政五十多年后面临的一项重大课题，关系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为了保证研究的顺利进行，必须探寻研究的基本观点、方法和立场，端正研究的视角。当然从不同方位观察有不同的视域，不过以下视角应该成为我们的主要选择。
一是哲学视角。无产阶级执政党、社会主义社会、人类社会是物质世界的一部分，是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们的运动都遵循着物质世界最一般的规律。因此，深化对三大规律的认识，最根本的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只有它才能为三大规律研究提供最一般规律的指导。没有它提供的物质、意识、联系、发展、实践等基本观点，研究就不能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也绝不能深化对三大规律的认识。唯物辩证观点是三大规律研究的理论基础。
也只有如此，才能为研究提供科学的方法。作为研究对象的人类社会规律主要是基本规律，包括社会意识一定要适应社会存在规律、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状况规律、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应经济基础状况规律、阶级的划分和相互作用规律，是存在于一切社会形态或几个社会形态的规律，社会主义社会也不例外；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是在当代中国起作用的规律，所以二者是一般和个别的关系。列宁曾对一般和个别的辨证关系作过精辟论述，他认为个别跟一般相对立：“任何一般都是个别的（一部分，或一方面，或本质）。任何一般只是大致地包括一切个别事物。任何个别都不能完全地包括在一般之中，如此等等。”[1]根据这一原理，不能将三大规律相互代替。如果用基本规律代替个别规律，就会忽视中国的特殊性，脱离中国的国情，重犯历史上曾给革命和建设事业带来严重灾难的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错误；但也不能用后两个规律去代替前一规律，如果把个别规律说得“过火”，“把它运用到实际适用的范围之外，便可以弄到荒谬绝伦的地步，而且在这种情形下，甚至必然会变成荒谬绝伦的东西。”[2]列宁又指出一般和个别是统一的：“个别一定与一般相联而存在。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任何个别（不论怎样）都是一般。”[3]这又要求将三大规律放在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关系中来探讨，防止孤立研究。脱离共产党执政、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研究，关于人类社会基本规律的探讨难以深入，也不能体现当今的时代特征；脱离人类社会基本规律的研究，对共产党执政、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概括就会缺乏理论基础，难以体现必然性。只有体现一般和个别辩证关系的方法才会用之有效。
也只有如此，才能为研究提供正确的立场。这里说的立场，即相信人类社会发展总趋势，对共产主义有着坚定的信仰。可想而知，一个对未来认识模糊、对共产主义持怀疑态度的人，必定没有兴趣深化对共产党执政、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也没有决心深入探讨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势。而正确立场的形成也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哲学。
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哲学视角不可转移，坚持“过时论”、“无用论”、“学哲学不如学具体科学论”将严重障碍三大规律的研究。
二是人本视角。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是，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文明的建设者，同时又理应成为社会发展的受益者、文明成果的享受者。为此，坚持以人为本，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就成为共产党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深化对三大规律认识的研究，也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才能保证研究顺利进行。
端正人本视角，才能为党和党的领导正确定位，明确研究的方向。社会主义建设根本目的是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相对这一目的的实现来说共产党则是工具。毛泽东在全国解放前夕就曾说过：“我们党要使人民胜利，就要当工具，自觉地当工具。”[4]邓小平也说过：“工人阶级的政党不是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工具，而是自觉地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5]不把党放在工具位置，离开人民群众的创造作用而过分地强调党的作用，就可能错误地处理党和群众的关系，忽视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权利，使党超越于人民群众和法律之上，最终脱离群众，从而使任何研究成果丧失价值。端正人本视角，对研究方向有决定意义。
端正人本视角，才能正确解决理论研究和广大群众的关系，为研究提供用之不竭的动力。理论工作者为实现社会全面进步、人的全面发展去深化对三大规律的认识，才会时刻感到自身责任的重大，激起巨大的研究兴趣和理论勇气；研究涉及中华民族的个人利益、整体利益、当代人利益和子孙后代利益，才能动员千百万群众关心、支持、参与这一研究，为研究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在深化三大规律认识的研究中，端正人本视角，明确了研究的目的不是为实现某种抽象原则，不是为了小部分人的利益，也不是像某些研究者所说的那样，是为了证明“政权的合法性”，而是为了广大人民的生存、发展和超越。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是中国人民奋斗百余年的理性选择，是广大人民流血牺牲换来的，它已存在五十多年，本来就是合法的，人民从来没有怀疑它的法律根据，现在用不着、也不可能通过研究对此加以证明。把研究的目的仅归结为证明政权的合法性，不仅降低研究意义，误导研究方向，而且会给人们带来严重误解。不管对此作何解释，思想混乱会由此而生。
三是真理视角。真理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内容，是人类不倦的追求。研究要端正哲学视角、人本视角，也就要端正真理视角。三大规律是真理，深化对它们的认识，就是追求、坚持、发展真理。因此，要依照真理的本性，即客观性、过程性、具体性，去深化对三大规律的认识，促进研究获得丰富成果。
凡真理都是客观的，三大规律所揭示的内容也应是客观的，即它们都经过实践检验，真实地反映共产党执政、社会主义建设、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必然性，包含着不以人和人类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内容。否则，就称不上真理、规律。按照客观性的要求，深化对三大规律认识的研究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惟书、不惟上、只惟实。这里的关键问题是要正确处理政治权威和实践权威的关系。在人类社会中，为了凝聚群体力量，使社会生产、生活能够稳定健康持续地发展，实现一定的社会目标，需要有政治权威。“联合活动、相互依赖的工作过程的错综复杂化，正在到处取代各个人的独立活动。但是，联合活动就是组织起来，而没有权威能够组织起来吗？”[6]社会主义社会也需要权威，包括政治权威。但实践权威和政治权威毕竟分属不同领域，既统一又不统一。政治权威往往由于主客观原因，不能正确反映实践过程、要求和发展趋势，会负面影响实践检验得出的结论，在检验认识时起障碍作用。因此，将政治权威和实践权威并列，或者重政治权威、轻实践权威，或者以政治权威取代实践权威，都可能背离真理。在深化三大规律认识的过程中，实践权威是永远不可替代的。
真理是个过程，是真理逐步战胜谬误、由相对真理走向绝对真理的过程。同样，深化对三大规律认识也是循环往复、艰难曲折、不断创新的过程。按照过程性、创新性的要求，开展研究需要良好的学术环境，包括良好的学术大环境和学术小环境。改革开放以来，学术大环境即整个社会的学术环境的建设卓有成效，当然还需要进一步完善。但学术小环境即科研教学单位的学术环境的建设，在一些地方还是薄弱环节。只有良好的大环境而没有好的小环境，科研人员已调动的积极性也会因直接的压抑而夭折。学术大环境和小环境密切关联，相互作用，对开展科研、深化三大规律认识，都不可缺少。
列宁说过：“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总是具体的”。[7]这是因为检验真理的实践标准既是确定的，又是不确定的。实践标准的不确定性要求真理不断经受实践检验，而且每经受一次检验，其适用范围都会发生变动：“每一科学原理的真理的界限都是相对的，它随着知识的增加时而扩张、时而缩小。”[8]因此，真理的适用总有一定的条件，脱离一定的条件，就可能将真理视为谬误，谬误反视为真理。我们党的策略、方针、政策，都是在一定条件下制定的，只有联系当时的条件才能看出它们的真理性及其积极作用，并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如果脱离当时的条件，用今天的眼光衡量过去，用今天的标准要求先辈，就可能将其所起的积极作用一笔抹煞，将奋斗的历史说得一无是处。这既是不严肃的，也不利于总结经验教训，达到深化认识的目的。
由真理客观性、过程性、具体性引出的具体要求，是深化三大规律认识的重要举措，也是我们多年来发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高度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经验总结。
四是比较视角。唯物辩证法告诉人们，世界上的事物没有孤立的，都是相联系而存在、相比较而发展的。就人类认识来说，比较是人类认识真理的一条重要途径。通过比较，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取长补短、相互借鉴，人类认识由此得到拓展和深化。深化对三大规律的认识也要端正比较视角。
将我党成功和挫折相比较，努力发现执政过程中的必然性。八十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但也犯过错误，有过挫折。我们应将这些成功和挫折相比较，对错误不护短，对缺陷不迁就，对意见不压制，对批评不嫌烦，认真分析成功和挫折的原因是什么，引起的后果如何，原因和结果之间有什么样的必然联系，如何争取成功原因的再现，避免挫折原因的再生。这样才能找出规律性，把握必然性，避免苏东悲剧的重演。
将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无产阶级执政党相比较，从彼此的经验教训中概括出必然性。对于已经丧失政权的前无产阶级执政党，应该弄清它们执政理念、执政过程、执政地位丧失的根本原因，我们从中可以得到什么教训，以获得规律性的认识；特别是这些国家在制度设计上曾有什么缺陷，我们有没有这种缺陷，如果有，如何弥补。对于现在正在执政的无产阶级执政党，他们的经验教训更为新鲜，我们更应总结。江泽民曾指出：“九十年代以来，一些执政几十年的政党先后下台，有的已经衰亡。其中的根本原因是党的内部出了问题。认真分析这些政党的兴衰，加以借鉴，对我们加强党的建设很有意义。”[9]
将中国共产党和资产阶级执政党相比较，吸收他们在执政中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中国共产党和资产阶级的执政党有着不同的阶级基础。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资产阶级执政党归根到底是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者。但是，作为执政党，两者又有着许多共同点：都要有群众基础，争取多数的支持，否者就会动摇执政地位；都要制定符合国内外形势的纲领和策略，并随着形势的变化，及时加以修改和调整；都要正确处理党和政府的关系，不能以党代政，同时又要推荐党内干部担任政府重要职务；对担任政府重要职务的党员，都要加强管理和监督，否则，这些党员丑闻一旦被揭出，将严重影响执政党的地位。正因为有诸如此类的共同点，所以二者可以相互比较、相互借鉴。特别是一些资产阶级执政党执政时间长，制度完备，经验丰富，反应灵敏，这种借鉴更显得必要了。
比较视角实质上就是在研究中增强开放意识，只有开阔人们的眼界，才能达到深化认识的目的。当然，通过比较不是去贬低或否定党的领导，而是要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
以上视角提供了深化对三大规律认识的基本观点、方法和立场。基本观点就是唯物辩证观点、人本观点、实践观点、比较观点，基本方法就是坚持对一般和个别、工具和目的、理论和群众、胜利和挫折、实践权威和政治权威、学术大环境和学术小环境等的辩证分析，基本立场就是坚定社会主义信念、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尊重人民群众的实践、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我们只有努力探讨三大规律，并按客观规律办事，才能跳过毛泽东所讲过的“周期律”，牢牢把握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
注释
[1] [3]《谈谈辩证法问题》，《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卷第558页。
[2]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卷第172页。
[4] 《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方针》，《毛泽东文集》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卷第373—374页。
[5] 《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卷第218页。
[6] 《论权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卷第224—225页。
[7] 《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和布哈林同志的错误》，《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卷第419页。
[8]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卷第95页。
[9] 《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642页。
（作者单位：中共安徽省委党校哲学部）
责任编辑刘学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