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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实生活中，因为人的虚假伪饰，也因为人性复杂多变，知人殊为困难。所幸古人在生活实践中概括提炼出了一套较为实用的知人之道，对于我们是一种有益的借鉴。
--- 一 ---
以形神知人，就是根据外貌和神态来判断一个人，这是一种最直观的知人方式。由于相信存乎中者必形于外，所以中国自古就有相人之术，“相人之形状颜色而知其吉凶妖祥”。
最典型例子是《三国演义》中对于关羽的描写：“身长九尺，髯长二尺，面如重枣，唇若涂脂，丹凤眼、卧蚕眉，相貌堂堂，威风凛凛。”所以刘备一见便认定为英雄人物，于是倾心相慕，成就了桃园结义的一段佳话。这是小说家言，就正史而言，也有不少相面的记载，如《史记》中对汉高祖刘邦的描写：“隆准而龙颜，美须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以致吕公“见高祖状貌，因重敬之”，并且把女儿嫁给了他。在中国历史上，像这样以相貌来判断一个人穷通祸福的例子多得不可胜数，可谓是史不绝书。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一个人的心理活动，总会在眼睛上有所显示，所以古代特别注重从眼睛上来判断一个人。孟子说过：“存乎人者，莫良于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恶。胸中正，则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则眸子眊焉。听其言也，观其眸子，人焉廋哉！”李渔在《闲情偶寄》中也表示：“察心之邪正，莫妙于观眸子。”假如“眼如点漆”，便是“神仙中人”；假如“神明太俗”，则是“世情未尽”。正因为如此，所以古人认为“四体妍蚩，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
据《清史稿》记载，曾国藩“每对客，注视移时不语，见者竦然，退则记其优劣，无或爽者。”曾国藩善于相人，并且留下了一部总结自己相人经验的《冰鉴》。需要指出的是，内在真实往往为外在表象所遮蔽，所以以形神知人也会有失偏颇，就是睿哲如孔子者都会犯“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的错误。这就需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形相虽恶而心术善，无害为君子也；形相虽善而心术恶，无害为小人也。”
--- 二 ---
“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声音是受到内在情感的驱动而发生的。正因为如此，不少人对以言语知人保持有信心，认为通过以意逆志就可以了解人物。如扬雄在《法言》中就说道：“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
其实事情并不那么简单。由于社会压抑的存在，个体的人往往会把真实的内心掩盖起来，咳唾随物婉转，“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以致言不由衷，虚实难征。另外，由于语言本身具有“不尽意”的缺陷，言说者的内心世界难以恰切而完整地表达出来，没有“世尊拈花，迦叶微笑”的高度默契，以言语知人颇为困难，所以孔子曾经感叹“以言取人，失之宰予”。
钱钟书先生曾经敏锐地指出：“所言之物，可以飾伪：巨奸为忧国语，热中人作冰雪文，是也。其言之格调，则往往流露本相；狷急人之作风，不能尽变为澄澹，豪迈人之笔性，不能尽变为严谨。”在钱钟书先生看来，一个人言说的内容和倾向并不一定真实可靠，而言说的风格是人之本相的折射，因此才堪以作为知人的依凭。《周易》上所谓的“将叛者其辞惭，中心疑者其辞枝，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诬善之人其辞游，失其守者其辞屈”，其实也是根据言说的风格来判断一个人。另外，法国作家布丰也说过“风格即人”的话，可见中外哲人都倾向于以言说的风格来了解一个人，以此“沿波讨源”，方能“虽幽必显”。
--- 三 ---
有感于知人“非言问所及，观察所尽”，所以孔子说“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这表明了相较于以形神知人和以言语知人，孔子更倾向于以行动来知人，因为行动的背后蕴藏着一个人真实的价值取向。
人生在世，总会有所为有所不为，根据行动的价值取向来知人，不失为一个明智的办法。《吕氏春秋》中说：“凡论人，通则观其所礼，贵则观其所进，富则观其所养，听则观其所行，止则观其所好，习则观其所言，穷则观其所不受，贱则观其所不为。喜之以验其守，乐之以验其僻，怒之以验其节，惧之以验其特，哀之以验其人，苦之以验其志。”这里所谓的“八观六验”，就蕴藏着以行动知人的智慧。
“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只做好事，不做坏事”，因此以行动知人，不是以一个行动来知人，而是要综合一生的行为来对人进行考察，因为一个行动可能带有偶然性，而一辈子的行为则足以反映出一个人的好坏善恶。《格言联璧》中说：“我不识何等为君子，但看每事肯吃亏的便是；我不识何等为小人，但看每事好便宜的便是。”以“每事”来考察，君子小人便泾渭分明，洞若观火。白居易在《放言》一诗中写道：“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试玉要烧三日满，辩才须待七年期。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像周公这样的圣贤，尽心辅佐成王却遭到猜忌和诋毁；像王莽这样的野心家，因巧言令色足恭却得到了众口一词的好评。好在事久见人心，盖棺定论时，他们各自的行动让清者自清，浊者自浊。
相较于和平时期的行动，一个人在乱世的所作所为更能见出品格和气节。所以唐太宗在《赠萧瑀》一诗中说：“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当然，此前孔子也指出过“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光武帝刘秀也说过“疾风知劲草”的话。可见以艰苦环境中的行动来考察一个人，几乎是古代智者的共识。
需要指出的是，“人之过也，各于其党。观过，斯知仁矣”。不同的人所犯的错误是不同的，犯错误的原因和对待错误的态度也是不同的，“观过知仁”也是以行动知人的一种补充方式。
人生活于社会之中，不可避免要与他者交往，因此知人颇有必要。了解古人的知人之道，有助于我们炼就火眼金睛，把这纷扰世界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编辑/张金余）
--- 一 ---
以形神知人，就是根据外貌和神态来判断一个人，这是一种最直观的知人方式。由于相信存乎中者必形于外，所以中国自古就有相人之术，“相人之形状颜色而知其吉凶妖祥”。
最典型例子是《三国演义》中对于关羽的描写：“身长九尺，髯长二尺，面如重枣，唇若涂脂，丹凤眼、卧蚕眉，相貌堂堂，威风凛凛。”所以刘备一见便认定为英雄人物，于是倾心相慕，成就了桃园结义的一段佳话。这是小说家言，就正史而言，也有不少相面的记载，如《史记》中对汉高祖刘邦的描写：“隆准而龙颜，美须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以致吕公“见高祖状貌，因重敬之”，并且把女儿嫁给了他。在中国历史上，像这样以相貌来判断一个人穷通祸福的例子多得不可胜数，可谓是史不绝书。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一个人的心理活动，总会在眼睛上有所显示，所以古代特别注重从眼睛上来判断一个人。孟子说过：“存乎人者，莫良于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恶。胸中正，则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则眸子眊焉。听其言也，观其眸子，人焉廋哉！”李渔在《闲情偶寄》中也表示：“察心之邪正，莫妙于观眸子。”假如“眼如点漆”，便是“神仙中人”；假如“神明太俗”，则是“世情未尽”。正因为如此，所以古人认为“四体妍蚩，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
据《清史稿》记载，曾国藩“每对客，注视移时不语，见者竦然，退则记其优劣，无或爽者。”曾国藩善于相人，并且留下了一部总结自己相人经验的《冰鉴》。需要指出的是，内在真实往往为外在表象所遮蔽，所以以形神知人也会有失偏颇，就是睿哲如孔子者都会犯“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的错误。这就需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形相虽恶而心术善，无害为君子也；形相虽善而心术恶，无害为小人也。”
--- 二 ---
“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声音是受到内在情感的驱动而发生的。正因为如此，不少人对以言语知人保持有信心，认为通过以意逆志就可以了解人物。如扬雄在《法言》中就说道：“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
其实事情并不那么简单。由于社会压抑的存在，个体的人往往会把真实的内心掩盖起来，咳唾随物婉转，“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以致言不由衷，虚实难征。另外，由于语言本身具有“不尽意”的缺陷，言说者的内心世界难以恰切而完整地表达出来，没有“世尊拈花，迦叶微笑”的高度默契，以言语知人颇为困难，所以孔子曾经感叹“以言取人，失之宰予”。
钱钟书先生曾经敏锐地指出：“所言之物，可以飾伪：巨奸为忧国语，热中人作冰雪文，是也。其言之格调，则往往流露本相；狷急人之作风，不能尽变为澄澹，豪迈人之笔性，不能尽变为严谨。”在钱钟书先生看来，一个人言说的内容和倾向并不一定真实可靠，而言说的风格是人之本相的折射，因此才堪以作为知人的依凭。《周易》上所谓的“将叛者其辞惭，中心疑者其辞枝，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诬善之人其辞游，失其守者其辞屈”，其实也是根据言说的风格来判断一个人。另外，法国作家布丰也说过“风格即人”的话，可见中外哲人都倾向于以言说的风格来了解一个人，以此“沿波讨源”，方能“虽幽必显”。
--- 三 ---
有感于知人“非言问所及，观察所尽”，所以孔子说“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这表明了相较于以形神知人和以言语知人，孔子更倾向于以行动来知人，因为行动的背后蕴藏着一个人真实的价值取向。
人生在世，总会有所为有所不为，根据行动的价值取向来知人，不失为一个明智的办法。《吕氏春秋》中说：“凡论人，通则观其所礼，贵则观其所进，富则观其所养，听则观其所行，止则观其所好，习则观其所言，穷则观其所不受，贱则观其所不为。喜之以验其守，乐之以验其僻，怒之以验其节，惧之以验其特，哀之以验其人，苦之以验其志。”这里所谓的“八观六验”，就蕴藏着以行动知人的智慧。
“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只做好事，不做坏事”，因此以行动知人，不是以一个行动来知人，而是要综合一生的行为来对人进行考察，因为一个行动可能带有偶然性，而一辈子的行为则足以反映出一个人的好坏善恶。《格言联璧》中说：“我不识何等为君子，但看每事肯吃亏的便是；我不识何等为小人，但看每事好便宜的便是。”以“每事”来考察，君子小人便泾渭分明，洞若观火。白居易在《放言》一诗中写道：“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试玉要烧三日满，辩才须待七年期。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像周公这样的圣贤，尽心辅佐成王却遭到猜忌和诋毁；像王莽这样的野心家，因巧言令色足恭却得到了众口一词的好评。好在事久见人心，盖棺定论时，他们各自的行动让清者自清，浊者自浊。
相较于和平时期的行动，一个人在乱世的所作所为更能见出品格和气节。所以唐太宗在《赠萧瑀》一诗中说：“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当然，此前孔子也指出过“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光武帝刘秀也说过“疾风知劲草”的话。可见以艰苦环境中的行动来考察一个人，几乎是古代智者的共识。
需要指出的是，“人之过也，各于其党。观过，斯知仁矣”。不同的人所犯的错误是不同的，犯错误的原因和对待错误的态度也是不同的，“观过知仁”也是以行动知人的一种补充方式。
人生活于社会之中，不可避免要与他者交往，因此知人颇有必要。了解古人的知人之道，有助于我们炼就火眼金睛，把这纷扰世界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编辑/张金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