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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32.474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2095-3089（2017）10-0298-01
华夏文明能够在漫长的历史中始终保持独立、完整和延续，受益于中国传统政治的开放性和精神价值的统一导向，这其中，政府的人才选拔制度作为一项极为重要的政治制度，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古典人才选拔制度化的发端是两汉的“孝廉制度”，之后过渡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九品中正制度”，再以后，“科举制度”成为制度化的集大成者，主导了中国千余年的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教育以及社会生活形态，维系了传统社会的文化生态的平衡，影响甚至是世界性的。
对科举制度的利弊，历史多有分析，其功效大体为：其一，促进了中国社会官僚阶层、士绅阶层和平民阶层的流动和平衡，稳固了集权化的政府统治。其二，统一和维系了社会价值体系，使儒家思想成为社会化的标准，维系了中国传统文明的延续和发展。其三，使乡村自治模式成为可能，在旧时中国管理条件下广大的疆域治理有了有效的手段。其四，世界首创了政府对社会的政治开放和社会融合。
科举制度走向清末，其积弊也日益显现：一是由于价值标准的唯一性使社会文化渐失活力与生气。二是明朝以后科举流品的分化使官员政务实践能力变得欠缺和弱化。三是考试内容的排他性形成的以精神管理为导向限制了专业技术在中国的发展。四是八股化的取士标准使制度走向僵化和教条，遗毒并延及到民众的内在精神层面。
所以说，制度之优劣更多在于法度是否因时而进，而存在的基础也更与社会形态、政治形态互为作用，同时其优弊还应与人事执行层面和其余各项情势的相互关系来考量，并非后发的一定优于前者，也并非据时长的一定优于时期短的，基于此，本文主要就中国人才选拔制度的发端和基础“孝廉制”及“九品中正制”进行分析，其中的一些优弊恰与科举制度相对应，对现代人才选拔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具有补充和启示之效。
一、历史启承
中国远古，贵族世袭几乎是唯一的行政官员简拔方式，战国后期，封建制度逐步被打破，贵族世袭、军人政治、资本（富人）政治、君主简拔、精英推荐等各种模式相杂，一个官员，往往因时因事而起落，极具现实的功利性和偶发性，除相对稳定的贵族世家外，“君择臣、臣择君，和则留，不和则去”，国家政治逐步开放的同时，也带有典型的投机性。因此，中国一统之后，迫切需要建立一种制度化的人才选拔制度，秦国统一时期很短，官员的选拔并未形成制度化的格局，实质意义上的选拔制度是从两汉逐步建立。
二、“古典选举制”——两汉的“孝廉制度”
第一，“太学”始成为官员培养的摇篮
“太学”自西周发展至汉武时期，已臻于完善。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天人三策”，“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的建议，于京师长安设立太学，太学的设立，使汉代有了人才选拔的蓄水池。从太学的毕业生考试中分出甲乙二等，甲等为郎官，隶属于光禄勋下的皇宫侍卫，等待时机从中遴选出政府官员。考试为乙等的，则回本乡地方政府充当吏职，也就是地方长官，如郡太守、县令等的掾属。汉代官吏任用有一限制，地方长官由中央异地委派，长官之下一切官吏称为掾属，由本人辟用当地人充任。这种限制起到上下负责相互钳制的作用，实际上，现代东西方国家的政府组成仍然有此渊薮。而补郎还是补吏，是太学毕业后据考试所给予的不同待遇。
第二，“乡举里选”逐渐制度化
由地方时时选举人才到中央，称作乡举里选。大体有两种，一种是无定期的，如新老皇帝更替、国家大灾大变等等，地方推举贤良到中央替国家说话做事，政府对被推举人进行重大问题策问，根据被推举人的对策分别挑选任用。这种选举无一定形制，地方民意、政府大僚，皆可推举，所举称为贤良，意指有特殊才能的人。这种选举遇到特殊事件，如出使、治灾、军事活动等，也可以进行，甚至可以自荐应选。另一种是定期选举，也就是后来称为选举主流的孝廉制度，本意是中央要求地方察举孝子廉吏，但初期，各地方并不为意，不但推期不固定，应选人也不踊跃，后来汉武帝下诏申饬：地方长官的职责不仅在于行政管理，还在于为国家物色人才。如此，孝廉的推举和人才选举直接联系起来，形成了一种每年定期的选举。孝廉到了朝廷，并不如贤良那样很快有个好出身，而是和太学甲等毕业生一样先到郎属服务，过几年再分发出去。
第三，知识分子成为政府行政者的主流
孝廉選举成为制度以后，其人员构成势必发展为从太学乙等毕业生中从事吏员的人中间产生，这样经过二三十年后，郎属中无形中全部变成了太学毕业生，也就是说汉代的做官人群逐渐变成了知识分子，这对后世的影响，包括隋唐以后的科举，是影响巨大的，使传统中国的人才选拔形式上极具开放性，而内容标准上又极具统一性。到东汉以后，由于郎属候用的人才太多，政府逐步搁置了其他途径，仕途只剩孝廉察举一途，并逐步从分区不定额发展到按户口比例分配，并进一步在察举基础上由中央加上考试，如此逐步的规范化。
三、“古典考核制”——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度”
“九品中正制”是动荡的历史条件下，解决中央地方脱节的过渡性制度，可称之为“古典考核制”。
九品中正为曹操时期的吏部尚书陈群创设，大体要旨是从中央及地方州郡中分别公推望高德勋为大中正主持中央，之下再产生小中正，由这些中正各就所知，把各地人士，无论是否已经做官，分别品第，加以评判，分人才为九品，供吏部依据斟酌任用黜陟。九品中正制度较好地解决当时社会情态下的人才标准问题，而此项标准，依据的依然是各地群众舆论与公共意见，保留了汉代乡举里选的初意，可称之为考核法。这一制度初始较好解决了用人标准问题和制度问题。
四、“孝廉制”和“九品中正制”制度的积极意义
第一，人才简拔开始有了一种制度化的方式，是后世科举制度的发端和基础，并规范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念，进而引导建立了整个社会高度统一化的价值体系。
第二，由此中国政府进入“士人政府”时代，知识分子的精神道德体系成为国家的管理核心，避免了世界其他古文明中曾长期主导的“贵族政府”、“军人政府”、“资本政府”、“宗教政府”；
第三，则中国政府始成极具开放性的政权模式，政权的组织精英开始面向社会普通民众递进；
第四，较好地解决当时社会情态下的人才标准问题，在人才选用上开始吸收群众舆论与公共意见，尽管其设计仍然是“从贤”，即以贤人意见来代表群众，但仍然不失与近代民主相若的理念。
第五，对从仕者资格上注重了基层实习和行政经验、教育背景，这些对当时，乃至后世的政治影响是非常重要的，而宋以后的制度设计中逐渐摒弃了基层经验和从政历练要求，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五、“孝廉制”和“九品中正制”的制度性缺失
第一，察举权和考核权在长官而不在民众，开放的政治结构并未能接纳相应的民权思想，同时，古时文化资源作为稀缺资源也无不被名门大族垄断，如此，发展到后期，政治资源基本上循环在世族门第的恩泽相报中间，“士人政府”的基础实际已经不是知识分子，而是“门第望族”，这也是魏晋以下“门阀政治”的起因。
第二，知识分子逐渐向权力中心集中，以期被认知和发现，阻塞了文化普及和仕途途径。
第三，原本注重的行政实践也逐渐为投机钻营取代，作为被推举或考核的官吏为迎奉名誉竞相奔走而忽视实际政务。
华夏文明能够在漫长的历史中始终保持独立、完整和延续，受益于中国传统政治的开放性和精神价值的统一导向，这其中，政府的人才选拔制度作为一项极为重要的政治制度，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古典人才选拔制度化的发端是两汉的“孝廉制度”，之后过渡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九品中正制度”，再以后，“科举制度”成为制度化的集大成者，主导了中国千余年的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教育以及社会生活形态，维系了传统社会的文化生态的平衡，影响甚至是世界性的。
对科举制度的利弊，历史多有分析，其功效大体为：其一，促进了中国社会官僚阶层、士绅阶层和平民阶层的流动和平衡，稳固了集权化的政府统治。其二，统一和维系了社会价值体系，使儒家思想成为社会化的标准，维系了中国传统文明的延续和发展。其三，使乡村自治模式成为可能，在旧时中国管理条件下广大的疆域治理有了有效的手段。其四，世界首创了政府对社会的政治开放和社会融合。
科举制度走向清末，其积弊也日益显现：一是由于价值标准的唯一性使社会文化渐失活力与生气。二是明朝以后科举流品的分化使官员政务实践能力变得欠缺和弱化。三是考试内容的排他性形成的以精神管理为导向限制了专业技术在中国的发展。四是八股化的取士标准使制度走向僵化和教条，遗毒并延及到民众的内在精神层面。
所以说，制度之优劣更多在于法度是否因时而进，而存在的基础也更与社会形态、政治形态互为作用，同时其优弊还应与人事执行层面和其余各项情势的相互关系来考量，并非后发的一定优于前者，也并非据时长的一定优于时期短的，基于此，本文主要就中国人才选拔制度的发端和基础“孝廉制”及“九品中正制”进行分析，其中的一些优弊恰与科举制度相对应，对现代人才选拔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具有补充和启示之效。
一、历史启承
中国远古，贵族世袭几乎是唯一的行政官员简拔方式，战国后期，封建制度逐步被打破，贵族世袭、军人政治、资本（富人）政治、君主简拔、精英推荐等各种模式相杂，一个官员，往往因时因事而起落，极具现实的功利性和偶发性，除相对稳定的贵族世家外，“君择臣、臣择君，和则留，不和则去”，国家政治逐步开放的同时，也带有典型的投机性。因此，中国一统之后，迫切需要建立一种制度化的人才选拔制度，秦国统一时期很短，官员的选拔并未形成制度化的格局，实质意义上的选拔制度是从两汉逐步建立。
二、“古典选举制”——两汉的“孝廉制度”
第一，“太学”始成为官员培养的摇篮
“太学”自西周发展至汉武时期，已臻于完善。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天人三策”，“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的建议，于京师长安设立太学，太学的设立，使汉代有了人才选拔的蓄水池。从太学的毕业生考试中分出甲乙二等，甲等为郎官，隶属于光禄勋下的皇宫侍卫，等待时机从中遴选出政府官员。考试为乙等的，则回本乡地方政府充当吏职，也就是地方长官，如郡太守、县令等的掾属。汉代官吏任用有一限制，地方长官由中央异地委派，长官之下一切官吏称为掾属，由本人辟用当地人充任。这种限制起到上下负责相互钳制的作用，实际上，现代东西方国家的政府组成仍然有此渊薮。而补郎还是补吏，是太学毕业后据考试所给予的不同待遇。
第二，“乡举里选”逐渐制度化
由地方时时选举人才到中央，称作乡举里选。大体有两种，一种是无定期的，如新老皇帝更替、国家大灾大变等等，地方推举贤良到中央替国家说话做事，政府对被推举人进行重大问题策问，根据被推举人的对策分别挑选任用。这种选举无一定形制，地方民意、政府大僚，皆可推举，所举称为贤良，意指有特殊才能的人。这种选举遇到特殊事件，如出使、治灾、军事活动等，也可以进行，甚至可以自荐应选。另一种是定期选举，也就是后来称为选举主流的孝廉制度，本意是中央要求地方察举孝子廉吏，但初期，各地方并不为意，不但推期不固定，应选人也不踊跃，后来汉武帝下诏申饬：地方长官的职责不仅在于行政管理，还在于为国家物色人才。如此，孝廉的推举和人才选举直接联系起来，形成了一种每年定期的选举。孝廉到了朝廷，并不如贤良那样很快有个好出身，而是和太学甲等毕业生一样先到郎属服务，过几年再分发出去。
第三，知识分子成为政府行政者的主流
孝廉選举成为制度以后，其人员构成势必发展为从太学乙等毕业生中从事吏员的人中间产生，这样经过二三十年后，郎属中无形中全部变成了太学毕业生，也就是说汉代的做官人群逐渐变成了知识分子，这对后世的影响，包括隋唐以后的科举，是影响巨大的，使传统中国的人才选拔形式上极具开放性，而内容标准上又极具统一性。到东汉以后，由于郎属候用的人才太多，政府逐步搁置了其他途径，仕途只剩孝廉察举一途，并逐步从分区不定额发展到按户口比例分配，并进一步在察举基础上由中央加上考试，如此逐步的规范化。
三、“古典考核制”——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度”
“九品中正制”是动荡的历史条件下，解决中央地方脱节的过渡性制度，可称之为“古典考核制”。
九品中正为曹操时期的吏部尚书陈群创设，大体要旨是从中央及地方州郡中分别公推望高德勋为大中正主持中央，之下再产生小中正，由这些中正各就所知，把各地人士，无论是否已经做官，分别品第，加以评判，分人才为九品，供吏部依据斟酌任用黜陟。九品中正制度较好地解决当时社会情态下的人才标准问题，而此项标准，依据的依然是各地群众舆论与公共意见，保留了汉代乡举里选的初意，可称之为考核法。这一制度初始较好解决了用人标准问题和制度问题。
四、“孝廉制”和“九品中正制”制度的积极意义
第一，人才简拔开始有了一种制度化的方式，是后世科举制度的发端和基础，并规范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念，进而引导建立了整个社会高度统一化的价值体系。
第二，由此中国政府进入“士人政府”时代，知识分子的精神道德体系成为国家的管理核心，避免了世界其他古文明中曾长期主导的“贵族政府”、“军人政府”、“资本政府”、“宗教政府”；
第三，则中国政府始成极具开放性的政权模式，政权的组织精英开始面向社会普通民众递进；
第四，较好地解决当时社会情态下的人才标准问题，在人才选用上开始吸收群众舆论与公共意见，尽管其设计仍然是“从贤”，即以贤人意见来代表群众，但仍然不失与近代民主相若的理念。
第五，对从仕者资格上注重了基层实习和行政经验、教育背景，这些对当时，乃至后世的政治影响是非常重要的，而宋以后的制度设计中逐渐摒弃了基层经验和从政历练要求，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五、“孝廉制”和“九品中正制”的制度性缺失
第一，察举权和考核权在长官而不在民众，开放的政治结构并未能接纳相应的民权思想，同时，古时文化资源作为稀缺资源也无不被名门大族垄断，如此，发展到后期，政治资源基本上循环在世族门第的恩泽相报中间，“士人政府”的基础实际已经不是知识分子，而是“门第望族”，这也是魏晋以下“门阀政治”的起因。
第二，知识分子逐渐向权力中心集中，以期被认知和发现，阻塞了文化普及和仕途途径。
第三，原本注重的行政实践也逐渐为投机钻营取代，作为被推举或考核的官吏为迎奉名誉竞相奔走而忽视实际政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