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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汹汹的台风“苏力”日前在台湾造成3人死亡、百余人受伤。其中一名死者是台风夜执行勤务的警员陈锦荣，他在深夜下班返家途中，被强风吹落的顶楼砖墙击中头部，送医后难以回天。事件发生后，台湾官方立即将该名警员视同因公殉职，新北市长朱立伦甚至表示将为其争取入祀忠烈祠；马英九和“行政院长”江宜桦也立即前往医院探视并慰问家属，强调政府一定从优抚恤，估计家属可领到抚恤金近千万元台币。
担任警察工作近三十年的陈锦荣，今年50岁，原本打算明年办理退休，是个风评颇佳的好警察，平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是“做警察是做好事、做功德”。一场肆虐一整夜的台风，让他永远回不了家。媒体批评政府“该拆的不拆”，因为酿祸的顶楼砖墙早在五年前即已被举报为违建，但政府工务单位消极执法，未能及时拆除，以致于造成这次悲剧。
台风夜意外死亡的警察引起同情，没有人因为警察之死而幸灾乐祸，也没有人争论该不该从优抚恤，这大抵反映了台湾较为融洽的警民关系。
台湾的警民关系有多融洽？我个人倒是有亲身经验。日前我曾陪同大陆友人走访嘉义新港的奉天宫，累了我们信步走进附近的派出所，借用厕所并且顺便问问路。一进派出所，就看见墙上有“乡亲您好，有空欢迎来喝茶”的标语，一位现年29岁、腰间配着手枪的小警察忙不迭招呼我们，除了请我们就座之外，立刻就奉上了饮料和水果。我们和警察闲话家常，也询问他们的工作情况，小警察一一回答我们的问题。过不了多久，值勤归来的派出所主管也加入龙门阵，和我们聊了半个小时。我们吃喝完毕，也借用了厕所。临走前，与我们相谈甚欢的派出所主管和几名警员还亲自送到门口，并且欢迎我们随时到派出所做客。
三位同行的大陆友人问我是否原本与这些警察相熟。我说原本并不相识，与他们是初次见面。大陆友人脸上不无惊讶的表情，说明这种情况在大陆比较少见。我这才意识到台湾警察是有点“特别”。
过去台湾警察并非如此亲民，警民关系也不像现在这么融洽。不说日本殖民统治时代，普通民众对这些警察深恶痛绝，背地里咒骂他们是“狗”、“四脚仔”（意指“禽兽”），即便是二十年前，台湾警察的形象也与现在大不相同，号为“有牌的流氓”，因为警察和公民的权力关系极不相称，一般人对警察也敬而远之，不可能像现在这样，普通民众随便走进派出所就可以和警察喝茶聊天。
细究其中的根本原因，台湾警察的公众形象、乃至于警民关系的融洽，并非突如其来，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社会转变过程。
台湾警察从日据时期的“大人”，变成了威权时期的“人民保姆”，再转变成现在的“穿了警察制服的普通公民”，差不多是台湾社会逐渐正常化、公民权利受到保障的过程。一些有关警察形象的公众调查也显示，台湾警察作为“执法者”的刚性形象渐减，而作为“服务者”的柔性形象渐增，警察不再高高在上，而是和普通民众平起平坐。作为一个警察，遵法守纪、文明执法是最基本的要求，面对守法的普通公民，台湾警察不仅得讲法律，也得讲讲礼貌和人情味。警察首先是人，在警察味之外，人味更浓。
如今在台湾的公共场所，经常是老半天见不到一个警察，但社会和谐运行无碍，无需警察站岗或巡逻。虽说还做不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但台湾妇女独自在夜里穿街走巷时不必提心吊胆，只身一人来自外地的旅客也无需太过担心会遇到偷拐抢骗。这种不差的治安状况，其实并非因为警力密布，侦骑四出，也不是因为严刑峻法，而是因为台湾的社会信任度普遍较高，社会安全与福利机制为治安提供了基本屏障。
死了一个小警察的台风夜，点亮了社会大众普遍同情的烛光。这件事虽小，但也映射了台湾警民关系的一个侧面，警察不再是令人畏惧、甚至引人咒骂的权力化身。这是警察形象的提升，也是台湾社会的进步。
罗世宏
任教于台湾中正大学传播系，现为台湾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常务董事。
担任警察工作近三十年的陈锦荣，今年50岁，原本打算明年办理退休，是个风评颇佳的好警察，平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是“做警察是做好事、做功德”。一场肆虐一整夜的台风，让他永远回不了家。媒体批评政府“该拆的不拆”，因为酿祸的顶楼砖墙早在五年前即已被举报为违建，但政府工务单位消极执法，未能及时拆除，以致于造成这次悲剧。
台风夜意外死亡的警察引起同情，没有人因为警察之死而幸灾乐祸，也没有人争论该不该从优抚恤，这大抵反映了台湾较为融洽的警民关系。
台湾的警民关系有多融洽？我个人倒是有亲身经验。日前我曾陪同大陆友人走访嘉义新港的奉天宫，累了我们信步走进附近的派出所，借用厕所并且顺便问问路。一进派出所，就看见墙上有“乡亲您好，有空欢迎来喝茶”的标语，一位现年29岁、腰间配着手枪的小警察忙不迭招呼我们，除了请我们就座之外，立刻就奉上了饮料和水果。我们和警察闲话家常，也询问他们的工作情况，小警察一一回答我们的问题。过不了多久，值勤归来的派出所主管也加入龙门阵，和我们聊了半个小时。我们吃喝完毕，也借用了厕所。临走前，与我们相谈甚欢的派出所主管和几名警员还亲自送到门口，并且欢迎我们随时到派出所做客。
三位同行的大陆友人问我是否原本与这些警察相熟。我说原本并不相识，与他们是初次见面。大陆友人脸上不无惊讶的表情，说明这种情况在大陆比较少见。我这才意识到台湾警察是有点“特别”。
过去台湾警察并非如此亲民，警民关系也不像现在这么融洽。不说日本殖民统治时代，普通民众对这些警察深恶痛绝，背地里咒骂他们是“狗”、“四脚仔”（意指“禽兽”），即便是二十年前，台湾警察的形象也与现在大不相同，号为“有牌的流氓”，因为警察和公民的权力关系极不相称，一般人对警察也敬而远之，不可能像现在这样，普通民众随便走进派出所就可以和警察喝茶聊天。
细究其中的根本原因，台湾警察的公众形象、乃至于警民关系的融洽，并非突如其来，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社会转变过程。
台湾警察从日据时期的“大人”，变成了威权时期的“人民保姆”，再转变成现在的“穿了警察制服的普通公民”，差不多是台湾社会逐渐正常化、公民权利受到保障的过程。一些有关警察形象的公众调查也显示，台湾警察作为“执法者”的刚性形象渐减，而作为“服务者”的柔性形象渐增，警察不再高高在上，而是和普通民众平起平坐。作为一个警察，遵法守纪、文明执法是最基本的要求，面对守法的普通公民，台湾警察不仅得讲法律，也得讲讲礼貌和人情味。警察首先是人，在警察味之外，人味更浓。
如今在台湾的公共场所，经常是老半天见不到一个警察，但社会和谐运行无碍，无需警察站岗或巡逻。虽说还做不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但台湾妇女独自在夜里穿街走巷时不必提心吊胆，只身一人来自外地的旅客也无需太过担心会遇到偷拐抢骗。这种不差的治安状况，其实并非因为警力密布，侦骑四出，也不是因为严刑峻法，而是因为台湾的社会信任度普遍较高，社会安全与福利机制为治安提供了基本屏障。
死了一个小警察的台风夜，点亮了社会大众普遍同情的烛光。这件事虽小，但也映射了台湾警民关系的一个侧面，警察不再是令人畏惧、甚至引人咒骂的权力化身。这是警察形象的提升，也是台湾社会的进步。
罗世宏
任教于台湾中正大学传播系，现为台湾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常务董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