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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中东局势发生重大变化。突尼斯、埃及任职数十年的政治强人本•阿里和穆巴拉克辞职，利比亚爆发了延续至今的内战，卡扎菲遭到国际制裁和联军的猛烈空袭，也门萨利赫四面楚歌，而近年来一直风平浪静的叙利亚也发生了流血事件，甚至巴林、阿曼等一贯政治闭塞的海湾君主国也不能幸免；西亚、北非，绝大多数国家都不同程度受到本轮政治风暴的波及和冲击，并引发广泛关注。
针对这一局面，许多关注中东政治生活的人们惊呼，民主风暴终于吹到了阿拉伯世界，他们欢呼“民主和自由的胜利”，认为随着“愤怒日”的蔓延和“解放广场”的遍地开花，中东的“民主多米诺骨牌”将一张张倒下，民主自由的新风将吹遍中东。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乐观、浪漫的声音渐渐变得微弱，人们投向中东政治风暴的目光，也从最初的兴奋、憧憬，逐渐变成了审视和观察，因为人们渐渐从变革中看到了更多、更复杂的内涵。
中东已经、正在和即将倒下的，果真是“民主多米诺骨牌”么？
倒下虽相似 骨牌质不同
正如美国中央情报局前局长乔治•特尼特所言，不能将中东、北非各国的示威、抗争，简单视作突尼斯、埃及事件的“骨牌效应”。事实上，大多数国家的示威、抗议活动都有各自的渊源。
在发生群众运动的各国中，有一些是“老运动员”聚集的国家，国内自身的政治矛盾和对抗根深蒂固，远比埃及的冲突成因早、矛盾深。如伊朗自由派和政府的对抗，就可以追溯到伊斯兰革命，甚至更早的巴列维王朝时代。再如阿尔及利亚，该国自从1990年大选时伊斯兰救世阵线差点上台，导致长达9年的暴力、骚乱和军管，国内政治矛盾和暴力事件始终层出不穷。发生反对党集体从议会辞职事件的巴林，国内多数民族什叶派自殖民时代起就处于政治失势状态，政治矛盾根深蒂固。反政府示威最激烈的地区之一——也门，国内宗教极端势力和地方分离主义者一直影响力巨大，甚至发动过几次内战……这些国家的内部矛盾源远流长，错综复杂，即使不发生埃及事件，也会循自己的轨迹发展、爆发。
一些国家示威、抗争的触媒与突尼斯、埃及一样，是出于民生艰难以及对政府应对危机不力、贪腐、专制和裙带作风的不满，如约旦、也门、叙利亚、巴勒斯坦等国的街头运动，以及阿尔及利亚等国最初的一些街头事件。这些国家的类似抗争同样自2010年底便开始，与突尼斯、埃及的街头运动几乎同时发生，很难说谁受了谁的影响。经济、社会问题在中东北非许多国家普遍存在，民生的恶化更是因金融危机而造成的国际性问题。
在利比亚，卡扎菲代表的是利比亚西部的黎波里塔尼亚地方各部落，尤其是历史上地位低下的贝都因人各部落利益。在他统治期间，他的部族、家乡和西部联盟各部落也鸡犬升天，而以班加西为核心的昔兰尼加各部落，则在卡扎菲上台后备受打压，历史上多次暴力反抗，均遭到残酷镇压。此次固然是乘势而起，但矛盾的根源，却仍然是传统的部族、地区和社会阶层矛盾，且随着内战的延续和联军的介入，这种“旧矛盾”的特质变得愈益清晰：不论是卡扎菲军队攻到东部，或班加西的军队逼近卡扎菲故乡苏尔特，都会遭到当地部落、民众“势若寇仇”的不合作、甚至抵抗，这显然又回到了阿拉伯世界“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和“部族家族大于国家、家恨大于国仇”的窠臼。
在也门，萨利赫家族和他所代表的大部落阿赫马尔长期把持中央政权，并通过与美国、沙特的军事同盟巩固自己的地位，但南部原独立的南也门分离主义情绪一直强烈，东北部什叶派和地方部落长期拥兵自重，基地组织和原教旨主义者一直活跃，甚至统治阶层内部因利益分配不均，也涌动着反萨利赫的暗流。一旦中东“大环境”巨变，这些原本分散、蛰伏，或不被外界关注的明流、暗流，就瞬间汇合成汹涌澎湃的大潮。
在巴林、阿曼等海湾君主国，什叶派和逊尼派、本地居民和外来移民、阿拉伯人和波斯人间的对立根深蒂固，在“多米诺骨牌”被触及后，本有的矛盾迅速被激活，并与新矛盾交织缠绕，形成了错综复杂的政治局面。
一言以蔽之，尽管一张张中东“多米诺骨牌”“倒”的姿势相似，但骨牌的质地却各不相同，而且许多都是涂了一层新漆的旧货。
民主的成色和互联网的功效
突尼斯的本•阿里在位23年，埃及的穆巴拉克30年，卡扎菲42年，萨利赫33年，叙利亚的阿萨德父子48年……“革命”、“愤怒”从街头爆发，打着“民主选举”、“反对独裁”、“打倒贪腐”、“言论开放”的旗号，目标直指这些当权者，给人以强烈的民主冲击感。
不仅如此，由于“革命”的信息首先通过网络和手机到处散播，并在半岛电视台等国际传媒上以“民主风暴”的名义广为传颂，引来广泛的国际关注和同情。埃及的群众运动曾被称为“推特革命”。
互联网在突尼斯、埃及事件中的确发挥了重大作用，没有互联网的普及，最初的地下串联不会那么容易；没有互联网的传播和渲染，事件也无法产生如此巨大的国际效应，并一度左右国际舆论甚至各国官方的观感、态度和作为。但也应冷静地看到，互联网的作用被或多或少地夸大了。
在突尼斯这个北非互联网普及率最高的国家，街头抗争固然系互联网串联的结果，但最终推翻本•阿里的，却是军队和旧政府、前执政党内部分高官所结成的联盟。如今事件已过去一段时间，但过渡政府仍主要由旧官僚把持，军队则是真正的掌权人。在埃及，运动真正构成气势、威胁和杀伤力，是从“愤怒日”和占据解放广场开始的，而这一阶段，恰是埃及断网、断手机的阶段，大规模群众运动的组织者悄然变成了传统的穆斯林兄弟会；串联的方式，也回归埃及群众运动的传统，以祈祷集会、口耳相传为主。最终在事件中唱主角的，是庙堂上的埃及军官团和广场上的穆斯林兄弟会，而真正让穆巴拉克不得不走人的，也同样是他过去的支柱——以号称“穆巴拉克狮子狗”的坦塔维元帅领衔的埃及最高军事委员会。目前埃及政权正掌握在军人手中，他们虽然承诺还政于民、保证民主选举，却解散议会、废除宪法，以此避开了宪法中“过渡政府应由议长领衔”的规定。这个军政府也力图和穆巴拉克一样，把交权推迟到半年以后。
同样，漫长而血腥的利比亚内战中，随着更多国际传媒的介入，倾向性强、失真严重的互联网的作用和影响已趋于衰减，一些严谨的欧美媒体调侃道，如果按照班加西反对派的互联网口径，卡扎菲“已经被打死至少3次”了。而在也门，正如美国《洛杉矶时报》3月20日一篇文章所坦言，“革命与‘脸书党’无关”。
由此可见，互联网只是一种工具，如果社会不满达不到临界点，政权内部缺乏待时而发的势力，互联网便无可着力。不仅如此，互联网并不天生具备“进步性”，一旦为极端、保守势力所利用，同样也会发挥反作用。如“基地”组织已更多利用互联网串联、指挥；而也门著名的“魔鬼教士”奥拉基，更是利用互联网，教唆各地穆斯林青年参与自杀袭击等。
应该看到，在大多数已经和正在发生动荡的中东国家里，在台上的固然是专制者、非民主的力量，在台下的却并非都是支持民主、自由的力量，而有能力推翻或挑战专制的，恰恰主要是专制集团内部的反对派，或势力根深蒂固的“旧势力”。
埃及固然把穆巴拉克赶下台，但军官团和兄弟会不仅在推翻穆巴拉克过程中起决定作用，且公决、大选的路线图几乎完全依照他们的意愿划定。利比亚的班加西“全国委员会”能坚持到联军军事干预，东部部族的全力支持，大批在最初政治冲击下改换门庭的前卡扎菲军、警、情、特官员的加盟，是极重要的因素。在也门，尽管被摄入镜头的多是大学生、普通民众，但真正让萨利赫狼狈不堪的，却是穆赫辛、阿赫马尔等军事将领和部落酋长的反戈一击，这些人许多跟萨利赫沾亲带故。在巴林，反对派曾断然否认示威是“什叶派运动”，但随着形势发展，什叶派反对派对阵逊尼派保皇党的阵垒愈益分明。
更令人深思的是，在利比亚、突尼斯、埃及变革中高举“民主自由”大旗，不惜进行倾向性报道的半岛电视台， “母家”却在既无政党、也无宪法的君主国卡塔尔，卡塔尔为“保护和平示威者”追随联军干预利比亚，却又追随沙特开进巴林，镇压当地的“和平示威者”。正如一些观察家指出的，这些海湾君主国所反对的，都是在上世纪60～70年代，前一轮中东变革中推翻王室的世俗“新阿拉伯国家”；所力保的，则是和它们一样采用君主制、且由逊尼派当家的“旧阿拉伯国家”。
当然，任何一次社会的巨变，都会不同程度地带来思想的震荡，在客观上有利于民主的进步和自由思想的传播，但旧的矛盾体、旧的土壤中，是难以产生崭新的民主政治架构的。民主并非一个空洞的概念，更不能简单等同于“一人一票”的选举，否则伊朗甚至真主党，又何尝不是普选出来的政府？
下一张骨牌是谁
已经被“推倒”的骨牌——突尼斯和埃及，其实有许多共通处：比较世俗化；上层亲西方，且由政治强人统治；军官团受欧美影响较深，或国内有较强大的美国军事存在，军队在政治生活中举足轻重；国家虽贫富不同，但国内贫富差异大，社会福利薄弱。
如果没有世俗化的社会，社会思维就不够活跃，运动的群众基础会比较差，且很易被诱导到极端原教旨道路上，无法赢得（哪怕暂时赢得）欧美等国舆论和官方的好感；如果没有政治强人，诉求不同、成分杂乱的反对势力间就很难达成广泛共识，从而在面对“同一个敌人”的基础上构成合力，政府和军方内部，也很难因政治强人的压力，产生反抗或“彼可取而代之”的因子；如果没有受欧美影响深且在政治生活中举足轻重的军官团，军方要么无法在关键时刻介入，要么会无视国际压力，出于自身利益对示威者大打出手；社会福利较好的国家，民怨不容易扩大，即使爆发也容易安抚。
综合这些因素，许多正在发生抗争的中东、北非国家，暂时不会成为下一张骨牌。
如运动规模较大、较激烈的阿尔及利亚，政府有长期铁腕应对反对势力的经验，军方虽扮演重要角色，却是脱胎于抗法战争时代的革命军，西方影响淡薄；而其总统并非政治强人，而是受军方影响、为各方接受的政治折衷人物；国内社会福利虽不完善，但毕竟还有，贫富差距不小，但底层民众也不致活不下去。伊朗的政治矛盾根深蒂固，但改革派的影响力局限于城市的格局未变；军官虽有西方渊源，但在国内政治中起关键作用的武装团体，却是比现政权更保守的革命卫队，而名声很大的内贾德，其实并非国家的最高掌权者，实权控制在大毛拉阿亚图拉们手中，这样的复杂局面，让反对派的抗争之路格外曲折漫长；沙特、卡塔尔既没有政党，也没有正常的选举和国会，王室权威盘根错节，且国内福利发达完善；巴林则是美国第五舰队驻地，也是海湾国家中政党政治较发达的地方，但发难的什叶派和伊朗的关系剪不断、理还乱，该国又地处海湾要冲，这使得美国很难乐观其成，不仅如此，该国经济富裕，社会福利完善，此次事件发生后，官方一下就给每户1000第纳尔（约合3397美元）的红包，这就使得反对派的抗争局限于政治、族际和教派诉求，较难形成各阶层普遍呼应的群众运动。海湾各君主国的干预更让反对派难以招架。同样，叙利亚、巴勒斯坦等地的运动也较难成事，前者军队影响力大，但西方色彩淡薄，虽然执政当局是少数派什叶派，但执政基础较稳固，统治集团内部矛盾不突出；后者则存在哈马斯这个不确定因素，影响国际社会观感。
那么下一张被推倒的“骨牌”将是谁？萨利赫、卡扎菲，还是什么“黑马”？
卡扎菲四面楚歌，前景黯淡，但随着班加西反对派的复杂性逐渐被国际社会所了解、所警惕，“反卡扎菲不等于支持班加西”成为除法国、意大利、卡塔尔等个别国家外，国际社会的普遍认识。如今卡扎菲和反对派在军事上战成胶着，随着美国的“退居二线”和北非雨季的到来，联军难以持续保持足够密度的空袭规模，利比亚内战大有长期化的趋势。尽管卡扎菲日薄西山——即使能熬过联军和反对派的联合攻势，也难以摆脱当代阿拉伯国家世代交替难的规律——但取而代之的究竟是怎样的一个政府，甚至还是不是“一个政府”，利比亚是否会伊拉克化、阿富汗化或索马里化，谁也说不好。
至于萨利赫，他的统治基础已摇摇欲坠，号令不出四门，之所以还在儿子、亲信的支持下苦熬，无非期待沙特或美国的援手。但不论深陷巴林危机的沙特，还是已在利比亚开始“后缩”的美国，显然都不愿为他火中取栗。问题在于，一旦他垮台，本就分裂长、统一短，且境内各种分离势力盘根错节、基地组织声势浩大的也门，走向的可能并非民主自由的新生活，而是分裂、内战的新地狱。
（作者系旅加学者）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1年第4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针对这一局面，许多关注中东政治生活的人们惊呼，民主风暴终于吹到了阿拉伯世界，他们欢呼“民主和自由的胜利”，认为随着“愤怒日”的蔓延和“解放广场”的遍地开花，中东的“民主多米诺骨牌”将一张张倒下，民主自由的新风将吹遍中东。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乐观、浪漫的声音渐渐变得微弱，人们投向中东政治风暴的目光，也从最初的兴奋、憧憬，逐渐变成了审视和观察，因为人们渐渐从变革中看到了更多、更复杂的内涵。
中东已经、正在和即将倒下的，果真是“民主多米诺骨牌”么？
倒下虽相似 骨牌质不同
正如美国中央情报局前局长乔治•特尼特所言，不能将中东、北非各国的示威、抗争，简单视作突尼斯、埃及事件的“骨牌效应”。事实上，大多数国家的示威、抗议活动都有各自的渊源。
在发生群众运动的各国中，有一些是“老运动员”聚集的国家，国内自身的政治矛盾和对抗根深蒂固，远比埃及的冲突成因早、矛盾深。如伊朗自由派和政府的对抗，就可以追溯到伊斯兰革命，甚至更早的巴列维王朝时代。再如阿尔及利亚，该国自从1990年大选时伊斯兰救世阵线差点上台，导致长达9年的暴力、骚乱和军管，国内政治矛盾和暴力事件始终层出不穷。发生反对党集体从议会辞职事件的巴林，国内多数民族什叶派自殖民时代起就处于政治失势状态，政治矛盾根深蒂固。反政府示威最激烈的地区之一——也门，国内宗教极端势力和地方分离主义者一直影响力巨大，甚至发动过几次内战……这些国家的内部矛盾源远流长，错综复杂，即使不发生埃及事件，也会循自己的轨迹发展、爆发。
一些国家示威、抗争的触媒与突尼斯、埃及一样，是出于民生艰难以及对政府应对危机不力、贪腐、专制和裙带作风的不满，如约旦、也门、叙利亚、巴勒斯坦等国的街头运动，以及阿尔及利亚等国最初的一些街头事件。这些国家的类似抗争同样自2010年底便开始，与突尼斯、埃及的街头运动几乎同时发生，很难说谁受了谁的影响。经济、社会问题在中东北非许多国家普遍存在，民生的恶化更是因金融危机而造成的国际性问题。
在利比亚，卡扎菲代表的是利比亚西部的黎波里塔尼亚地方各部落，尤其是历史上地位低下的贝都因人各部落利益。在他统治期间，他的部族、家乡和西部联盟各部落也鸡犬升天，而以班加西为核心的昔兰尼加各部落，则在卡扎菲上台后备受打压，历史上多次暴力反抗，均遭到残酷镇压。此次固然是乘势而起，但矛盾的根源，却仍然是传统的部族、地区和社会阶层矛盾，且随着内战的延续和联军的介入，这种“旧矛盾”的特质变得愈益清晰：不论是卡扎菲军队攻到东部，或班加西的军队逼近卡扎菲故乡苏尔特，都会遭到当地部落、民众“势若寇仇”的不合作、甚至抵抗，这显然又回到了阿拉伯世界“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和“部族家族大于国家、家恨大于国仇”的窠臼。
在也门，萨利赫家族和他所代表的大部落阿赫马尔长期把持中央政权，并通过与美国、沙特的军事同盟巩固自己的地位，但南部原独立的南也门分离主义情绪一直强烈，东北部什叶派和地方部落长期拥兵自重，基地组织和原教旨主义者一直活跃，甚至统治阶层内部因利益分配不均，也涌动着反萨利赫的暗流。一旦中东“大环境”巨变，这些原本分散、蛰伏，或不被外界关注的明流、暗流，就瞬间汇合成汹涌澎湃的大潮。
在巴林、阿曼等海湾君主国，什叶派和逊尼派、本地居民和外来移民、阿拉伯人和波斯人间的对立根深蒂固，在“多米诺骨牌”被触及后，本有的矛盾迅速被激活，并与新矛盾交织缠绕，形成了错综复杂的政治局面。
一言以蔽之，尽管一张张中东“多米诺骨牌”“倒”的姿势相似，但骨牌的质地却各不相同，而且许多都是涂了一层新漆的旧货。
民主的成色和互联网的功效
突尼斯的本•阿里在位23年，埃及的穆巴拉克30年，卡扎菲42年，萨利赫33年，叙利亚的阿萨德父子48年……“革命”、“愤怒”从街头爆发，打着“民主选举”、“反对独裁”、“打倒贪腐”、“言论开放”的旗号，目标直指这些当权者，给人以强烈的民主冲击感。
不仅如此，由于“革命”的信息首先通过网络和手机到处散播，并在半岛电视台等国际传媒上以“民主风暴”的名义广为传颂，引来广泛的国际关注和同情。埃及的群众运动曾被称为“推特革命”。
互联网在突尼斯、埃及事件中的确发挥了重大作用，没有互联网的普及，最初的地下串联不会那么容易；没有互联网的传播和渲染，事件也无法产生如此巨大的国际效应，并一度左右国际舆论甚至各国官方的观感、态度和作为。但也应冷静地看到，互联网的作用被或多或少地夸大了。
在突尼斯这个北非互联网普及率最高的国家，街头抗争固然系互联网串联的结果，但最终推翻本•阿里的，却是军队和旧政府、前执政党内部分高官所结成的联盟。如今事件已过去一段时间，但过渡政府仍主要由旧官僚把持，军队则是真正的掌权人。在埃及，运动真正构成气势、威胁和杀伤力，是从“愤怒日”和占据解放广场开始的，而这一阶段，恰是埃及断网、断手机的阶段，大规模群众运动的组织者悄然变成了传统的穆斯林兄弟会；串联的方式，也回归埃及群众运动的传统，以祈祷集会、口耳相传为主。最终在事件中唱主角的，是庙堂上的埃及军官团和广场上的穆斯林兄弟会，而真正让穆巴拉克不得不走人的，也同样是他过去的支柱——以号称“穆巴拉克狮子狗”的坦塔维元帅领衔的埃及最高军事委员会。目前埃及政权正掌握在军人手中，他们虽然承诺还政于民、保证民主选举，却解散议会、废除宪法，以此避开了宪法中“过渡政府应由议长领衔”的规定。这个军政府也力图和穆巴拉克一样，把交权推迟到半年以后。
同样，漫长而血腥的利比亚内战中，随着更多国际传媒的介入，倾向性强、失真严重的互联网的作用和影响已趋于衰减，一些严谨的欧美媒体调侃道，如果按照班加西反对派的互联网口径，卡扎菲“已经被打死至少3次”了。而在也门，正如美国《洛杉矶时报》3月20日一篇文章所坦言，“革命与‘脸书党’无关”。
由此可见，互联网只是一种工具，如果社会不满达不到临界点，政权内部缺乏待时而发的势力，互联网便无可着力。不仅如此，互联网并不天生具备“进步性”，一旦为极端、保守势力所利用，同样也会发挥反作用。如“基地”组织已更多利用互联网串联、指挥；而也门著名的“魔鬼教士”奥拉基，更是利用互联网，教唆各地穆斯林青年参与自杀袭击等。
应该看到，在大多数已经和正在发生动荡的中东国家里，在台上的固然是专制者、非民主的力量，在台下的却并非都是支持民主、自由的力量，而有能力推翻或挑战专制的，恰恰主要是专制集团内部的反对派，或势力根深蒂固的“旧势力”。
埃及固然把穆巴拉克赶下台，但军官团和兄弟会不仅在推翻穆巴拉克过程中起决定作用，且公决、大选的路线图几乎完全依照他们的意愿划定。利比亚的班加西“全国委员会”能坚持到联军军事干预，东部部族的全力支持，大批在最初政治冲击下改换门庭的前卡扎菲军、警、情、特官员的加盟，是极重要的因素。在也门，尽管被摄入镜头的多是大学生、普通民众，但真正让萨利赫狼狈不堪的，却是穆赫辛、阿赫马尔等军事将领和部落酋长的反戈一击，这些人许多跟萨利赫沾亲带故。在巴林，反对派曾断然否认示威是“什叶派运动”，但随着形势发展，什叶派反对派对阵逊尼派保皇党的阵垒愈益分明。
更令人深思的是，在利比亚、突尼斯、埃及变革中高举“民主自由”大旗，不惜进行倾向性报道的半岛电视台， “母家”却在既无政党、也无宪法的君主国卡塔尔，卡塔尔为“保护和平示威者”追随联军干预利比亚，却又追随沙特开进巴林，镇压当地的“和平示威者”。正如一些观察家指出的，这些海湾君主国所反对的，都是在上世纪60～70年代，前一轮中东变革中推翻王室的世俗“新阿拉伯国家”；所力保的，则是和它们一样采用君主制、且由逊尼派当家的“旧阿拉伯国家”。
当然，任何一次社会的巨变，都会不同程度地带来思想的震荡，在客观上有利于民主的进步和自由思想的传播，但旧的矛盾体、旧的土壤中，是难以产生崭新的民主政治架构的。民主并非一个空洞的概念，更不能简单等同于“一人一票”的选举，否则伊朗甚至真主党，又何尝不是普选出来的政府？
下一张骨牌是谁
已经被“推倒”的骨牌——突尼斯和埃及，其实有许多共通处：比较世俗化；上层亲西方，且由政治强人统治；军官团受欧美影响较深，或国内有较强大的美国军事存在，军队在政治生活中举足轻重；国家虽贫富不同，但国内贫富差异大，社会福利薄弱。
如果没有世俗化的社会，社会思维就不够活跃，运动的群众基础会比较差，且很易被诱导到极端原教旨道路上，无法赢得（哪怕暂时赢得）欧美等国舆论和官方的好感；如果没有政治强人，诉求不同、成分杂乱的反对势力间就很难达成广泛共识，从而在面对“同一个敌人”的基础上构成合力，政府和军方内部，也很难因政治强人的压力，产生反抗或“彼可取而代之”的因子；如果没有受欧美影响深且在政治生活中举足轻重的军官团，军方要么无法在关键时刻介入，要么会无视国际压力，出于自身利益对示威者大打出手；社会福利较好的国家，民怨不容易扩大，即使爆发也容易安抚。
综合这些因素，许多正在发生抗争的中东、北非国家，暂时不会成为下一张骨牌。
如运动规模较大、较激烈的阿尔及利亚，政府有长期铁腕应对反对势力的经验，军方虽扮演重要角色，却是脱胎于抗法战争时代的革命军，西方影响淡薄；而其总统并非政治强人，而是受军方影响、为各方接受的政治折衷人物；国内社会福利虽不完善，但毕竟还有，贫富差距不小，但底层民众也不致活不下去。伊朗的政治矛盾根深蒂固，但改革派的影响力局限于城市的格局未变；军官虽有西方渊源，但在国内政治中起关键作用的武装团体，却是比现政权更保守的革命卫队，而名声很大的内贾德，其实并非国家的最高掌权者，实权控制在大毛拉阿亚图拉们手中，这样的复杂局面，让反对派的抗争之路格外曲折漫长；沙特、卡塔尔既没有政党，也没有正常的选举和国会，王室权威盘根错节，且国内福利发达完善；巴林则是美国第五舰队驻地，也是海湾国家中政党政治较发达的地方，但发难的什叶派和伊朗的关系剪不断、理还乱，该国又地处海湾要冲，这使得美国很难乐观其成，不仅如此，该国经济富裕，社会福利完善，此次事件发生后，官方一下就给每户1000第纳尔（约合3397美元）的红包，这就使得反对派的抗争局限于政治、族际和教派诉求，较难形成各阶层普遍呼应的群众运动。海湾各君主国的干预更让反对派难以招架。同样，叙利亚、巴勒斯坦等地的运动也较难成事，前者军队影响力大，但西方色彩淡薄，虽然执政当局是少数派什叶派，但执政基础较稳固，统治集团内部矛盾不突出；后者则存在哈马斯这个不确定因素，影响国际社会观感。
那么下一张被推倒的“骨牌”将是谁？萨利赫、卡扎菲，还是什么“黑马”？
卡扎菲四面楚歌，前景黯淡，但随着班加西反对派的复杂性逐渐被国际社会所了解、所警惕，“反卡扎菲不等于支持班加西”成为除法国、意大利、卡塔尔等个别国家外，国际社会的普遍认识。如今卡扎菲和反对派在军事上战成胶着，随着美国的“退居二线”和北非雨季的到来，联军难以持续保持足够密度的空袭规模，利比亚内战大有长期化的趋势。尽管卡扎菲日薄西山——即使能熬过联军和反对派的联合攻势，也难以摆脱当代阿拉伯国家世代交替难的规律——但取而代之的究竟是怎样的一个政府，甚至还是不是“一个政府”，利比亚是否会伊拉克化、阿富汗化或索马里化，谁也说不好。
至于萨利赫，他的统治基础已摇摇欲坠，号令不出四门，之所以还在儿子、亲信的支持下苦熬，无非期待沙特或美国的援手。但不论深陷巴林危机的沙特，还是已在利比亚开始“后缩”的美国，显然都不愿为他火中取栗。问题在于，一旦他垮台，本就分裂长、统一短，且境内各种分离势力盘根错节、基地组织声势浩大的也门，走向的可能并非民主自由的新生活，而是分裂、内战的新地狱。
（作者系旅加学者）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1年第4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