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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钱穆乃民国史学界的两位大师级人物。顾颉刚以发起“古史辨”运动,创办《禹贡》等杂志而名声大噪;钱穆则以《先秦诸子系年》、《国史大纲》等书而垂世至今。关于两人间的交谊,之前已多有论述。
钱穆从中学教员一跃而为学界所知所重,实与顾颉刚有莫大的关系。当年胡适、傅斯年极力邀请顾颉刚执教于北京大学,而顾氏则以北大为“是非之地”的理由拒绝,并勉力推荐了当时已著有《先秦诸子系年》的后起之秀——钱穆,可以说,顾颉刚此举乃是对钱穆有提携之功。钱穆到北平执教后,两人学术、私人交往渐密;但学术旨趣或有不同,而顾颉刚并不以为忤,反而十分钦佩钱穆的学术成就,甚至连钱穆的名著——《刘向歆父子年谱》的书名,亦为顾颉刚所定〔1〕。
钱穆曾在与顾颉刚的信件中,将两人喻之为史界的“房谋杜断”:“弟与兄治学途径颇有相涉,而吾两人才性所异则所得亦各有不同。妄以古人相拟,兄如房玄龄,弟则如杜如晦。昔唐太宗谓房君善谋,杜君善断。兄之所长在于多开途辙,发人神智。弟有千虑之一得者,则在斩尽葛藤,破人迷妄。故兄能推倒,能开创,弟则稍有所得,多在于折衷,在于判断。来者难诬,若遇英才能兼我两人之所长,则可以独步矣。”〔2〕顾颉刚亦以此相许。
“七七事变”以后,北平陷落。北方的学校、教员纷纷南迁黔、滇两省,齐鲁大学南迁成都,并邀请顾颉刚主持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事务。顾氏到任后,大力延揽人才,大批学人如吕思勉、侯仁之、胡厚宣等纷纷到任。同时,顾颉刚亦力邀其密友,当时已经颇有名声、回家探母的钱穆南来就职。
对于钱穆的到来,顾颉刚是极为殷切的。其1940年的日记中载道:“接宾四信,知不日到蓉,即理装进城。”(10月20日)当时顾颉刚住在乡下,为迎接钱穆到来,特提前两日到成都迎接。两日后,钱穆到达成都,顾颉刚又兴致不减地陪同左右。“到中航公司接宾四,同饭于南台小餐。到西华饭店,为宾四定卧室。……与宾四同到校长家谈话。与宾四同游华西校园及图书馆”。钱穆到蓉后的次日,则陪其“在服务部早餐。到宾四旅馆,与之同出,到省立图书馆,由曹祖彬引导参观。到少城公园、游民教馆及佛学会,饭于新雅,茗于茶楼。又游书肆数处”〔3〕。
钱穆就职后,一次到成都办事,当日未归。顾颉刚在其日记中言:“十一月六号。今日宾四不归,其在城病乎?”其惦念密友之心情可见一斑。
后来,钱母病逝,顾颉刚知晓钱穆爱母心重,在是否告诉其母去世这一问题上,亦十分踌躇,大费心思。如上,皆可见顾、钱二人交谊之深。
那么,这种以“房谋杜断”相推许的友谊,又是如何产生罅隙的呢?钱穆在其回忆性传记《师友杂忆》中多有回避,从而使得这段史实湮没不彰。倒是顾颉刚当年的同事——胡厚宣,在其晚年“纪念钱宾四先生百龄纪念会”中,曾作《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回忆点滴》〔4〕一文,而使后人得以略窥一二。
胡文言:“顾先生至渝做事,与朱家骅编《文史杂志》,国学研究所主任所长职不交钱先生。钱先生非常不满,同我抱怨道一不来又不交。”
又进一步说:“顾先生始终未辞所长主任职,始终未交权给钱穆。钱先生《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说交钱穆,事实未交,顾、钱两先生讲的都不对。我身临其境。在两位老师之间,我绝对诚实,绝对忠实,两位都是我的老师,对我都很好我绝对不敢说一句假话。”
胡厚宣,作为当年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的亲历者,与顾、钱两先生一度共事,且又是郑重提出此事,似乎可作为定论。
但观《顾颉刚年谱》、《顾颉刚日记》和《师友杂忆》,则又不免心生疑窦。顾潮所编的《顾颉刚年谱》中载,1941年9月18日“齐大国学研究所职事由钱穆代理”。1942年4月25日“写刘世传信辞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职。该职由钱穆接任”〔5〕。顾氏在日记中言:“予三十年到渝,所务由宾四代,而彼对之又作排摈。三十一年,履安来渝,劝辞职,予听之,宾四正式接任。渠去之之心更亟,至三十二年而宾四脱离齐大矣。”〔6〕顾颉刚在日记中明言,钱穆实际接任国学研究所主任一职,是在1942年间。
当时,顾颉刚在齐鲁大学受多方掣肘,颇为郁郁,“刘校长必不让我辞职,但行心既动,已按捺不住。谁教他和西山在此两年之内处处束缚我乎!我即缓行,当使此一机关渐变为宾四所有,予则渐渐退出也”〔7〕。加之,朱家骅的盛情邀请其主持边疆事务,故而离蓉来渝。
另,钱穆在《师友杂忆》中有言:“颉刚留所日少,离所日多,又常去重庆。余告颉刚,处此非常之时,人事忙迫,亦实无可奈何。……而顾颉刚终以久滞重庆不归,乃正式提出辞去研究所职务,由余接替。”〔8〕
年谱乃根据《顾颉刚日记》而编,所记日期与辞职事宜等亦十分明确。《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回忆点滴》一文,所言“顾钱两先生讲的都不对”,所指的是《顾颉刚年谱》和《师友杂忆》二书所言皆有错误。
那么,钱穆若考虑与顾颉刚的关系,而多有回避,似乎在情理之中。而《顾颉刚日记》则为当日所记之事,如想有所掩饰,亦不必记载如此翔实。反观之,胡厚宣乃当时的亲历者,在晚年凿凿确言此事,“绝对诚实,绝对忠实”,我们亦不应怀疑。现今,三位先生皆已作古,在新的证据发现之前,此事不免又是一笔糊涂账。
那么,到底谁在说谎呢?后生也晚,评论此细小琐碎如饾丁之事,不免有搬弄是非之嫌。如过度纠缠于孰是孰非,亦无多少价值。但,如果观顾、钱、胡三位史家,皆为我们所不应怀疑的当时日记、回忆性著述、文章,仍不免有个中矛盾存焉。由此,方知研究近现代之人物,亦不免有“处处设防,步步雷池”之感也。
可以说,作为“局外人”的历史学家,“完全有可能从中再现某些真实的情景”〔9〕;可是,一旦变为历史的参与者、亲历者的“局内人”时,亦不免囿于多方影响,记载或有失实了。
当时是,顾颉刚为办报、筹款事多方奔走,故而对研究所之事不免疏远。而此时顾氏又对当时齐鲁大学校长没有把研究所职权完全交与自己而心存不满。故而,研究所勉力经营一年有余,即出现许多人事间的矛盾。顾氏与其一些弟子由密而转疏,甚至形同路人;另一方面,与钱宾四的关系也出现了裂痕:
一月卅一号。校长于二月一日召见,谓西山自崇义桥归,谓钱、胡二先生对于研究所极热心,极有意见,拟此后照文学院例,开所务会议云云。
所务会议当自开,惟钱、胡二位有意见何以不对我说而向西山说,西山何以亦不对我说而对校长说,必由校长以传达于我乎?此中之谜,不猜亦晓。予太负责,致使西山无插足地,故渠必欲破坏之。渠对宾四,忠顺万状,其目的则联甲倒乙而已。〔10〕
此中,“西山”乃是指张维华。张为顾氏的弟子,后来交恶。顾颉刚认为“此中之谜,不猜亦晓”,以为钱穆和胡厚宣对他有意见,是张维华挑拨所致。实则,钱、胡二位此时可能已对顾氏的“家长制”做法颇有意见了。后来,顾颉刚到重庆办《文史杂志》并任教于中央大学,钱、顾二人的关系至此转冷。
除了上述原因外,胡厚宣先生还认为,“顾先生在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只有两年时间,钱先生一来受不了。钱先生来齐鲁,顾先生本应高兴,但钱先生又会讲又会说,学生非常拥护,顾先生名义上受不了”。钱穆口才之好,在任教北大时即已众人皆知,这一点无可否认。而顾先生由于自身些许口吃的缘故,或可讲课不如钱氏。胡厚宣所言,虽未明示,但却暗含顾颉刚心生妒忌之心的潜意在。
那么,顾颉刚是怎样想的呢?这除了顾氏心生嫉妒,再加上权力欲旺盛,不忍放权等原因的猜测外,我想,似乎还有一事须作注意,那就是钱穆与张其昀的靠拢。
顾氏曾在日记中言,自己最上火的有三件事(或可为三帮人):“四月廿八号。我在此间做事,眼中出火者有三方面:一傅孟真方面,二洪煨莲方面,三张其昀方面。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固亦有此。终望身体不太坏,以真实之成绩破彼辈之魔法耳。”〔11〕
而钱穆当时的情况呢?如胡厚宣先生文章所言:
钱先生曾写有两文《中国革命与中国军人》、《中国革命与中国青年》,刊于重庆《大公报·星期论文》,文章被蒋介石看中,认为好,乃命翻印出叫所有军事院校必读。蒋到成都华西医学院镶牙,特召见钱并吃饭。事后钱先生告知,蒋请先生上座,并问你先生对政治有无兴趣。钱答有,念书就为了学以致用。蒋很高兴,称那我想办法。告之与陈立夫,陈到成都来也找钱,到青城山游,请钱陪同,沿途只同钱谈话。陈立夫让钱做教育部国立编辑馆人文组长,结果未成。……在此期间,先生还被请去中央训练团演讲。浙江大学张其昀办《思想与时代》约钱先生同编,先生多篇论著刊于此上。〔12〕
可知,钱穆当时为蒋介石所召见,而在政治上受到优渥。此时,又与顾颉刚“眼中出火”的张其昀合编杂志,顾氏岂能不怒!他在日记中写道:“十一月十号。张其昀有政治野心,依倚总裁及陈布雷之力,得三十万金办《思想与时代》刊物于贵阳,又垄断《大公报》社论。宾四、贺麟、荫麟等均为其羽翼。宾四屡在《大公报》发表议论文字,由此而来。其文甚美,其气甚壮,而内容经不起分析。树帜读之,甚为宾四惜,谓其如此发表文字,实自落其声价也。”〔13〕
其言钱穆“实自落其声价”,除文章外,实与钱氏与张其昀合作有莫大关系。另,顾颉刚对钱穆之变化,似乎也体察不明,日记中又言:“一月廿三号。闻宾四已应陈立夫之招,可见张西山又把他赶走了。”〔14〕
而此时钱穆应陈立夫之招见,实因前为蒋所推重,而钱氏又对蒋言,自己对政治有兴趣,“念书就为了学以致用”,在这一背景下去主编《思想与时代》杂志。其实,当时,张其昀正欲出国,而想把这一杂志交给钱穆负责。《竺可桢日记》中记载道:“二月十九日。晓峰(张其昀)偕钱宾四来,钱于十五抵此,本年在校教历史。适晓峰去美国(美国政府催三月动身),故《思想与时代》事将由钱穆暂时主编云。”〔15〕而顾颉刚先生似乎把这一责任都归结到其弟子“西山”的身上了。后来,钱穆虽为无党派人士,然究心时事之心日增,且在1945年出版了《政学私言》一书,发表了许多政论性文章。抗战胜利后,顾、钱在苏州亦有一面之缘。建国后,顾颉刚曾邀钱穆返回大陆,未果。钱穆晚年亦言顾颉刚“不忘情于余者,始终如一”〔16〕。然而,两人在学术与政治上,却是渐行渐远了。
钱穆是否就任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虽甚为细小之事。然而,从中亦可幽微所见两位史家间的某种潜在转变。可以说,除了顾颉刚与钱穆的纠葛与误解外,其政治上的分野,亦是二人由“房谋杜断”到相对疏远的一个远因。
注释:
〔1〕顾洪:《记顾颉刚先生收藏钱穆先生的一份手稿》,转引自葛兆光主编:《清华汉学研究》第二辑,清华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46～248页。
〔2〕〔3〕顾颉刚:《顾颉刚日记(四)》,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07年版,1940年7月2日、10月20、22、23日。
〔4〕〔12〕胡厚宣:《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回忆点滴》,《中国文化》第十四期,1996年12月,第225～227、226～227页。
〔5〕顾潮:《顾颉刚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07～310页。
〔6〕《顾颉刚日记(五)》,1945年4月30日,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07年版,第457页。
〔7〕〔10〕〔11〕〔13〕〔14〕《顾颉刚日记(四)》,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07年版,第529、485、368、602、634页。
〔8〕〔16〕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231、231页。
〔9〕(美)柯文著,杜继东译:《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59页。
〔15〕竺可桢:《竺可桢日记(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56页。
钱穆从中学教员一跃而为学界所知所重,实与顾颉刚有莫大的关系。当年胡适、傅斯年极力邀请顾颉刚执教于北京大学,而顾氏则以北大为“是非之地”的理由拒绝,并勉力推荐了当时已著有《先秦诸子系年》的后起之秀——钱穆,可以说,顾颉刚此举乃是对钱穆有提携之功。钱穆到北平执教后,两人学术、私人交往渐密;但学术旨趣或有不同,而顾颉刚并不以为忤,反而十分钦佩钱穆的学术成就,甚至连钱穆的名著——《刘向歆父子年谱》的书名,亦为顾颉刚所定〔1〕。
钱穆曾在与顾颉刚的信件中,将两人喻之为史界的“房谋杜断”:“弟与兄治学途径颇有相涉,而吾两人才性所异则所得亦各有不同。妄以古人相拟,兄如房玄龄,弟则如杜如晦。昔唐太宗谓房君善谋,杜君善断。兄之所长在于多开途辙,发人神智。弟有千虑之一得者,则在斩尽葛藤,破人迷妄。故兄能推倒,能开创,弟则稍有所得,多在于折衷,在于判断。来者难诬,若遇英才能兼我两人之所长,则可以独步矣。”〔2〕顾颉刚亦以此相许。
“七七事变”以后,北平陷落。北方的学校、教员纷纷南迁黔、滇两省,齐鲁大学南迁成都,并邀请顾颉刚主持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事务。顾氏到任后,大力延揽人才,大批学人如吕思勉、侯仁之、胡厚宣等纷纷到任。同时,顾颉刚亦力邀其密友,当时已经颇有名声、回家探母的钱穆南来就职。
对于钱穆的到来,顾颉刚是极为殷切的。其1940年的日记中载道:“接宾四信,知不日到蓉,即理装进城。”(10月20日)当时顾颉刚住在乡下,为迎接钱穆到来,特提前两日到成都迎接。两日后,钱穆到达成都,顾颉刚又兴致不减地陪同左右。“到中航公司接宾四,同饭于南台小餐。到西华饭店,为宾四定卧室。……与宾四同到校长家谈话。与宾四同游华西校园及图书馆”。钱穆到蓉后的次日,则陪其“在服务部早餐。到宾四旅馆,与之同出,到省立图书馆,由曹祖彬引导参观。到少城公园、游民教馆及佛学会,饭于新雅,茗于茶楼。又游书肆数处”〔3〕。
钱穆就职后,一次到成都办事,当日未归。顾颉刚在其日记中言:“十一月六号。今日宾四不归,其在城病乎?”其惦念密友之心情可见一斑。
后来,钱母病逝,顾颉刚知晓钱穆爱母心重,在是否告诉其母去世这一问题上,亦十分踌躇,大费心思。如上,皆可见顾、钱二人交谊之深。
那么,这种以“房谋杜断”相推许的友谊,又是如何产生罅隙的呢?钱穆在其回忆性传记《师友杂忆》中多有回避,从而使得这段史实湮没不彰。倒是顾颉刚当年的同事——胡厚宣,在其晚年“纪念钱宾四先生百龄纪念会”中,曾作《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回忆点滴》〔4〕一文,而使后人得以略窥一二。
胡文言:“顾先生至渝做事,与朱家骅编《文史杂志》,国学研究所主任所长职不交钱先生。钱先生非常不满,同我抱怨道一不来又不交。”
又进一步说:“顾先生始终未辞所长主任职,始终未交权给钱穆。钱先生《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说交钱穆,事实未交,顾、钱两先生讲的都不对。我身临其境。在两位老师之间,我绝对诚实,绝对忠实,两位都是我的老师,对我都很好我绝对不敢说一句假话。”
胡厚宣,作为当年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的亲历者,与顾、钱两先生一度共事,且又是郑重提出此事,似乎可作为定论。
但观《顾颉刚年谱》、《顾颉刚日记》和《师友杂忆》,则又不免心生疑窦。顾潮所编的《顾颉刚年谱》中载,1941年9月18日“齐大国学研究所职事由钱穆代理”。1942年4月25日“写刘世传信辞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职。该职由钱穆接任”〔5〕。顾氏在日记中言:“予三十年到渝,所务由宾四代,而彼对之又作排摈。三十一年,履安来渝,劝辞职,予听之,宾四正式接任。渠去之之心更亟,至三十二年而宾四脱离齐大矣。”〔6〕顾颉刚在日记中明言,钱穆实际接任国学研究所主任一职,是在1942年间。
当时,顾颉刚在齐鲁大学受多方掣肘,颇为郁郁,“刘校长必不让我辞职,但行心既动,已按捺不住。谁教他和西山在此两年之内处处束缚我乎!我即缓行,当使此一机关渐变为宾四所有,予则渐渐退出也”〔7〕。加之,朱家骅的盛情邀请其主持边疆事务,故而离蓉来渝。
另,钱穆在《师友杂忆》中有言:“颉刚留所日少,离所日多,又常去重庆。余告颉刚,处此非常之时,人事忙迫,亦实无可奈何。……而顾颉刚终以久滞重庆不归,乃正式提出辞去研究所职务,由余接替。”〔8〕
年谱乃根据《顾颉刚日记》而编,所记日期与辞职事宜等亦十分明确。《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回忆点滴》一文,所言“顾钱两先生讲的都不对”,所指的是《顾颉刚年谱》和《师友杂忆》二书所言皆有错误。
那么,钱穆若考虑与顾颉刚的关系,而多有回避,似乎在情理之中。而《顾颉刚日记》则为当日所记之事,如想有所掩饰,亦不必记载如此翔实。反观之,胡厚宣乃当时的亲历者,在晚年凿凿确言此事,“绝对诚实,绝对忠实”,我们亦不应怀疑。现今,三位先生皆已作古,在新的证据发现之前,此事不免又是一笔糊涂账。
那么,到底谁在说谎呢?后生也晚,评论此细小琐碎如饾丁之事,不免有搬弄是非之嫌。如过度纠缠于孰是孰非,亦无多少价值。但,如果观顾、钱、胡三位史家,皆为我们所不应怀疑的当时日记、回忆性著述、文章,仍不免有个中矛盾存焉。由此,方知研究近现代之人物,亦不免有“处处设防,步步雷池”之感也。
可以说,作为“局外人”的历史学家,“完全有可能从中再现某些真实的情景”〔9〕;可是,一旦变为历史的参与者、亲历者的“局内人”时,亦不免囿于多方影响,记载或有失实了。
当时是,顾颉刚为办报、筹款事多方奔走,故而对研究所之事不免疏远。而此时顾氏又对当时齐鲁大学校长没有把研究所职权完全交与自己而心存不满。故而,研究所勉力经营一年有余,即出现许多人事间的矛盾。顾氏与其一些弟子由密而转疏,甚至形同路人;另一方面,与钱宾四的关系也出现了裂痕:
一月卅一号。校长于二月一日召见,谓西山自崇义桥归,谓钱、胡二先生对于研究所极热心,极有意见,拟此后照文学院例,开所务会议云云。
所务会议当自开,惟钱、胡二位有意见何以不对我说而向西山说,西山何以亦不对我说而对校长说,必由校长以传达于我乎?此中之谜,不猜亦晓。予太负责,致使西山无插足地,故渠必欲破坏之。渠对宾四,忠顺万状,其目的则联甲倒乙而已。〔10〕
此中,“西山”乃是指张维华。张为顾氏的弟子,后来交恶。顾颉刚认为“此中之谜,不猜亦晓”,以为钱穆和胡厚宣对他有意见,是张维华挑拨所致。实则,钱、胡二位此时可能已对顾氏的“家长制”做法颇有意见了。后来,顾颉刚到重庆办《文史杂志》并任教于中央大学,钱、顾二人的关系至此转冷。
除了上述原因外,胡厚宣先生还认为,“顾先生在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只有两年时间,钱先生一来受不了。钱先生来齐鲁,顾先生本应高兴,但钱先生又会讲又会说,学生非常拥护,顾先生名义上受不了”。钱穆口才之好,在任教北大时即已众人皆知,这一点无可否认。而顾先生由于自身些许口吃的缘故,或可讲课不如钱氏。胡厚宣所言,虽未明示,但却暗含顾颉刚心生妒忌之心的潜意在。
那么,顾颉刚是怎样想的呢?这除了顾氏心生嫉妒,再加上权力欲旺盛,不忍放权等原因的猜测外,我想,似乎还有一事须作注意,那就是钱穆与张其昀的靠拢。
顾氏曾在日记中言,自己最上火的有三件事(或可为三帮人):“四月廿八号。我在此间做事,眼中出火者有三方面:一傅孟真方面,二洪煨莲方面,三张其昀方面。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固亦有此。终望身体不太坏,以真实之成绩破彼辈之魔法耳。”〔11〕
而钱穆当时的情况呢?如胡厚宣先生文章所言:
钱先生曾写有两文《中国革命与中国军人》、《中国革命与中国青年》,刊于重庆《大公报·星期论文》,文章被蒋介石看中,认为好,乃命翻印出叫所有军事院校必读。蒋到成都华西医学院镶牙,特召见钱并吃饭。事后钱先生告知,蒋请先生上座,并问你先生对政治有无兴趣。钱答有,念书就为了学以致用。蒋很高兴,称那我想办法。告之与陈立夫,陈到成都来也找钱,到青城山游,请钱陪同,沿途只同钱谈话。陈立夫让钱做教育部国立编辑馆人文组长,结果未成。……在此期间,先生还被请去中央训练团演讲。浙江大学张其昀办《思想与时代》约钱先生同编,先生多篇论著刊于此上。〔12〕
可知,钱穆当时为蒋介石所召见,而在政治上受到优渥。此时,又与顾颉刚“眼中出火”的张其昀合编杂志,顾氏岂能不怒!他在日记中写道:“十一月十号。张其昀有政治野心,依倚总裁及陈布雷之力,得三十万金办《思想与时代》刊物于贵阳,又垄断《大公报》社论。宾四、贺麟、荫麟等均为其羽翼。宾四屡在《大公报》发表议论文字,由此而来。其文甚美,其气甚壮,而内容经不起分析。树帜读之,甚为宾四惜,谓其如此发表文字,实自落其声价也。”〔13〕
其言钱穆“实自落其声价”,除文章外,实与钱氏与张其昀合作有莫大关系。另,顾颉刚对钱穆之变化,似乎也体察不明,日记中又言:“一月廿三号。闻宾四已应陈立夫之招,可见张西山又把他赶走了。”〔14〕
而此时钱穆应陈立夫之招见,实因前为蒋所推重,而钱氏又对蒋言,自己对政治有兴趣,“念书就为了学以致用”,在这一背景下去主编《思想与时代》杂志。其实,当时,张其昀正欲出国,而想把这一杂志交给钱穆负责。《竺可桢日记》中记载道:“二月十九日。晓峰(张其昀)偕钱宾四来,钱于十五抵此,本年在校教历史。适晓峰去美国(美国政府催三月动身),故《思想与时代》事将由钱穆暂时主编云。”〔15〕而顾颉刚先生似乎把这一责任都归结到其弟子“西山”的身上了。后来,钱穆虽为无党派人士,然究心时事之心日增,且在1945年出版了《政学私言》一书,发表了许多政论性文章。抗战胜利后,顾、钱在苏州亦有一面之缘。建国后,顾颉刚曾邀钱穆返回大陆,未果。钱穆晚年亦言顾颉刚“不忘情于余者,始终如一”〔16〕。然而,两人在学术与政治上,却是渐行渐远了。
钱穆是否就任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虽甚为细小之事。然而,从中亦可幽微所见两位史家间的某种潜在转变。可以说,除了顾颉刚与钱穆的纠葛与误解外,其政治上的分野,亦是二人由“房谋杜断”到相对疏远的一个远因。
注释:
〔1〕顾洪:《记顾颉刚先生收藏钱穆先生的一份手稿》,转引自葛兆光主编:《清华汉学研究》第二辑,清华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46～248页。
〔2〕〔3〕顾颉刚:《顾颉刚日记(四)》,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07年版,1940年7月2日、10月20、22、23日。
〔4〕〔12〕胡厚宣:《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回忆点滴》,《中国文化》第十四期,1996年12月,第225～227、226～227页。
〔5〕顾潮:《顾颉刚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07～310页。
〔6〕《顾颉刚日记(五)》,1945年4月30日,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07年版,第457页。
〔7〕〔10〕〔11〕〔13〕〔14〕《顾颉刚日记(四)》,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07年版,第529、485、368、602、634页。
〔8〕〔16〕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231、231页。
〔9〕(美)柯文著,杜继东译:《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59页。
〔15〕竺可桢:《竺可桢日记(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