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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传播学者辛哈认为“娱乐教育”是“一种以理论为基础的传播策略，有目的地把教育性和社会性的问题植入娱乐节目的创作、生产、加工和传播过程中，以期在特定的媒介使用者中得到预期的个人、社区、制度乃至社会层次的改变”。如今，“娱乐教育”已介入电视节目制作的全过程中，它用一种受众更易接受的方式，将教育内容与娱乐内容相互渗透，来提高受众对那些重要的但相对枯燥内容的接受度。
自中国电视诞生之初，就被赋予了传播知识、引导舆论、构建文化的功能，带有明显的教育目的。1990年3月、4月中央电视台分别开播《综艺大观》与《正大综艺》，我国娱乐教育节目至今已取得长足发展，节目形式不断更新，市场竞争亦走向白热化，并经历了以传统竞赛或益智类节目为主的孕育探索期、以真人秀为主要形式的创新发展期以及如今百花齐放的井喷爆发期。
中国娱乐教育电视节目的特点
节目类型多样化
娱乐教育类电视节目并没有一个现成的模板和约定俗成的规矩，而是遵循着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在娱乐的同时传递知识性内容，彰显时代主流精神。依据这一基本原则，各种类型的娱乐教育类节目不断出现。如今，我国既有以真人秀为依托、以生活经验类内容为教育目的的明星教育类节目，如《爸爸去哪了》《了不起的挑战》等;又有追求教育性、互动性、刺激性一体的科学文化竞赛益智类节目，如《最强大脑》《中国诗词大会》系列栏目;也有以发挥榜样力量为内容基调的励志演说类节目，如《开讲啦》;还有以人文关怀为视角、以重构文学之美为理念的文化艺术情感类节目，如《朗读者》。上述节目因其教育目的的不同，制作主题、内容差异化明显，定位与风格迥异，推动了我国娱乐教育类节目形式多元化发展。
教育内容的娱乐化表达
美国学者C·R·赖特在《大众传播：功能的探讨》一文中围绕大众传播的社会功能问题提出了“四功能说”，娱乐教育电视节目就是将其中的“传播知识与价值”和“提供娱乐”两大功能进行了有效结合，打破了知识与娱乐壁垒森严的局面，在潜移默化中传授知识、传播主流观念、传递社会正能量，以达到“寓教于乐”的目的。如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和湖南卫视联合推出的国防教育类真人秀《真正男子汉》就是将严肃的军事内容置于娱乐化框架中，以现实军旅生活为背景，以明星体验为形式，较大程度还原部队生活的面貌，明星嘉宾与部队教官、与艰苦的训练环境之间的冲突性与戏剧性不仅达到了娱乐受众的目的，更以嘉宾的参与性视角展现出中国军人的精神风貌，以此来弘扬中国价值，激发受众的爱国情怀，并进一步帮助受众完成自我反思。
受众体验式参与程度高
我国娱乐教育类节目中的教育模式一改中国传统教育体系下传者中心的特点，重视受众参与模式与互动方式的创新，优化受众的学习体验，吸引受众主动融入到节目中完成自觉学习。近年来，我国娱乐教育类节目除调动现场观众活跃度、利用两微一端开展话题营销、引发场外受众的参与热情外，还善于拓展制作思维，发挥全媒体意识，突破以往综艺节目中受众低层次的观赏局面，实现受众对节目情节、角色的高度卷入。如中央电视台文化竞技类节目《中国成语大会》开播伊始就设置了二维码邀请受众在观看节目的过程中参与“成语积木组合”和“成语填空”两项互动游戏，与参赛者同步答题，并在决赛当天特邀八强选手同时在线，解答网友提问，制造卖点。
打破技术壁垒增强受众的视觉效果我国热门的娱乐教育类电视节目除在内容和形式上不断创新外，在科技层面也在持续寻求突破，后期花字、全息投影、AI、VR、AR等新技术的应用不仅大大增强了受众的视觉体验，还帮助节目实现了内容的延伸和再创作，为节目创造别具一格的风格特色，实现更优的传播效果。自2013年《爸爸去哪儿》（第一季）播出后，后期花字被广泛运用于我国娱乐教育节目中，让节目更显妙趣横生、创意无穷;而湖南卫视声音魅力竞演秀《声临其境》（第二季）在舞台布景上采用全息投影技术，随嘉宾的配音表演一起出现的“曹操”“武则天”“唐太宗”为受众带来裸眼3D效果，使嘉宾的配音展示锦上添花，沉浸式舞台让受众获身临其境之感。
中国娱乐教育电视节目的发展困境
同质化竞争严重，削减受众的创新期待
近年来，我国教育娱乐节目在数量上呈井喷式增长，文化类节目更是成为新一轮综艺收视竞争的主战场。虽然其中不乏佳作，然而，产量的提高无法掩饰该类节目产能不足的问题，节目的主题、内容、制作、传播均陷入“引進一模仿”的畸形发育怪圈，趋同化现象严重。据统计，自2013年以来，单以“传统诗词文化竞技+解读”模式制作的文化教育节目就有十余档之多，包括央视《中国诗词大会》、东方卫视《诗书中华》、河北卫视《中华好诗词》、贵州卫视《最爱是中华》等。娱乐教育电视节目的互相借鉴与模仿，推陈出新后劲不足，使观众在千篇一律的叙事情节与一成不变的节目模式之下，最终因审美疲劳而失去对节目的创新期待，丧失观看欲望，严重的同质化竞争也致使大量娱乐教育电视节目因收视低迷面临淘汰困境。
核心定位边界模糊，内容元素编排失衡
如今，电视节目如何在保有科学与文化原汁原味的基础上去制造话题、兜售娱乐，达到教育与娱乐的平衡是一难题。
纵览现阶段热门娱乐教育类综艺节目发现，真人秀教育节目依然未能摆脱泛娱乐化趋势，搞笑、戏说成分较重，明星放下包袱参与其中固然能带来热点，节目内容仍以明星光环背后的辛酸、苦楚与窘态为卖点，更多地满足了受众对明星私生活的猎奇心理，而消解了节目的教育与文化内涵;知识益智类节目对于知识性、科学性内容的记忆力考量远超于对内容所蕴含的审美情趣、创造思维和科学思想的传递，这就导致了节目情节设定向简单化的知识科普倾斜，科普、竞技、审美失衡现象产生;就连广受好评的《朗读者》亦未能摆脱节目重心偏移的问题，重煽情而轻朗读、重仪式而轻文字，在一定程度上折损了作品完整的文化魅力。娱乐教育电视节目不仅需要在娱乐至上的电视媒介景观中突出重围，做到知识科普，更需要达到教育与娱乐、知识与审美、竞技与精神、信息与素养之间的平衡。
节目推广方式单一，未能形成多平台有效联动
自传统媒体“断奶”、商业化改革以来，各大电视台纷纷展开激烈的市场竞争，以受众至上争夺收视率、抢占市场空间，寻求利益最大化，而在如今的新媒体环境之下，电视台与互联网平台联动则成为媒介融合发展的主要趋势。传统电视节目由于时段、时长、平台等多方约束造成节目内容压缩，需要被迫删减某些情节内容，若制作方能合理利用节目花絮，精耕细作，密集而有规律地在新媒体平台供受众点播，与正片形成呼应与补充，方可弥补传统节目之不足，同时为节目造势。而遗憾的是，我国娱乐教育电视节目台网合作形式单一浅层，尚未能大规模利用视频播放互动平台为自己打造衍生发展空间，创造内容产业链，为持续推广造势，扩大受众覆盖面。
研究发现，目前我国娱乐教育电视节目层出不穷，形式日趋多样化，发展势头迅猛，尽管该类节目形态因克隆成风原创乏力、教育娱乐比例失衡屡遭诟病，但仍能在一定程度上以知识为中介重塑文化娱乐精神，达到教育内容的隐性传播、彰显社会正能量、帮助受众价值重构等目的。在电视行业竞争激烈的今天，我国娱乐教育类节目从内容情节、人物景观、制作模式到视听呈现上都应注重守正出新、不落窠臼，把握社会热点、紧跟时代潮流、反映国计民生，找准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的结合点，官方话语、精英话语与大众话语的契合点，走有深度、本土化、原创型发展道路，真正达到教育性与娱乐性相得益彰，专业性与通俗性相辅相成。同时，我国娱乐教育类节目还需进一步拓展平台空间，连接银屏内外，研究本土受众的心理需求和现实需要，持续发掘受众的参与性，实现受众对知识信息的接受、解读与再创作，真正实现其寓教于娱、成风化人、润物无声的文化传承功能。
（作者单位：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
自中国电视诞生之初，就被赋予了传播知识、引导舆论、构建文化的功能，带有明显的教育目的。1990年3月、4月中央电视台分别开播《综艺大观》与《正大综艺》，我国娱乐教育节目至今已取得长足发展，节目形式不断更新，市场竞争亦走向白热化，并经历了以传统竞赛或益智类节目为主的孕育探索期、以真人秀为主要形式的创新发展期以及如今百花齐放的井喷爆发期。
中国娱乐教育电视节目的特点
节目类型多样化
娱乐教育类电视节目并没有一个现成的模板和约定俗成的规矩，而是遵循着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在娱乐的同时传递知识性内容，彰显时代主流精神。依据这一基本原则，各种类型的娱乐教育类节目不断出现。如今，我国既有以真人秀为依托、以生活经验类内容为教育目的的明星教育类节目，如《爸爸去哪了》《了不起的挑战》等;又有追求教育性、互动性、刺激性一体的科学文化竞赛益智类节目，如《最强大脑》《中国诗词大会》系列栏目;也有以发挥榜样力量为内容基调的励志演说类节目，如《开讲啦》;还有以人文关怀为视角、以重构文学之美为理念的文化艺术情感类节目，如《朗读者》。上述节目因其教育目的的不同，制作主题、内容差异化明显，定位与风格迥异，推动了我国娱乐教育类节目形式多元化发展。
教育内容的娱乐化表达
美国学者C·R·赖特在《大众传播：功能的探讨》一文中围绕大众传播的社会功能问题提出了“四功能说”，娱乐教育电视节目就是将其中的“传播知识与价值”和“提供娱乐”两大功能进行了有效结合，打破了知识与娱乐壁垒森严的局面，在潜移默化中传授知识、传播主流观念、传递社会正能量，以达到“寓教于乐”的目的。如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和湖南卫视联合推出的国防教育类真人秀《真正男子汉》就是将严肃的军事内容置于娱乐化框架中，以现实军旅生活为背景，以明星体验为形式，较大程度还原部队生活的面貌，明星嘉宾与部队教官、与艰苦的训练环境之间的冲突性与戏剧性不仅达到了娱乐受众的目的，更以嘉宾的参与性视角展现出中国军人的精神风貌，以此来弘扬中国价值，激发受众的爱国情怀，并进一步帮助受众完成自我反思。
受众体验式参与程度高
我国娱乐教育类节目中的教育模式一改中国传统教育体系下传者中心的特点，重视受众参与模式与互动方式的创新，优化受众的学习体验，吸引受众主动融入到节目中完成自觉学习。近年来，我国娱乐教育类节目除调动现场观众活跃度、利用两微一端开展话题营销、引发场外受众的参与热情外，还善于拓展制作思维，发挥全媒体意识，突破以往综艺节目中受众低层次的观赏局面，实现受众对节目情节、角色的高度卷入。如中央电视台文化竞技类节目《中国成语大会》开播伊始就设置了二维码邀请受众在观看节目的过程中参与“成语积木组合”和“成语填空”两项互动游戏，与参赛者同步答题，并在决赛当天特邀八强选手同时在线，解答网友提问，制造卖点。
打破技术壁垒增强受众的视觉效果我国热门的娱乐教育类电视节目除在内容和形式上不断创新外，在科技层面也在持续寻求突破，后期花字、全息投影、AI、VR、AR等新技术的应用不仅大大增强了受众的视觉体验，还帮助节目实现了内容的延伸和再创作，为节目创造别具一格的风格特色，实现更优的传播效果。自2013年《爸爸去哪儿》（第一季）播出后，后期花字被广泛运用于我国娱乐教育节目中，让节目更显妙趣横生、创意无穷;而湖南卫视声音魅力竞演秀《声临其境》（第二季）在舞台布景上采用全息投影技术，随嘉宾的配音表演一起出现的“曹操”“武则天”“唐太宗”为受众带来裸眼3D效果，使嘉宾的配音展示锦上添花，沉浸式舞台让受众获身临其境之感。
中国娱乐教育电视节目的发展困境
同质化竞争严重，削减受众的创新期待
近年来，我国教育娱乐节目在数量上呈井喷式增长，文化类节目更是成为新一轮综艺收视竞争的主战场。虽然其中不乏佳作，然而，产量的提高无法掩饰该类节目产能不足的问题，节目的主题、内容、制作、传播均陷入“引進一模仿”的畸形发育怪圈，趋同化现象严重。据统计，自2013年以来，单以“传统诗词文化竞技+解读”模式制作的文化教育节目就有十余档之多，包括央视《中国诗词大会》、东方卫视《诗书中华》、河北卫视《中华好诗词》、贵州卫视《最爱是中华》等。娱乐教育电视节目的互相借鉴与模仿，推陈出新后劲不足，使观众在千篇一律的叙事情节与一成不变的节目模式之下，最终因审美疲劳而失去对节目的创新期待，丧失观看欲望，严重的同质化竞争也致使大量娱乐教育电视节目因收视低迷面临淘汰困境。
核心定位边界模糊，内容元素编排失衡
如今，电视节目如何在保有科学与文化原汁原味的基础上去制造话题、兜售娱乐，达到教育与娱乐的平衡是一难题。
纵览现阶段热门娱乐教育类综艺节目发现，真人秀教育节目依然未能摆脱泛娱乐化趋势，搞笑、戏说成分较重，明星放下包袱参与其中固然能带来热点，节目内容仍以明星光环背后的辛酸、苦楚与窘态为卖点，更多地满足了受众对明星私生活的猎奇心理，而消解了节目的教育与文化内涵;知识益智类节目对于知识性、科学性内容的记忆力考量远超于对内容所蕴含的审美情趣、创造思维和科学思想的传递，这就导致了节目情节设定向简单化的知识科普倾斜，科普、竞技、审美失衡现象产生;就连广受好评的《朗读者》亦未能摆脱节目重心偏移的问题，重煽情而轻朗读、重仪式而轻文字，在一定程度上折损了作品完整的文化魅力。娱乐教育电视节目不仅需要在娱乐至上的电视媒介景观中突出重围，做到知识科普，更需要达到教育与娱乐、知识与审美、竞技与精神、信息与素养之间的平衡。
节目推广方式单一，未能形成多平台有效联动
自传统媒体“断奶”、商业化改革以来，各大电视台纷纷展开激烈的市场竞争，以受众至上争夺收视率、抢占市场空间，寻求利益最大化，而在如今的新媒体环境之下，电视台与互联网平台联动则成为媒介融合发展的主要趋势。传统电视节目由于时段、时长、平台等多方约束造成节目内容压缩，需要被迫删减某些情节内容，若制作方能合理利用节目花絮，精耕细作，密集而有规律地在新媒体平台供受众点播，与正片形成呼应与补充，方可弥补传统节目之不足，同时为节目造势。而遗憾的是，我国娱乐教育电视节目台网合作形式单一浅层，尚未能大规模利用视频播放互动平台为自己打造衍生发展空间，创造内容产业链，为持续推广造势，扩大受众覆盖面。
研究发现，目前我国娱乐教育电视节目层出不穷，形式日趋多样化，发展势头迅猛，尽管该类节目形态因克隆成风原创乏力、教育娱乐比例失衡屡遭诟病，但仍能在一定程度上以知识为中介重塑文化娱乐精神，达到教育内容的隐性传播、彰显社会正能量、帮助受众价值重构等目的。在电视行业竞争激烈的今天，我国娱乐教育类节目从内容情节、人物景观、制作模式到视听呈现上都应注重守正出新、不落窠臼，把握社会热点、紧跟时代潮流、反映国计民生，找准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的结合点，官方话语、精英话语与大众话语的契合点，走有深度、本土化、原创型发展道路，真正达到教育性与娱乐性相得益彰，专业性与通俗性相辅相成。同时，我国娱乐教育类节目还需进一步拓展平台空间，连接银屏内外，研究本土受众的心理需求和现实需要，持续发掘受众的参与性，实现受众对知识信息的接受、解读与再创作，真正实现其寓教于娱、成风化人、润物无声的文化传承功能。
（作者单位：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