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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黑暗 独 眼
下午要开设计方案讨论会，昨晚加班时随手勾勾画画，竟然也有令我不由自得的方案——领导催过，表情已是很不耐烦，又想象着我下午开会的时候该怎么拍出方案震惊四座。
4个小时后，之前干完的全不算，领导午饭时灵机一动改了主意。讨论会是开了，刚有起哄的拿出俩混事儿方案，领导就说，“跟你们讨论也是白搭，浪费时间!”就这么这么这么着吧。一切全定了。
做了国际合作项目去澳洲出公差的中层，正在办公桌间翻飞着炫耀：“哎呀，这次好遗憾啊，好多更好的地方没去成呢。”伴着贵妇般的笑。内心的不平衡感正飙升三级，领导又打来电话：“哦?怎么还没弄完，不早就让你画了么?”又指出几个我上午心猿意马犯的愚蠢错误，好像他压根儿不记得刚改了方案，我也不敢问。
大学同学凑在一起就是抱怨，抱怨我们浑然一摸黑的“事业”。所在单位都差不多，分成看不见的高层、指手画脚的中层、怨念云集的技工和快乐的小工。高层总是神龙见首不见尾，不知忙什么，不知赚多少银子。所谓中层，不过大我们一两岁，一面热情地说“不要把我们当领导，努力干，有前途”，一面又在个人年终总结里加上阴暗的匿名批注：“棱角太多，不尊重领导。”我们这些二十六七的“80后”，在工作中永远被当作孩子，升迁无望的万年技工，既要巴结中层，又要赔笑小工们。小工们刚人行，每天都学新知识，总自以为前途很光明，收入不多，就没那么多心眼和承担责任的惶恐，难免做事粗枝大叶，却是我们不可缺少的帮手。
出差去，接待单位笑着说起某单位副院长痴心等待十年妄图当上正院长，终究没熬到，黯然退休了。他转脸说，我知道手下的人都烦我，盼着我早死。又很不厚道地指着我的领导说，你们也是这样吧。我该如何作答?
进取还是野心?当初面试，我说选择这个工作是想当“专家”啊，至今还被同事们当作笑话，连我都觉得“从前的理想看起来挺可怕的”，结果只能是“情况太复杂了，现实太残酷了，理想都破灭了!”图纸上签的是领导们的名字，我严肃地盼着楼塌地陷，让他们去承担工程责任，不能总是只享受光鲜的荣誉吧。难免又冒着冷汗自责，不想变成只会抱怨的“祥林嫂”，活得越来越阴暗，怨念真的会将人吞噬。倘若有幸成为中层，以我唧唧歪歪多疑多事的性格，想必会有人在午夜戳弄写着我名字的纸人吧。
清晨，趁着镜子上的雾气，狠狠拍脸：唉，没办法，今日又要拯救地球。
广场陌生人 张光玮
我经常有事要骑车经过一个广场。骑车自然有小风吹，还有速度，掌控下的安全速度，最好看得清过往。几个搞杂耍的，围一圈看杂耍的；树下的板凳，有时候躺个穿藏青蓝的流浪汉，有时候坐一大家子，有时候抱一团火样的恋人；喷泉下奔跑的儿童、红唇的老妇、十指相扣的学生、好奇的相机……
碰到熟悉的陌生人，比方说上月音乐会上拉琴的女孩，她的样子很奇怪，天生一副不幸表情，她表演时的那套紫红色礼服就越发显得悲伤。她没有首席的沉着与尊贵气质，夹着琴的头比所有人都偏得厉害，像只丑小鸭，反让我特别注意她。老远就认出来，还是偏着头，瘦瘦小小的背后架着黑色琴盒，穿平常衣服，裹个像要凋谢的花一样颜色的蕾丝围巾。有男人会想要保护这朵花吧，不过现在没有。
我最钟爱两个人：
一个是弹吉他的，意大利人，外国人老了脸皱起来沟壑很多，碰得巧就觉得总是在笑。他在那里弹吉他的时候，我简直觉得自己不在骑车，而是在旋转木马上。一个日本老太太会在他表演时给大家发曲目表。有一阵他忽然消失了，我很后悔没有买他的CD，觉得断绝了和这世界上某个美好角落的联系。后来他重新出现，我赶紧跑去。老太太不在，便自己在盒子里放钱，向正弹琴的他微笑着拿了两张CD。过几天又见他来，一个人，弹完后起立致谢。有人要买，他就迅速拿一张CD撕开包装纸，生怕怠慢了顾客，然后把包装纸塞进裤袋里，再迅速打开盒子取出里面的歌词页签上自己的名字。把歌词页装回去时，有些困难，他还是努力尽快放进去，这才恭恭敬敬地交给人家。接下来，当众收下钱，不知为什么我看着很别扭。封面上是个帅气的男人拿着琴，在西西里木格窗的前面，没准是他的家。他为什么到东京街头来卖CD，那个地中海边闪着金色阳光的房间不好么。
另一个人只会在晚上碰到。她很神秘，戴着帽子，穿黑色羽绒服，总用白塑料袋包一大包东西放在车筐里。她是附近野猫的福星，我存车的地方是它们的碰头点。她会在晚上11点左右过来，这些猫们阴森森的，有她在才算透出些温顺的气息。有天下雨，她看猫咪们吃着就骑车离开，偏偏一只小猫使劲跟，并不靠近，隔着几米随车跑。我很好奇，也随着她们。她并没有往后看，但骑了一会在花坛边停下来，小猫迟疑地靠过去，她像是知道，又像是约好了。打开塑料袋，看来准备给它来点加餐?我没有理由停在那里看，先走了。
我还是常常经过这个广场。
化不掉的冰山 笨笨娘
那人的妻子值夜班时被杀，五年后案子破了。妻子是因保卫单位财产，被一个入室行窃的小偷打死。他接到破案通知，从苏州哭回老家，拿着通知去找媒体。说案子结了请报社登一下，把报纸拿回去给人看，就不用张嘴解释了。
这件事本身的新闻性，让他的要求容易满足。于是见报了，妻子那边的亲戚也在报上积极表态，说不会再怪罪他，以后还是亲戚云云。
其实报上登的只是部分真相。还有更多细节，如冰山沉默在他的记忆里。
那天一早，他和女儿像往常一样等下夜班的妻子回来。左等右等，妻子没回来，警察来敲房门，说有事跟他谈。带着6岁的女儿去了。警察不停地问：在南京还认识什么人，有什么关系好的朋友，有没有得罪了什么人，跟谁结下仇家，是不是跟哪个女人关系比较好，妻子在外面有什么异性朋友，有什么人追求过你妻子，等等，反反复复地问。
他满腹疑窦，但还是很配合地一一如实回答。直至当晚12点多，提问结束了，女儿已在长椅上睡着。警方说他可以回去了，然后告诉他，他妻子在单位值班，被人杀害了，警方会积极破案。
次日一早他找到公用电话打回老家，老家来了一堆亲戚。他们一起找到妻子的单位要求赔偿，一起去找警方要求尽快破案。他本人弟兄不多，因此这些亲戚多是妻子娘家的兄弟姊妹。他们团结的气势让妻子单位的领导难以招架。
没过几天，亲戚们被陆续找去谈话。之后他们的态度有了转变。他后来了解到的情况是，那些谈话给亲戚们传达了两个信息：一是妻子的死很可能跟他有关，也许是他外面有人，他找人来害她。其二，单位赔再多钱，按法律也是归他和孩子的，其他人来跟着起哄得不到一点好处。一个曾经团结的阵营就此瓦解了，亲戚们不声不响回老家了。妻子的单位很快与他签下一纸协议，给他两万余元。 单位和警方都迅速清静。再回老家，迎接他和女儿的，就是“莫名其妙”的流言。
那五年里，他孤身在外乡谋生，偶尔回来给辗转在几家亲友处的女儿送点钱。天黑到家，天不亮就走。这回，他搭第一班早车，挺直腰杆，顶着花白的头发回乡看她，随身带了很多报纸。
他是个小人物，总要在受了太多委屈，直至有一点出头之机，产生足够的“新闻价值”之后，才有那么一丝可能被媒体垂青，说几句话。而一开口，说得再多，见报无非也就那么几个字，比如苍天有眼，比如感谢政府感谢党。
赶C超T买房记 龙姑娘
在房价高涨的滚滚浪潮中，同事小C和小T一前一后立定了主意要买房，结束在这个城市的“租客”生活。
小C先启动了看房之旅，不断辗转于城东城西城南城北一个个新楼盘、旧楼盘之中。小T瞅瞅身边的人都要做有房一族了——房奴不房奴按下不表，也开始留意房价。一开始目标明确，范围只限上班地点附近的，只看二手。小C还在不断研究报纸地产版的时候，小T已经在中介行里签下了意向书。他定下来的房子还没拿到房产证，所以只付了定金，然后架着二郎腿等着开发商办下房产证，顺便跟小C开开玩笑：房价越看越涨，还那么挑剔定不下来?
小C跑了大半年也疲了，碰到个价格可以接受的二手房，虽然砍价未遂，还是把定金付了，接下来就奔波着去办手续。为原屋主申请了提前还贷，小C马上付清了三成首期，也坐等屋主交上钥匙。那边小T还等着个房产证来确定产权，轮到小C得意了：早下定也没我快去办手续嘛。
二手房交易手续的复杂程度远远超出了小C的想象，或者说，超出了买卖双方的想象。急需用钱的卖家迟迟收不到银行的放贷，不愿按照合同约定交房。小C除了责怪中介为了促成买卖隐瞒了很多繁琐手续，完全没辙。卖家在每次谈判中，总以自己“没有文化”和生意中曾受骗为理由，拒绝相信小C与银行的借贷合同，只肯相信银行账户里的数字。中介以贫乏的词汇试图说服他：银行不放贷是没有可能的。他头也不抬：“怎么没可能，一切皆有可能，电视广告里也有说的。”小C想了想，也是，严谨的德国人也说“impossihle is nothing”，可惜他不相信美国佬，要不然早就“just do it”了。
和小T交易的卖家倒不急着用钱，但急着离婚——离婚总要牵扯到财产分割。女屋主多次在小T面前哭闹：他们因为男屋主要回乡发展事业而分手，女屋主虽没为房子分担过首期和月供，但很不满前夫随屋附送了一部空调和两件家具。她希望小T可以加钱把全屋的家具家电装饰品也接收下来，并且一再强调这些是她花费大量心思采购的，承载了她的感情，买家应把它们与屋子作为一个整体买下来——并且以高于市场的价钱。小T不明白，她一方面看不起这段感情与婚姻，另一方面又强调这屋子的感情附加值——或者只是为了增加财产分配?
多次谈判，漫长等待，小C和小T还是拿到了房子，只是没想到买个二手房，还要买下原屋主一段酸涩生活。
下午要开设计方案讨论会，昨晚加班时随手勾勾画画，竟然也有令我不由自得的方案——领导催过，表情已是很不耐烦，又想象着我下午开会的时候该怎么拍出方案震惊四座。
4个小时后，之前干完的全不算，领导午饭时灵机一动改了主意。讨论会是开了，刚有起哄的拿出俩混事儿方案，领导就说，“跟你们讨论也是白搭，浪费时间!”就这么这么这么着吧。一切全定了。
做了国际合作项目去澳洲出公差的中层，正在办公桌间翻飞着炫耀：“哎呀，这次好遗憾啊，好多更好的地方没去成呢。”伴着贵妇般的笑。内心的不平衡感正飙升三级，领导又打来电话：“哦?怎么还没弄完，不早就让你画了么?”又指出几个我上午心猿意马犯的愚蠢错误，好像他压根儿不记得刚改了方案，我也不敢问。
大学同学凑在一起就是抱怨，抱怨我们浑然一摸黑的“事业”。所在单位都差不多，分成看不见的高层、指手画脚的中层、怨念云集的技工和快乐的小工。高层总是神龙见首不见尾，不知忙什么，不知赚多少银子。所谓中层，不过大我们一两岁，一面热情地说“不要把我们当领导，努力干，有前途”，一面又在个人年终总结里加上阴暗的匿名批注：“棱角太多，不尊重领导。”我们这些二十六七的“80后”，在工作中永远被当作孩子，升迁无望的万年技工，既要巴结中层，又要赔笑小工们。小工们刚人行，每天都学新知识，总自以为前途很光明，收入不多，就没那么多心眼和承担责任的惶恐，难免做事粗枝大叶，却是我们不可缺少的帮手。
出差去，接待单位笑着说起某单位副院长痴心等待十年妄图当上正院长，终究没熬到，黯然退休了。他转脸说，我知道手下的人都烦我，盼着我早死。又很不厚道地指着我的领导说，你们也是这样吧。我该如何作答?
进取还是野心?当初面试，我说选择这个工作是想当“专家”啊，至今还被同事们当作笑话，连我都觉得“从前的理想看起来挺可怕的”，结果只能是“情况太复杂了，现实太残酷了，理想都破灭了!”图纸上签的是领导们的名字，我严肃地盼着楼塌地陷，让他们去承担工程责任，不能总是只享受光鲜的荣誉吧。难免又冒着冷汗自责，不想变成只会抱怨的“祥林嫂”，活得越来越阴暗，怨念真的会将人吞噬。倘若有幸成为中层，以我唧唧歪歪多疑多事的性格，想必会有人在午夜戳弄写着我名字的纸人吧。
清晨，趁着镜子上的雾气，狠狠拍脸：唉，没办法，今日又要拯救地球。
广场陌生人 张光玮
我经常有事要骑车经过一个广场。骑车自然有小风吹，还有速度，掌控下的安全速度，最好看得清过往。几个搞杂耍的，围一圈看杂耍的；树下的板凳，有时候躺个穿藏青蓝的流浪汉，有时候坐一大家子，有时候抱一团火样的恋人；喷泉下奔跑的儿童、红唇的老妇、十指相扣的学生、好奇的相机……
碰到熟悉的陌生人，比方说上月音乐会上拉琴的女孩，她的样子很奇怪，天生一副不幸表情，她表演时的那套紫红色礼服就越发显得悲伤。她没有首席的沉着与尊贵气质，夹着琴的头比所有人都偏得厉害，像只丑小鸭，反让我特别注意她。老远就认出来，还是偏着头，瘦瘦小小的背后架着黑色琴盒，穿平常衣服，裹个像要凋谢的花一样颜色的蕾丝围巾。有男人会想要保护这朵花吧，不过现在没有。
我最钟爱两个人：
一个是弹吉他的，意大利人，外国人老了脸皱起来沟壑很多，碰得巧就觉得总是在笑。他在那里弹吉他的时候，我简直觉得自己不在骑车，而是在旋转木马上。一个日本老太太会在他表演时给大家发曲目表。有一阵他忽然消失了，我很后悔没有买他的CD，觉得断绝了和这世界上某个美好角落的联系。后来他重新出现，我赶紧跑去。老太太不在，便自己在盒子里放钱，向正弹琴的他微笑着拿了两张CD。过几天又见他来，一个人，弹完后起立致谢。有人要买，他就迅速拿一张CD撕开包装纸，生怕怠慢了顾客，然后把包装纸塞进裤袋里，再迅速打开盒子取出里面的歌词页签上自己的名字。把歌词页装回去时，有些困难，他还是努力尽快放进去，这才恭恭敬敬地交给人家。接下来，当众收下钱，不知为什么我看着很别扭。封面上是个帅气的男人拿着琴，在西西里木格窗的前面，没准是他的家。他为什么到东京街头来卖CD，那个地中海边闪着金色阳光的房间不好么。
另一个人只会在晚上碰到。她很神秘，戴着帽子，穿黑色羽绒服，总用白塑料袋包一大包东西放在车筐里。她是附近野猫的福星，我存车的地方是它们的碰头点。她会在晚上11点左右过来，这些猫们阴森森的，有她在才算透出些温顺的气息。有天下雨，她看猫咪们吃着就骑车离开，偏偏一只小猫使劲跟，并不靠近，隔着几米随车跑。我很好奇，也随着她们。她并没有往后看，但骑了一会在花坛边停下来，小猫迟疑地靠过去，她像是知道，又像是约好了。打开塑料袋，看来准备给它来点加餐?我没有理由停在那里看，先走了。
我还是常常经过这个广场。
化不掉的冰山 笨笨娘
那人的妻子值夜班时被杀，五年后案子破了。妻子是因保卫单位财产，被一个入室行窃的小偷打死。他接到破案通知，从苏州哭回老家，拿着通知去找媒体。说案子结了请报社登一下，把报纸拿回去给人看，就不用张嘴解释了。
这件事本身的新闻性，让他的要求容易满足。于是见报了，妻子那边的亲戚也在报上积极表态，说不会再怪罪他，以后还是亲戚云云。
其实报上登的只是部分真相。还有更多细节，如冰山沉默在他的记忆里。
那天一早，他和女儿像往常一样等下夜班的妻子回来。左等右等，妻子没回来，警察来敲房门，说有事跟他谈。带着6岁的女儿去了。警察不停地问：在南京还认识什么人，有什么关系好的朋友，有没有得罪了什么人，跟谁结下仇家，是不是跟哪个女人关系比较好，妻子在外面有什么异性朋友，有什么人追求过你妻子，等等，反反复复地问。
他满腹疑窦，但还是很配合地一一如实回答。直至当晚12点多，提问结束了，女儿已在长椅上睡着。警方说他可以回去了，然后告诉他，他妻子在单位值班，被人杀害了，警方会积极破案。
次日一早他找到公用电话打回老家，老家来了一堆亲戚。他们一起找到妻子的单位要求赔偿，一起去找警方要求尽快破案。他本人弟兄不多，因此这些亲戚多是妻子娘家的兄弟姊妹。他们团结的气势让妻子单位的领导难以招架。
没过几天，亲戚们被陆续找去谈话。之后他们的态度有了转变。他后来了解到的情况是，那些谈话给亲戚们传达了两个信息：一是妻子的死很可能跟他有关，也许是他外面有人，他找人来害她。其二，单位赔再多钱，按法律也是归他和孩子的，其他人来跟着起哄得不到一点好处。一个曾经团结的阵营就此瓦解了，亲戚们不声不响回老家了。妻子的单位很快与他签下一纸协议，给他两万余元。 单位和警方都迅速清静。再回老家，迎接他和女儿的，就是“莫名其妙”的流言。
那五年里，他孤身在外乡谋生，偶尔回来给辗转在几家亲友处的女儿送点钱。天黑到家，天不亮就走。这回，他搭第一班早车，挺直腰杆，顶着花白的头发回乡看她，随身带了很多报纸。
他是个小人物，总要在受了太多委屈，直至有一点出头之机，产生足够的“新闻价值”之后，才有那么一丝可能被媒体垂青，说几句话。而一开口，说得再多，见报无非也就那么几个字，比如苍天有眼，比如感谢政府感谢党。
赶C超T买房记 龙姑娘
在房价高涨的滚滚浪潮中，同事小C和小T一前一后立定了主意要买房，结束在这个城市的“租客”生活。
小C先启动了看房之旅，不断辗转于城东城西城南城北一个个新楼盘、旧楼盘之中。小T瞅瞅身边的人都要做有房一族了——房奴不房奴按下不表，也开始留意房价。一开始目标明确，范围只限上班地点附近的，只看二手。小C还在不断研究报纸地产版的时候，小T已经在中介行里签下了意向书。他定下来的房子还没拿到房产证，所以只付了定金，然后架着二郎腿等着开发商办下房产证，顺便跟小C开开玩笑：房价越看越涨，还那么挑剔定不下来?
小C跑了大半年也疲了，碰到个价格可以接受的二手房，虽然砍价未遂，还是把定金付了，接下来就奔波着去办手续。为原屋主申请了提前还贷，小C马上付清了三成首期，也坐等屋主交上钥匙。那边小T还等着个房产证来确定产权，轮到小C得意了：早下定也没我快去办手续嘛。
二手房交易手续的复杂程度远远超出了小C的想象，或者说，超出了买卖双方的想象。急需用钱的卖家迟迟收不到银行的放贷，不愿按照合同约定交房。小C除了责怪中介为了促成买卖隐瞒了很多繁琐手续，完全没辙。卖家在每次谈判中，总以自己“没有文化”和生意中曾受骗为理由，拒绝相信小C与银行的借贷合同，只肯相信银行账户里的数字。中介以贫乏的词汇试图说服他：银行不放贷是没有可能的。他头也不抬：“怎么没可能，一切皆有可能，电视广告里也有说的。”小C想了想，也是，严谨的德国人也说“impossihle is nothing”，可惜他不相信美国佬，要不然早就“just do it”了。
和小T交易的卖家倒不急着用钱，但急着离婚——离婚总要牵扯到财产分割。女屋主多次在小T面前哭闹：他们因为男屋主要回乡发展事业而分手，女屋主虽没为房子分担过首期和月供，但很不满前夫随屋附送了一部空调和两件家具。她希望小T可以加钱把全屋的家具家电装饰品也接收下来，并且一再强调这些是她花费大量心思采购的，承载了她的感情，买家应把它们与屋子作为一个整体买下来——并且以高于市场的价钱。小T不明白，她一方面看不起这段感情与婚姻，另一方面又强调这屋子的感情附加值——或者只是为了增加财产分配?
多次谈判，漫长等待，小C和小T还是拿到了房子，只是没想到买个二手房，还要买下原屋主一段酸涩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