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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不能把马克思主义仅仅归结为阶级斗争学说，也不能仅仅归结为人道主义，完整地说，马克思主义是以阶级斗争为实现手段的无产阶级人道主义。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阶级斗争
[中图分类号] A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1962（2004）19-0014-03
历来都把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宣讲为是阶级斗争的学说。现在社会崇尚以人为本了，要讲人性、人情味，办一切事都要以尊重人、爱护人、有利人、方便人为出发点和根本宗旨。这让人觉得这与马克思主义好像是南辕北辙、大相径庭的。其实，马克思主义本来就是最高品级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就是以人为本的阶级斗争学说。在全面、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体系里，以人为本与阶级斗争是统一的，只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以人为本的理想追求需要通过阶级斗争来扫除障碍，阶级斗争胜利了就要着力建设以人为本的理想社会。在一些人的观念里把以人为本和马克思主义分离开来了。这是误会。西方有一种相反的分离说，说马克思主义是人道主义，不是阶级斗争的学说。我国也有人说，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是“混蛋逻辑。”[1]这类问题是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去研究和回答的。我这里主要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方面作点说明。
一、历史唯物主义的人道观
马克思、恩格斯无疑是人道主义者，对人类特别是劳动者充满爱心。马克思出身律师家庭，本人是柏林大学哲学博士，岳父是利特尔市枢密官威伦华斯特爵士，妻舅是铁血首相俾斯麦手下的内政部长，论他体面的家庭出身、显赫的社会背景和个人出类拔萃的才学，要谋个俸禄高厚的职位是唾手可得的事，实际上他拿《资本论》书稿回德国出版时，俾斯麦还派人做他的工作。然而他除了大学毕业初应聘《莱茵报》当过1年主编外，再没有就业，一生都献给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他辞去《莱茵报》工作转而研究经济，主要原因之一也是为了替涉及“森林盗窃案”的穷苦农民作无私的抗争。恩格斯是工厂主的儿子，22岁时父亲派他到英国曼彻斯特管理自家的工厂，但他的兴趣在理论研究，并抛弃社交活动和宴会，抛弃资产阶级的葡萄牙红葡萄酒和香槟酒，把空闲时间几乎都用来接触和了解工人阶级，3年后即1845年出版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将英国工人阶级的骇人听闻的深重苦难公布给全世界。恩格斯是1844年认识马克思的，1845—1846年两人就合作出版了《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即《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两位伟人为无产阶级的崇高事业结成了溶为一体的深厚友谊。恩格斯为了支持马克思能集中精力写作《资本论》，不仅负责对付论敌攻击，还不得不延期做“畜生”工作（恩格斯语，指做工厂主）。他们无私博爱的崇高品格，是人道主义者的主观条件。
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40年代就确立的、并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些早期著作中阐述的人道主义，不是抽象的一般的人道主义，与当时德国流行的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特别是那些自称“真正的社会主义”哲学家的人道主义是完全不同的。马克思恩格斯的人道主义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人道主义，把人界定为是感性的“现实中的人”，他们在以一定方式进行的生产活动中“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2]。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于是，生物的人与社会的人是有区别的，而社会的人又有群分。
人为了生活，就要进行物质生产活动，取得衣、食、住等生活资料。这样就必然要和自然和社会发生交换关系。所以人总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的。这种关系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由于不合理、不平等的社会分工，使农业与工商业、城市和乡村、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劳动与享受、生产与消费等分离而对立。分工和动产的出现还产生私有制和阶级，少数人成为有产者，多数人变成无产者。马克思恩格斯说：“分工和私有制是两个同义语，讲的是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4]马克思恩格斯还说，在私有制社会，人自身的活动会产生异己的力量。“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发的，那末人本身的活动对人说来就成为一种异己的、与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驱使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5]这种现象叫异化，经济方面“人们对于自己产品的异化关系”[6]，在马克思恩格斯时代的资本主义英国已有典型的表现。《资本论》里就有充分论述。如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劳动条件和劳动产品具有的与工人相独立、相异化的形态”[7]，“工人本身不断地把客观财富当作资本，当作同他相异化的、统治他和剥削他的权力来生产”[8]。“资本表现为异化的、独立化了的社会权力，这种权力作为物，作为资本家通过这种物取得的权力，与社会相对立。”[9]除了工人用自己的劳动创造出来的劳动条件、劳动产品异化为与自己对立、成为资本家压迫和剥削自己的权力与手段外，还讲到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和对生产资料的节约等，都异化为不利于自己的对立物[10]。劳动异化对工人是一种不幸，是用自己的劳动为自己铸造铁锁。所以，马克思恩格斯主张消灭这种不合理的分工和由此产生的异化现象，建立“以每个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11]，憧憬“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定的活动范围，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们有可能随我自己的心愿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饭后从事批判，但并不因此就成为一个猎人、渔夫、牧人和批判者。”[12]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所主张的解放劳动者、解放全人类、实现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世界大同的人道主义。
但是，我们从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中看到，消灭“异化”是要有很高条件的。就当时而言，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要使这种异化成为一种“不堪忍受的”力量，即革命力量，“就必须让它把人类的大多数变成完全‘没有财产的’人”；二是“这些人又和现存的有钱的有教养的世界相对立”，而这两个条件都要“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13]。
二、阶级斗争是无产者出于争回人权的无奈
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是以特定历史条件下无产者的深重苦难为背景的。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是他通过亲身观察并根据官方的和其他可靠的报告经过近两年时间研究写成的。声声泪、字字血，令人颤栗。资产者把人与人的关系看做是纯粹的钱与钱、物与物的关系，“不承认人和人之间还有其他什么联系。甚至他和自己的老婆之间的联系百分之九十九也是表现在同样的‘现钱交易’上。”[14]他们根本不把工人当人看。以至有女工连续工作30多个小时累死在机器旁，两岁的孩子就在厂里做对健康最有害的挑花边工作，70多岁的老人因脚疾请求习艺所调换轻点的工作而被罚到监狱里做两星期的苦役，穷人死了像死牲畜一样扔在事先挖好的大坑里盖上薄薄一层土以便再扔后死者。恩格斯的结论是：“资产阶级，不管他们口头上怎么说，实际上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当你们的劳动的产品能卖出去的时候就靠你们的劳动发财，而一到这种间接的人肉买卖无利可图时，就让你们饿死。”[15]
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实证分析中引用了大量劳资关系的材料。这些来自议会议员、议会派遣的工厂视察员的报告和官方报刊、社会科学书籍的资料，都充分暴露了在资产阶级财富迅速积累的同时，无产阶级的贫困、劳动折磨、奴隶状态、无知、粗野和精神颓废等等也在不断积累，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工人阶级的祖先原是小农，土地被圈后，流浪到海边捕鱼为生，资本家通过议会血腥立法强制他们到工厂做工，逃跑的施以鞭笞、烙印、处死等酷刑，没有劳动能力的须领取乞食证才能行乞，受尽屈辱。绝对剩余价值生产阶段，工人每天劳动一般16、15、14小时。相对剩余价值生产阶段，大量采用女工童工。为了挣钱，母亲违反天性地丧失自然感情，疏远甚至虐待子女，为了上班时不使乳儿啼哭叫哺，就以喂食鸦片让其昏睡，所以婴儿死亡率极高，伦敦有的区高达16%。面包、丝织、花边、壁纸、火柴、制陶、砖瓦等业大量雇用童工，有的只有六七岁、四五岁。这些小孩就像被抛在毗瑟奴神的车轮子下轧一样，每天在工厂里被压榨10多个小时。工厂视察员的一份报告说，丝厂的老板每天用10小时从那些必须靠大人放到凳子上才能干活的幼童的血中抽出丝来。产业后备军的出现，造成工人之间的竞争，工资被压在劳动力价值之下，温饱都难，失业者就抛在街头任其冻馁病亡。这还有什么人道主义可言?忍无可忍的工人就必然要奋起抗争。
1945年英国颁布冷酷的新济贫法时，恩格斯就说：资产阶级这样做，就等于“宣布了无产阶级是不受国家和社会保护的；这样就公开地宣布了无产者不是人，不值得把他当人看待。但是我们确信，不列颠王国的无产者是会争回自己的人权的。”[16]于是劳资双方都团结起来互相展开斗争了。资本家一方，“在英国，把统治阶级的一切党派，地主和资本家，交易所豺狼和零售商人，保护论者和自由贸易论者，政府党和反对党，牧师和信教自由人，妙龄的妓女和老尼姑，都在救救财产，救救宗教，救救家庭，救救社会的共同口号下团结起来！”[17]工人一方也团结起来。“事实上，那个吸人膏血的东西，‘在还有一块肉、一根筋、一滴血可以让它吸取的时候’，也决不会放手。为了要在这条害人的毒蛇面前‘保卫’自己，工人们必须把他们的头聚在一起，作为一个阶级，争取到一个国家法律，一个非常有力的社会保障，不让自己通过自由同资本缔结的契约，而在死亡和奴隶的状态下，出卖自己和自己的家人。”[18]阶级斗争就这样形成和展开。
可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是以人为本的，只有当无产者的基本人权即劳动生存权受到严重侵害时，才尊重无产者的革命意志提倡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的实质是无产者争人权与反人权的斗争。以人为本是目的，阶级斗争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手段，是被迫采取的。所以不能把马克思主义仅仅归结为阶级斗争学说，也不能仅仅归结为人道主义。完整地说，马克思主义是以阶级斗争为实现手段的无产阶级人道主义。如果不关心无产者和全人类的命运，就会逆来顺受，不去讲阶级斗争了。
三、社会主义社会是以人为本的社会
无产阶级革命和夺取政权，就是为了把人与人的关系被颠倒为物与物的关系再颠倒过来，建设一个让人民当家作主的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社会主义社会。虽然建立政权初期还需要继续进行阶级斗争，但是在巩固政权、建立新型经济基础和新型生产关系以后，阶级斗争就应当结束，把重点转移到建设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上来，努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以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所以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采取的方针政策是完全正确的。
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与人之间的各种侵权性的社会矛盾和斗争是会不断发生的，但是这种矛盾和斗争不表现为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而是表现为分散的个别与个别之间、单位与单位之间、个别或单位与团伙之间等等发生的各种民事纠纷或刑事案件，可以通过社会治安和国家法律来解决。谁有过谁负责，谁犯罪谁受罚，不会像搞阶级斗争时那样有可能犯扩大化的错误。
以人为本的社会需要全民性精神文明的建设和提高为依托，人人都需要重视文化修养和社会公德来自律个人的行为，养成自觉遵纪守法的习惯。这样大家就能和睦相处、和谐生活。可是文化修养和社会公德是需要长期培育和积累的，因此任何时候都只能加强而不能懈怠。否则就会遭受旧意识旧习惯的干扰，如官本位、钱本位的干扰。官本位者权力至上，钻营权位，以权谋私，钱本位者物欲横流，无道聚财，以钱霸道。这都是以人为本的大敌。当前在实业界和文化界，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失衡的现象表现得比较严重，有的方面还相当突出。在20多年前，可以说我们大家都还是共同贫困中的穷人，改革开放以后才使实业界文化界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些先富起来的大款或富豪的发家史也不过20来年10来年时间。而他们当中有些人的精神财富却没有在同期同样暴富起来，文化素质和道德品质提高严重滞后，成了精神贫困者，缺乏相应的精神文化面对巨富。这些人尚处在以人为本的低级阶段，精神上需要扶贫。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都是建设以人为本的社会所必需的。
注释
[1] 参见章怡和：《往事并不如烟》，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47—248页。
[2][3][4][5][6][12][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9；18；37；37；40；37；39页。
[7][8][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73；626；649页。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294页。
[10]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100、923、927、937、938、939页等。
[14][15][16]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30；2；347—348页。
[17][18] 马克思：《资本论》（郭王本）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295；313—314页。
（本文作者：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阶级斗争
[中图分类号] A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1962（2004）19-0014-03
历来都把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宣讲为是阶级斗争的学说。现在社会崇尚以人为本了，要讲人性、人情味，办一切事都要以尊重人、爱护人、有利人、方便人为出发点和根本宗旨。这让人觉得这与马克思主义好像是南辕北辙、大相径庭的。其实，马克思主义本来就是最高品级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就是以人为本的阶级斗争学说。在全面、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体系里，以人为本与阶级斗争是统一的，只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以人为本的理想追求需要通过阶级斗争来扫除障碍，阶级斗争胜利了就要着力建设以人为本的理想社会。在一些人的观念里把以人为本和马克思主义分离开来了。这是误会。西方有一种相反的分离说，说马克思主义是人道主义，不是阶级斗争的学说。我国也有人说，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是“混蛋逻辑。”[1]这类问题是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去研究和回答的。我这里主要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方面作点说明。
一、历史唯物主义的人道观
马克思、恩格斯无疑是人道主义者，对人类特别是劳动者充满爱心。马克思出身律师家庭，本人是柏林大学哲学博士，岳父是利特尔市枢密官威伦华斯特爵士，妻舅是铁血首相俾斯麦手下的内政部长，论他体面的家庭出身、显赫的社会背景和个人出类拔萃的才学，要谋个俸禄高厚的职位是唾手可得的事，实际上他拿《资本论》书稿回德国出版时，俾斯麦还派人做他的工作。然而他除了大学毕业初应聘《莱茵报》当过1年主编外，再没有就业，一生都献给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他辞去《莱茵报》工作转而研究经济，主要原因之一也是为了替涉及“森林盗窃案”的穷苦农民作无私的抗争。恩格斯是工厂主的儿子，22岁时父亲派他到英国曼彻斯特管理自家的工厂，但他的兴趣在理论研究，并抛弃社交活动和宴会，抛弃资产阶级的葡萄牙红葡萄酒和香槟酒，把空闲时间几乎都用来接触和了解工人阶级，3年后即1845年出版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将英国工人阶级的骇人听闻的深重苦难公布给全世界。恩格斯是1844年认识马克思的，1845—1846年两人就合作出版了《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即《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两位伟人为无产阶级的崇高事业结成了溶为一体的深厚友谊。恩格斯为了支持马克思能集中精力写作《资本论》，不仅负责对付论敌攻击，还不得不延期做“畜生”工作（恩格斯语，指做工厂主）。他们无私博爱的崇高品格，是人道主义者的主观条件。
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40年代就确立的、并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些早期著作中阐述的人道主义，不是抽象的一般的人道主义，与当时德国流行的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特别是那些自称“真正的社会主义”哲学家的人道主义是完全不同的。马克思恩格斯的人道主义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人道主义，把人界定为是感性的“现实中的人”，他们在以一定方式进行的生产活动中“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2]。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于是，生物的人与社会的人是有区别的，而社会的人又有群分。
人为了生活，就要进行物质生产活动，取得衣、食、住等生活资料。这样就必然要和自然和社会发生交换关系。所以人总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的。这种关系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由于不合理、不平等的社会分工，使农业与工商业、城市和乡村、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劳动与享受、生产与消费等分离而对立。分工和动产的出现还产生私有制和阶级，少数人成为有产者，多数人变成无产者。马克思恩格斯说：“分工和私有制是两个同义语，讲的是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4]马克思恩格斯还说，在私有制社会，人自身的活动会产生异己的力量。“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发的，那末人本身的活动对人说来就成为一种异己的、与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驱使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5]这种现象叫异化，经济方面“人们对于自己产品的异化关系”[6]，在马克思恩格斯时代的资本主义英国已有典型的表现。《资本论》里就有充分论述。如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劳动条件和劳动产品具有的与工人相独立、相异化的形态”[7]，“工人本身不断地把客观财富当作资本，当作同他相异化的、统治他和剥削他的权力来生产”[8]。“资本表现为异化的、独立化了的社会权力，这种权力作为物，作为资本家通过这种物取得的权力，与社会相对立。”[9]除了工人用自己的劳动创造出来的劳动条件、劳动产品异化为与自己对立、成为资本家压迫和剥削自己的权力与手段外，还讲到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和对生产资料的节约等，都异化为不利于自己的对立物[10]。劳动异化对工人是一种不幸，是用自己的劳动为自己铸造铁锁。所以，马克思恩格斯主张消灭这种不合理的分工和由此产生的异化现象，建立“以每个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11]，憧憬“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定的活动范围，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们有可能随我自己的心愿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饭后从事批判，但并不因此就成为一个猎人、渔夫、牧人和批判者。”[12]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所主张的解放劳动者、解放全人类、实现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世界大同的人道主义。
但是，我们从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中看到，消灭“异化”是要有很高条件的。就当时而言，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要使这种异化成为一种“不堪忍受的”力量，即革命力量，“就必须让它把人类的大多数变成完全‘没有财产的’人”；二是“这些人又和现存的有钱的有教养的世界相对立”，而这两个条件都要“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13]。
二、阶级斗争是无产者出于争回人权的无奈
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是以特定历史条件下无产者的深重苦难为背景的。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是他通过亲身观察并根据官方的和其他可靠的报告经过近两年时间研究写成的。声声泪、字字血，令人颤栗。资产者把人与人的关系看做是纯粹的钱与钱、物与物的关系，“不承认人和人之间还有其他什么联系。甚至他和自己的老婆之间的联系百分之九十九也是表现在同样的‘现钱交易’上。”[14]他们根本不把工人当人看。以至有女工连续工作30多个小时累死在机器旁，两岁的孩子就在厂里做对健康最有害的挑花边工作，70多岁的老人因脚疾请求习艺所调换轻点的工作而被罚到监狱里做两星期的苦役，穷人死了像死牲畜一样扔在事先挖好的大坑里盖上薄薄一层土以便再扔后死者。恩格斯的结论是：“资产阶级，不管他们口头上怎么说，实际上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当你们的劳动的产品能卖出去的时候就靠你们的劳动发财，而一到这种间接的人肉买卖无利可图时，就让你们饿死。”[15]
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实证分析中引用了大量劳资关系的材料。这些来自议会议员、议会派遣的工厂视察员的报告和官方报刊、社会科学书籍的资料，都充分暴露了在资产阶级财富迅速积累的同时，无产阶级的贫困、劳动折磨、奴隶状态、无知、粗野和精神颓废等等也在不断积累，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工人阶级的祖先原是小农，土地被圈后，流浪到海边捕鱼为生，资本家通过议会血腥立法强制他们到工厂做工，逃跑的施以鞭笞、烙印、处死等酷刑，没有劳动能力的须领取乞食证才能行乞，受尽屈辱。绝对剩余价值生产阶段，工人每天劳动一般16、15、14小时。相对剩余价值生产阶段，大量采用女工童工。为了挣钱，母亲违反天性地丧失自然感情，疏远甚至虐待子女，为了上班时不使乳儿啼哭叫哺，就以喂食鸦片让其昏睡，所以婴儿死亡率极高，伦敦有的区高达16%。面包、丝织、花边、壁纸、火柴、制陶、砖瓦等业大量雇用童工，有的只有六七岁、四五岁。这些小孩就像被抛在毗瑟奴神的车轮子下轧一样，每天在工厂里被压榨10多个小时。工厂视察员的一份报告说，丝厂的老板每天用10小时从那些必须靠大人放到凳子上才能干活的幼童的血中抽出丝来。产业后备军的出现，造成工人之间的竞争，工资被压在劳动力价值之下，温饱都难，失业者就抛在街头任其冻馁病亡。这还有什么人道主义可言?忍无可忍的工人就必然要奋起抗争。
1945年英国颁布冷酷的新济贫法时，恩格斯就说：资产阶级这样做，就等于“宣布了无产阶级是不受国家和社会保护的；这样就公开地宣布了无产者不是人，不值得把他当人看待。但是我们确信，不列颠王国的无产者是会争回自己的人权的。”[16]于是劳资双方都团结起来互相展开斗争了。资本家一方，“在英国，把统治阶级的一切党派，地主和资本家，交易所豺狼和零售商人，保护论者和自由贸易论者，政府党和反对党，牧师和信教自由人，妙龄的妓女和老尼姑，都在救救财产，救救宗教，救救家庭，救救社会的共同口号下团结起来！”[17]工人一方也团结起来。“事实上，那个吸人膏血的东西，‘在还有一块肉、一根筋、一滴血可以让它吸取的时候’，也决不会放手。为了要在这条害人的毒蛇面前‘保卫’自己，工人们必须把他们的头聚在一起，作为一个阶级，争取到一个国家法律，一个非常有力的社会保障，不让自己通过自由同资本缔结的契约，而在死亡和奴隶的状态下，出卖自己和自己的家人。”[18]阶级斗争就这样形成和展开。
可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是以人为本的，只有当无产者的基本人权即劳动生存权受到严重侵害时，才尊重无产者的革命意志提倡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的实质是无产者争人权与反人权的斗争。以人为本是目的，阶级斗争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手段，是被迫采取的。所以不能把马克思主义仅仅归结为阶级斗争学说，也不能仅仅归结为人道主义。完整地说，马克思主义是以阶级斗争为实现手段的无产阶级人道主义。如果不关心无产者和全人类的命运，就会逆来顺受，不去讲阶级斗争了。
三、社会主义社会是以人为本的社会
无产阶级革命和夺取政权，就是为了把人与人的关系被颠倒为物与物的关系再颠倒过来，建设一个让人民当家作主的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社会主义社会。虽然建立政权初期还需要继续进行阶级斗争，但是在巩固政权、建立新型经济基础和新型生产关系以后，阶级斗争就应当结束，把重点转移到建设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上来，努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以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所以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采取的方针政策是完全正确的。
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与人之间的各种侵权性的社会矛盾和斗争是会不断发生的，但是这种矛盾和斗争不表现为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而是表现为分散的个别与个别之间、单位与单位之间、个别或单位与团伙之间等等发生的各种民事纠纷或刑事案件，可以通过社会治安和国家法律来解决。谁有过谁负责，谁犯罪谁受罚，不会像搞阶级斗争时那样有可能犯扩大化的错误。
以人为本的社会需要全民性精神文明的建设和提高为依托，人人都需要重视文化修养和社会公德来自律个人的行为，养成自觉遵纪守法的习惯。这样大家就能和睦相处、和谐生活。可是文化修养和社会公德是需要长期培育和积累的，因此任何时候都只能加强而不能懈怠。否则就会遭受旧意识旧习惯的干扰，如官本位、钱本位的干扰。官本位者权力至上，钻营权位，以权谋私，钱本位者物欲横流，无道聚财，以钱霸道。这都是以人为本的大敌。当前在实业界和文化界，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失衡的现象表现得比较严重，有的方面还相当突出。在20多年前，可以说我们大家都还是共同贫困中的穷人，改革开放以后才使实业界文化界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些先富起来的大款或富豪的发家史也不过20来年10来年时间。而他们当中有些人的精神财富却没有在同期同样暴富起来，文化素质和道德品质提高严重滞后，成了精神贫困者，缺乏相应的精神文化面对巨富。这些人尚处在以人为本的低级阶段，精神上需要扶贫。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都是建设以人为本的社会所必需的。
注释
[1] 参见章怡和：《往事并不如烟》，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47—248页。
[2][3][4][5][6][12][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9；18；37；37；40；37；39页。
[7][8][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73；626；649页。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294页。
[10]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100、923、927、937、938、939页等。
[14][15][16]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30；2；347—348页。
[17][18] 马克思：《资本论》（郭王本）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295；313—314页。
（本文作者：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