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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前有一两个月的实习。我实习的单位是一家为雪铁龙汽车配套的通用机械厂。这家厂生产一种汽车配件。
我的专业是“劳动工资”，也就是现在的HR。但在二十年前。这是一个非常前卫的专业。那家机械厂有六七百号人，有连绵的厂房，像足球场一样大的食堂和会堂。但我很快发现了这个厂的问题，那里的工人基本上不干活，有的在休息闻里打毛衣，有的在水龙头边洗衣服，我甚至在一堆油桶后面看到五六个工人围在一起打牌。
我所在的劳动人事科里有三个人，一个中年阿姨只出现过一次，后来就再也没见过。科长年过半百，经常泡一搪瓷茶水坐在那儿打盹儿，另外一个正值妙龄的女科员，总是拿着小镜子打扮，自从我去实习之后。她的活就全归我了。
有一天我接到她的任务，要起草一份劳动工资年报，我不知年报如何做，于是找了去年的蓝本，照着写了一遍，有不少数字空在那里。让人没有想到的是，这份没有数据的年报竟然盖了章。往上送了。而且更让人意外的是，几天后这份年报竟以文件形式分发各车间、班组，而且还抄送给了市里的劳动部门。我以为自己闯了大祸。去跟科长说，又跟女科员说，他们轻描淡写地说：“反正没人看，没事的。”我很震惊。
这样的实习让我非常绝望，每天回到学校我就开始抱怨，说如果自己以后分配到这样的工厂，那不是慢性自杀？休息时我经常和要好的几位同学聚在教室里，声讨这家工厂的种种“罪恶”，人浮于事，没有绩效考核，劳动生产率低下。
有一次，我们尽情抱怨完了，赫然发现教我们劳资理论的屠教授，一声不响地坐在后面，大概听完了我们整个的抱怨过程，他十分严肃地说：“你们所说的，每个人都知道，那家工厂的工人知道，工厂的领导也知道，比工厂领导再大的领导仍然知道。谁都会抱怨，可能有些人抱怨得比你们更激烈，但是抱怨没有任何益处。你们马上就要毕业了，绝大多数人可能会分配到这样的工厂。而工厂都是这样的现状，你们在那里不要做置身世外的人，更不要做一个抱怨的人，而是做一个能提出建设性意见，并身体力行的人，让那些糟糕的事情有所改变，这样你们以后可能会有一个很好的前途。”
屠教授的话我们都听懂了。
1993年的夏天，我被分配到杭州一家有一千多人的国营工厂。正如屠教授所言，那个年代的国营工厂，几乎都存在人浮于事的现象，我在车间实习，工人们教我如何偷懒，上夜班时如何睡得好。
我不想做那样的人。每每看到工人们爬进充满硫气的槽罐里，我也跟着工人一起爬进去帮忙；看到车间的路面上垃圾成堆，我会替工人去清扫；看到吃苦耐劳的工人，我会写篇稿子送到厂部恳请广播室播发。一年多后，我就在这家工厂入了党，并调任厂部办公室。
我想改变一些什么，但事实上，自从到了办公室后，我才发现自己什么也改变不了。那些固有的制度、人际之间的微妙关系、行政方面自上而下的简单粗暴，根本不是我一个小小的科员能够改变的。
十年前我离职了。我总结了那十年的成功和失败，觉得屠教授这样的“学院派”人生理论，听起来非常正确，但在现实中根本行不通，而且会被撞得头破血流。
我修正了屠教授的理论，我不想去改变谁，也不想斗胆去改变一个单位，我只想改变我自己。后来我做记者，做编辑，无论钱多还是钱少，工作量多还是少，无论别人批评我还是表扬我，我都无动于衷。我不需要奖励，也不需要什么荣誉，我在一个岗位，就尽力把这个岗位上的事情坚持做好。无论遭遇什么，我都会告诫自己不要抱怨。我只改变自己，做好自己，事实上已做好了一切。
我觉得自己是一只小小的萤火虫，那点光亮只照亮自己。如果在漆黑的夜里，夜行的人能看到我那一点微弱的光，那就是我最大的幸福和价值了。
编辑 张金余
我的专业是“劳动工资”，也就是现在的HR。但在二十年前。这是一个非常前卫的专业。那家机械厂有六七百号人，有连绵的厂房，像足球场一样大的食堂和会堂。但我很快发现了这个厂的问题，那里的工人基本上不干活，有的在休息闻里打毛衣，有的在水龙头边洗衣服，我甚至在一堆油桶后面看到五六个工人围在一起打牌。
我所在的劳动人事科里有三个人，一个中年阿姨只出现过一次，后来就再也没见过。科长年过半百，经常泡一搪瓷茶水坐在那儿打盹儿，另外一个正值妙龄的女科员，总是拿着小镜子打扮，自从我去实习之后。她的活就全归我了。
有一天我接到她的任务，要起草一份劳动工资年报，我不知年报如何做，于是找了去年的蓝本，照着写了一遍，有不少数字空在那里。让人没有想到的是，这份没有数据的年报竟然盖了章。往上送了。而且更让人意外的是，几天后这份年报竟以文件形式分发各车间、班组，而且还抄送给了市里的劳动部门。我以为自己闯了大祸。去跟科长说，又跟女科员说，他们轻描淡写地说：“反正没人看，没事的。”我很震惊。
这样的实习让我非常绝望，每天回到学校我就开始抱怨，说如果自己以后分配到这样的工厂，那不是慢性自杀？休息时我经常和要好的几位同学聚在教室里，声讨这家工厂的种种“罪恶”，人浮于事，没有绩效考核，劳动生产率低下。
有一次，我们尽情抱怨完了，赫然发现教我们劳资理论的屠教授，一声不响地坐在后面，大概听完了我们整个的抱怨过程，他十分严肃地说：“你们所说的，每个人都知道，那家工厂的工人知道，工厂的领导也知道，比工厂领导再大的领导仍然知道。谁都会抱怨，可能有些人抱怨得比你们更激烈，但是抱怨没有任何益处。你们马上就要毕业了，绝大多数人可能会分配到这样的工厂。而工厂都是这样的现状，你们在那里不要做置身世外的人，更不要做一个抱怨的人，而是做一个能提出建设性意见，并身体力行的人，让那些糟糕的事情有所改变，这样你们以后可能会有一个很好的前途。”
屠教授的话我们都听懂了。
1993年的夏天，我被分配到杭州一家有一千多人的国营工厂。正如屠教授所言，那个年代的国营工厂，几乎都存在人浮于事的现象，我在车间实习，工人们教我如何偷懒，上夜班时如何睡得好。
我不想做那样的人。每每看到工人们爬进充满硫气的槽罐里，我也跟着工人一起爬进去帮忙；看到车间的路面上垃圾成堆，我会替工人去清扫；看到吃苦耐劳的工人，我会写篇稿子送到厂部恳请广播室播发。一年多后，我就在这家工厂入了党，并调任厂部办公室。
我想改变一些什么，但事实上，自从到了办公室后，我才发现自己什么也改变不了。那些固有的制度、人际之间的微妙关系、行政方面自上而下的简单粗暴，根本不是我一个小小的科员能够改变的。
十年前我离职了。我总结了那十年的成功和失败，觉得屠教授这样的“学院派”人生理论，听起来非常正确，但在现实中根本行不通，而且会被撞得头破血流。
我修正了屠教授的理论，我不想去改变谁，也不想斗胆去改变一个单位，我只想改变我自己。后来我做记者，做编辑，无论钱多还是钱少，工作量多还是少，无论别人批评我还是表扬我，我都无动于衷。我不需要奖励，也不需要什么荣誉，我在一个岗位，就尽力把这个岗位上的事情坚持做好。无论遭遇什么，我都会告诫自己不要抱怨。我只改变自己，做好自己，事实上已做好了一切。
我觉得自己是一只小小的萤火虫，那点光亮只照亮自己。如果在漆黑的夜里，夜行的人能看到我那一点微弱的光，那就是我最大的幸福和价值了。
编辑 张金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