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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贷行业从古至今都存在于社会生活中，若是穿越到明清时代商品经济萌芽之初，由钱庄主导的民间借贷资本蓬勃兴起，“贷款哥”在大城市可不少见。为谋取高回报，有人铤而走险发放高利贷，形成了一条灰色产业链。当时，社会上出现了一种针对官员的高利贷“官吏债”，明代世情小说《金瓶梅》中，西门庆家里就是靠放官吏债发家的，不仅挣了钱，还“结识人”。几乎每个钱庄、当铺都在做跟官吏债相关的金融服务，一些借过官吏债飞黄腾达的官员发家后，转身与民间资本勾结，成为暗中发放官吏债的庄家。
资本异化了官场还是官场异化了资本，难以明晰出个所以然来。今天再看，一切诱因除了利益驱使，还在于官场的腐败无度，不少官员将摄取利益作为了当官的第一追求。
金钱换权力，权力换金钱
清朝时，科举几乎是平头百姓入仕的唯一途径。通过乡试后的举人理论上具备了做官资格，实际上只有通过了京师的会试，拿下进士“学位”，进入仕途的道路才算相对稳妥。
虽然举人被选上官的机会渺茫，但权力的诱惑还是吸引了大量举人群聚于京师“拣选”。所谓“拣选”，就是到京城等吏部安排官职。
这是一场时间、精力、人脉、财富的综合比拼。大部分小地方来的读书人虽然考了个功名，但苦于财力不足，没有资金跑官，过得如累累丧家之犬。乾隆年间，一名举人在京城混了30年都未通过会试，也没有被“拣选”上，到头来老泪纵横一场空。
无数读书人迷上了这种“权力的游戏”。咸丰五年（1855年）的一天，一名44岁的中年男人踌躇满志地在京师街上踽踽而行，此人乃浙江绍兴府山阴县举人杜凤治，这次来京城“拣选”，他押上了所有身家。
到吏部办理完各种手续后，他开始静候佳音，随后参加了6年一次的大挑。大挑就是在连续三次会试都没有中进士的举人中，挑取出一等的举人任知县，二等任教职。结果，杜凤治被挑了个二等，心里不服，决定耍些手段弄个官做。当时官场腐败已至根基，肥缺被达官显贵抢完，买官卖官泛滥，小人物通过正常渠道进入仕途，愈发困难。杜凤治在京师租了一处公寓，到老乡开办的教馆里做文字秘书工作，挣了一些钱，花钱捐了一个候补知县的名额，之后开始了漫长的等待。
10年后的同治五年（1866年），熬白头的杜凤治终于领到上任广东广宁县知县凭照，一摸口袋空空如也。上任路漫漫，除了差旅费，还需要打点京城大官以保证官运亨通，这笔钱哪里来？
当时，筹这笔钱的主要渠道被称为“拉京债”，没有等杜凤治苦恼太久，已有朋友主动为杜凤治拉京债，杜凤治借款4000两，实得2000两，借款的一半扣为利息，妥妥的高利贷。
之后一个月内，四五十人来找杜凤治拉债。杜凤治通过高利贷借到钱，还要向拉债的人支付中介费。打点了京师的官吏，凑够了路费，这时，还没有上任的他已连本带利欠下1万多两银子。清朝中后期京城普通百姓月收入大致2两银子，县令俸银四五十两的样子，也就是说，此时杜凤治已经背负了相当于在县令岗位工作20年才能还完的巨额债务，前提还是不吃不喝。
显然，这笔錢无论怎么“996”“007”，都是无法通过正常方式还完，钱庄为什么愿意把钱贷给杜凤治？趋利是资本永远不变的第一属性，彼时广东为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杜凤治即将上任的“肥缺”，当官捞钱容易。
此时的杜凤治，心中没有了要干一番事业的豪情，反而害怕了，他在日记中写道：“生平何尝如此用银，做官真可危也。”
“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先借贷博得官位，再偿还债务，这些巨额资金谁来埋单？八字概括而已——尔俸尔禄，民脂民膏。
民间资本为何如此豪横？
明代成化、弘治时期，扬州府兴化县的大户人家李纪、李本兄弟与地头蛇勾连，专门做放官吏债的生意，势力雄厚，到了当地官员一调动必须先拜访这两兄弟的地步。
当时，兴化县有个叫陈实除的吏员要调动到宁波府奉化县当典史，向李纪借了10两官债，账本上却记下欠款25两的记录，不签字画押，可能陈实除人都出不了兴化县。面对李纪、李本二霸的豪横，当地人敢怒不敢言，因为他们通过金钱权力交易，与更高层级的官员建立了利益同盟。
从根本上来说，既得利益者根本不想消除官吏债，因为他们自己从中分了一杯羹。上世纪80年代，湖北江陵张家山汉墓出土了西汉初年的《二月律令》，其中规定，六百石以上的官吏发放高利贷，将被免职。这从侧面反映，那时发放高利贷谋取钱财在官场中已十分流行。
唐宋时期，朝廷甚至允许各衙门向民间放高利贷，有的官员私下集资，与钱庄、当铺合谋，鱼肉底层。朱元璋搞严刑厉法那一套轻车熟路，但也不敢完全禁止官员发放高利贷，只规定，四品以上的官员不得放债，违者廷杖八十大板。言外之意，四品以下的官员随便放债。官员与官员之间、官员与商人之间互相勾结、互相利用，私下里谁管得住，说到底，这规定一纸空文而已。
由于旺盛的“市场需求”和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官吏债这种“风险投资”始终无法被铲除，因为放官吏债几乎是稳赚不赔、坏账率最低的买卖。明朝中后期，官员贵族开设当铺放债几近疯狂。正统时期，驸马都尉石也令其家奴四处放债;嘉靖时期，翊国公郭勋在扬州、徐州等多地开设多间当铺;明代万历时期，巡抚湖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秦耀，被人揭发让家奴在江南各大城市开设10多家当铺，强迫官员借高利贷，借款二三百两，本利需还五六百两，每个当铺的流水资金竟达三四万两白银。
清朝时期，胡雪岩与王有龄勾肩搭背，王有龄后来当上湖州知府，让胡雪岩为他代理湖州公库，经营银行。
所谓的民间资本，实则为“官方资本”，其背后往往盘踞着皇亲国戚、文臣武将、世家大族。有了背后强大的靠山，放债人当然有恃无恐，怎么能不豪横？
三方博弈下的灰色产业链
资本逐利的本性固然难改，官员放债固然疏于监管，然而，官吏债这种权力腐败的产物能流行以致演变为亚文化和潜规则，还在于封建官僚体系的沉疴难治。
如果再向更早溯源，其实京债在唐朝已经成为了社会问题。当时有官员向唐武宗奏报，说来京城当官的大部分人都借了京债，人还没有到任，就成了债奴，导致这些人当上官后贪得无厌，一个二个如狼似虎地搜刮民脂民膏。朝廷给出的解决办法是，由户部预支新官两月薪俸，到任后扣还。明清政府多数时候财政不堪重负，社会治理水平江河日下，导致新官穷上任，拉京债等借贷官吏债的现象十分普遍。
好在杜凤治爱写日记，后人从他的日记中，可窥见当时官场的细节和内幕。其经历并非个例，与杜凤治同时获得广东缺的永安知县养晓园、海丰知县屈子卿跟他的操作一模一样。
话又说回来，新官从京师赶赴各地上任，山高路远，朝廷几乎不报销差旅费。据明代余继登编著的纪实笔记《典故纪闻》记载，知州赴任，朝廷象征性地给35两路费，当时叫“道里费”，而知县呢，区区30两，另外规定路上不得使用国家的驿馆系统，伙食、住宿费都自己兜着。
到了地方上，雇佣师爷、仆人等手下，都得当官的自己掏腰包，正规渠道借钱，钱庄、票号觉得风险大，于是，新官不得不铤而走险借高利贷。
朝廷的不合理政策，从某种程度将新任官员与高利贷发放者撮合在一起，朝廷、官员、商人三方的博弈中，一个灰色的地下金融市场悄然兴起。
此外，官场讲究拉帮结派，新官借贷来的钱，很大一部分拿去拜访“老领导”，正如杜凤治评述的官场怪现状——新官上任，要做到“上有根，下有蔓”。
明清时期，地方官每隔几年进京朝觐，说是去汇报工作，实则跑官或经营关系网。明代官员陈洪谟所著的《继世纪闻》记载，正德三年（1508年），全国各司赴京朝觐，宦官刘瑾要下面的人各自给自己准备2万两的“上贡费”，地方官只能在京城借高利贷，回去再压榨民财。有人实在拿不出钱，也拉不到京债，担心刘瑾怪罪，选择自杀。钱庄、当铺一般黑白两道通吃，乾隆时期，灵丘知县张有蕴、黄陂县典史任朝恩实在无法偿还官吏债，被追债人活活逼死。
在这个无序混乱的灰色产业链条中，底层官员承担了上层压榨民间财政的工具，商人从中提供便利。如果官僚体系中大部分官员都在主动或被动地聚敛钱财，另一方面要求他们两袖清风，无论如何，这样的训诫都是虚妄无用的。古代关于官员情操道德的训诫文字汗牛充栋，却难以遏制官场腐败，已经能说明问题了。
资本异化了官场还是官场异化了资本，难以明晰出个所以然来。今天再看，一切诱因除了利益驱使，还在于官场的腐败无度，不少官员将摄取利益作为了当官的第一追求。
金钱换权力，权力换金钱
清朝时，科举几乎是平头百姓入仕的唯一途径。通过乡试后的举人理论上具备了做官资格，实际上只有通过了京师的会试，拿下进士“学位”，进入仕途的道路才算相对稳妥。
虽然举人被选上官的机会渺茫，但权力的诱惑还是吸引了大量举人群聚于京师“拣选”。所谓“拣选”，就是到京城等吏部安排官职。
这是一场时间、精力、人脉、财富的综合比拼。大部分小地方来的读书人虽然考了个功名，但苦于财力不足，没有资金跑官，过得如累累丧家之犬。乾隆年间，一名举人在京城混了30年都未通过会试，也没有被“拣选”上，到头来老泪纵横一场空。
无数读书人迷上了这种“权力的游戏”。咸丰五年（1855年）的一天，一名44岁的中年男人踌躇满志地在京师街上踽踽而行，此人乃浙江绍兴府山阴县举人杜凤治，这次来京城“拣选”，他押上了所有身家。
到吏部办理完各种手续后，他开始静候佳音，随后参加了6年一次的大挑。大挑就是在连续三次会试都没有中进士的举人中，挑取出一等的举人任知县，二等任教职。结果，杜凤治被挑了个二等，心里不服，决定耍些手段弄个官做。当时官场腐败已至根基，肥缺被达官显贵抢完，买官卖官泛滥，小人物通过正常渠道进入仕途，愈发困难。杜凤治在京师租了一处公寓，到老乡开办的教馆里做文字秘书工作，挣了一些钱，花钱捐了一个候补知县的名额，之后开始了漫长的等待。
10年后的同治五年（1866年），熬白头的杜凤治终于领到上任广东广宁县知县凭照，一摸口袋空空如也。上任路漫漫，除了差旅费，还需要打点京城大官以保证官运亨通，这笔钱哪里来？
当时，筹这笔钱的主要渠道被称为“拉京债”，没有等杜凤治苦恼太久，已有朋友主动为杜凤治拉京债，杜凤治借款4000两，实得2000两，借款的一半扣为利息，妥妥的高利贷。
之后一个月内，四五十人来找杜凤治拉债。杜凤治通过高利贷借到钱，还要向拉债的人支付中介费。打点了京师的官吏，凑够了路费，这时，还没有上任的他已连本带利欠下1万多两银子。清朝中后期京城普通百姓月收入大致2两银子，县令俸银四五十两的样子，也就是说，此时杜凤治已经背负了相当于在县令岗位工作20年才能还完的巨额债务，前提还是不吃不喝。
显然，这笔錢无论怎么“996”“007”，都是无法通过正常方式还完，钱庄为什么愿意把钱贷给杜凤治？趋利是资本永远不变的第一属性，彼时广东为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杜凤治即将上任的“肥缺”，当官捞钱容易。
此时的杜凤治，心中没有了要干一番事业的豪情，反而害怕了，他在日记中写道：“生平何尝如此用银，做官真可危也。”
“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先借贷博得官位，再偿还债务，这些巨额资金谁来埋单？八字概括而已——尔俸尔禄，民脂民膏。
民间资本为何如此豪横？
明代成化、弘治时期，扬州府兴化县的大户人家李纪、李本兄弟与地头蛇勾连，专门做放官吏债的生意，势力雄厚，到了当地官员一调动必须先拜访这两兄弟的地步。
当时，兴化县有个叫陈实除的吏员要调动到宁波府奉化县当典史，向李纪借了10两官债，账本上却记下欠款25两的记录，不签字画押，可能陈实除人都出不了兴化县。面对李纪、李本二霸的豪横，当地人敢怒不敢言，因为他们通过金钱权力交易，与更高层级的官员建立了利益同盟。
从根本上来说，既得利益者根本不想消除官吏债，因为他们自己从中分了一杯羹。上世纪80年代，湖北江陵张家山汉墓出土了西汉初年的《二月律令》，其中规定，六百石以上的官吏发放高利贷，将被免职。这从侧面反映，那时发放高利贷谋取钱财在官场中已十分流行。
唐宋时期，朝廷甚至允许各衙门向民间放高利贷，有的官员私下集资，与钱庄、当铺合谋，鱼肉底层。朱元璋搞严刑厉法那一套轻车熟路，但也不敢完全禁止官员发放高利贷，只规定，四品以上的官员不得放债，违者廷杖八十大板。言外之意，四品以下的官员随便放债。官员与官员之间、官员与商人之间互相勾结、互相利用，私下里谁管得住，说到底，这规定一纸空文而已。
由于旺盛的“市场需求”和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官吏债这种“风险投资”始终无法被铲除，因为放官吏债几乎是稳赚不赔、坏账率最低的买卖。明朝中后期，官员贵族开设当铺放债几近疯狂。正统时期，驸马都尉石也令其家奴四处放债;嘉靖时期，翊国公郭勋在扬州、徐州等多地开设多间当铺;明代万历时期，巡抚湖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秦耀，被人揭发让家奴在江南各大城市开设10多家当铺，强迫官员借高利贷，借款二三百两，本利需还五六百两，每个当铺的流水资金竟达三四万两白银。
清朝时期，胡雪岩与王有龄勾肩搭背，王有龄后来当上湖州知府，让胡雪岩为他代理湖州公库，经营银行。
所谓的民间资本，实则为“官方资本”，其背后往往盘踞着皇亲国戚、文臣武将、世家大族。有了背后强大的靠山，放债人当然有恃无恐，怎么能不豪横？
三方博弈下的灰色产业链
资本逐利的本性固然难改，官员放债固然疏于监管，然而，官吏债这种权力腐败的产物能流行以致演变为亚文化和潜规则，还在于封建官僚体系的沉疴难治。
如果再向更早溯源，其实京债在唐朝已经成为了社会问题。当时有官员向唐武宗奏报，说来京城当官的大部分人都借了京债，人还没有到任，就成了债奴，导致这些人当上官后贪得无厌，一个二个如狼似虎地搜刮民脂民膏。朝廷给出的解决办法是，由户部预支新官两月薪俸，到任后扣还。明清政府多数时候财政不堪重负，社会治理水平江河日下，导致新官穷上任，拉京债等借贷官吏债的现象十分普遍。
好在杜凤治爱写日记，后人从他的日记中，可窥见当时官场的细节和内幕。其经历并非个例，与杜凤治同时获得广东缺的永安知县养晓园、海丰知县屈子卿跟他的操作一模一样。
话又说回来，新官从京师赶赴各地上任，山高路远，朝廷几乎不报销差旅费。据明代余继登编著的纪实笔记《典故纪闻》记载，知州赴任，朝廷象征性地给35两路费，当时叫“道里费”，而知县呢，区区30两，另外规定路上不得使用国家的驿馆系统，伙食、住宿费都自己兜着。
到了地方上，雇佣师爷、仆人等手下，都得当官的自己掏腰包，正规渠道借钱，钱庄、票号觉得风险大，于是，新官不得不铤而走险借高利贷。
朝廷的不合理政策，从某种程度将新任官员与高利贷发放者撮合在一起，朝廷、官员、商人三方的博弈中，一个灰色的地下金融市场悄然兴起。
此外，官场讲究拉帮结派，新官借贷来的钱，很大一部分拿去拜访“老领导”，正如杜凤治评述的官场怪现状——新官上任，要做到“上有根，下有蔓”。
明清时期，地方官每隔几年进京朝觐，说是去汇报工作，实则跑官或经营关系网。明代官员陈洪谟所著的《继世纪闻》记载，正德三年（1508年），全国各司赴京朝觐，宦官刘瑾要下面的人各自给自己准备2万两的“上贡费”，地方官只能在京城借高利贷，回去再压榨民财。有人实在拿不出钱，也拉不到京债，担心刘瑾怪罪，选择自杀。钱庄、当铺一般黑白两道通吃，乾隆时期，灵丘知县张有蕴、黄陂县典史任朝恩实在无法偿还官吏债，被追债人活活逼死。
在这个无序混乱的灰色产业链条中，底层官员承担了上层压榨民间财政的工具，商人从中提供便利。如果官僚体系中大部分官员都在主动或被动地聚敛钱财，另一方面要求他们两袖清风，无论如何，这样的训诫都是虚妄无用的。古代关于官员情操道德的训诫文字汗牛充栋，却难以遏制官场腐败，已经能说明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