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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看蒋铁骊的作品是在10年前，他的《快乐步伐》以一种崭新的面貌呈现在我们面前。10年来，一直关注他的创作，可以看出蒋铁骊对雕塑创作的追求历程是持续而执着的，这一点尤为难能可贵。并且，他不断追求自己独特的具像语言形式感，并构建了自己的艺术语言样式。这种样式，不仅独特，而且具有诗意的、敏感的、含蓄的情感内涵，也具有理性的、样式化的，节奏感的形式特征。从古希腊的人体雕塑到现代艺术中(例如波普，超现实等流派)对具像手法的借用，具像艺术的发展历程可以说贯穿整个美术史，这样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出现过数不尽的杰出艺术家，他们已经对具像语言进行了不尽的探索与挖掘。可以说，这条道路是一条无比艰辛的路程。蒋铁骊选择了这样的道路，不断追寻十数年，让人想起了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柯德般的游侠精神，正像堂吉柯德骑着瘦骨嶙峋的马追求已逝的骑士精神一样，蒋铁骊也以行吟诗人般的浪漫与勇气追寻着古典艺术精神在当代艺术中的生存。
1998年至1999年，蒋铁骊创作了《快乐步伐》《远行者》《倒立者》等作品。《快乐步伐》由四个男人体构成，这些人体消除了个性特征，在塑造上摒弃了学院人体雕塑长期以来追求的表面肌理感。在动作安排上，将形体动作归纳在平面范畴内，比如头、胸、骨盆、四肢都尽量安排在一个面上，这种形体关系与动势是传统现实主义人体雕塑所尽量避免出现的模式。可以看出，蒋铁骊在创作中既使用长期受学院雕塑教育得到的具像塑造能力，又努力与现实主义的内容拉开距离。这个“挣扎”的过程，在中国当代雕塑家身上是极具代表性的。正如蒋铁骊所说：“具像的手法本身是个好东西，我受到了这么长时间的写实雕塑的训练，我掌握了它，它成为我的一部分。在创作上，我不想弃置不用。但是，作为生活在当代的艺术家，使作品具有当代性也是我的使命。”其后的作品《远行者》几乎是《快乐步伐》的衍生和推进，同样由四个人体构成，同样的排列形式，同样的单一动作的重复排列，所不同的是《远行者》中采用女人体作为符号，对人物的特征的简化更进一步。两件作品中除了对现实主义内容的有意疏离之外，加入了现代抽象艺术的一些元素，带有一定的现代构成规律。人体作为一个构成元素被重复排列，这种排列遵循了韵律、节奏等带有音乐感的抽象规律。
在创作上寻找自己的语言应该是雕塑家一生难以停止的历程。蒋铁骊在创作开端成功寻找到自己的形式语言的大方向。但是，能否将这种语言在不同题材的创作中运用和推进，才是验证这种独特形式语言是否真正融入作者的血液，真正成立的标准。之后，蒋铁骊的《瞿秋白》和《弘一法师》两件肖像雕塑的成功，证明了蒋铁骊已经在运用自己创造的形式语言上获得进展。
蒋铁骊的《瞿秋白》在风格上独树一帜，并且深入地刻画出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蒋铁骊在阐述《瞿秋白》的创作过程时说：“虽然是肖像题材，我不想将只塑造一个写实的形象而已。我想用我的方法，形式上尽量简化，再简化。用这样的形式表现瞿秋白特别丰富的人格特征。”的确，瞿秋白的内心世界、人格特征到人生经历都是极丰富的，他是中共早期的领导人、曾在黄埔军校和上海大学授课、能写诗填词，在书法、绘画上也颇有造诣。他还是个翻译家、文艺批评家，并且风度翩翩。在监狱中，瞿秋白写过《卜算子》：“寂寞此人间，且喜身无主。眼底云烟过尽时，正我逍遥处。花落知春残，一任风和雨。信是明年春再来，应有香如故。”就义前他还写过一篇著名的文章《多余的话》，总结自己的人生，他认为自己本是文人，却因“历史的误会”，当上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为党工作，却遭到了排挤和“遗弃”。他的文艺才华还没来得及充分施展，生命就要被“罪恶的国民党的子弹”所剥夺。可以想见，要想用“简化，再简化”的方式表现如此丰富的人物的难度。蒋铁骊通过塑造中的不断提炼，归纳了整个形体的起伏，弱化了动作，简化了衣纹，甚至省略了面部刻画的若干细节。用寥寥数笔表现了长袍的衣纹，而这几笔衣纹也是抽象的，就象书法中的线，带着强烈悲愤的情绪特征。整个雕塑的视觉焦点被引向头部最精彩的精神刻画部分。而人物的面部刻画也是经过提炼后的表达，高高的额头、饱满的天庭、微微颤动的嘴唇、被眼镜遮住的眼睛，这些刻匦看似不露痕迹地轻松略过，但经过了作者的精心选择，无一处不围绕着塑造人物的敏感、知识分子气质，神经质、忧郁、倔强等等复杂而难以诉说的人格。
《弘一法师》的创作与《瞿秋白》为同一时期，在形式语言和人物内涵表达上，可以看出蒋铁骊对自己执着追求的形式语言的苦心经营。蒋铁骊谈到弘一法师不断感慨：“太丰富了!”弘一法师是我国新文化运动的前驱，近代史上著名的艺术家、教育家、思想家、革新家。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早期启蒙者，他一生在音乐、戏剧、美术、诗词、篆刻、金石、书法、教育、哲学、法学等诸多文化领域中都有较高的建树。1918年遁入杭州虎跑寺为僧，1942年圆寂于泉州。尝试用自己的方式塑造这样的人物，对任何一位雕塑家都是个挑战。
“能有机会塑造弘一法师，是我由来以久的愿望。这一愿望的产生，始于六、七年前，当时正在看一些弘一法师的书以及相关传记。每每读到感悟之处，为弘一法师塑像的愿望便强烈一次。甚至脑海中关于塑像的处理路数、细节刻化都已多次浮现。真正开始做这个像时，与原先设想过多次的如何处理不同，几乎每个环节、每个局部在塑造中一但变得完整与清晰起来，脑海中想象的弘一法师的样子反而会越发模糊。或许是对弘一法师的理解与表达已经成为一种压力，塑像的创作过程完全演化为不停地大面积调整与重新建构的过程。雕塑前前后后也塑造了两、三个月，但真正留下的样子，只是几次通宵工作的结果。”蒋铁骊这样描述自己的创作过程。看这件作品，蒋铁骊将对形体的平面化处理更推进了一步。雕塑整体象一片风化的石头，静静地伫立，头部微含，双眼微闭，表现了弘一法师经历跌宕人生，之后获得了悟的“悲欣交集”的心境。可看出在自己的形式语言的使用方面，更加娴熟，也更加含蓄深刻。
佛法认为万事皆“因缘”所成。蒋铁骊能够有机会并成功塑造了《瞿秋白》与《弘一法师》两件作品，也并非偶然。关注蒋铁骊的作品已久，及至见到雕塑家本人，与笔者的想象颇为一致，其为人爽直，有艺术家的敏感，执着，是颇有古风、有理想主义倾向的人。这些品质对于雕塑家更好地理解和诠释两位性格丰富的人物是有很大帮助的。同时，对于雕塑家个人风格的形成也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他近期创作的《梦想者》进一步地阐释和挖掘了这种敏感和诗意的形式语言及内涵。这件作品中的形体更加强化了他以往风格中的脆弱敏感的倾向。蒋铁骊说：“我的创作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发展，现在，我想回到人体塑造上来，对自己所创造的这样的一种风格进行回顾和思考。”蒋铁骊另一近作《三高士》从不同的方向对自身的创作形式语言进行了延伸和探讨。这件作品表现的是生活在元末大乱之际，浪迹在山水之间，行为放荡的“元末三高士”。蒋铁骊谈到类似《三高士》这样的实验性作品，最近做了很多，他有意识地在对自己已形成的风格进一步寻找突破。在《三高士》中，可以看到蒋铁骊对形式语言进一步的实验成果，在塑造上更为洒脱，不拘泥于造型上的写真，而大胆地围绕精神表现，有“以形写神”的古韵，甚至有文人画的风格特征。
纵观蒋铁骊10年创作历程，可以看出这是一位既有敏锐感性认识，又在形式语言方面有理性思考和规划的艺术家。形式上的抽离有很多方向。蒋铁骊在雕塑形式语言的探索过程中，逐渐倾向于使用中国古典雕塑中的形体抽离的方法。这种方法的独到之处是以形写神，尽量将与表达精神无关的细节省略，一切取舍原则都取决于作品内在精神的需要。对这个方向的探索是中国艺术步入当代的可贵尝试。更为可喜的是，蒋铁骊的创作开始了另一个重要阶段，对自己的艺术形式语言进行冷静的回顾、总结与突破的阶段。这是一个自律艺术家所必经的破茧为蝶的过程。这也使得我们心中充满了期待，期待着蒋铁骊的雕塑创作不断带给我们惊喜。
1998年至1999年，蒋铁骊创作了《快乐步伐》《远行者》《倒立者》等作品。《快乐步伐》由四个男人体构成，这些人体消除了个性特征，在塑造上摒弃了学院人体雕塑长期以来追求的表面肌理感。在动作安排上，将形体动作归纳在平面范畴内，比如头、胸、骨盆、四肢都尽量安排在一个面上，这种形体关系与动势是传统现实主义人体雕塑所尽量避免出现的模式。可以看出，蒋铁骊在创作中既使用长期受学院雕塑教育得到的具像塑造能力，又努力与现实主义的内容拉开距离。这个“挣扎”的过程，在中国当代雕塑家身上是极具代表性的。正如蒋铁骊所说：“具像的手法本身是个好东西，我受到了这么长时间的写实雕塑的训练，我掌握了它，它成为我的一部分。在创作上，我不想弃置不用。但是，作为生活在当代的艺术家，使作品具有当代性也是我的使命。”其后的作品《远行者》几乎是《快乐步伐》的衍生和推进，同样由四个人体构成，同样的排列形式，同样的单一动作的重复排列，所不同的是《远行者》中采用女人体作为符号，对人物的特征的简化更进一步。两件作品中除了对现实主义内容的有意疏离之外，加入了现代抽象艺术的一些元素，带有一定的现代构成规律。人体作为一个构成元素被重复排列，这种排列遵循了韵律、节奏等带有音乐感的抽象规律。
在创作上寻找自己的语言应该是雕塑家一生难以停止的历程。蒋铁骊在创作开端成功寻找到自己的形式语言的大方向。但是，能否将这种语言在不同题材的创作中运用和推进，才是验证这种独特形式语言是否真正融入作者的血液，真正成立的标准。之后，蒋铁骊的《瞿秋白》和《弘一法师》两件肖像雕塑的成功，证明了蒋铁骊已经在运用自己创造的形式语言上获得进展。
蒋铁骊的《瞿秋白》在风格上独树一帜，并且深入地刻画出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蒋铁骊在阐述《瞿秋白》的创作过程时说：“虽然是肖像题材，我不想将只塑造一个写实的形象而已。我想用我的方法，形式上尽量简化，再简化。用这样的形式表现瞿秋白特别丰富的人格特征。”的确，瞿秋白的内心世界、人格特征到人生经历都是极丰富的，他是中共早期的领导人、曾在黄埔军校和上海大学授课、能写诗填词，在书法、绘画上也颇有造诣。他还是个翻译家、文艺批评家，并且风度翩翩。在监狱中，瞿秋白写过《卜算子》：“寂寞此人间，且喜身无主。眼底云烟过尽时，正我逍遥处。花落知春残，一任风和雨。信是明年春再来，应有香如故。”就义前他还写过一篇著名的文章《多余的话》，总结自己的人生，他认为自己本是文人，却因“历史的误会”，当上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为党工作，却遭到了排挤和“遗弃”。他的文艺才华还没来得及充分施展，生命就要被“罪恶的国民党的子弹”所剥夺。可以想见，要想用“简化，再简化”的方式表现如此丰富的人物的难度。蒋铁骊通过塑造中的不断提炼，归纳了整个形体的起伏，弱化了动作，简化了衣纹，甚至省略了面部刻画的若干细节。用寥寥数笔表现了长袍的衣纹，而这几笔衣纹也是抽象的，就象书法中的线，带着强烈悲愤的情绪特征。整个雕塑的视觉焦点被引向头部最精彩的精神刻画部分。而人物的面部刻画也是经过提炼后的表达，高高的额头、饱满的天庭、微微颤动的嘴唇、被眼镜遮住的眼睛，这些刻匦看似不露痕迹地轻松略过，但经过了作者的精心选择，无一处不围绕着塑造人物的敏感、知识分子气质，神经质、忧郁、倔强等等复杂而难以诉说的人格。
《弘一法师》的创作与《瞿秋白》为同一时期，在形式语言和人物内涵表达上，可以看出蒋铁骊对自己执着追求的形式语言的苦心经营。蒋铁骊谈到弘一法师不断感慨：“太丰富了!”弘一法师是我国新文化运动的前驱，近代史上著名的艺术家、教育家、思想家、革新家。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早期启蒙者，他一生在音乐、戏剧、美术、诗词、篆刻、金石、书法、教育、哲学、法学等诸多文化领域中都有较高的建树。1918年遁入杭州虎跑寺为僧，1942年圆寂于泉州。尝试用自己的方式塑造这样的人物，对任何一位雕塑家都是个挑战。
“能有机会塑造弘一法师，是我由来以久的愿望。这一愿望的产生，始于六、七年前，当时正在看一些弘一法师的书以及相关传记。每每读到感悟之处，为弘一法师塑像的愿望便强烈一次。甚至脑海中关于塑像的处理路数、细节刻化都已多次浮现。真正开始做这个像时，与原先设想过多次的如何处理不同，几乎每个环节、每个局部在塑造中一但变得完整与清晰起来，脑海中想象的弘一法师的样子反而会越发模糊。或许是对弘一法师的理解与表达已经成为一种压力，塑像的创作过程完全演化为不停地大面积调整与重新建构的过程。雕塑前前后后也塑造了两、三个月，但真正留下的样子，只是几次通宵工作的结果。”蒋铁骊这样描述自己的创作过程。看这件作品，蒋铁骊将对形体的平面化处理更推进了一步。雕塑整体象一片风化的石头，静静地伫立，头部微含，双眼微闭，表现了弘一法师经历跌宕人生，之后获得了悟的“悲欣交集”的心境。可看出在自己的形式语言的使用方面，更加娴熟，也更加含蓄深刻。
佛法认为万事皆“因缘”所成。蒋铁骊能够有机会并成功塑造了《瞿秋白》与《弘一法师》两件作品，也并非偶然。关注蒋铁骊的作品已久，及至见到雕塑家本人，与笔者的想象颇为一致，其为人爽直，有艺术家的敏感，执着，是颇有古风、有理想主义倾向的人。这些品质对于雕塑家更好地理解和诠释两位性格丰富的人物是有很大帮助的。同时，对于雕塑家个人风格的形成也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他近期创作的《梦想者》进一步地阐释和挖掘了这种敏感和诗意的形式语言及内涵。这件作品中的形体更加强化了他以往风格中的脆弱敏感的倾向。蒋铁骊说：“我的创作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发展，现在，我想回到人体塑造上来，对自己所创造的这样的一种风格进行回顾和思考。”蒋铁骊另一近作《三高士》从不同的方向对自身的创作形式语言进行了延伸和探讨。这件作品表现的是生活在元末大乱之际，浪迹在山水之间，行为放荡的“元末三高士”。蒋铁骊谈到类似《三高士》这样的实验性作品，最近做了很多，他有意识地在对自己已形成的风格进一步寻找突破。在《三高士》中，可以看到蒋铁骊对形式语言进一步的实验成果，在塑造上更为洒脱，不拘泥于造型上的写真，而大胆地围绕精神表现，有“以形写神”的古韵，甚至有文人画的风格特征。
纵观蒋铁骊10年创作历程，可以看出这是一位既有敏锐感性认识，又在形式语言方面有理性思考和规划的艺术家。形式上的抽离有很多方向。蒋铁骊在雕塑形式语言的探索过程中，逐渐倾向于使用中国古典雕塑中的形体抽离的方法。这种方法的独到之处是以形写神，尽量将与表达精神无关的细节省略，一切取舍原则都取决于作品内在精神的需要。对这个方向的探索是中国艺术步入当代的可贵尝试。更为可喜的是，蒋铁骊的创作开始了另一个重要阶段，对自己的艺术形式语言进行冷静的回顾、总结与突破的阶段。这是一个自律艺术家所必经的破茧为蝶的过程。这也使得我们心中充满了期待，期待着蒋铁骊的雕塑创作不断带给我们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