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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文学革命运动以后，胡适先生名满天下，受邀到全国各地演讲，引领新思想和白话文学潮流。湘省各界也多次盛情邀请，但往往得不到他的回应，千呼万唤之后仅仅来湘一次，颇为让人疑惑。
1949年12月15日，胡适匆忙飞离北京，留下了一批书信。后来，中华书局将这批书信编辑出版了《胡适往来书信选》，其中收录了赵恒惕致胡适的一封信，行文甚为谦恭：“局变岁迁，幸趋改造，发皇振导，责在时贤，公倡联治，为世所宗。此次聘列议席，知必及此良机发挥主张，以弘建树，临风怀想，预卜成功。弟栔拄湘局，饱经风雨，坚守省宪，始终弗渝，惟成效未彰，此心滋愧。渐有合轨之望，益增景行之私。不尽悃诚，托钟伯毅兄面述。倘不吝金玉，锡以弦韦，尤为欣幸。”
段祺瑞政府1924年底籌备善后会议，1925年2月1日正式召开，胡适应邀成为善后特聘会员，“此次聘列议席”即指该事。湘省各界对于善后会议有所寄托，省长赵恒惕派钟伯毅、陈强为代表参加。钟伯毅是蓝山县人，曾任湘省财政厅长，他在1925年1月11日离湘赴京，受赵恒惕之托向胡适面交亲笔信，并转达尊崇和求教的诚意。钟伯毅抵京以后，通知湘省准备会议提案，不断传回善后会议有关信息，如段祺瑞、许世英等要人动态、胡适办理会议报到手续等。但是，一直没有谒见胡适、获得回信的信息，显然是胡适不愿意和赵恒惕发生联系。
1925年9月27日，应武昌大学和武昌商科大学的邀请，胡适、王世杰、周鲠生南下抵汉，原计划讲学五次，但华中大学、文科大学、旅鄂湖南中学、绩溪同乡会、青年会、银行公会等竞相邀请，九天之内，胡适一人就讲演十六场。胡适、周鲠生在旅鄂湖南中学讲演时，该校杨校长就盛情邀请两人赴湘讲学，作为湘人的周鲠生自然乐意促成。在湘北大校友会、三湘学校闻讯力邀，赵恒惕也去电邀请，甚为诚恳：“武昌商科大学胡适之、周鲠生两先生惠鉴，侧闻大旆莅鄂讲演，揭橥正学，发挥崇议，衣被群流，奉为楷则。湘汉一水，尤慕风声，各界人士均以一倾麈论为快。伏冀俯屈骢从，惠然前来，道育菁莪，辉增兰蓬，无任钦迟，脂秣有期，所盼电复。”
这次到了仅仅半日水路的武汉，校长、省长、北大校友各方邀请，湖南《大公报》发表了胡适和周鲠生在旅鄂湖南中学讲演的新闻，还发表了胡适在武昌师范大学题为《读书》的讲演辞。针对湘省各界的邀请，胡适虽然有过礼节性的回复，但终于未见成行。
在赵恒惕任省长期间，胡适应该没有打算来湘。早在1922年9月10日的《努力周报》第十九期，胡适发表《联省自治与军阀割据——答陈独秀》，似乎那时就已经决定了。陈独秀在《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中反对联省自治，他认为中国政治纠纷的根源在于“封建式的大小军阀各霸一方，把持兵权财权政权，法律与舆论都归无效，实业教育一概停顿”。胡适则指出，陈独秀只看到了现象而没有看到本质，根源在于地方无权、中央有权无力裁制军阀，增加地方权力、裁制乃至推翻军阀，就是联省自治的意义。但是，胡适赞成的是真正的联省自治，对于大小军阀假借名义的现象极为反感：“军阀之中，对于这个运动，有两种态度。一派是投降在这个旗帜之下，想借他的招牌来苟延残喘的。湖南的赵、浙江的卢便是这一派的代表。”话说到这个地步，已是绝交的态度了。事实上，赵恒惕开展联省自治运动还是有诚意的，在省宪制订、省长和司长选举以及省议会监督方面，基本能够依法办事，体现了一定的民主和法治精神。当然，这不能苛求胡适，他的言论代表了历史前进的方向，敢于挑战权贵的勇气更值得尊敬。
胡适应邀参加善后会议，饱受青年诟病，许多人因此讽刺他从“百尺竿头掉下来”了。善后会议召开前夕，胡适致函许世英：“我是两年来主张开和平会议的一个人，至今还相信会议式的研究时局解决法，总比武装对打好一点。所以我这回对于善后会议虽然有许多怀疑之点，却也愿意试他一试。敬此奉复，即祝新年大吉。”由此可见，胡适并非看不清现实，也并非想寻求政治地位，只是敢于任事而不畏人言，为了国家利益将个人毁誉置之度外。对于大小军阀，胡适不信任、无好感，这也是对赵恒惕的态度。
更早的1920年10月，在李石岑、熊知白等人的支持下，湖南省教育会邀请杜威、罗素、蔡元培、章太炎、张溥泉、张东荪、吴稚晖、杨端六等国内外知名学者来湘讲演，邀请名单中也一直有胡适。此前，杜威在山西等地讲演，胡适都陪侍在侧并担任翻译，这次却因足病被医生禁止外出，无法来湘。此时，赵恒惕还没有上台，主持湘政的谭延闿口碑颇佳。1935年12月初，胡适的好友丁文江来湘，为清华大学南迁选址和勘探粤汉铁路沿线煤矿，不幸在湘潭谭家山煤矿煤气中毒，转到湘雅医院抢救近一个月后逝世。丁文江一度苏醒，就表示要请胡适或者傅斯年来长沙，有要事嘱托。傅斯年两度来湘，蔡元培、翁文灏、蒋梦麟、梅贻琦等在丁文江住院、逝世以及葬礼等节点，先后赴长沙看望和吊唁。胡适一开始就调度协和医院专家、运动军方力量，为丁文江的抢救和后事竭尽全力，数次下决心赶赴长沙，却因处理“一二·九”学生运动等重要公务未能成行。此时，赵恒惕已经下台，主持湘政的是省府主席何键，报刊多次预告胡适来湘的消息，尤其引发了湘省学界的期望。
胡适两次不愿意来，两次不能来，让湘省各界依然在遗憾中等待。
胡适还是来了，尽管只有一次。1932年11月27日下午，胡适应武汉大学校长王世杰的邀请抵达武汉大学，此后在武汉大学、华中大学连日讲演，其间还与蒋介石首次会面。湘省教育厅厅长朱经农闻讯，立即去电邀请胡适来湘讲学。朱经农是胡适的留美同学，人品学问俱佳，盛情之下胡适无法拒绝。12月2日得到胡适来湘的确信后，何键立即和朱经农商议胡适在湘日程和接待事项，一再叮嘱相关人员要妥为接待。
省国货馆馆长刘廷芳正在武汉公差，何键便电请他就近接洽，并陪同胡适来湘，刘廷芳也是胡适的留美同学。12月4日清晨，省教育厅厅长朱经农、省政府秘书长易书竹、省政府交际处长胡荫槐带领军乐队到火车站迎接，延请入住新成立的省政府招待所。当日下午一时，何键在中山西路的公馆设宴为胡适接风洗尘，请湘省教育界、实业界名人陈夙荒、方小川、谢祖尧、黄士衡、曹典球、杨卓新、凌舒谟、刘廷芳作陪，宾主言欢，极为隆重。 当天下午三时，胡适在中山堂讲演，何键亲自主持，郑重介绍了胡适讲演的重要意义。省教育厅已提前通知省垣各公私立学校员工参加，座无虚席，听众如堵，估计有数千人。讲演的题目是《我们所应走的路》，国难当前，如何救国？胡适指出了两条路：一是为己而后可以为人，就是努力提升自我然后造福他人。要努力发展个人的能力和人格，要能够冲破一切障碍完成一种真理，要反对自私自利的享乐主义和目光短浅的牺牲主义。二是求学而后可以救国，就是以学术救国。要埋头做一点有益于国家的学术研究，不然空喊口号是没有用的。胡适以易卜生的剧本《玩偶之家》和《国民公敌》为例，证明人格修养和能力提升的必要;以法国科学家巴德斯用研究发明拯救制酒、蚕丝、畜牧业三大产业、拯救战败的祖国为例，证明科学救国的重要性。事例生动，针对性强，语言平易，娓娓道来，打动人心。
12月5日上午，湘省政府在中山堂举行扩大纪念周和肇和兵舰起义纪念日活动，胡适应何键邀请，以《中国政治的出路问题》为题讲演约一小时。随后，到湖南大学做了题为《我们对新旧文化应取的途径》的讲演。胡适首先表达了对湖南学术的敬佩，特意列举了朱熹、数位著名佛教大师、王船山、郭嵩焘等，不过这显然不是胡适的重点，其中有客套应景的成分。接着，他指出“湖南人有一种怪性，新的时候特别新，旧的时候特别旧”，深表可惜，分别举出谭嗣同、叶德辉分别作为新、旧代表。胡适认为：我国可怕的敌人并不是帝国主义，而是国家和人民的贫穷、国人的衰颓病废、国民的愚昧无智、政治腐败与贪官污吏横行、内乱不息，数百年来的旧文化失败了，现有文化无能力解决这贫、病、愚、贪、乱问题;我国的古文化是“正德”“利用”“厚生”的文化，被印度来的鸦片和精神鸦片——佛教麻醉混乱，造就了非人的道学、理学;现在我们要提倡“正德”“利用”“厚生”的人的文化，欧美现代文化正是这种文化的代表，提倡西洋文化就是恢复我们老祖宗的文化。胡适不客气地指出，“现在你们贵湖南有些人，正在提倡佛教，向非人的文化方面走”，继而以印度为例证，断言这一条路是走不通的。最后，胡适希望青年学子提倡西洋文化，利用科学精神和工具利器做帮助，共同努力做去，让湖南走上“正德”“利用”“厚生”的一条路。演讲完毕，胡适还参观了湖南大学校园，游览岳麓山名胜。
胡适还在朱经农等人陪同下，乘坐煤气汽车参观了湘江东岸各处军事要塞，长沙城南门外的宝华玻璃厂和省国货陈列馆。“煤气汽车”是何键主持最新研发的“科技产品”，国货陈列馆是当时长沙最现代的建筑，刚刚接待过蒋介石和宋美龄并深受好评。在国货陈列馆胡适题词：“我们每年入超五万万两以上，这样下去，不久就要完全破产了。挽救之法，不但在制造家的努力，最紧要的还在个个消费者的决心采用国货，我盼望全国各省都能有这样完善的国货陈列馆，来做全国消费者与贩卖者的指南。”语句平淡，但直指问题、令人警醒。
胡适原计划只在长沙停留一天，因为湘省各界盛情挽留，破例多停留一天，在12月6日下午离湘。何键赠送的礼物丰厚而别致，除了旅费以外，还有菊花砚一方、湘绣中堂一幅、湘绣对联一副。对联是清代湘籍大书法家何绍基所书：“行事莫将天理错，立身宜与古人争。”胡适在日记中记载：“他把他的著作送了我一大包，又送菊花砚一块，湘绣两幅，湖南笔两支，我都收了;他所中职员来说，还送我四百元旅费。我向他面辞，我告诉他：此次旅费已由各方面购买车票，几乎不费我一分钱，不能再受旅费了。我辞别后，即离去招待所。”“三点半到车站，送行者甚多。招待所中职员仍把旅费送来，我托经农及刘廷芳代辞;后来所中职员说，今天上午特别去兑换天津、上海纸币;我也因为在车站推来推去，不成样子，所以终于收下了。”
选择礼物何键也是费了心思的。何键任湘省政府主席以后，尊孔读经、提倡国术和传统礼仪，勤于宣讲和著述，且自我感觉颇好，先后出版了《八德衍义》《靖国本治大纲》《孙子评注》等，也刚受到来湘视察的蒋介石充分表扬。《八德衍义》是何键的讲演汇集，胡适来湘之时，省垣各报都刊有销售广告。湘绣、浏阳的菊花石都是本地名优特产，何绍基是湘省最有名的书法家。不过，在胡适眼里这些都属于过去的时代，根本没有多少兴趣。
胡适离开了，讲演的话题却在持续发酵。当时长沙的主要报纸湖南《大公报》和《湖南国民日报》在宣传上颇为重视，而省通俗教育馆主办的《湖南通俗日报》一条短消息都没有，有点奇怪。胡适在长沙和武汉的讲演，都有人整理并连载发表;不到两百字的简讯，湖南《大公报》和《湖南国民日报》用特号字作大标题，又做出数行副标题，刊载在显目位置;还注意配合发表相关文章以及短评，一时“胡适热”蔚然成风。
12月6日起，湖南《大公报》接连发表了《听了胡适之先生讲演后的一点感想》《欢迎胡博士》《略论胡适之先生》等文章，并专门开设《读者言论》栏目，“自胡适博士来湘讲演，各方纷起讨论，本报收得此项稿件已若干篇。讨论学术之风久已寂寥，至是忽形活跃，本报见而喜之，特开此栏，则有披露”，每期发表一篇文章。数期之后，又增加开设《胡适之演辞讨论专号》，每期一个整版，发表文章三四篇，文章往往前后承接，展开激烈争鸣。《胡适之演辞讨论专号》前后出版了三期，发表文章十二篇。参与讨论的有第一师范学校的向景希、李争白、成人美，明德中学的吴相湘、汪治隆、赵启雍，长郡中学的彭思成，岳云中学的彭祺瑞，湖南大学的绍武，岳阳县的学生马冀，还有不能确定身份或者使用笔名的萧敏颂、长爪郎、曾杰等，湖南《大公报》编辑“司”也有参与。
尽管承认胡适曾经的影响，但多数人否定其在湘演讲的价值，主要观点有：第一，“为己而后可以为人，求学而后可以救国”落后于时代，国难当头;第二，科学救国不可行，缓不救急，政治运动、革命活动、军事活动才是有效途径;第三，胡适运用理论、史料和常识有误，以偏概全、前后矛盾，不应该跨界谈政治。赵启雍认为：胡适先生对于政治主张的没有中心信仰和指示途径，解决问题的办法之不甚彻底，也似乎难免“挂一漏万”“舍本逐末”的讥评，无怪难膺一般青年之望！萧敏颂认为：“科学救国”是十年前的普遍口号，现在失去了时效。吴相湘再三举例证明“科学救国”无效后指出：“我们国内学术界的柱石胡适之先生，也竟蹈前人覆辙，空喊‘科学救国’的口号，而不拿出实际用‘科学救国’的方法来，实在令我们不能不说胡先生也害了‘时代病’，同时也不能不令人为胡先生惋惜。”绍武认为：胡适缺欠学者态度，缺乏历史眼光，缺少哲学见解，主张前后矛盾。另一方面，向景希、李爭白、跨欧、雷宏济、彭祺瑞立论相对持平，阐释胡适讲演真义，指陈对方的偏颇。因而双方形成了持续半个多月的激烈论战。综合看来，随着新文化运动热度下降，及其参加善后会议等事件影响，胡适不再是一呼百应的“精神领袖”，对青年学生的影响明显下降。
由于资料不足，我们无法全部确定参与讨论者的详细身份，但是有两位特别值得尊敬，他们用行动践行了自己的主张。汪治隆（1913—1941），益阳人，笕桥航校第五期毕业，1941年10月在武威试飞时失事殉职。吴相湘（1912—2007），常德人，时为明德中学学生，次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在第九战区从军，参加过长沙会战，后来成为著名历史学家，著有《第二次中日战争史》等;听了讲演以后，他和胡适还有持续的师生交往、学术交往，去台后与人合作著有《胡适传记三种》;多年后悔悟当初觀点浅薄，认为能够受教于胡适等名师，真是三生有幸，晚年将自传命名为《三生有幸》。
与涉世尚浅、血气方刚的青年学生不同，湘省教育界、政治界对胡适的反应较为冷静。胡适在湖南大学演讲，大庭广众之下直言斥责何键尊佛，讲演稿在湖南《大公报》一字不易发表，所有人包括何键本人对此没有过激反应。在胡适讲演完毕后，主持演讲会的湖南大学理学院院长杨卓新登台发言，大意是：胡适先生的讲演甚好，但谓专靠科学救国，只怕印度鸦片虽然除去，西洋咖啡钻了进来。满堂听众为之一笑。杨卓新是新化县人，中国第三个数学博士学位获得者、胡适留美时的朋友，正潜心佛学，在这一点上显然不赞同胡适，但只是轻描淡写略作表达，此外没有再公开发表观点。湖南《大公报》和《湖南国民日报》编辑发表的文章也基本持肯定态度。
胡适这次来湘讲学，虽然不再有明星和偶像效应，但留下了学术的痕迹，播下了思想的种子，尽管不少种子多年以后才萌芽。
一
1949年12月15日，胡适匆忙飞离北京，留下了一批书信。后来，中华书局将这批书信编辑出版了《胡适往来书信选》，其中收录了赵恒惕致胡适的一封信，行文甚为谦恭：“局变岁迁，幸趋改造，发皇振导，责在时贤，公倡联治，为世所宗。此次聘列议席，知必及此良机发挥主张，以弘建树，临风怀想，预卜成功。弟栔拄湘局，饱经风雨，坚守省宪，始终弗渝，惟成效未彰，此心滋愧。渐有合轨之望，益增景行之私。不尽悃诚，托钟伯毅兄面述。倘不吝金玉，锡以弦韦，尤为欣幸。”
段祺瑞政府1924年底籌备善后会议，1925年2月1日正式召开，胡适应邀成为善后特聘会员，“此次聘列议席”即指该事。湘省各界对于善后会议有所寄托，省长赵恒惕派钟伯毅、陈强为代表参加。钟伯毅是蓝山县人，曾任湘省财政厅长，他在1925年1月11日离湘赴京，受赵恒惕之托向胡适面交亲笔信，并转达尊崇和求教的诚意。钟伯毅抵京以后，通知湘省准备会议提案，不断传回善后会议有关信息，如段祺瑞、许世英等要人动态、胡适办理会议报到手续等。但是，一直没有谒见胡适、获得回信的信息，显然是胡适不愿意和赵恒惕发生联系。
1925年9月27日，应武昌大学和武昌商科大学的邀请，胡适、王世杰、周鲠生南下抵汉，原计划讲学五次，但华中大学、文科大学、旅鄂湖南中学、绩溪同乡会、青年会、银行公会等竞相邀请，九天之内，胡适一人就讲演十六场。胡适、周鲠生在旅鄂湖南中学讲演时，该校杨校长就盛情邀请两人赴湘讲学，作为湘人的周鲠生自然乐意促成。在湘北大校友会、三湘学校闻讯力邀，赵恒惕也去电邀请，甚为诚恳：“武昌商科大学胡适之、周鲠生两先生惠鉴，侧闻大旆莅鄂讲演，揭橥正学，发挥崇议，衣被群流，奉为楷则。湘汉一水，尤慕风声，各界人士均以一倾麈论为快。伏冀俯屈骢从，惠然前来，道育菁莪，辉增兰蓬，无任钦迟，脂秣有期，所盼电复。”
这次到了仅仅半日水路的武汉，校长、省长、北大校友各方邀请，湖南《大公报》发表了胡适和周鲠生在旅鄂湖南中学讲演的新闻，还发表了胡适在武昌师范大学题为《读书》的讲演辞。针对湘省各界的邀请，胡适虽然有过礼节性的回复，但终于未见成行。
在赵恒惕任省长期间，胡适应该没有打算来湘。早在1922年9月10日的《努力周报》第十九期，胡适发表《联省自治与军阀割据——答陈独秀》，似乎那时就已经决定了。陈独秀在《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中反对联省自治，他认为中国政治纠纷的根源在于“封建式的大小军阀各霸一方，把持兵权财权政权，法律与舆论都归无效，实业教育一概停顿”。胡适则指出，陈独秀只看到了现象而没有看到本质，根源在于地方无权、中央有权无力裁制军阀，增加地方权力、裁制乃至推翻军阀，就是联省自治的意义。但是，胡适赞成的是真正的联省自治，对于大小军阀假借名义的现象极为反感：“军阀之中，对于这个运动，有两种态度。一派是投降在这个旗帜之下，想借他的招牌来苟延残喘的。湖南的赵、浙江的卢便是这一派的代表。”话说到这个地步，已是绝交的态度了。事实上，赵恒惕开展联省自治运动还是有诚意的，在省宪制订、省长和司长选举以及省议会监督方面，基本能够依法办事，体现了一定的民主和法治精神。当然，这不能苛求胡适，他的言论代表了历史前进的方向，敢于挑战权贵的勇气更值得尊敬。
胡适应邀参加善后会议，饱受青年诟病，许多人因此讽刺他从“百尺竿头掉下来”了。善后会议召开前夕，胡适致函许世英：“我是两年来主张开和平会议的一个人，至今还相信会议式的研究时局解决法，总比武装对打好一点。所以我这回对于善后会议虽然有许多怀疑之点，却也愿意试他一试。敬此奉复，即祝新年大吉。”由此可见，胡适并非看不清现实，也并非想寻求政治地位，只是敢于任事而不畏人言，为了国家利益将个人毁誉置之度外。对于大小军阀，胡适不信任、无好感，这也是对赵恒惕的态度。
更早的1920年10月，在李石岑、熊知白等人的支持下，湖南省教育会邀请杜威、罗素、蔡元培、章太炎、张溥泉、张东荪、吴稚晖、杨端六等国内外知名学者来湘讲演，邀请名单中也一直有胡适。此前，杜威在山西等地讲演，胡适都陪侍在侧并担任翻译，这次却因足病被医生禁止外出，无法来湘。此时，赵恒惕还没有上台，主持湘政的谭延闿口碑颇佳。1935年12月初，胡适的好友丁文江来湘，为清华大学南迁选址和勘探粤汉铁路沿线煤矿，不幸在湘潭谭家山煤矿煤气中毒，转到湘雅医院抢救近一个月后逝世。丁文江一度苏醒，就表示要请胡适或者傅斯年来长沙，有要事嘱托。傅斯年两度来湘，蔡元培、翁文灏、蒋梦麟、梅贻琦等在丁文江住院、逝世以及葬礼等节点，先后赴长沙看望和吊唁。胡适一开始就调度协和医院专家、运动军方力量，为丁文江的抢救和后事竭尽全力，数次下决心赶赴长沙，却因处理“一二·九”学生运动等重要公务未能成行。此时，赵恒惕已经下台，主持湘政的是省府主席何键，报刊多次预告胡适来湘的消息，尤其引发了湘省学界的期望。
胡适两次不愿意来，两次不能来，让湘省各界依然在遗憾中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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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还是来了，尽管只有一次。1932年11月27日下午，胡适应武汉大学校长王世杰的邀请抵达武汉大学，此后在武汉大学、华中大学连日讲演，其间还与蒋介石首次会面。湘省教育厅厅长朱经农闻讯，立即去电邀请胡适来湘讲学。朱经农是胡适的留美同学，人品学问俱佳，盛情之下胡适无法拒绝。12月2日得到胡适来湘的确信后，何键立即和朱经农商议胡适在湘日程和接待事项，一再叮嘱相关人员要妥为接待。
省国货馆馆长刘廷芳正在武汉公差，何键便电请他就近接洽，并陪同胡适来湘，刘廷芳也是胡适的留美同学。12月4日清晨，省教育厅厅长朱经农、省政府秘书长易书竹、省政府交际处长胡荫槐带领军乐队到火车站迎接，延请入住新成立的省政府招待所。当日下午一时，何键在中山西路的公馆设宴为胡适接风洗尘，请湘省教育界、实业界名人陈夙荒、方小川、谢祖尧、黄士衡、曹典球、杨卓新、凌舒谟、刘廷芳作陪，宾主言欢，极为隆重。 当天下午三时，胡适在中山堂讲演，何键亲自主持，郑重介绍了胡适讲演的重要意义。省教育厅已提前通知省垣各公私立学校员工参加，座无虚席，听众如堵，估计有数千人。讲演的题目是《我们所应走的路》，国难当前，如何救国？胡适指出了两条路：一是为己而后可以为人，就是努力提升自我然后造福他人。要努力发展个人的能力和人格，要能够冲破一切障碍完成一种真理，要反对自私自利的享乐主义和目光短浅的牺牲主义。二是求学而后可以救国，就是以学术救国。要埋头做一点有益于国家的学术研究，不然空喊口号是没有用的。胡适以易卜生的剧本《玩偶之家》和《国民公敌》为例，证明人格修养和能力提升的必要;以法国科学家巴德斯用研究发明拯救制酒、蚕丝、畜牧业三大产业、拯救战败的祖国为例，证明科学救国的重要性。事例生动，针对性强，语言平易，娓娓道来，打动人心。
12月5日上午，湘省政府在中山堂举行扩大纪念周和肇和兵舰起义纪念日活动，胡适应何键邀请，以《中国政治的出路问题》为题讲演约一小时。随后，到湖南大学做了题为《我们对新旧文化应取的途径》的讲演。胡适首先表达了对湖南学术的敬佩，特意列举了朱熹、数位著名佛教大师、王船山、郭嵩焘等，不过这显然不是胡适的重点，其中有客套应景的成分。接着，他指出“湖南人有一种怪性，新的时候特别新，旧的时候特别旧”，深表可惜，分别举出谭嗣同、叶德辉分别作为新、旧代表。胡适认为：我国可怕的敌人并不是帝国主义，而是国家和人民的贫穷、国人的衰颓病废、国民的愚昧无智、政治腐败与贪官污吏横行、内乱不息，数百年来的旧文化失败了，现有文化无能力解决这贫、病、愚、贪、乱问题;我国的古文化是“正德”“利用”“厚生”的文化，被印度来的鸦片和精神鸦片——佛教麻醉混乱，造就了非人的道学、理学;现在我们要提倡“正德”“利用”“厚生”的人的文化，欧美现代文化正是这种文化的代表，提倡西洋文化就是恢复我们老祖宗的文化。胡适不客气地指出，“现在你们贵湖南有些人，正在提倡佛教，向非人的文化方面走”，继而以印度为例证，断言这一条路是走不通的。最后，胡适希望青年学子提倡西洋文化，利用科学精神和工具利器做帮助，共同努力做去，让湖南走上“正德”“利用”“厚生”的一条路。演讲完毕，胡适还参观了湖南大学校园，游览岳麓山名胜。
胡适还在朱经农等人陪同下，乘坐煤气汽车参观了湘江东岸各处军事要塞，长沙城南门外的宝华玻璃厂和省国货陈列馆。“煤气汽车”是何键主持最新研发的“科技产品”，国货陈列馆是当时长沙最现代的建筑，刚刚接待过蒋介石和宋美龄并深受好评。在国货陈列馆胡适题词：“我们每年入超五万万两以上，这样下去，不久就要完全破产了。挽救之法，不但在制造家的努力，最紧要的还在个个消费者的决心采用国货，我盼望全国各省都能有这样完善的国货陈列馆，来做全国消费者与贩卖者的指南。”语句平淡，但直指问题、令人警醒。
胡适原计划只在长沙停留一天，因为湘省各界盛情挽留，破例多停留一天，在12月6日下午离湘。何键赠送的礼物丰厚而别致，除了旅费以外，还有菊花砚一方、湘绣中堂一幅、湘绣对联一副。对联是清代湘籍大书法家何绍基所书：“行事莫将天理错，立身宜与古人争。”胡适在日记中记载：“他把他的著作送了我一大包，又送菊花砚一块，湘绣两幅，湖南笔两支，我都收了;他所中职员来说，还送我四百元旅费。我向他面辞，我告诉他：此次旅费已由各方面购买车票，几乎不费我一分钱，不能再受旅费了。我辞别后，即离去招待所。”“三点半到车站，送行者甚多。招待所中职员仍把旅费送来，我托经农及刘廷芳代辞;后来所中职员说，今天上午特别去兑换天津、上海纸币;我也因为在车站推来推去，不成样子，所以终于收下了。”
选择礼物何键也是费了心思的。何键任湘省政府主席以后，尊孔读经、提倡国术和传统礼仪，勤于宣讲和著述，且自我感觉颇好，先后出版了《八德衍义》《靖国本治大纲》《孙子评注》等，也刚受到来湘视察的蒋介石充分表扬。《八德衍义》是何键的讲演汇集，胡适来湘之时，省垣各报都刊有销售广告。湘绣、浏阳的菊花石都是本地名优特产，何绍基是湘省最有名的书法家。不过，在胡适眼里这些都属于过去的时代，根本没有多少兴趣。
三
胡适离开了，讲演的话题却在持续发酵。当时长沙的主要报纸湖南《大公报》和《湖南国民日报》在宣传上颇为重视，而省通俗教育馆主办的《湖南通俗日报》一条短消息都没有，有点奇怪。胡适在长沙和武汉的讲演，都有人整理并连载发表;不到两百字的简讯，湖南《大公报》和《湖南国民日报》用特号字作大标题，又做出数行副标题，刊载在显目位置;还注意配合发表相关文章以及短评，一时“胡适热”蔚然成风。
12月6日起，湖南《大公报》接连发表了《听了胡适之先生讲演后的一点感想》《欢迎胡博士》《略论胡适之先生》等文章，并专门开设《读者言论》栏目，“自胡适博士来湘讲演，各方纷起讨论，本报收得此项稿件已若干篇。讨论学术之风久已寂寥，至是忽形活跃，本报见而喜之，特开此栏，则有披露”，每期发表一篇文章。数期之后，又增加开设《胡适之演辞讨论专号》，每期一个整版，发表文章三四篇，文章往往前后承接，展开激烈争鸣。《胡适之演辞讨论专号》前后出版了三期，发表文章十二篇。参与讨论的有第一师范学校的向景希、李争白、成人美，明德中学的吴相湘、汪治隆、赵启雍，长郡中学的彭思成，岳云中学的彭祺瑞，湖南大学的绍武，岳阳县的学生马冀，还有不能确定身份或者使用笔名的萧敏颂、长爪郎、曾杰等，湖南《大公报》编辑“司”也有参与。
尽管承认胡适曾经的影响，但多数人否定其在湘演讲的价值，主要观点有：第一，“为己而后可以为人，求学而后可以救国”落后于时代，国难当头;第二，科学救国不可行，缓不救急，政治运动、革命活动、军事活动才是有效途径;第三，胡适运用理论、史料和常识有误，以偏概全、前后矛盾，不应该跨界谈政治。赵启雍认为：胡适先生对于政治主张的没有中心信仰和指示途径，解决问题的办法之不甚彻底，也似乎难免“挂一漏万”“舍本逐末”的讥评，无怪难膺一般青年之望！萧敏颂认为：“科学救国”是十年前的普遍口号，现在失去了时效。吴相湘再三举例证明“科学救国”无效后指出：“我们国内学术界的柱石胡适之先生，也竟蹈前人覆辙，空喊‘科学救国’的口号，而不拿出实际用‘科学救国’的方法来，实在令我们不能不说胡先生也害了‘时代病’，同时也不能不令人为胡先生惋惜。”绍武认为：胡适缺欠学者态度，缺乏历史眼光，缺少哲学见解，主张前后矛盾。另一方面，向景希、李爭白、跨欧、雷宏济、彭祺瑞立论相对持平，阐释胡适讲演真义，指陈对方的偏颇。因而双方形成了持续半个多月的激烈论战。综合看来，随着新文化运动热度下降，及其参加善后会议等事件影响，胡适不再是一呼百应的“精神领袖”，对青年学生的影响明显下降。
由于资料不足，我们无法全部确定参与讨论者的详细身份，但是有两位特别值得尊敬，他们用行动践行了自己的主张。汪治隆（1913—1941），益阳人，笕桥航校第五期毕业，1941年10月在武威试飞时失事殉职。吴相湘（1912—2007），常德人，时为明德中学学生，次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在第九战区从军，参加过长沙会战，后来成为著名历史学家，著有《第二次中日战争史》等;听了讲演以后，他和胡适还有持续的师生交往、学术交往，去台后与人合作著有《胡适传记三种》;多年后悔悟当初觀点浅薄，认为能够受教于胡适等名师，真是三生有幸，晚年将自传命名为《三生有幸》。
与涉世尚浅、血气方刚的青年学生不同，湘省教育界、政治界对胡适的反应较为冷静。胡适在湖南大学演讲，大庭广众之下直言斥责何键尊佛，讲演稿在湖南《大公报》一字不易发表，所有人包括何键本人对此没有过激反应。在胡适讲演完毕后，主持演讲会的湖南大学理学院院长杨卓新登台发言，大意是：胡适先生的讲演甚好，但谓专靠科学救国，只怕印度鸦片虽然除去，西洋咖啡钻了进来。满堂听众为之一笑。杨卓新是新化县人，中国第三个数学博士学位获得者、胡适留美时的朋友，正潜心佛学，在这一点上显然不赞同胡适，但只是轻描淡写略作表达，此外没有再公开发表观点。湖南《大公报》和《湖南国民日报》编辑发表的文章也基本持肯定态度。
胡适这次来湘讲学，虽然不再有明星和偶像效应，但留下了学术的痕迹，播下了思想的种子，尽管不少种子多年以后才萌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