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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西北地区作为生态脆弱的欠发达地区，发展处于两难的困境之中：一方面为了生态环境的改善大力实施退耕还林、退牧还草工程；另一方面为了促进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又大量牺牲宝贵的耕地和草地，生态保护与经济建设之间的冲突成为发展不可回避的障碍。环境保护作为一项具有正外部效应的公共产品，必须依靠作为供给主体的政府来发挥保护环境的作用，本文选用环境保护支出作为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代表，利用面板模型来分析其在环境治理方面的作用。
关键词：环境保护支出；面板模型；环境治理
中图分类号：F12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5）008-000031-02
一、西北地区环境污染现状
我国西北地区地域广阔、自然资源丰富，但是气候恶劣，生态环境脆弱，而且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也相对低下。贫瘠的环境下，人们更加依赖于日益脆弱的生态环境，导致西北地区环境破坏程度进一步加大，然而由于西北地区地处黄河、长江上游，不仅是生命之河的发源地，更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环境之源头，西北地区脆弱的环境恶化趋势直接威胁着整个中华民族的生产和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国策[1]。西北地区土地面积约三百多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31.7%；2013年年末人口数约为9842万，占全国的7.2%。西北地区年平均降水量在400毫米以下，因此干旱是该地区的首要自然特征，另外，地面植被存在大量的草原、荒漠和沙漠，生态环境非常脆弱。原本非常脆弱的环境遇到污染便会成为可持续发展的致命伤，环境治理财税政策是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有效应对环境污染、实现经济绿色增长的重要措施。
环境保护财政支出是政府履行环境治理职能的重要保障。随着经济发展，西北五省的环保财政支出总额呈上升趋势，由图1可以看出，除甘肃省以外四省的地方财政环保支出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增长，其中陕西省历年来的环境保护支出水平最高，2013年的环境保护支出相当于宁夏的3.33倍。
图1：西北五省环境保护支出
因此，西北区域经济发展与环境治理的关系研究，对西北的经济发展模式以及对我国的可持续发战略意义重大。由于西北五省属于同一区域，生态环境类似而且经济发展水平相近，所以本文选取这五个省份进行研究，拟发现在西北五省的环境保护支出对环境治理的情况。
二、模型构建及实证分析
（一）模型构建
本文主要研究西北五省（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从2007-2012年环境保护财政支出与污染物排放之间的关系，本文主要采取下列两个模型：
固定效应回归模型：
随机效应回归模型：
在模型中，yit表示省i在年度t的环境污染排放指标向量，xit是省（自治区）i在年度t时关的环境保护财政支出。αi是随着省个体变化而未被观察到的因素对解释变量的影响，β为解释变量xit的系数，control表示与环境污染排放相关的控制变量；uit为误差项，其均值为零且与xit不相关。
（二）变量选择和数据来源
被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是用污染物排放量的减少程度来反映环境治理的效应。由于环境污染主要分为水、空气和固体污染，因此，这里选择废水排放量（fs）、二氧化硫排放量（fq）和工业固体废物（gt）的排放量作为被解释变量[2]，主要检验这些污染物排放量的减少是否与环境保护财政支出有关，以及多大程度上有关。
解释变量。中国2007年才把环境保护支出纳入预算科目，鉴于数据的可得性和选取指标的意义，选取2007-2012年西北5省的环境保护财政支出（hbzc）作为解释变量Xit。环境保护财政支出将会降低环境污染物的排放，预计hbzc的系数符号为负。
控制变量。选取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规模這两个指标作为可能影响环境治理效应的控制变量。经济发展水平用人均GDP（gdp）表示，一般情况下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环境污染越严重。因此，预计gdp的系数符号为正。人口规模用年末地区人口数（rks）表示，一般人口规模越大，环境污染越严重，预计rks的系数符号为正。
本文以西北五省为研究对象，搜集2007- 2013 年的面板数据，数据均来自于相关年度《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局网站和中经网数据库。
（三）面板数据模型的估计与检验
本文使用eviews7.0软件进行面板数据回归，重点考察环境保护支出与环境污染治理效应之间的关系。首先用单位根检验验证各变量是否平稳，得出变量均在一阶平稳后进行协整检验，再进行Hausman检验釆用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回归，最后确定废水（fs）、二氧化硫（fq）排放量选择固定效应模型，工业固体废物（gt）产生量选择随机效应模型。
1.单位根检验
我们选择 LLC检验和ADF检验对面板模型平稳性进行检验，来避免伪回归这一现象。其检验结果的p值均小于0.05，可得出所有变量一阶单整[3]，可以做协整检验。
2.协整检验
分别以废水排放量（fs）、二氧化硫排放量（fq）、固体废物排放量（gt）这三个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hbzc）、控制变量（gdp、rks）做协整检验，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3.用Hausman 检验判断模型形式
由以上的协整检验得知，我们可以建立回归模型，之后用Hausman 检验该模型是随机效应模型还是固定效应模型。结果如表3 所示：
被解释变量为废水排放量（fs）和二氧化硫排放量（fq）时，P<0.05，拒绝零假设，即可以将两个模型设定为固定效应影响模型。被解释变量为固体废物排放量（gt）时，P<0.05，不拒绝零假设，则设定为随机效应影响模型。模型分别为：
4.确定最优模型 本文的回归模型选用广义最小二乘法，可以消除异方差，三个最优化模型为：
FSit=-3.568412-0.637108hbzc 0.918528gdp 1.044080rks
（-4.554592）（-8.487567）（11.88836）（25.12824）
其中，R2=0.951421，拟合优度较好，F 值为1077.982，通过检验。
FQit=2.390175-0.440745hbzc 0.527184gdp 0.953470rks
（3.220227） （-4.114143） （6.853834） （18.57180）
其中，R2=0.878248，拟合优度较好，F值为74.53899，通过检验。
GTit=-2.850143 1.090031hbzc 0.638489gdp 0.082232rks
（-4.846324） （15.07014） （10.45740） （2.064378）
其中，R2=0.976626，拟合优度较好，F值为431.7569，通过检验。
三、实证结果分析
总体来看，环境保护财政支出与环境污染排放量系数均通过显著性检验，但因污染物不同而呈现不同的相关关系，与预先假设不完全相同。当环境保护支出增加1%时，废水排放量减少0.64%，二氧化硫排放量减少0.44%，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增加1.09%。结果说明环境保护支出在对废水和二氧化硫污染的治理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却加剧工业固体废物污染。西北五省在我国属于落后地区，传统的农业和畜牧业所创造的产值无法满足经济发展需求，在近几年更依赖于工业发展，尤其是对重工业发展的投入导致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持续增长。
三个方程的人均GDP符号均为正，说明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污染物排放量越大，与预先假设一样。当人均GDP增加1%时，废水排放量增加0.92%，二氧化硫排放量增加0.53%，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增加0.64%。说明西北五省正处于环境污染随着经济发展而恶化的阶段，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是以牺牲脆弱的生态环境为代价的。
三个方程的人口规模符号均为正，说明人口越多的地区污染物排放量越大，与预先假设一样。当人口规模增加1%时，废水排放量增加1.04%，二氧化硫排放量增加0.95%，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增加0.08%。说明人口规模对于废水的排放影响更大，因为人口量越大，居民生活用水量就会增大；同时劳动力的充足在促进工业发展时会导致工业废水排放量的增加。人口规模对于二氧化硫排放影响也很大，因为人口越多，日常生活的电力、取暖等需求量越大，发电厂、热电厂等工业的运转会排放更多的二氧化硫；同时居民拥有的机动车数量也会更多，尾气排放会加剧二氧化硫的排放。
四、总结及相关政策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发现：现行的环境保护财政支出对废水、二氧化硫的减排有明显抑制作用，对工业固体废物的减排治理还未发挥其积极作用。政府应进一步加大对西北五省财政转移支付，对于环境治理难度较大的省份给予财力支持；对于积极治理污染的企业，通过转移支付形式给予财政补贴，减轻企业减排成本；为了提升污染治理的社会效益，在政府采购中加大绿色采购商品和服务范围，增加环保产品的消费。同时，地方政府要杜绝因盲目追求地方GDP而忽视环境治理，在新项目审批中更重视环境评价效果。
其次，环境污染治理需要地方税收政策的协同配合。在环境治理过程中，理想方式是财政政策与税收政策相互配合：当市场存在缺陷又无法调节时，应积极使用财政政策。特别是跨省污染治理、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等，依靠政府直接干预会比税收政策间接调节的效果好；对于微观企业或个人的生产行为的调整，可以通过征收或者税收优惠影响其成本，进而影响其利润，从而改变其高污染生产行为。
最后，积极发动公众参与的力量。首先，公众在决策环节缺位会使决策容易出现环境治理让位于经济发展的情况，政府可以邀请公众代表旁听并参与环境保护部门的听证会，监督财税政策对环境治理过程，激励政府切实履行好环境治理职能。其次，公众可以从小事做起，从自身做起，积极地投入到环境保护之中，发动舆论的力量对违反规定的污染企业进行监督举报。鼓励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有利于环境治理主体地位的观念深入人心，促进经济、环境和社会的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苏明，韩凤芹，武靖州.我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财税政策研究[J].财会研究，2013（02）：5-15.
[2]卢洪友，张靖妤，祁毓.新常态下经济结构调整与环境保护方向探析[J].环境保护，2015（22）：48-50.
[3]黃菁，陈霜华.环境污染治理与经济增长：模型与中国的经验研究[J].南开经济研究，2011（5）：142-152.
[4]苏明，刘军民，张洁.促进环境保护的公共财政政策研究[J].财政研究，2008（07）.
[5]高铁梅.计经济分析方法与建模[M].北京：淸华人学出版社， 2009：319-369.
作者简介：董聪超，女，陕西，新疆财经大学财政学专业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公司税务筹划。
关键词：环境保护支出；面板模型；环境治理
中图分类号：F12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5）008-000031-02
一、西北地区环境污染现状
我国西北地区地域广阔、自然资源丰富，但是气候恶劣，生态环境脆弱，而且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也相对低下。贫瘠的环境下，人们更加依赖于日益脆弱的生态环境，导致西北地区环境破坏程度进一步加大，然而由于西北地区地处黄河、长江上游，不仅是生命之河的发源地，更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环境之源头，西北地区脆弱的环境恶化趋势直接威胁着整个中华民族的生产和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国策[1]。西北地区土地面积约三百多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31.7%；2013年年末人口数约为9842万，占全国的7.2%。西北地区年平均降水量在400毫米以下，因此干旱是该地区的首要自然特征，另外，地面植被存在大量的草原、荒漠和沙漠，生态环境非常脆弱。原本非常脆弱的环境遇到污染便会成为可持续发展的致命伤，环境治理财税政策是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有效应对环境污染、实现经济绿色增长的重要措施。
环境保护财政支出是政府履行环境治理职能的重要保障。随着经济发展，西北五省的环保财政支出总额呈上升趋势，由图1可以看出，除甘肃省以外四省的地方财政环保支出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增长，其中陕西省历年来的环境保护支出水平最高，2013年的环境保护支出相当于宁夏的3.33倍。
图1：西北五省环境保护支出
因此，西北区域经济发展与环境治理的关系研究，对西北的经济发展模式以及对我国的可持续发战略意义重大。由于西北五省属于同一区域，生态环境类似而且经济发展水平相近，所以本文选取这五个省份进行研究，拟发现在西北五省的环境保护支出对环境治理的情况。
二、模型构建及实证分析
（一）模型构建
本文主要研究西北五省（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从2007-2012年环境保护财政支出与污染物排放之间的关系，本文主要采取下列两个模型：
固定效应回归模型：
随机效应回归模型：
在模型中，yit表示省i在年度t的环境污染排放指标向量，xit是省（自治区）i在年度t时关的环境保护财政支出。αi是随着省个体变化而未被观察到的因素对解释变量的影响，β为解释变量xit的系数，control表示与环境污染排放相关的控制变量；uit为误差项，其均值为零且与xit不相关。
（二）变量选择和数据来源
被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是用污染物排放量的减少程度来反映环境治理的效应。由于环境污染主要分为水、空气和固体污染，因此，这里选择废水排放量（fs）、二氧化硫排放量（fq）和工业固体废物（gt）的排放量作为被解释变量[2]，主要检验这些污染物排放量的减少是否与环境保护财政支出有关，以及多大程度上有关。
解释变量。中国2007年才把环境保护支出纳入预算科目，鉴于数据的可得性和选取指标的意义，选取2007-2012年西北5省的环境保护财政支出（hbzc）作为解释变量Xit。环境保护财政支出将会降低环境污染物的排放，预计hbzc的系数符号为负。
控制变量。选取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规模這两个指标作为可能影响环境治理效应的控制变量。经济发展水平用人均GDP（gdp）表示，一般情况下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环境污染越严重。因此，预计gdp的系数符号为正。人口规模用年末地区人口数（rks）表示，一般人口规模越大，环境污染越严重，预计rks的系数符号为正。
本文以西北五省为研究对象，搜集2007- 2013 年的面板数据，数据均来自于相关年度《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局网站和中经网数据库。
（三）面板数据模型的估计与检验
本文使用eviews7.0软件进行面板数据回归，重点考察环境保护支出与环境污染治理效应之间的关系。首先用单位根检验验证各变量是否平稳，得出变量均在一阶平稳后进行协整检验，再进行Hausman检验釆用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回归，最后确定废水（fs）、二氧化硫（fq）排放量选择固定效应模型，工业固体废物（gt）产生量选择随机效应模型。
1.单位根检验
我们选择 LLC检验和ADF检验对面板模型平稳性进行检验，来避免伪回归这一现象。其检验结果的p值均小于0.05，可得出所有变量一阶单整[3]，可以做协整检验。
2.协整检验
分别以废水排放量（fs）、二氧化硫排放量（fq）、固体废物排放量（gt）这三个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hbzc）、控制变量（gdp、rks）做协整检验，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3.用Hausman 检验判断模型形式
由以上的协整检验得知，我们可以建立回归模型，之后用Hausman 检验该模型是随机效应模型还是固定效应模型。结果如表3 所示：
被解释变量为废水排放量（fs）和二氧化硫排放量（fq）时，P<0.05，拒绝零假设，即可以将两个模型设定为固定效应影响模型。被解释变量为固体废物排放量（gt）时，P<0.05，不拒绝零假设，则设定为随机效应影响模型。模型分别为：
4.确定最优模型 本文的回归模型选用广义最小二乘法，可以消除异方差，三个最优化模型为：
FSit=-3.568412-0.637108hbzc 0.918528gdp 1.044080rks
（-4.554592）（-8.487567）（11.88836）（25.12824）
其中，R2=0.951421，拟合优度较好，F 值为1077.982，通过检验。
FQit=2.390175-0.440745hbzc 0.527184gdp 0.953470rks
（3.220227） （-4.114143） （6.853834） （18.57180）
其中，R2=0.878248，拟合优度较好，F值为74.53899，通过检验。
GTit=-2.850143 1.090031hbzc 0.638489gdp 0.082232rks
（-4.846324） （15.07014） （10.45740） （2.064378）
其中，R2=0.976626，拟合优度较好，F值为431.7569，通过检验。
三、实证结果分析
总体来看，环境保护财政支出与环境污染排放量系数均通过显著性检验，但因污染物不同而呈现不同的相关关系，与预先假设不完全相同。当环境保护支出增加1%时，废水排放量减少0.64%，二氧化硫排放量减少0.44%，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增加1.09%。结果说明环境保护支出在对废水和二氧化硫污染的治理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却加剧工业固体废物污染。西北五省在我国属于落后地区，传统的农业和畜牧业所创造的产值无法满足经济发展需求，在近几年更依赖于工业发展，尤其是对重工业发展的投入导致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持续增长。
三个方程的人均GDP符号均为正，说明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污染物排放量越大，与预先假设一样。当人均GDP增加1%时，废水排放量增加0.92%，二氧化硫排放量增加0.53%，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增加0.64%。说明西北五省正处于环境污染随着经济发展而恶化的阶段，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是以牺牲脆弱的生态环境为代价的。
三个方程的人口规模符号均为正，说明人口越多的地区污染物排放量越大，与预先假设一样。当人口规模增加1%时，废水排放量增加1.04%，二氧化硫排放量增加0.95%，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增加0.08%。说明人口规模对于废水的排放影响更大，因为人口量越大，居民生活用水量就会增大；同时劳动力的充足在促进工业发展时会导致工业废水排放量的增加。人口规模对于二氧化硫排放影响也很大，因为人口越多，日常生活的电力、取暖等需求量越大，发电厂、热电厂等工业的运转会排放更多的二氧化硫；同时居民拥有的机动车数量也会更多，尾气排放会加剧二氧化硫的排放。
四、总结及相关政策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发现：现行的环境保护财政支出对废水、二氧化硫的减排有明显抑制作用，对工业固体废物的减排治理还未发挥其积极作用。政府应进一步加大对西北五省财政转移支付，对于环境治理难度较大的省份给予财力支持；对于积极治理污染的企业，通过转移支付形式给予财政补贴，减轻企业减排成本；为了提升污染治理的社会效益，在政府采购中加大绿色采购商品和服务范围，增加环保产品的消费。同时，地方政府要杜绝因盲目追求地方GDP而忽视环境治理，在新项目审批中更重视环境评价效果。
其次，环境污染治理需要地方税收政策的协同配合。在环境治理过程中，理想方式是财政政策与税收政策相互配合：当市场存在缺陷又无法调节时，应积极使用财政政策。特别是跨省污染治理、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等，依靠政府直接干预会比税收政策间接调节的效果好；对于微观企业或个人的生产行为的调整，可以通过征收或者税收优惠影响其成本，进而影响其利润，从而改变其高污染生产行为。
最后，积极发动公众参与的力量。首先，公众在决策环节缺位会使决策容易出现环境治理让位于经济发展的情况，政府可以邀请公众代表旁听并参与环境保护部门的听证会，监督财税政策对环境治理过程，激励政府切实履行好环境治理职能。其次，公众可以从小事做起，从自身做起，积极地投入到环境保护之中，发动舆论的力量对违反规定的污染企业进行监督举报。鼓励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有利于环境治理主体地位的观念深入人心，促进经济、环境和社会的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苏明，韩凤芹，武靖州.我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财税政策研究[J].财会研究，2013（02）：5-15.
[2]卢洪友，张靖妤，祁毓.新常态下经济结构调整与环境保护方向探析[J].环境保护，2015（22）：48-50.
[3]黃菁，陈霜华.环境污染治理与经济增长：模型与中国的经验研究[J].南开经济研究，2011（5）：142-152.
[4]苏明，刘军民，张洁.促进环境保护的公共财政政策研究[J].财政研究，2008（07）.
[5]高铁梅.计经济分析方法与建模[M].北京：淸华人学出版社， 2009：319-369.
作者简介：董聪超，女，陕西，新疆财经大学财政学专业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公司税务筹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