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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最高刑期只有5年，因而它成为了某些严重贪污贿赂犯罪的“避难所”。为此，参加今年两会的全国政协委员、四川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陈文华提出提案建议——取消这一贪官“免死牌”！
陈委员开出了两剂“药方”：一种是保留此名，但对其量刑要加重，对来源不明的财产划分不同档次，分别处以不同的刑罚，数额特别巨大的，应像贪污罪一样判处极刑；第二种办法是废除此罪名，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行为按贪污罪论处（据《华西都市报》）。
同样是获得一笔巨额财产，“来源明确”有可能被判极刑，而“来源不明”却最高只能判5年，其不公平是显而易见的。
可是，假如按照陈委员“保留罪名，但量刑加重”这剂“药方”，量刑加重该到什么程度呢？这其实是给立法又出了道难题。我们同贪污罪进行比较：如果修改后同样数额与贪污罪量刑相同，那么，保留这一罪名显然就没有什么意义；较贪污罪量刑轻，这其实是给贪官留下了又一次利害选择的机会，两害相权择其轻，贪官就依然会故意“健忘”，依然会导致法律的严肃性受到戏弄；较贪污罪量刑重，显然于法于理皆不通。因此，我更认同陈委员开出的第二剂“药方”：废除该罪名，直接按贪污罪论处。
首先，这样的选择从情理上能讲得通。没有一个人会不珍惜自己的劳动，珍惜的最好表现途径就是记清付出的劳动获得了什么。作为一个正常人，如果其收入是付出了劳动，他必定会记得在什么地方洒过汗水。即使当其富有到如李嘉诚，大脑已无法满足记忆的需要，那么，他也必定会有替代的方法，那就是为自己建立的帐目。而如果一个人拥有大笔的财富，却说不清怎么来的，我们便有理由认为他没有为此付出过辛劳。而“天上掉馅饼”从来都是笑话，惟一的可能是他利用了手中可利用的资源：权力。那么，为此定个贪污罪，也没什么冤枉的。并且就长远来看，这将有利于促进个人财产记录的建立。
其次，这样的选择从借鉴的意义上讲存在参照物。陈委员的提案中就提到，印度、新加坡都是这样规定的。对印度姑且不论，但新加坡的吏治之严全球闻名，其效果也足可称道。
更重要的，这样将有利于还原法律的严肃性，更加有利于打击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