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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银行7月6日正式面向普通投资者申购。连同正在同时大规模扩股和举债的中国银行，仅这两个金融庞然大物就要一下子卷走超过2000亿元人民币。当然，这里面也包含了无数海外投资者的金钱、憧憬和热情。所有这些外国投资机构对中国农业银行的巨额投入，显然都具有一个共同着眼点——过去5年来的市场实践教育人们懂得这样一个道理：与辛辛苦苦在中国内地开展金融实业经营相比，投资中国银行业股权是一条快得多的致富捷径。
拥有1 50年在华经营历史的渣打，去年在中国内地仅实现2.8亿美元税前利润。事实上，最近两年里，外资银行在中国市场区区2％的整体份额能够维持原地踏步而不是下降已经很侥幸了。反观汇丰在内地银行业的45亿美元股权投资，在短短几年里市值已膨胀到200亿美元，这使得该行2009年在华实现的16亿美元利润简直不足一晒。
中国金融市场至今仍然是一个到处充斥行政垄断和政策壁垒的竞争极不充分的“半吊子市场”。对外资银行来说，它们在中国内地的独立经营受到了政策的严厉限制，但它们投入到“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中的资本却意外地坐享超额垄断利润带来的股权增值。这就是这个一分为二的财富故事的实质。据此我还可以很有把握地说，如果这些外资银行在中国内地的经营利润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增长，那么它们所持有的国有银行的股权就一定不会增值得那么快。在很大程度上，它们是一对矛盾。
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应该能够看清楚，中国政府的思路似乎是这样的：它并不愿意看到外资银行真正参与国内金融市场的竞争，但却非常热心地鼓励它们参与国有银行的改造。政府大概是这么认为的：放外资银行进来与国有银行展开正面的公平竞争，对后者的生存会构成一种巨大的威胁，而借它们的“财”和“才”来提升国有银行的能力，则是一桩多赢的大好事。
这显然是一种政治多于经济的考量。政府的确希望中国银行业的竞争力大幅度地提升，它不是不明白，这只有在真正的市场竞争中才能办到。然而，对它来说，第一位的永远是对包括银行在内的金融业的绝对掌控。因为只有這样，才能在关键时刻让金融企业成为实现政府行政乃至政治目标的高效手段，而不是单纯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市场主体。我相信，这就是中国至今基本不允许民营金融存在、并对外资金融严加管制的根本原因——金融资源必须牢牢控制在国家手中。
当然，关起门来毕竟是搞不好的，因此在国有银行的决策管理过程中需要适度听取理念先进的外资小股东的意见，这就需要有限度地给它们让出少数股份。事实上，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IPO总是很欢迎外资金融机构介入，并不是因为国内民间缺钱——让“温州炒房团”像荷兰银行一样拿出2亿美元来入股中国农业银行恐怕不是件多么难的事儿，而是政府认为，民间资本无助于国有银行经营管理水平的提高。既然如此，又有什么理由让它们享受由政策保驾护航的垄断收益?
面对外资银行，究竟应该给它们中国市场还是给它们中国银行企业的股份?同样是金融业的对外开放，不同的政策引导不同的路径，并会导致大相径庭的后果。这个问号远未到盖棺定论的时候。
如果中国的所谓金融对外开放政策长期奉行以股权(包括邀请外资参股国有银行和干脆来上海上市融资两条通道)换合作，而非以市场促竞争的话，那么中国的金融市场终究是不太可能继续做大做强的。相反，这种信号明确的政策导向还有可能对原本能够推动中国金融业进步的外资金融机构发挥某种微妙的“收买”功能，使之与国内既得利益集团合流，转化为不合理的垄断利益的攫取者。
在可预见的将来，这盘棋局注定依旧不太可能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是，博弈的格局终有突破这一固有棋局的时刻，就像历史上曾经短暂闪现过的许多最终归于失败的重大变革机运一样。从某一个角度去审视，这也是已经走过30多年的中国改革开放在未来必须突破的最为艰难的关隘。
拥有1 50年在华经营历史的渣打，去年在中国内地仅实现2.8亿美元税前利润。事实上，最近两年里，外资银行在中国市场区区2％的整体份额能够维持原地踏步而不是下降已经很侥幸了。反观汇丰在内地银行业的45亿美元股权投资，在短短几年里市值已膨胀到200亿美元，这使得该行2009年在华实现的16亿美元利润简直不足一晒。
中国金融市场至今仍然是一个到处充斥行政垄断和政策壁垒的竞争极不充分的“半吊子市场”。对外资银行来说，它们在中国内地的独立经营受到了政策的严厉限制，但它们投入到“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中的资本却意外地坐享超额垄断利润带来的股权增值。这就是这个一分为二的财富故事的实质。据此我还可以很有把握地说，如果这些外资银行在中国内地的经营利润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增长，那么它们所持有的国有银行的股权就一定不会增值得那么快。在很大程度上，它们是一对矛盾。
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应该能够看清楚，中国政府的思路似乎是这样的：它并不愿意看到外资银行真正参与国内金融市场的竞争，但却非常热心地鼓励它们参与国有银行的改造。政府大概是这么认为的：放外资银行进来与国有银行展开正面的公平竞争，对后者的生存会构成一种巨大的威胁，而借它们的“财”和“才”来提升国有银行的能力，则是一桩多赢的大好事。
这显然是一种政治多于经济的考量。政府的确希望中国银行业的竞争力大幅度地提升，它不是不明白，这只有在真正的市场竞争中才能办到。然而，对它来说，第一位的永远是对包括银行在内的金融业的绝对掌控。因为只有這样，才能在关键时刻让金融企业成为实现政府行政乃至政治目标的高效手段，而不是单纯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市场主体。我相信，这就是中国至今基本不允许民营金融存在、并对外资金融严加管制的根本原因——金融资源必须牢牢控制在国家手中。
当然，关起门来毕竟是搞不好的，因此在国有银行的决策管理过程中需要适度听取理念先进的外资小股东的意见，这就需要有限度地给它们让出少数股份。事实上，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IPO总是很欢迎外资金融机构介入，并不是因为国内民间缺钱——让“温州炒房团”像荷兰银行一样拿出2亿美元来入股中国农业银行恐怕不是件多么难的事儿，而是政府认为，民间资本无助于国有银行经营管理水平的提高。既然如此，又有什么理由让它们享受由政策保驾护航的垄断收益?
面对外资银行，究竟应该给它们中国市场还是给它们中国银行企业的股份?同样是金融业的对外开放，不同的政策引导不同的路径，并会导致大相径庭的后果。这个问号远未到盖棺定论的时候。
如果中国的所谓金融对外开放政策长期奉行以股权(包括邀请外资参股国有银行和干脆来上海上市融资两条通道)换合作，而非以市场促竞争的话，那么中国的金融市场终究是不太可能继续做大做强的。相反，这种信号明确的政策导向还有可能对原本能够推动中国金融业进步的外资金融机构发挥某种微妙的“收买”功能，使之与国内既得利益集团合流，转化为不合理的垄断利益的攫取者。
在可预见的将来，这盘棋局注定依旧不太可能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是，博弈的格局终有突破这一固有棋局的时刻，就像历史上曾经短暂闪现过的许多最终归于失败的重大变革机运一样。从某一个角度去审视，这也是已经走过30多年的中国改革开放在未来必须突破的最为艰难的关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