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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当行，过去俗称“当铺”，是我国最古老的金融机构之一。对现代人来说，典当行是一个既陌生又熟悉的地方。说陌生，是因为典当业在建国后销声匿迹了几十年，就是在1987年恢复后，普通人恐怕也很少接触它。说熟悉，影视剧里当铺那高高的柜台、戴着金丝眼镜的当铺先生和柜台下窘迫的当户组成的画面，早已深深地印在我们的脑海里了。
虽然典当行在旧社会常与高利贷联系在一起，但作为一种金融机构，经历了1500多年的起起落落都没有消亡，足见它有存在的价值。现在，我国的典当企业已经发展到了数千家。在此，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典当行充满戏剧性的发展历程，品味一下它传承千年、不断完善的行业特色，为今后更好地发展典当行业汲取一些历史养分。
关于我国典当业的发端一直众说纷纭，但有一种观点得到了目前多数学者的认可，就是中国的典当业开始于南北朝时期，如此说来，典当业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
如果没有史书的记载，可能谁也不会想到，典当行竟然是从佛家的清净之地——寺院中衍生出来的，而最初的经营者是看起来与商业毫不搭界的僧侣。根据史料记载，在我国南北朝时期，南朝的寺院数量众多、实力雄厚，占有众多的房舍、土地、金银，而百姓因战争日益贫穷，需要靠当东西度日，于是典当业就在“普度众生”的寺院里悄然而生了。
在南北朝时期，只有寺院做典当生意，这也是这一时期典当业的一个特点。就如清代吕种玉所说，作库质钱取利，“唐以前唯僧寺为之”。也因此，那时的典当行一般称为“寺库”。
我国典当业的历史悠久，其间起起落落，一直经历着兴衰更替和从量变到质变的循环发展，在这漫长的发展之路上，有三个重要的发展节点：
典当多样化的唐代。到了唐代，典当行开始突破寺院的局限，走向街市，经营者也开始多元化，即除了僧办以外，还有民办和官办性质的典当行。其中民办即地主商人经营的，而官办又分官僚自营和政府投资两种。自此，典当走出了僧寺的垄断，与百姓的生活更加贴近，走向更多元化的经营模式，并出现了专营与兼营的典当业。
典当专业化的宋代。宋代的典当业逐渐由专、兼营并立向专营发展，开始正式成为一种独立的行业。既然形成了行业，自然就要有行规行会。《梦梁录》中记载：南宋京都临安典当业雇佣人力店员，要由解库的掌事介绍推荐。《为政九要》中记载： “司县到任，体察奸细盗贼之事，要求茶坊、酒肆、柜坊、解库、银铺等业， ‘各立行老’，密切报告。”其中，柜坊、解库的“行老”就是典当行业的头目。可见，当时的典当业确实已经成为一个独立而稳定的行业，并有了行规和行会的雏形。
典当空前繁荣的明清。自明中叶起，典当行无论是从数量、资本方面，还是从种类、业务方面来说，都有寸分显著的变化。到了清代以后，典当业更是空前发达，形成了民当、官当、皇当三足鼎立的局面，成为我国典当行业最为繁荣兴旺的时期。那时社会上流传着“要想富，开当铺”，可见典当业成为人们致富的热点。皇室、官宦、富商都蜂拥而上，竞相开设或投资当铺。无论从资本额、当铺数量，还是规模及发展势头都是空前的，当时的典当行甚至可以与老牌的盐商、木商相抗衡。
清早期的典当业多数是独资经营，资本从数千两至数万两银不等。当时的典当业几乎被山西、陕西商人和徽商所垄断。
除了民营资本，封建官府和贵族官僚也把当铺看作营运资本的好地方。内务府曾在北京开设官当铺十几处，地方当局也由官员自行设典生息。国库和地方各库官款经常拨出一部分发交典商当商生息。 此外，大官僚大商人投资开设典当牟利的，也是屡见不鲜。康熙朝刑部尚书徐乾学曾将本银十万两交给布商陈天石经营典当；乾隆朝大学士和坤拥有当铺七十五家；光绪时大买办商人胡光墉有当铺二十余家，分设各省。
清代的典当业集中体现了官僚、地主、商人三位一体的高利贷资本的活动。官款存放生息曾是这种高利贷活动的有力支柱·一般当铺还可自己签发银票、钱票，作为信用工具，因而其贷出金额远远超过自有资本。
旧时的典当行，即当铺，常常利用当户急需川钱的心理，以势压人，设置诸多“霸王条款”，并不时使用商业“伎俩”压制当户，以获取暴利。 在清代，当铺就有许多这样的“霸王条款”。如，官方规定，典当利息每月不得超过三分，实际上很多当铺都大大超过，而且利息须按月计算。清代当铺存贷出现金时，只按九四、九五甚至九折付款，而当户赎当时则要十成的本金偿付，利息也按十成本金计算。此外，如当户在临近赎期时，要检查一下衣物损坏情况，以决定是否赎回时(当铺行话称为“照一照”)，当铺按例也要加收一个月的利钱。这一系列“霸王条款”使得当时典当业的利润相当丰厚，近似于高利贷。
此外，旧时当铺的商业“伎俩”也是层出不穷，有一些甚至成为约定俗成的行规。
比如，当铺不论收什么物品，一律写“破旧”字样。比如一般衣服，件件都写“虫吃鼠咬”字样，就是当物完整无缺的，也写“破旧”二字。如一件崭新皮袄，要写成“光板无毛”；一只金表，也要写成为破铜表。这样做不但可以贬低典当物品的价值，而且还可在典当物品于存储期间有所蚀损时搪塞当户。
又如，在当户坚持要高价，双方不能达成l办议时，当铺的伙计便用当户识别不出的方法在当户的物品上做记号，以暗示同行。其方法是：把上衣的一只袖子反叠，袖口朝下；裤子折三折；如是金货，就用试金石轻磨一下；如是金表，则将表盖微启一点儿。第二家当铺一看，心里就有数了，所给的当价，就会与第一家差不了多少。如此，当户最后只得低价当出。
记得电视剧《大宅门》里的白景琦在当一件皮袍子的时候，就曾因伙计写“虫吃鼠咬，光板无毛”而愤然不当了，结果被人做了记号，所有当铺的开价越叫越低，最后他不得不回到第一家把衣服低价当掉。这正是当年当铺惯用“伎俩”的真实写照。
“当票”是当铺收取当物所付的收据，也是当户赎取当物的唯一凭证。清代当票主要分两部分：印刷部分和手写部分。印刷部分主要包括当铺名称、地址、抵押期限、抵押利率等内容。手写部分包括当物的名称、质量、数量、典当金额等。 最有技术含量的还是手写部分，当票上的字不同于普通汉字，是当铺自创的特殊字体，还有个专用名，叫“当字”。这种字只有当铺内部的人才能辨认，外行人很难看懂。
《红楼梦》里有一节描写了林黛玉、史湘云因不识当票而遭众人耻笑。其实这并不奇怪，因为“当”字比草书还草，字体又别具一格。俗语有“当店字有头无耳”之说，就是说当票上面多用草书、减笔或变化字，如常将“衫”字写成“乡”字，“棉”字写成“帛”，把“皮袍”写成“皮天”， “花梨紫檀木”写成“紫木”，玉器写成“假石”等。
“当字”的主要好处有二：一是简单写得快，一挥而就；二是行外人难以伪造、临摹、篡改。
旧时当铺里的学徒要学很多东西，而且很“专业”。写“当字”、说行话、识别货物的真假，都是专门的手艺，学起来并不容易。但学会之后，只能在当铺中当店伙，一生只能吃当铺饭，不能改行。当铺中的店伙失业之后，别的行业也不会去用他，因为当铺伙计别名叫“夜壶锱”，意思是太“臭”，无法改作别用。原因是做任何生意，都讲究和气生财，对主顾都是很客气的。惟独当铺的伙计与别家不同，平常习惯是别人求他，站高台俯视顾客，长期养成了臭架子，一旦失业，做其他买卖，也很难改变这种习惯，自然就没人要了。
虽然典当行在旧社会常与高利贷联系在一起，但作为一种金融机构，经历了1500多年的起起落落都没有消亡，足见它有存在的价值。现在，我国的典当企业已经发展到了数千家。在此，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典当行充满戏剧性的发展历程，品味一下它传承千年、不断完善的行业特色，为今后更好地发展典当行业汲取一些历史养分。
关于我国典当业的发端一直众说纷纭，但有一种观点得到了目前多数学者的认可，就是中国的典当业开始于南北朝时期，如此说来，典当业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
如果没有史书的记载，可能谁也不会想到，典当行竟然是从佛家的清净之地——寺院中衍生出来的，而最初的经营者是看起来与商业毫不搭界的僧侣。根据史料记载，在我国南北朝时期，南朝的寺院数量众多、实力雄厚，占有众多的房舍、土地、金银，而百姓因战争日益贫穷，需要靠当东西度日，于是典当业就在“普度众生”的寺院里悄然而生了。
在南北朝时期，只有寺院做典当生意，这也是这一时期典当业的一个特点。就如清代吕种玉所说，作库质钱取利，“唐以前唯僧寺为之”。也因此，那时的典当行一般称为“寺库”。
我国典当业的历史悠久，其间起起落落，一直经历着兴衰更替和从量变到质变的循环发展，在这漫长的发展之路上，有三个重要的发展节点：
典当多样化的唐代。到了唐代，典当行开始突破寺院的局限，走向街市，经营者也开始多元化，即除了僧办以外，还有民办和官办性质的典当行。其中民办即地主商人经营的，而官办又分官僚自营和政府投资两种。自此，典当走出了僧寺的垄断，与百姓的生活更加贴近，走向更多元化的经营模式，并出现了专营与兼营的典当业。
典当专业化的宋代。宋代的典当业逐渐由专、兼营并立向专营发展，开始正式成为一种独立的行业。既然形成了行业，自然就要有行规行会。《梦梁录》中记载：南宋京都临安典当业雇佣人力店员，要由解库的掌事介绍推荐。《为政九要》中记载： “司县到任，体察奸细盗贼之事，要求茶坊、酒肆、柜坊、解库、银铺等业， ‘各立行老’，密切报告。”其中，柜坊、解库的“行老”就是典当行业的头目。可见，当时的典当业确实已经成为一个独立而稳定的行业，并有了行规和行会的雏形。
典当空前繁荣的明清。自明中叶起，典当行无论是从数量、资本方面，还是从种类、业务方面来说，都有寸分显著的变化。到了清代以后，典当业更是空前发达，形成了民当、官当、皇当三足鼎立的局面，成为我国典当行业最为繁荣兴旺的时期。那时社会上流传着“要想富，开当铺”，可见典当业成为人们致富的热点。皇室、官宦、富商都蜂拥而上，竞相开设或投资当铺。无论从资本额、当铺数量，还是规模及发展势头都是空前的，当时的典当行甚至可以与老牌的盐商、木商相抗衡。
清早期的典当业多数是独资经营，资本从数千两至数万两银不等。当时的典当业几乎被山西、陕西商人和徽商所垄断。
除了民营资本，封建官府和贵族官僚也把当铺看作营运资本的好地方。内务府曾在北京开设官当铺十几处，地方当局也由官员自行设典生息。国库和地方各库官款经常拨出一部分发交典商当商生息。 此外，大官僚大商人投资开设典当牟利的，也是屡见不鲜。康熙朝刑部尚书徐乾学曾将本银十万两交给布商陈天石经营典当；乾隆朝大学士和坤拥有当铺七十五家；光绪时大买办商人胡光墉有当铺二十余家，分设各省。
清代的典当业集中体现了官僚、地主、商人三位一体的高利贷资本的活动。官款存放生息曾是这种高利贷活动的有力支柱·一般当铺还可自己签发银票、钱票，作为信用工具，因而其贷出金额远远超过自有资本。
旧时的典当行，即当铺，常常利用当户急需川钱的心理，以势压人，设置诸多“霸王条款”，并不时使用商业“伎俩”压制当户，以获取暴利。 在清代，当铺就有许多这样的“霸王条款”。如，官方规定，典当利息每月不得超过三分，实际上很多当铺都大大超过，而且利息须按月计算。清代当铺存贷出现金时，只按九四、九五甚至九折付款，而当户赎当时则要十成的本金偿付，利息也按十成本金计算。此外，如当户在临近赎期时，要检查一下衣物损坏情况，以决定是否赎回时(当铺行话称为“照一照”)，当铺按例也要加收一个月的利钱。这一系列“霸王条款”使得当时典当业的利润相当丰厚，近似于高利贷。
此外，旧时当铺的商业“伎俩”也是层出不穷，有一些甚至成为约定俗成的行规。
比如，当铺不论收什么物品，一律写“破旧”字样。比如一般衣服，件件都写“虫吃鼠咬”字样，就是当物完整无缺的，也写“破旧”二字。如一件崭新皮袄，要写成“光板无毛”；一只金表，也要写成为破铜表。这样做不但可以贬低典当物品的价值，而且还可在典当物品于存储期间有所蚀损时搪塞当户。
又如，在当户坚持要高价，双方不能达成l办议时，当铺的伙计便用当户识别不出的方法在当户的物品上做记号，以暗示同行。其方法是：把上衣的一只袖子反叠，袖口朝下；裤子折三折；如是金货，就用试金石轻磨一下；如是金表，则将表盖微启一点儿。第二家当铺一看，心里就有数了，所给的当价，就会与第一家差不了多少。如此，当户最后只得低价当出。
记得电视剧《大宅门》里的白景琦在当一件皮袍子的时候，就曾因伙计写“虫吃鼠咬，光板无毛”而愤然不当了，结果被人做了记号，所有当铺的开价越叫越低，最后他不得不回到第一家把衣服低价当掉。这正是当年当铺惯用“伎俩”的真实写照。
“当票”是当铺收取当物所付的收据，也是当户赎取当物的唯一凭证。清代当票主要分两部分：印刷部分和手写部分。印刷部分主要包括当铺名称、地址、抵押期限、抵押利率等内容。手写部分包括当物的名称、质量、数量、典当金额等。 最有技术含量的还是手写部分，当票上的字不同于普通汉字，是当铺自创的特殊字体，还有个专用名，叫“当字”。这种字只有当铺内部的人才能辨认，外行人很难看懂。
《红楼梦》里有一节描写了林黛玉、史湘云因不识当票而遭众人耻笑。其实这并不奇怪，因为“当”字比草书还草，字体又别具一格。俗语有“当店字有头无耳”之说，就是说当票上面多用草书、减笔或变化字，如常将“衫”字写成“乡”字，“棉”字写成“帛”，把“皮袍”写成“皮天”， “花梨紫檀木”写成“紫木”，玉器写成“假石”等。
“当字”的主要好处有二：一是简单写得快，一挥而就；二是行外人难以伪造、临摹、篡改。
旧时当铺里的学徒要学很多东西，而且很“专业”。写“当字”、说行话、识别货物的真假，都是专门的手艺，学起来并不容易。但学会之后，只能在当铺中当店伙，一生只能吃当铺饭，不能改行。当铺中的店伙失业之后，别的行业也不会去用他，因为当铺伙计别名叫“夜壶锱”，意思是太“臭”，无法改作别用。原因是做任何生意，都讲究和气生财，对主顾都是很客气的。惟独当铺的伙计与别家不同，平常习惯是别人求他，站高台俯视顾客，长期养成了臭架子，一旦失业，做其他买卖，也很难改变这种习惯，自然就没人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