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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随着历史的改变被一层层地讲述，就像叠加了一层层的沉积土，看似变得清晰，却显得更为扑朔迷离。
马和丝绸的故事
关于丝绸的故事，要从马开始说起。
武帝爱神仙，烧金得紫烟。于是，在紫烟中传来了缥缈之处的音讯，根据《汉书·天文志》记载，“房为天府，曰天驷。其阴，右骖。”天上的房宿乃是天马，《晋书·天文志》又说：“房四星，亦曰天驷，为天马，主车驾。房星明，则王者明。”天马之星闪耀之时，地上的王者便可获得光明。天马的存在，不由使武帝的心思蠢蠢欲动。天马从何而得？君王遂取《周易》占星，得了一句话：“神马当从西北来。”此事行之不易，西北有高楼，高楼外是匈奴人，若要得神马得对付匈奴。这样，武帝便想到了张骞。
张骞在匈奴诸国数十年，熟知西域掌故。尽管此时他因涉李陵案已经废为庶人，但又有了出头机遇。他向武帝献了一计：欲破匈奴，先连乌孙，若可联结乌孙，那么无异于断了匈奴的左膀右臂（语见《汉书·张骞李广利传》）。武帝闻言大喜，又拜张骞为中郎将，带着礼物前去出使乌孙。乌孙国王见之大喜，也取了國之宝物归于大汉，表示臣服，愿意共击匈奴。在乌孙国王带来的宝物里，武帝见到了几匹神骏之马。此马之形，汉家未有，武帝感慨道：“这不是求之难得的天马吗？”
乌孙马终究不是天马，厩中皆肉马，不解上青天，但真正的天马循着张骞的足迹而来。在往西北去寻找天马的路途中，整条西北之路被完全打开，在匈奴的强大威势和汉家的慷慨之下，各国纷纷和大汉交好，其中便有了大宛国。在当初张骞流亡于匈奴之时，曾经被大宛国收留，故他回国后，对大宛多有美言。当整条西域之路被张骞打开后，大宛国王终于有机会和汉朝相通，赠礼绝不相轻。在大宛所献的礼物中，武帝终于见到了他梦寐以求的天马。
此马来历非同小可。据记载，传说中的天马在大宛国的高山之上，没有人能够捕获，于是国人便取了五色母马置于山下，对天马诱以情色。便是天马也动凡心，趁人不备和母马产下凡种，小马驹天赋异禀，汗色殷红如血，人称汗血宝马。君王见之倾心，才知道此马非凡马，房星本是星。于是，原来的乌孙马被改称“西极马”，“天马”的称谓交给了大宛的汗血马。
天马之子可曾把武帝带上青天？后人不追究了，但是寻马之路却打开了汉朝和西域的相通之途。《汉书》记载道：“岁余，骞卒。后岁余，其所遣副使通大夏之属者皆颇与其人俱来，于是西北国始于汉矣。”
史书中的几个字，就像是牵动整个人类历史的蝴蝶翅膀。司马迁和班固何曾料到，这个“始通于汉”对历史的进程造成了重要的影响。武帝总算得到了他的宝马，不过他对诸国所相赠的礼物才是真正举足轻重的关键，那便是丝绸。
丝绸，柔软的织物。当光影照射在织物的表面之时，呈现出流动的波纹，如同水纹一样流光溢彩。在张骞开辟的道路上，丝绸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史记·大宛列传》简略地表明了这条通道上的民俗：“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国虽颇异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人皆深眼，多须髯，善市贾，争分铢。俗贵女子，女子所言而丈夫乃决正。其地皆无丝漆，不知铸钱器。”其中值得重视的是“皆无丝漆”，漆指漆器，丝指丝绸。
不妨来设想一下，在这些没有漆器之国度，日用色彩将何等贫乏？当丝绸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时候，就仿佛将光的诱惑带到了那里。这是何等光辉夺目的景象？直到1870年，德国历史学家李希霍芬根据这一想象，将汉朝往西域的西北通道正式命名为“丝绸之路”。而这个美妙的命名，从此以后成为了一个通名，负载了越来越多的想象之韵。
横看成岭侧成峰
随着这个美妙的名字，有人把丝绸之路想象成一道这样繁荣的光辉大道。作家余秋雨将丝绸之路比拟为“中国文化重要的脉”，在一次演讲中，余秋雨说道：“丝绸之路是中国向外交流的第一通道，是人类文明的第一通道。丝绸之路是把河西走廊上的一个一个绿洲接通，向外面的民族输送我们的精神产品、物质产品。全世界的文明在我们这里融合了，意味着奇迹要出现在中国了，这就是唐朝的出现，中国由此迈向大唐。唐朝是河西走廊造成的，是丝绸之路造成的，我们全部都应该为它鼓掌。”
文人深情令人动容，唐代文化繁荣确实是历史奇迹。然而，假如说丝绸之路是造就了唐代文化高峰的原因，那么唐代帝国的衰败和覆灭又当由谁来承担呢？丝绸之路建立后，中国和西域诸国在贸易商往来兴盛，频繁往来确实于文化有极大的推动作用，这些推动，有些是和平且友好的，但一路上的血腥残忍也不计其数。也正是这些在丝绸之路上的新兴国家，对唐帝国的败亡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假如说，唐朝的文化兴盛是河西走廊和丝绸之路造成的，而其衰败同样来自河西走廊和丝绸之路，这可能更接近于历史的真相。
在《出三藏记集》里，这样记载西去求法的法显法师：
“以晋隆安三年，与同学慧景等发自长安，西渡沙河。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四顾茫茫，莫测所之。唯视日以准东西，人骨以标行路耳。屡有热风恶鬼，遇之必死，显任缘委命，直过险难。有顷，至葱岭。岭冬夏积雪，风雨沙砾，山路艰危，壁立千仞。昔有人凿石通路，傍施梯道，凡度七百余梯。又蹑悬絙过河数十余处。仍度小雪山，遇寒风暴起，慧景噤战不能前，语显曰：‘吾其死矣，卿可时去，勿得俱殒。’言绝而卒。显抚之号泣曰：‘本图不果，命也奈何！’复自力孤行，遂过山险。”
法显求法，一心坚忍，为后世称赞。不过这里也描述了丝绸之路上的路途，并不是一条轻松徐行的康庄大道。哪怕有“凿石通路、傍施梯道”，却依旧是“人骨以标行路”。不妨一问，山中梯道是何人所建？路上人骨又是谁人所留？便可知从长安到西域的路途上艰险无数，后世人轻松一句文化交流，在古人那里绝非坦途。
到了唐朝，诗人张籍留下了这样的诗句：
“边城暮雨雁飞低，芦笋初生渐欲齐。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
诗句清雅，留给读者一幅苍凉景象。安西，今甘肃瓜州县，位于河西走廊西端。这支长长的骆驼商旅，已经走过了漫长的河西走廊，向西域进发。实际上，到了唐代，由汉代所开启的陆上丝绸之路已经逐渐由盛转衰。《新唐书·西域传》记载，“开元盛世，征西域商胡税，以供四镇。北道的商人，则由轮台征税。”一方面可见丝路上的往来频繁，同时也促进了西域各国的高速发展。当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后，河西走廊被吐蕃所控制，这条商道也就逐渐丧失了其原有的价值。 对此，复旦大学的历史学家葛剑雄强提出，丝绸之路的价值并不像传言中那么高。葛剑雄认为，“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为了贸易和利润开辟过这条路。这些历史现在有些人不清楚，还以为是中国人为了卖丝绸才开了丝绸之路。即使在这以后，中国也从来没有通过这条路输出丝绸。在这之后，每当有战乱，或者西方的需求变小了时，这条路也就不通了。因此从有了这条路后，往往是通的时间短，断的时间长。因为当时的自然条件恶劣，而运输代价是很高的。到了安史之乱，唐朝从中亚节节败退，一直退到长安附近，丝绸之路基本上不存在了，变成了中亚内部的一条路。而这时，阿拉伯人掌握了航海技术，到了广州、宁波这些地方。海运一通，丝绸之路的价值就没有了，因为海上运输量大，除了丝绸，还增加了茶叶、陶瓷等日用品。所以丝绸之路并不是始终都有那么多的价值。”
最初提出“丝绸之路”的德国人李希霍芬，是单就张骞出使西域一事而言，余秋雨指丝绸之路为文化之脉，是由文化贸易往来而言，而葛剑雄对丝绸之路历史价值的澄清，乃是由经济史格局而言。姑且不论是非，但不难看出，“丝绸之路”一语已经成为了一个足以从诸多视角来观照的多重棱镜，从不同的角度来观察，所看到的的风景是显然不同的。至于后来将海上贸易称为“海上丝绸之路”，则可以视为文学上的比喻引申了。
语义外延极其广泛
假如我们把“丝绸之路”从最原初的意义上来看，那么这条道路最晚到中唐已经消亡，“丝绸之路”也不过是一个历史名词。然而，当“丝绸之路”被用来指称东西方交流的代名词时，该词的语义外延就变得极其广泛。上文引葛剑雄已经指出，阿拉伯人控制了海上贸易后，直接导致了陆地上的丝绸之路的衰败。然而，当数百年后，蒙古人夺取大陆的控制权以后，這条陆地上的通道又开始逐渐被激发起来。
1204年，随着十字军的东征，威尼斯人占据了君士坦丁堡，一部分意大利人开始定居在该城，其中包括了钟表商人马可·波罗。而我们今天熟知的这个名字，来自于和他同名的孙子小马可·波罗。
实际上，享有盛誉的《马可·波罗行纪》的真实性，始终遭受质疑，但这并不影响人们对于丝绸之路神话想象的重新建立。根据书里的记载，马可·波罗一行人先到了里海东南部的干树地区，再到阿富汗的巴尔赫地区，通过帕米尔来到喀什，又沿着塔克拉玛干沙漠南部，经过和阗、罗布泊而抵达敦煌，最后到达中国北部。尽管在丝绸之路上不乏远行者的记载，但是真正意义上描述出几乎从头到尾完整的旅程的，威尼斯人却是第一个，而他所描写的恰恰是从丝路的另一端走向中国的历程。
马可·波罗再也没有见过汉武帝梦寐以求的天马，但是他的故事充满更多的传奇色彩，有很多细节来自他的杜撰，也有很多明显抄袭中世纪传说里的怪诞形象。《行纪》与其说是一本旅行游记，更不如说是充满冒险精神的故事书，和当时欧洲的大量畅销书一样，这些猎奇的传说使他在回到家乡以后发了大财，但同时也使得欧洲人开始对东方的国家产生浓厚的兴趣。这时候活跃在丝绸之路上的，除了沙漠商旅之外，又多了一类人，来自欧洲的传教士。
在古代的丝绸之路断绝之前，这曾经是一条佛教之路，但到了马可·波罗以后，天主教传教士开始纷纷来到中国。这时的中亚已经完全在蒙古帝国的控制之下，没有了战乱的威胁，教士们可以借助当时已经非常发达的驿站系统来到东方觐见蒙古大汗。在一个新的世界格局之下，似乎丝绸之路在逐渐重新兴起。
然而，到了13世纪中叶，随着蒙古帝国的瓦解和瘟疫的蔓延，这条道路似乎又日趋冷清。直到1368年明朝建立时，只有稀少的沙漠商队和传教士还留下了行走这条道路的记录。海上贸易的繁盛使人们更愿意取道海路，陆地上的丝绸之路再一次安静了下来。
当然，当丝绸之路再一次出现在人们视野里之时，这条道路已经正式被命名为“丝绸之路”了。从李希霍芬开始，到沙琬，到后来的斯文·赫定，大量的历史考古学家来到这里，故事似乎又要被重新讲述。丝绸之路随着历史的改变被一层层地讲述，就像叠加了一层层的沉积土，看似变得清晰，却显得更为扑朔迷离。
对历史自身的描述
丝绸之路像是一场神话，当我们试图来谈论这个神话的时候，看似在谈论空间，实际上是在谈论时间和记忆。事实上，借助“丝绸”来描述这条道路，本身就带有一种强烈的不确定性和修辞感，而更多有关“丝绸之路”的表达，恰恰是建立在这种模糊性之上再进一步加以修辞化，以至于“丝绸之路”一词成为了对历史自身的描述。
究竟是借助丝绸之路来描述历史，还是依靠历史来描述丝绸之路呢？从汉武帝和张骞的故事开始，到《马可·波罗行纪》，关于“丝绸之路”的描述始终充满着真假难辨的传说和史实，但这一切都构成了“丝绸之路”故事的所有基石。
于是，到了20世纪的小说家卡尔维诺、戏剧家尤金·奥尼尔，他们也借助马可·波罗的故事，重新来描述了他们的“丝绸之路”。在卡尔维诺那里，整个丝绸之路上漫布着各种看不见的城市，城市里密布着欲望、记忆、符号和死亡。而在奥尼尔看来，马可·波罗是个正直又充满反讽性的小说家，谁又能说，这不是对丝绸之路的另一种描述呢？
马和丝绸的故事
关于丝绸的故事，要从马开始说起。
武帝爱神仙，烧金得紫烟。于是，在紫烟中传来了缥缈之处的音讯，根据《汉书·天文志》记载，“房为天府，曰天驷。其阴，右骖。”天上的房宿乃是天马，《晋书·天文志》又说：“房四星，亦曰天驷，为天马，主车驾。房星明，则王者明。”天马之星闪耀之时，地上的王者便可获得光明。天马的存在，不由使武帝的心思蠢蠢欲动。天马从何而得？君王遂取《周易》占星，得了一句话：“神马当从西北来。”此事行之不易，西北有高楼，高楼外是匈奴人，若要得神马得对付匈奴。这样，武帝便想到了张骞。
张骞在匈奴诸国数十年，熟知西域掌故。尽管此时他因涉李陵案已经废为庶人，但又有了出头机遇。他向武帝献了一计：欲破匈奴，先连乌孙，若可联结乌孙，那么无异于断了匈奴的左膀右臂（语见《汉书·张骞李广利传》）。武帝闻言大喜，又拜张骞为中郎将，带着礼物前去出使乌孙。乌孙国王见之大喜，也取了國之宝物归于大汉，表示臣服，愿意共击匈奴。在乌孙国王带来的宝物里，武帝见到了几匹神骏之马。此马之形，汉家未有，武帝感慨道：“这不是求之难得的天马吗？”
乌孙马终究不是天马，厩中皆肉马，不解上青天，但真正的天马循着张骞的足迹而来。在往西北去寻找天马的路途中，整条西北之路被完全打开，在匈奴的强大威势和汉家的慷慨之下，各国纷纷和大汉交好，其中便有了大宛国。在当初张骞流亡于匈奴之时，曾经被大宛国收留，故他回国后，对大宛多有美言。当整条西域之路被张骞打开后，大宛国王终于有机会和汉朝相通，赠礼绝不相轻。在大宛所献的礼物中，武帝终于见到了他梦寐以求的天马。
此马来历非同小可。据记载，传说中的天马在大宛国的高山之上，没有人能够捕获，于是国人便取了五色母马置于山下，对天马诱以情色。便是天马也动凡心，趁人不备和母马产下凡种，小马驹天赋异禀，汗色殷红如血，人称汗血宝马。君王见之倾心，才知道此马非凡马，房星本是星。于是，原来的乌孙马被改称“西极马”，“天马”的称谓交给了大宛的汗血马。
天马之子可曾把武帝带上青天？后人不追究了，但是寻马之路却打开了汉朝和西域的相通之途。《汉书》记载道：“岁余，骞卒。后岁余，其所遣副使通大夏之属者皆颇与其人俱来，于是西北国始于汉矣。”
史书中的几个字，就像是牵动整个人类历史的蝴蝶翅膀。司马迁和班固何曾料到，这个“始通于汉”对历史的进程造成了重要的影响。武帝总算得到了他的宝马，不过他对诸国所相赠的礼物才是真正举足轻重的关键，那便是丝绸。
丝绸，柔软的织物。当光影照射在织物的表面之时，呈现出流动的波纹，如同水纹一样流光溢彩。在张骞开辟的道路上，丝绸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史记·大宛列传》简略地表明了这条通道上的民俗：“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国虽颇异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人皆深眼，多须髯，善市贾，争分铢。俗贵女子，女子所言而丈夫乃决正。其地皆无丝漆，不知铸钱器。”其中值得重视的是“皆无丝漆”，漆指漆器，丝指丝绸。
不妨来设想一下，在这些没有漆器之国度，日用色彩将何等贫乏？当丝绸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时候，就仿佛将光的诱惑带到了那里。这是何等光辉夺目的景象？直到1870年，德国历史学家李希霍芬根据这一想象，将汉朝往西域的西北通道正式命名为“丝绸之路”。而这个美妙的命名，从此以后成为了一个通名，负载了越来越多的想象之韵。
横看成岭侧成峰
随着这个美妙的名字，有人把丝绸之路想象成一道这样繁荣的光辉大道。作家余秋雨将丝绸之路比拟为“中国文化重要的脉”，在一次演讲中，余秋雨说道：“丝绸之路是中国向外交流的第一通道，是人类文明的第一通道。丝绸之路是把河西走廊上的一个一个绿洲接通，向外面的民族输送我们的精神产品、物质产品。全世界的文明在我们这里融合了，意味着奇迹要出现在中国了，这就是唐朝的出现，中国由此迈向大唐。唐朝是河西走廊造成的，是丝绸之路造成的，我们全部都应该为它鼓掌。”
文人深情令人动容，唐代文化繁荣确实是历史奇迹。然而，假如说丝绸之路是造就了唐代文化高峰的原因，那么唐代帝国的衰败和覆灭又当由谁来承担呢？丝绸之路建立后，中国和西域诸国在贸易商往来兴盛，频繁往来确实于文化有极大的推动作用，这些推动，有些是和平且友好的，但一路上的血腥残忍也不计其数。也正是这些在丝绸之路上的新兴国家，对唐帝国的败亡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假如说，唐朝的文化兴盛是河西走廊和丝绸之路造成的，而其衰败同样来自河西走廊和丝绸之路，这可能更接近于历史的真相。
在《出三藏记集》里，这样记载西去求法的法显法师：
“以晋隆安三年，与同学慧景等发自长安，西渡沙河。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四顾茫茫，莫测所之。唯视日以准东西，人骨以标行路耳。屡有热风恶鬼，遇之必死，显任缘委命，直过险难。有顷，至葱岭。岭冬夏积雪，风雨沙砾，山路艰危，壁立千仞。昔有人凿石通路，傍施梯道，凡度七百余梯。又蹑悬絙过河数十余处。仍度小雪山，遇寒风暴起，慧景噤战不能前，语显曰：‘吾其死矣，卿可时去，勿得俱殒。’言绝而卒。显抚之号泣曰：‘本图不果，命也奈何！’复自力孤行，遂过山险。”
法显求法，一心坚忍，为后世称赞。不过这里也描述了丝绸之路上的路途，并不是一条轻松徐行的康庄大道。哪怕有“凿石通路、傍施梯道”，却依旧是“人骨以标行路”。不妨一问，山中梯道是何人所建？路上人骨又是谁人所留？便可知从长安到西域的路途上艰险无数，后世人轻松一句文化交流，在古人那里绝非坦途。
到了唐朝，诗人张籍留下了这样的诗句：
“边城暮雨雁飞低，芦笋初生渐欲齐。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
诗句清雅，留给读者一幅苍凉景象。安西，今甘肃瓜州县，位于河西走廊西端。这支长长的骆驼商旅，已经走过了漫长的河西走廊，向西域进发。实际上，到了唐代，由汉代所开启的陆上丝绸之路已经逐渐由盛转衰。《新唐书·西域传》记载，“开元盛世，征西域商胡税，以供四镇。北道的商人，则由轮台征税。”一方面可见丝路上的往来频繁，同时也促进了西域各国的高速发展。当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后，河西走廊被吐蕃所控制，这条商道也就逐渐丧失了其原有的价值。 对此，复旦大学的历史学家葛剑雄强提出，丝绸之路的价值并不像传言中那么高。葛剑雄认为，“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为了贸易和利润开辟过这条路。这些历史现在有些人不清楚，还以为是中国人为了卖丝绸才开了丝绸之路。即使在这以后，中国也从来没有通过这条路输出丝绸。在这之后，每当有战乱，或者西方的需求变小了时，这条路也就不通了。因此从有了这条路后，往往是通的时间短，断的时间长。因为当时的自然条件恶劣，而运输代价是很高的。到了安史之乱，唐朝从中亚节节败退，一直退到长安附近，丝绸之路基本上不存在了，变成了中亚内部的一条路。而这时，阿拉伯人掌握了航海技术，到了广州、宁波这些地方。海运一通，丝绸之路的价值就没有了，因为海上运输量大，除了丝绸，还增加了茶叶、陶瓷等日用品。所以丝绸之路并不是始终都有那么多的价值。”
最初提出“丝绸之路”的德国人李希霍芬，是单就张骞出使西域一事而言，余秋雨指丝绸之路为文化之脉，是由文化贸易往来而言，而葛剑雄对丝绸之路历史价值的澄清，乃是由经济史格局而言。姑且不论是非，但不难看出，“丝绸之路”一语已经成为了一个足以从诸多视角来观照的多重棱镜，从不同的角度来观察，所看到的的风景是显然不同的。至于后来将海上贸易称为“海上丝绸之路”，则可以视为文学上的比喻引申了。
语义外延极其广泛
假如我们把“丝绸之路”从最原初的意义上来看，那么这条道路最晚到中唐已经消亡，“丝绸之路”也不过是一个历史名词。然而，当“丝绸之路”被用来指称东西方交流的代名词时，该词的语义外延就变得极其广泛。上文引葛剑雄已经指出，阿拉伯人控制了海上贸易后，直接导致了陆地上的丝绸之路的衰败。然而，当数百年后，蒙古人夺取大陆的控制权以后，這条陆地上的通道又开始逐渐被激发起来。
1204年，随着十字军的东征，威尼斯人占据了君士坦丁堡，一部分意大利人开始定居在该城，其中包括了钟表商人马可·波罗。而我们今天熟知的这个名字，来自于和他同名的孙子小马可·波罗。
实际上，享有盛誉的《马可·波罗行纪》的真实性，始终遭受质疑，但这并不影响人们对于丝绸之路神话想象的重新建立。根据书里的记载，马可·波罗一行人先到了里海东南部的干树地区，再到阿富汗的巴尔赫地区，通过帕米尔来到喀什，又沿着塔克拉玛干沙漠南部，经过和阗、罗布泊而抵达敦煌，最后到达中国北部。尽管在丝绸之路上不乏远行者的记载，但是真正意义上描述出几乎从头到尾完整的旅程的，威尼斯人却是第一个，而他所描写的恰恰是从丝路的另一端走向中国的历程。
马可·波罗再也没有见过汉武帝梦寐以求的天马，但是他的故事充满更多的传奇色彩，有很多细节来自他的杜撰，也有很多明显抄袭中世纪传说里的怪诞形象。《行纪》与其说是一本旅行游记，更不如说是充满冒险精神的故事书，和当时欧洲的大量畅销书一样，这些猎奇的传说使他在回到家乡以后发了大财，但同时也使得欧洲人开始对东方的国家产生浓厚的兴趣。这时候活跃在丝绸之路上的，除了沙漠商旅之外，又多了一类人，来自欧洲的传教士。
在古代的丝绸之路断绝之前，这曾经是一条佛教之路，但到了马可·波罗以后，天主教传教士开始纷纷来到中国。这时的中亚已经完全在蒙古帝国的控制之下，没有了战乱的威胁，教士们可以借助当时已经非常发达的驿站系统来到东方觐见蒙古大汗。在一个新的世界格局之下，似乎丝绸之路在逐渐重新兴起。
然而，到了13世纪中叶，随着蒙古帝国的瓦解和瘟疫的蔓延，这条道路似乎又日趋冷清。直到1368年明朝建立时，只有稀少的沙漠商队和传教士还留下了行走这条道路的记录。海上贸易的繁盛使人们更愿意取道海路，陆地上的丝绸之路再一次安静了下来。
当然，当丝绸之路再一次出现在人们视野里之时，这条道路已经正式被命名为“丝绸之路”了。从李希霍芬开始，到沙琬，到后来的斯文·赫定，大量的历史考古学家来到这里，故事似乎又要被重新讲述。丝绸之路随着历史的改变被一层层地讲述，就像叠加了一层层的沉积土，看似变得清晰，却显得更为扑朔迷离。
对历史自身的描述
丝绸之路像是一场神话，当我们试图来谈论这个神话的时候，看似在谈论空间，实际上是在谈论时间和记忆。事实上，借助“丝绸”来描述这条道路，本身就带有一种强烈的不确定性和修辞感，而更多有关“丝绸之路”的表达，恰恰是建立在这种模糊性之上再进一步加以修辞化，以至于“丝绸之路”一词成为了对历史自身的描述。
究竟是借助丝绸之路来描述历史，还是依靠历史来描述丝绸之路呢？从汉武帝和张骞的故事开始，到《马可·波罗行纪》，关于“丝绸之路”的描述始终充满着真假难辨的传说和史实，但这一切都构成了“丝绸之路”故事的所有基石。
于是，到了20世纪的小说家卡尔维诺、戏剧家尤金·奥尼尔，他们也借助马可·波罗的故事，重新来描述了他们的“丝绸之路”。在卡尔维诺那里，整个丝绸之路上漫布着各种看不见的城市，城市里密布着欲望、记忆、符号和死亡。而在奥尼尔看来，马可·波罗是个正直又充满反讽性的小说家，谁又能说，这不是对丝绸之路的另一种描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