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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兰经》中，“尤努斯”是一位先知，意为“那个葬身鱼腹的人”。他希图教化解救尼尼微城的人民，却遭到他们的抛弃。和他的祖先一样，穆罕默德·尤努斯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让孟加拉人乃至全世界人脱贫致富的事业；2006年，他是众望所归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他让经济学不再是象牙塔里的理论辩驳，而赋予了它真正的实践意义。然而，所有这一切光辉和成就，都在今年3月8日破灭了。
1994家庭的意义
年，穆罕默德·尤努斯出生在吉大港市，那时的吉大港市仍属于印度。他的父亲是当地的一位珠宝商人，儿时的尤努斯家境优裕，为数过多的家庭成员也让他从小就明白了关爱和互助的重要性。
他们家中有九个孩子，尤努斯排行老三。忙碌的生意总是让父母抽不出身，尤努斯不得不开始充当家中长辈的角色。在尤努斯之后的回忆录中，他如此写道：“在这样一个大家庭中长大，我意识到孩子在一个家中的核心意义（有些时候，我要一连照顾兩个孩子），我也明白了家庭忠诚和互助的重要性。然而，当你在这样一个大家庭中长大时，你也会明白，妥协有多么重要。”
整整三十年后，当他把援助之手伸向孟加拉国的妇女，而这些贫穷妇女却严守着伊斯兰教规、拒绝回答他的询问和接受他的帮助时，他正是用自己曾经对待家中童叟的方式改变了这些恐惧的女人们。
“我从来不会直接敲她们的门。相反，我会站在几座房子之前的一片空地上，让她们所有人都看到我的动作。最重要的是，我必须让她们明白，我尊重她们的私人空间。我会站在她们家门外，轻松地和她们聊天，细心向她们介绍我想做的一切。我还告诉我的同事，必须展现对她们孩子的真实喜爱，这才是直接进入母亲内心的捷径。”
尤努斯是一个富有天分却又淘气的孩子。从小到大，数学一直是他的强项，可他最爱的却是侦探小说。做一位侦探小说家一直是他儿时的梦想，他从来没想过自己会成为经济学家。“为了满足我的阅读渴求，我们买书、借书、甚至还偷书。”他仍然记得，有一次，当他不够钱再买侦探小说杂志时，他和弟弟写信给杂志社，冒充上一期侦探小说比赛中的冠军得主，并告诉杂志社，由于搬家，现需要把作为奖品的杂志寄往新的地址；然后，为了不让爸妈发现自己的坏行为，他们又把地址设成了自己的邻居家。“所有这一切，都像一个梦一般地实现了。”这是他儿时最美好的记忆。
不过，在尤努斯九岁的时候，一度完美的家庭生活破灭了。他的母亲索菲亚患上了精神病，陷入了癫狂状态，并不时有暴力的行为。在尤努斯看来，这本是一位伟大的母亲，正是从她那里，他学会了同情、关爱和坚持的重要性。“我深深地爱着我的母亲。在所有孩子中，我是最经常拉扯她的面纱，希望得到她的爱的人。”
这一切被突如其来的精神病改变了。“父亲忍受着这一切。但每个晚上，当我们睡觉时，我们从来都无法确定这将是一个平静的夜晚，还是她会突然跳起来开始攻击我们。”对于尤努斯来说，这无疑是一段创伤性的记忆，“当她变得暴力时，我必须得帮助父亲控制她，并且，我还得保护我的弟弟妹妹，让他们免受母亲的暴力攻击。”
也正是这样的生活教会了尤努斯乐观。“最终，我们学会了抱着幽默的态度来接受这些困难，这样就会让痛苦减少了一些。”索菲亚接受了一位著名精神病医生的催眠治疗，当孩子们开始习惯这一切后，他们也开始对彼此实施“催眠”。“‘现在的气象预报是怎样的？’我们会问彼此。这句话的意思就是问‘你觉得妈妈在接下去的几个小时内会怎样’。有些时候，她会变得很平静，我们就知道，暴风雨就要来临了。”
游学美国
尤努斯从来没让家里人担心过自己的学业，可优异的成绩无法让他感到满足。在中学时期，他尝试过绘画、摄影和参加童子军。他很早就意识到，自己非但聪慧，而且具有不错的领导能力。他形容在达卡大学度过的四年“无所事事且沉闷”，然后以令人羡慕的成绩毕业，在吉大港大学获得了一份讲师工作，还开了一家包装公司，收入丰厚，本可以就此过上无忧无虑的生活了。
然而，1965年夏天，一封来自美国的信件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他获得了奖学金，并抓住了这个机会前往美国，在科罗拉多大学和范德堡大学研读经济学博士学位。
美国的自由令他印象深刻。到那里不久，他和一位名为薇拉的俄裔美国女孩坠入了爱河。“当我离开时，根本没想过自己会娶一个美国妻子，我以为我会以我身边所有人一样的方式结婚。在我们那里，几乎所有人的婚姻都是被家长安排的，我也从来没反思过它的合理性。”
1971年，孟加拉解放运动爆发。当时尤努斯只能待在美国继续学业，但他的民族自尊心由此萌发。他积极支持孟加拉建国，并和其他外交家一起前往华盛顿，游说美国政府取消对巴基斯坦的军事支持。九个月后，孟加拉国成立。尤努斯仍然记得当初自己的激动心情：“我觉得自己应该回去，去参加国家的建设。我觉得愧对自己的祖国。”
尤努斯和薇拉之间的婚姻，也因为他民族意识的觉醒而告终。1977年，尤努斯迎来了第一个女儿莫妮卡的出世，那时他刚回孟加拉不久，正想展开自己的工作。“自从莫妮卡出世之后，薇拉所想的就是让她学习美国的一切。她决定要回美国，她觉得孟加拉不是养育儿女的好地方。”尤努斯坚持一家人必须留在孟加拉国，两人终于一拍而散、分道扬镳。
小额贷款的诞生
1976年，尤努斯已是吉大港大学经济系的教授。一天午后，他开着自己的甲壳虫轿车前往孟加拉银行，希望说服这家国有银行做一件他认为有意义的事情。
他想说服银行经理向附近加布拉地区的贫困居民提供小额贷款。用他的话来说，这些贷款可以帮助他们“购买用以制作竹凳、地毯和其他产品的原料，他们可以进而在市场上贩卖这些商品，由此获得体面的利润以维持生存。”
尤努斯第一次造访加布拉地区已经是两年前的事情了。那里的贫穷让身为经济学家的他倍感绝望。在此之后，他把加布拉当做了自己的家，天天做田野调查，希望能找出地区贫困的最终原因，并帮助人们摆脱这种困顿的状态。
可在孟加拉银行，经理的嘴被尤努斯的话惊得再也合不拢了。尤努斯的自传中记录着当时这位经理所说的话：“首先，你所说的，他们要借的那么一点钱甚至连贷款证明的成本都抵不过他们没有任何担保物他们甚至连怎么填表格都不知道。”那位经理傲慢地继续说：“从我所学的银行知识看，我可以很明确地告诉你，你的这个计划必然破产。你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我的教授。你完全和书本以及理论生活在一起。”
事实证明，这位银行经理错了。的确，尤努斯曾经是个理想主义者，但正是因为他发现象牙塔里的一切理论在残酷现实面前失去了效用，才逼他想出了小额贷款的方式。
这便是著名的“用27美元拯救42个制作竹凳的农妇”的故事。
这一年的早些时间，尤努斯偶然走访了加布拉地区一个叫苏菲亚的农村妇女。单身的苏菲亚带着三个孩子，以做竹凳为生。每天清晨，她以相当于22美分的价格从中间商手里赊来竹子，傍晚把做好的竹凳卖给中间商，抵偿完竹子的费用后只能赚到2美分。就这样，苏菲亚只能不停地赊竹子再卖竹凳，从而陷入贫困的恶性循环。而当时像苏菲亚这样无力提供担保的人，根本无法从银行贷到款，因为银行家们认为穷人是没有信用的，他们会赖账不还。
这件事深深触动了尤努斯。他拿出27美元，以小额贷款的形式借给了42个农村女性， 她们由此摆脱了中间商的盘剥，获得了销售竹凳的全部利润，很快就把钱还给了尤努斯。穷人的信用丝毫不比富人差，尤其是这些以母爱为天职的女性，她们看似柔弱，但也最有能力自力更生、谋求幸福。
在身为经济学家的尤努斯看来，所有这些都源于他对人之所以为人的看法。“每个人都有信用。”他说，“每个人都是潜在的生意人，只是你没有机会去发现他们的潜质。”小额贷款的善意在于，它既不是富人施舍穷人的慈善行为，又改变了之前“银行只找富人”的陈规做法；在尤努斯看来，常规的银行导致了一种恶性循环：“低收入、低存款、低投资”，而小额贷款的计划却开启了一个良性的循环：“低收入、注入信用、投资、更多收入、更多存款、更多投资、更多收入。”
由于得不到政府的支持，尤努斯开始了自己的探索。他把这次探索命名为“格莱珉工程”，在孟加拉语中，“格莱珉”是乡村的意思。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他以不懈的努力和卓绝的毅力推行着自己的工程。然而，困难可想而知。
一方面，他和他的员工要不断向政府和国有银行说明加布拉的成功案例并不是偶然；另一方面，他的行为遭到了極左势力和极右势力的两面攻击。那些保守的牧师告诫农村中的妇女，如果接受格莱珉银行的贷款，她们将无法得到穆斯林葬礼；家中的男性则认为妻子的借贷行为是对自己的背叛和出卖。尤努斯的工作环境也极其恶劣。“我的办公室里没有卫生间。如果我想解手，就必须打扰我的邻居，或者，我只能憋着。”
到了1982年的11月，“格莱珉工程”的成功已经是板上钉钉。它拥有28000个会员，越来越多的女性加入了这个工程，她们克服了丈夫的反对甚至暴力相向，为了购买家畜和谷物而向尤努斯提出借款请求。
一年之后，格莱珉银行正式成立。它是世界金融史上第一个属于穷人的草根银行，其贷款对象主要是650万穷人，其中贫穷妇女占到96%，每笔小额贷款以100美元为单位。长久以来，格莱珉维持着高达97%的还款率，稳居世界银行业之首。现在，这一小额贷款模式已被复制到了100多个国家，其中不仅包括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连美国也开始学习效仿。
诺奖得主的尴尬
“我们认为我们身边总是有穷人，贫穷就是人类的命运。正是因此，我们才永远无法摆脱贫困。”2006年，当尤努斯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时，他如此说道，“如果我们坚持相信，对于人类来说，贫穷是完全无法接受的话，如果我们坚持相信，贫穷不应该在一个文明社会发生的话，那我们就会努力建立恰当的体制和政策去建造一个没有贫穷的世界。我们想去月球，所以我们到了月球。我们有所欲，才能有所达。如果我们没有达到目标，那仅仅是因为我们不够用心。”
无论何时何地，尤努斯都表达着对消灭贫困的信心。他一直都认为，“贫穷”应该属于“博物馆”。在接受《时代》杂志采访时，他说：“58%曾经向格莱珉银行提出过贷款请求的人如今已经摆脱贫困。现在，有超过1亿的人口加入了小额贷款计划。照这个发展速度，到了2015年，我们就可以解决全球一半人的贫困问题。到了2030年，我们就可以建立贫穷博物馆了。”
也许连尤努斯自己都没有想到，一辈子为免除贫困而禅精竭虑的他竟然被迫退下自己一手缔造的圣坛。今年3 月2日，孟加拉中央银行下令尤努斯立即离开他30年前创立的格莱珉银行，理由是71岁的尤努斯“年事已高”，早已超过60岁的法定退休年龄，任期“不合法”。第二天，尤努斯就这一“下课令”向高等法院提出诉讼并出席听证会。他对媒体表示，自己无心恋权，只是董事会执意挽留。而格莱珉银行方面，不仅宣布尤努斯会继续担任该行董事总经理，九位董事还与尤努斯一道向高级法院提起诉讼。
3月8日，孟加拉高等法院终于作出裁定：尤努斯担任格莱珉银行总经理一职不合法，驳回尤努斯之前的上诉请求。这意味着，此前孟加拉中央银行解聘尤努斯的行为获得了孟加拉高等法院的认可。
态度强硬的孟加拉政府似乎一定要把尤努斯拉下马。现任总理谢赫·哈西娜·瓦吉德去年12月就指责格莱珉银行是尤努斯的“个人财产”，认为他“以脱贫的名义从穷人身上吸血”。
有报道称，政府对尤努斯“强制下课”的背后有着深层次的政治原因。2007年孟加拉处于临时军政府管制时，尤努斯曾提出要设立一个新的政党，理由是腐败的孟加拉政治需要新鲜血液。尽管他后来主动放弃这一想法，但可能仍被总理哈西娜领导的人民联盟视为直接威胁，毕竟格莱珉银行的贷款客户高达800 万，尤努斯也拥有不容置疑的声望和号召力，这令哈西娜政府非常不安。用孟加拉最大的反对党国民党（BNP）一名成员的话来讲，“没有人能逃得过政府的报复，即使他是世界闻名的诺贝尔奖得主。”
另一方面，丹麦人汤姆·海内曼为挪威广播公司拍摄的纪录片《深陷小额债务》也将矛头直指尤努斯，指责他在操作贷款时有不当行为：上世纪90年代，格莱珉银行曾未经许可将挪威发展合作署捐赠的1亿美元转移到下属的一个非盈利机构；而尤努斯本人又有将小额贷款神化的倾向。
据汤姆·海内曼说，“一些穷人借了小额贷款后非但没有脱贫，反而负债累累，因为无法还清贷款而生活状况日渐恶化一些人不得不卖了房子，另一些人不得不变卖房顶的锡板来还每周的债务。一个名叫贾哈娜拉的妇女告诉我，她不得不卖了自己的房子来还债，因为她当时身上背了六七个小额信贷组织的贷款，其中一笔100美元的借款就来自尤努斯的格莱珉银行。”
曾经的“万能药”走进冰河？
不管哈西娜政府和汤姆·海内曼的指责是否属实，尤努斯的下台见证了小额贷款在金融危机下的低潮期。虽然尤努斯本人一直对此表示沉默，但日益庞大的小额贷款业务早已超出他能控制的范畴：一方面，小额贷款的“零门槛”从始至终都让银行寡头和政治家们感到不安；另一方面，当它变得有利可图时，小额贷款变成了一种更为恐怖的敲诈手段—在孟加拉，这种贷款的利率一度飙升到20%到40%之间，部分利率可超50%。这已经完全违背尤努斯的初衷。
小额贷款面临着尴尬境地，并非仅仅在孟加拉一国。在小额贷款最发达的印度，从去年10月开始，小额信贷也处于萎缩停滞状态，坏账率大幅上升，穷人得到的贷款越来越少。有着“中国的小额信贷之父”之称的杜晓山认为，小额贷款不是“万能药”，不能单靠它就解决所有问题。“既不要神化，也不要妖魔化。”
即便是在小额贷款仍在初步发展中的中国，从它诞生至今，围绕着它的争议仍然屡见不鲜。“谁来办”、“谁来监管”这两个困扰着尤努斯和孟加拉政府的问题，同样困扰着中国的小额贷款实践者和中国的管理部门。2008年，当浙江小额贷款公司在温州开展试点时，“从个体钱庄老板到民营企业家，从金融系统到政界上下，都在争夺这个名额”，“几乎叫得上号的企业都想分一杯羹。”在政策和法律的真空中，在巨大收益的驱使下，杜晓山无奈地表示：“小额信贷起步初期，很可能需要理想主义，但是它发展到今天，情形不一样了。”
但无论如何，尤努斯的下马必然会让小额贷款进入冰河时期。从建立“贫穷博物馆”的利器，到“穷人的陷阱”；对人性的善意理解却被人性的丑恶利用，这恐怕不在尤努斯的计算之中。
1994家庭的意义
年，穆罕默德·尤努斯出生在吉大港市，那时的吉大港市仍属于印度。他的父亲是当地的一位珠宝商人，儿时的尤努斯家境优裕，为数过多的家庭成员也让他从小就明白了关爱和互助的重要性。
他们家中有九个孩子，尤努斯排行老三。忙碌的生意总是让父母抽不出身，尤努斯不得不开始充当家中长辈的角色。在尤努斯之后的回忆录中，他如此写道：“在这样一个大家庭中长大，我意识到孩子在一个家中的核心意义（有些时候，我要一连照顾兩个孩子），我也明白了家庭忠诚和互助的重要性。然而，当你在这样一个大家庭中长大时，你也会明白，妥协有多么重要。”
整整三十年后，当他把援助之手伸向孟加拉国的妇女，而这些贫穷妇女却严守着伊斯兰教规、拒绝回答他的询问和接受他的帮助时，他正是用自己曾经对待家中童叟的方式改变了这些恐惧的女人们。
“我从来不会直接敲她们的门。相反，我会站在几座房子之前的一片空地上，让她们所有人都看到我的动作。最重要的是，我必须让她们明白，我尊重她们的私人空间。我会站在她们家门外，轻松地和她们聊天，细心向她们介绍我想做的一切。我还告诉我的同事，必须展现对她们孩子的真实喜爱，这才是直接进入母亲内心的捷径。”
尤努斯是一个富有天分却又淘气的孩子。从小到大，数学一直是他的强项，可他最爱的却是侦探小说。做一位侦探小说家一直是他儿时的梦想，他从来没想过自己会成为经济学家。“为了满足我的阅读渴求，我们买书、借书、甚至还偷书。”他仍然记得，有一次，当他不够钱再买侦探小说杂志时，他和弟弟写信给杂志社，冒充上一期侦探小说比赛中的冠军得主，并告诉杂志社，由于搬家，现需要把作为奖品的杂志寄往新的地址；然后，为了不让爸妈发现自己的坏行为，他们又把地址设成了自己的邻居家。“所有这一切，都像一个梦一般地实现了。”这是他儿时最美好的记忆。
不过，在尤努斯九岁的时候，一度完美的家庭生活破灭了。他的母亲索菲亚患上了精神病，陷入了癫狂状态，并不时有暴力的行为。在尤努斯看来，这本是一位伟大的母亲，正是从她那里，他学会了同情、关爱和坚持的重要性。“我深深地爱着我的母亲。在所有孩子中，我是最经常拉扯她的面纱，希望得到她的爱的人。”
这一切被突如其来的精神病改变了。“父亲忍受着这一切。但每个晚上，当我们睡觉时，我们从来都无法确定这将是一个平静的夜晚，还是她会突然跳起来开始攻击我们。”对于尤努斯来说，这无疑是一段创伤性的记忆，“当她变得暴力时，我必须得帮助父亲控制她，并且，我还得保护我的弟弟妹妹，让他们免受母亲的暴力攻击。”
也正是这样的生活教会了尤努斯乐观。“最终，我们学会了抱着幽默的态度来接受这些困难，这样就会让痛苦减少了一些。”索菲亚接受了一位著名精神病医生的催眠治疗，当孩子们开始习惯这一切后，他们也开始对彼此实施“催眠”。“‘现在的气象预报是怎样的？’我们会问彼此。这句话的意思就是问‘你觉得妈妈在接下去的几个小时内会怎样’。有些时候，她会变得很平静，我们就知道，暴风雨就要来临了。”
游学美国
尤努斯从来没让家里人担心过自己的学业，可优异的成绩无法让他感到满足。在中学时期，他尝试过绘画、摄影和参加童子军。他很早就意识到，自己非但聪慧，而且具有不错的领导能力。他形容在达卡大学度过的四年“无所事事且沉闷”，然后以令人羡慕的成绩毕业，在吉大港大学获得了一份讲师工作，还开了一家包装公司，收入丰厚，本可以就此过上无忧无虑的生活了。
然而，1965年夏天，一封来自美国的信件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他获得了奖学金，并抓住了这个机会前往美国，在科罗拉多大学和范德堡大学研读经济学博士学位。
美国的自由令他印象深刻。到那里不久，他和一位名为薇拉的俄裔美国女孩坠入了爱河。“当我离开时，根本没想过自己会娶一个美国妻子，我以为我会以我身边所有人一样的方式结婚。在我们那里，几乎所有人的婚姻都是被家长安排的，我也从来没反思过它的合理性。”
1971年，孟加拉解放运动爆发。当时尤努斯只能待在美国继续学业，但他的民族自尊心由此萌发。他积极支持孟加拉建国，并和其他外交家一起前往华盛顿，游说美国政府取消对巴基斯坦的军事支持。九个月后，孟加拉国成立。尤努斯仍然记得当初自己的激动心情：“我觉得自己应该回去，去参加国家的建设。我觉得愧对自己的祖国。”
尤努斯和薇拉之间的婚姻，也因为他民族意识的觉醒而告终。1977年，尤努斯迎来了第一个女儿莫妮卡的出世，那时他刚回孟加拉不久，正想展开自己的工作。“自从莫妮卡出世之后，薇拉所想的就是让她学习美国的一切。她决定要回美国，她觉得孟加拉不是养育儿女的好地方。”尤努斯坚持一家人必须留在孟加拉国，两人终于一拍而散、分道扬镳。
小额贷款的诞生
1976年，尤努斯已是吉大港大学经济系的教授。一天午后，他开着自己的甲壳虫轿车前往孟加拉银行，希望说服这家国有银行做一件他认为有意义的事情。
他想说服银行经理向附近加布拉地区的贫困居民提供小额贷款。用他的话来说，这些贷款可以帮助他们“购买用以制作竹凳、地毯和其他产品的原料，他们可以进而在市场上贩卖这些商品，由此获得体面的利润以维持生存。”
尤努斯第一次造访加布拉地区已经是两年前的事情了。那里的贫穷让身为经济学家的他倍感绝望。在此之后，他把加布拉当做了自己的家，天天做田野调查，希望能找出地区贫困的最终原因，并帮助人们摆脱这种困顿的状态。
可在孟加拉银行，经理的嘴被尤努斯的话惊得再也合不拢了。尤努斯的自传中记录着当时这位经理所说的话：“首先，你所说的，他们要借的那么一点钱甚至连贷款证明的成本都抵不过他们没有任何担保物他们甚至连怎么填表格都不知道。”那位经理傲慢地继续说：“从我所学的银行知识看，我可以很明确地告诉你，你的这个计划必然破产。你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我的教授。你完全和书本以及理论生活在一起。”
事实证明，这位银行经理错了。的确，尤努斯曾经是个理想主义者，但正是因为他发现象牙塔里的一切理论在残酷现实面前失去了效用，才逼他想出了小额贷款的方式。
这便是著名的“用27美元拯救42个制作竹凳的农妇”的故事。
这一年的早些时间，尤努斯偶然走访了加布拉地区一个叫苏菲亚的农村妇女。单身的苏菲亚带着三个孩子，以做竹凳为生。每天清晨，她以相当于22美分的价格从中间商手里赊来竹子，傍晚把做好的竹凳卖给中间商，抵偿完竹子的费用后只能赚到2美分。就这样，苏菲亚只能不停地赊竹子再卖竹凳，从而陷入贫困的恶性循环。而当时像苏菲亚这样无力提供担保的人，根本无法从银行贷到款，因为银行家们认为穷人是没有信用的，他们会赖账不还。
这件事深深触动了尤努斯。他拿出27美元，以小额贷款的形式借给了42个农村女性， 她们由此摆脱了中间商的盘剥，获得了销售竹凳的全部利润，很快就把钱还给了尤努斯。穷人的信用丝毫不比富人差，尤其是这些以母爱为天职的女性，她们看似柔弱，但也最有能力自力更生、谋求幸福。
在身为经济学家的尤努斯看来，所有这些都源于他对人之所以为人的看法。“每个人都有信用。”他说，“每个人都是潜在的生意人，只是你没有机会去发现他们的潜质。”小额贷款的善意在于，它既不是富人施舍穷人的慈善行为，又改变了之前“银行只找富人”的陈规做法；在尤努斯看来，常规的银行导致了一种恶性循环：“低收入、低存款、低投资”，而小额贷款的计划却开启了一个良性的循环：“低收入、注入信用、投资、更多收入、更多存款、更多投资、更多收入。”
由于得不到政府的支持，尤努斯开始了自己的探索。他把这次探索命名为“格莱珉工程”，在孟加拉语中，“格莱珉”是乡村的意思。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他以不懈的努力和卓绝的毅力推行着自己的工程。然而，困难可想而知。
一方面，他和他的员工要不断向政府和国有银行说明加布拉的成功案例并不是偶然；另一方面，他的行为遭到了極左势力和极右势力的两面攻击。那些保守的牧师告诫农村中的妇女，如果接受格莱珉银行的贷款，她们将无法得到穆斯林葬礼；家中的男性则认为妻子的借贷行为是对自己的背叛和出卖。尤努斯的工作环境也极其恶劣。“我的办公室里没有卫生间。如果我想解手，就必须打扰我的邻居，或者，我只能憋着。”
到了1982年的11月，“格莱珉工程”的成功已经是板上钉钉。它拥有28000个会员，越来越多的女性加入了这个工程，她们克服了丈夫的反对甚至暴力相向，为了购买家畜和谷物而向尤努斯提出借款请求。
一年之后，格莱珉银行正式成立。它是世界金融史上第一个属于穷人的草根银行，其贷款对象主要是650万穷人，其中贫穷妇女占到96%，每笔小额贷款以100美元为单位。长久以来，格莱珉维持着高达97%的还款率，稳居世界银行业之首。现在，这一小额贷款模式已被复制到了100多个国家，其中不仅包括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连美国也开始学习效仿。
诺奖得主的尴尬
“我们认为我们身边总是有穷人，贫穷就是人类的命运。正是因此，我们才永远无法摆脱贫困。”2006年，当尤努斯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时，他如此说道，“如果我们坚持相信，对于人类来说，贫穷是完全无法接受的话，如果我们坚持相信，贫穷不应该在一个文明社会发生的话，那我们就会努力建立恰当的体制和政策去建造一个没有贫穷的世界。我们想去月球，所以我们到了月球。我们有所欲，才能有所达。如果我们没有达到目标，那仅仅是因为我们不够用心。”
无论何时何地，尤努斯都表达着对消灭贫困的信心。他一直都认为，“贫穷”应该属于“博物馆”。在接受《时代》杂志采访时，他说：“58%曾经向格莱珉银行提出过贷款请求的人如今已经摆脱贫困。现在，有超过1亿的人口加入了小额贷款计划。照这个发展速度，到了2015年，我们就可以解决全球一半人的贫困问题。到了2030年，我们就可以建立贫穷博物馆了。”
也许连尤努斯自己都没有想到，一辈子为免除贫困而禅精竭虑的他竟然被迫退下自己一手缔造的圣坛。今年3 月2日，孟加拉中央银行下令尤努斯立即离开他30年前创立的格莱珉银行，理由是71岁的尤努斯“年事已高”，早已超过60岁的法定退休年龄，任期“不合法”。第二天，尤努斯就这一“下课令”向高等法院提出诉讼并出席听证会。他对媒体表示，自己无心恋权，只是董事会执意挽留。而格莱珉银行方面，不仅宣布尤努斯会继续担任该行董事总经理，九位董事还与尤努斯一道向高级法院提起诉讼。
3月8日，孟加拉高等法院终于作出裁定：尤努斯担任格莱珉银行总经理一职不合法，驳回尤努斯之前的上诉请求。这意味着，此前孟加拉中央银行解聘尤努斯的行为获得了孟加拉高等法院的认可。
态度强硬的孟加拉政府似乎一定要把尤努斯拉下马。现任总理谢赫·哈西娜·瓦吉德去年12月就指责格莱珉银行是尤努斯的“个人财产”，认为他“以脱贫的名义从穷人身上吸血”。
有报道称，政府对尤努斯“强制下课”的背后有着深层次的政治原因。2007年孟加拉处于临时军政府管制时，尤努斯曾提出要设立一个新的政党，理由是腐败的孟加拉政治需要新鲜血液。尽管他后来主动放弃这一想法，但可能仍被总理哈西娜领导的人民联盟视为直接威胁，毕竟格莱珉银行的贷款客户高达800 万，尤努斯也拥有不容置疑的声望和号召力，这令哈西娜政府非常不安。用孟加拉最大的反对党国民党（BNP）一名成员的话来讲，“没有人能逃得过政府的报复，即使他是世界闻名的诺贝尔奖得主。”
另一方面，丹麦人汤姆·海内曼为挪威广播公司拍摄的纪录片《深陷小额债务》也将矛头直指尤努斯，指责他在操作贷款时有不当行为：上世纪90年代，格莱珉银行曾未经许可将挪威发展合作署捐赠的1亿美元转移到下属的一个非盈利机构；而尤努斯本人又有将小额贷款神化的倾向。
据汤姆·海内曼说，“一些穷人借了小额贷款后非但没有脱贫，反而负债累累，因为无法还清贷款而生活状况日渐恶化一些人不得不卖了房子，另一些人不得不变卖房顶的锡板来还每周的债务。一个名叫贾哈娜拉的妇女告诉我，她不得不卖了自己的房子来还债，因为她当时身上背了六七个小额信贷组织的贷款，其中一笔100美元的借款就来自尤努斯的格莱珉银行。”
曾经的“万能药”走进冰河？
不管哈西娜政府和汤姆·海内曼的指责是否属实，尤努斯的下台见证了小额贷款在金融危机下的低潮期。虽然尤努斯本人一直对此表示沉默，但日益庞大的小额贷款业务早已超出他能控制的范畴：一方面，小额贷款的“零门槛”从始至终都让银行寡头和政治家们感到不安；另一方面，当它变得有利可图时，小额贷款变成了一种更为恐怖的敲诈手段—在孟加拉，这种贷款的利率一度飙升到20%到40%之间，部分利率可超50%。这已经完全违背尤努斯的初衷。
小额贷款面临着尴尬境地，并非仅仅在孟加拉一国。在小额贷款最发达的印度，从去年10月开始，小额信贷也处于萎缩停滞状态，坏账率大幅上升，穷人得到的贷款越来越少。有着“中国的小额信贷之父”之称的杜晓山认为，小额贷款不是“万能药”，不能单靠它就解决所有问题。“既不要神化，也不要妖魔化。”
即便是在小额贷款仍在初步发展中的中国，从它诞生至今，围绕着它的争议仍然屡见不鲜。“谁来办”、“谁来监管”这两个困扰着尤努斯和孟加拉政府的问题，同样困扰着中国的小额贷款实践者和中国的管理部门。2008年，当浙江小额贷款公司在温州开展试点时，“从个体钱庄老板到民营企业家，从金融系统到政界上下，都在争夺这个名额”，“几乎叫得上号的企业都想分一杯羹。”在政策和法律的真空中，在巨大收益的驱使下，杜晓山无奈地表示：“小额信贷起步初期，很可能需要理想主义，但是它发展到今天，情形不一样了。”
但无论如何，尤努斯的下马必然会让小额贷款进入冰河时期。从建立“贫穷博物馆”的利器，到“穷人的陷阱”；对人性的善意理解却被人性的丑恶利用，这恐怕不在尤努斯的计算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