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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法》实施至今已2周年，食品安全依然问题丛生。近期，各地频繁出台或审议地方版食品安全实施办法，食品安全迎来“重典”，重典时代的食品安全是否能够得到保障，除了重典，我们还需要什么？
近日举行的“中国食品健康七星奖启动仪式暨研思会”上，第一财经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秦朔，艺康全球资深副总裁大中华区董事长兼总经理徐昇宏，上海海洋大学食品学院院长王锡昌，江南大学教授钱和，《工人日报》要闻部主任石述思共同以圆桌形式，探讨了关于食品安全的一系列话题。
对法律要有敬畏感
石述思：现在食品安全总体四个字：重典治乱。因此首先想请各位对于这次立法在食品安全监管当中起到的作用进行评价。
王锡昌：《食品安全法》出台顺应了国内的发展现状和需求，这部大法比《食品卫生法》层次上有很大的提高，从依法治国的角度来讲肯定会好很多，但是要更多关注执法，违法经营者要追究刑事责任。
徐昇宏：《食品安全法》是提升，这个提升治本还是治标，问题根源我们是不是真正关注到？这几点必须要讨论一下。另外犯罪或违法所承担的风险多大？这点和国外差异非常大，中国《食品安全法》背后所承担的责任和受到处罚相对来说很小，但国外犯一点错这家企业就不存在了。
钱和：真正食品安全问题一定是标本兼治，法律法规是一个手段。《食品安全法》出台最主要还是想解决分段监管带来的困惑，但是有一个完善的过程，我们期待这个过程早点结束。
秦朔：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对出台的法律法规要有真正的敬畏感，现在国家最软的约束恰恰是出台法律法规，有很多管理部门和参与市场竞争的主体，但有时候法律法规是形同虚设的。
究竟我们是不是要照这样干，是不是法律法规出台以后无所谓？到底你做不做？或者不做了怎么着？这个问题要解决很难。
石述思：重庆市警方自4月26日开始以打黑的方式监管食品安全，不知各位听到这个消息有什么感受？整个市场秩序是不是由此能得到了某种维护？
王锡昌：有法必依，执法必严是很重要的，要不然法律的约束力和意义受到挑战。重庆模式治标肯定能达到，但治本还要看后续的相应制度和体制上能不能做有针对性的调整。
石述思：重庆经验能推广吗？
王锡昌：现在高发态势下应该监管。
徐昇宏：严法严罚背后有好处，可以降低恶性的竞争。另外有法律性的基础有很好的执法开始的风气改善，但是我觉得风气的改善行为规范的背后，法律并不能涵盖所有的，法律不可能制定得这么完善。
执法背后，扫黑背后所有人的道德标准是不是能够提升，我们道德底线在哪里，怎么样让社会企业真正转变？
秦朔：我觉得不仅企业要做良企，公民也要做良民。重庆公安局报出来这十几个案例，有相当多的不是一个企业，就是一个小作坊。我想是不是有更好的方法，比如市长每天吃饭就到普通街上的大排档，而且不定点，如果把领导人饭碗改在一般的地方，下面很多事很多人自觉搞起来了。
石述思：国务院食品安全管理委员会一共有13个部门，号称“十三太保”，“九龙治水”，都管不好，还是出现这么多问题。
钱和：美国是按照食品供应链的方式管理，从源头到生产企业管理，一旦出现问题就不可以把球踢来踢去，这是值得我们借鉴的，13个人踢球有可能是一场混战。
徐昇宏：中国食品安全的很多问题并不是科技上、认识上的问题，中国国家法律法规制定没有很大差别，知识理解科技应用也可能走在前面，并不比别人落后，差异最大的一是整个社会的道德底线可能有一点差异，二是西方国家食品安全事件的违法成本相当高，这是一个差异。
经济利益需要合理分配
石述思：你是讲企业要普遍植入道德的血液，但我了解的情况不是这样，比如有的农民种菜，都是种两种菜，一种自己吃的，一种给城里人吃的。同样一头猪，港澳人民13年没有吃过一头有瘦肉精的猪。还有企业家公开宣称，卖给香港的奶，跟卖给内地人的奶不一样，出现了一国“两猪”、一国“二奶”。
秦朔：讨论农民的狡猾不如讨论市场的失序，农产品收购价格限制和产品质量是明显矛盾，比如当生猪价格8块钱一斤，用瘦肉精2个月出栏，正常饲料4个月出栏。
王锡昌：三聚氰氨这些东西也不是我们发明的，但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正由于一些非食用物质加到食品当中，产生一定的效果，也降低了成本。
石述思：听几位的意思，企业责任比较重，但是我了解情况不太一样，我们生产方式太落后，生产成本比较高，农业处在原始状态，我们怪农民有失公允。税费的挤压，超市资本和生产资本的挤压，小作坊比较多，有没有改善他们生存环境的可能？
徐昇宏：今天整个农业经济的发展，整个社会资源的不均等，只要有勇气去面对和改善，我觉得未来还是可以有一定的转变。我们不能放弃的是道德底线。
徐昇宏：今天做得好跟做得坏的人，他们所获得的待遇并没有很大的差别，反而做得好的人成本高，做得坏的人成本低。但如果说我放弃道德坚守，我只要赚钱，社会就往不好的方向走。怎么样让整个社会人共同利益最大化是很重要的问题，另外如果道德能够起来，很多的问题可以解决。
秦朔：除了道德底线，经济利益合理分配、包容性增长非常重要。“娃哈哈”为什么能有那么高的市场占有率？核心是价差的合理分配，它成立联合销售体，联销体里价差的合理分配，从生产商到经销商，几级经销商之间合理地配置好，这样经销体系就非常强大了。
试想一下，从分散的农户再到终端的消费，这样非常长的价值链里面，是如何分配利益的？我们肯定可以发现是非常畸形，非常扭曲，也导致了这个环节中很多人扭曲了，他做不下去只能是偷工减料。
为什么应该合理顺畅的价值链被扭曲了呢？它并不是产业生态本身的问题，往往是有产业生态外延一些看得见的手和脚伸进来。比如价值链100元，你因为什么收益一下子抽了20元，只剩下80元的话就没办法分了，所以要解决整个价值链的分配。
石述思：我有一个困惑，应该说大公司博弈力量也够，管理水平也到位，但瘦肉精不出在农民，出在全国第一肉类加工企业身上，大公司也出事。
钱和：应该考察下双汇原料进来和产品出来有没有有效运行的管理机制，如果只有纸上谈兵的管理机制，没有有效实施的话，就会给不法者一些漏洞，就会钻空子。
石述思：道德问题需要付出几代人的努力，现代人的当务之急是什么？
秦朔：我跟出问题的大企业交流过这个问题，他们打了一个比方，食品安全问题一个是分散的家养的体系，现在收生猪也是分散去收的。
石述思：最后想请四位专家从四个方面对企业未来加强食品安全工作提一条建议，字数最好不要超过140个字。
徐昇宏：1.知道怎么做是非常重要的。2.知道怎么做并不代表你真的做好。要每次做到。3.只有自身做好不能保障食品安全，要联动社会从源头到餐桌，从农场到餐桌，大家一起来努力，为所有人努力创造一个让生活更健康，让社会更美好的前景。
钱和：完善食品安全法，有法必依，有法必行。食品安全需要天天抓、每周都抓，月月抓，年年抓，要持之以恒。
秦朔：怎么样发挥媒体舆论功能，让媒体舆论监督过程当中更加自由，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所有利益相关者还是要有敬天畏天的心态，因为“民以食为天”这方面作的孽老天爷也不会宽恕的。
王锡昌：食品安全在于全体素质提高，希望更多的人参加进来共同构筑一个食品安全的堡垒。
石述思：我代表消费者说说我的梦想，任何时候任何地点，只要市场上公开卖的东西我都可以买可以吃，这就是我的梦想。
近日举行的“中国食品健康七星奖启动仪式暨研思会”上，第一财经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秦朔，艺康全球资深副总裁大中华区董事长兼总经理徐昇宏，上海海洋大学食品学院院长王锡昌，江南大学教授钱和，《工人日报》要闻部主任石述思共同以圆桌形式，探讨了关于食品安全的一系列话题。
对法律要有敬畏感
石述思：现在食品安全总体四个字：重典治乱。因此首先想请各位对于这次立法在食品安全监管当中起到的作用进行评价。
王锡昌：《食品安全法》出台顺应了国内的发展现状和需求，这部大法比《食品卫生法》层次上有很大的提高，从依法治国的角度来讲肯定会好很多，但是要更多关注执法，违法经营者要追究刑事责任。
徐昇宏：《食品安全法》是提升，这个提升治本还是治标，问题根源我们是不是真正关注到？这几点必须要讨论一下。另外犯罪或违法所承担的风险多大？这点和国外差异非常大，中国《食品安全法》背后所承担的责任和受到处罚相对来说很小，但国外犯一点错这家企业就不存在了。
钱和：真正食品安全问题一定是标本兼治，法律法规是一个手段。《食品安全法》出台最主要还是想解决分段监管带来的困惑，但是有一个完善的过程，我们期待这个过程早点结束。
秦朔：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对出台的法律法规要有真正的敬畏感，现在国家最软的约束恰恰是出台法律法规，有很多管理部门和参与市场竞争的主体，但有时候法律法规是形同虚设的。
究竟我们是不是要照这样干，是不是法律法规出台以后无所谓？到底你做不做？或者不做了怎么着？这个问题要解决很难。
石述思：重庆市警方自4月26日开始以打黑的方式监管食品安全，不知各位听到这个消息有什么感受？整个市场秩序是不是由此能得到了某种维护？
王锡昌：有法必依，执法必严是很重要的，要不然法律的约束力和意义受到挑战。重庆模式治标肯定能达到，但治本还要看后续的相应制度和体制上能不能做有针对性的调整。
石述思：重庆经验能推广吗？
王锡昌：现在高发态势下应该监管。
徐昇宏：严法严罚背后有好处，可以降低恶性的竞争。另外有法律性的基础有很好的执法开始的风气改善，但是我觉得风气的改善行为规范的背后，法律并不能涵盖所有的，法律不可能制定得这么完善。
执法背后，扫黑背后所有人的道德标准是不是能够提升，我们道德底线在哪里，怎么样让社会企业真正转变？
秦朔：我觉得不仅企业要做良企，公民也要做良民。重庆公安局报出来这十几个案例，有相当多的不是一个企业，就是一个小作坊。我想是不是有更好的方法，比如市长每天吃饭就到普通街上的大排档，而且不定点，如果把领导人饭碗改在一般的地方，下面很多事很多人自觉搞起来了。
石述思：国务院食品安全管理委员会一共有13个部门，号称“十三太保”，“九龙治水”，都管不好，还是出现这么多问题。
钱和：美国是按照食品供应链的方式管理，从源头到生产企业管理，一旦出现问题就不可以把球踢来踢去，这是值得我们借鉴的，13个人踢球有可能是一场混战。
徐昇宏：中国食品安全的很多问题并不是科技上、认识上的问题，中国国家法律法规制定没有很大差别，知识理解科技应用也可能走在前面，并不比别人落后，差异最大的一是整个社会的道德底线可能有一点差异，二是西方国家食品安全事件的违法成本相当高，这是一个差异。
经济利益需要合理分配
石述思：你是讲企业要普遍植入道德的血液，但我了解的情况不是这样，比如有的农民种菜，都是种两种菜，一种自己吃的，一种给城里人吃的。同样一头猪，港澳人民13年没有吃过一头有瘦肉精的猪。还有企业家公开宣称，卖给香港的奶，跟卖给内地人的奶不一样，出现了一国“两猪”、一国“二奶”。
秦朔：讨论农民的狡猾不如讨论市场的失序，农产品收购价格限制和产品质量是明显矛盾，比如当生猪价格8块钱一斤，用瘦肉精2个月出栏，正常饲料4个月出栏。
王锡昌：三聚氰氨这些东西也不是我们发明的，但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正由于一些非食用物质加到食品当中，产生一定的效果，也降低了成本。
石述思：听几位的意思，企业责任比较重，但是我了解情况不太一样，我们生产方式太落后，生产成本比较高，农业处在原始状态，我们怪农民有失公允。税费的挤压，超市资本和生产资本的挤压，小作坊比较多，有没有改善他们生存环境的可能？
徐昇宏：今天整个农业经济的发展，整个社会资源的不均等，只要有勇气去面对和改善，我觉得未来还是可以有一定的转变。我们不能放弃的是道德底线。
徐昇宏：今天做得好跟做得坏的人，他们所获得的待遇并没有很大的差别，反而做得好的人成本高，做得坏的人成本低。但如果说我放弃道德坚守，我只要赚钱，社会就往不好的方向走。怎么样让整个社会人共同利益最大化是很重要的问题，另外如果道德能够起来，很多的问题可以解决。
秦朔：除了道德底线，经济利益合理分配、包容性增长非常重要。“娃哈哈”为什么能有那么高的市场占有率？核心是价差的合理分配，它成立联合销售体，联销体里价差的合理分配，从生产商到经销商，几级经销商之间合理地配置好，这样经销体系就非常强大了。
试想一下，从分散的农户再到终端的消费，这样非常长的价值链里面，是如何分配利益的？我们肯定可以发现是非常畸形，非常扭曲，也导致了这个环节中很多人扭曲了，他做不下去只能是偷工减料。
为什么应该合理顺畅的价值链被扭曲了呢？它并不是产业生态本身的问题，往往是有产业生态外延一些看得见的手和脚伸进来。比如价值链100元，你因为什么收益一下子抽了20元，只剩下80元的话就没办法分了，所以要解决整个价值链的分配。
石述思：我有一个困惑，应该说大公司博弈力量也够，管理水平也到位，但瘦肉精不出在农民，出在全国第一肉类加工企业身上，大公司也出事。
钱和：应该考察下双汇原料进来和产品出来有没有有效运行的管理机制，如果只有纸上谈兵的管理机制，没有有效实施的话，就会给不法者一些漏洞，就会钻空子。
石述思：道德问题需要付出几代人的努力，现代人的当务之急是什么？
秦朔：我跟出问题的大企业交流过这个问题，他们打了一个比方，食品安全问题一个是分散的家养的体系，现在收生猪也是分散去收的。
石述思：最后想请四位专家从四个方面对企业未来加强食品安全工作提一条建议，字数最好不要超过140个字。
徐昇宏：1.知道怎么做是非常重要的。2.知道怎么做并不代表你真的做好。要每次做到。3.只有自身做好不能保障食品安全，要联动社会从源头到餐桌，从农场到餐桌，大家一起来努力，为所有人努力创造一个让生活更健康，让社会更美好的前景。
钱和：完善食品安全法，有法必依，有法必行。食品安全需要天天抓、每周都抓，月月抓，年年抓，要持之以恒。
秦朔：怎么样发挥媒体舆论功能，让媒体舆论监督过程当中更加自由，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所有利益相关者还是要有敬天畏天的心态，因为“民以食为天”这方面作的孽老天爷也不会宽恕的。
王锡昌：食品安全在于全体素质提高，希望更多的人参加进来共同构筑一个食品安全的堡垒。
石述思：我代表消费者说说我的梦想，任何时候任何地点，只要市场上公开卖的东西我都可以买可以吃，这就是我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