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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先生
一个世纪了，许渊冲的身上始终贴着“狂”的标签。
求学时，他狂。他1921年生，1938年以第7名的成绩考入西南联大，成绩排在外文系的前列，唯一让他服气的同学，大概只有物理系的杨振宁。在同学们的印象里，许渊冲嗓门大、性子冲，人送外号“许大炮”。搞学问，他也狂。他的翻译讲究三美：“音美、形美、意美”，他认为翻译文学作品时，最高标准是传达感情，求真是低标准。翻译出的作品，不仅有传统文化格式上的工整押韵，更有传统文化思想上的意境。他翻着自己译的《约翰·克里斯朵夫》，斩钉截铁地说：“傅雷翻译的不如我。”
2010年，中国翻译协会授予他“中国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2014年8月2日，他获得国际翻译界最高奖项之一的“北极光”杰出文学翻译奖，是首位获此殊荣的亚洲翻译家。如今，他的名片上直接印着“书销中外六十本，诗译英法惟一人”，被许多人指责为狂妄，他却自言“狂而不妄”。“北极光”的奖牌，正放在家里书架顶层醒目之处。老人家仰坐着，将知名的翻译家历历数来。“我这样的人，就这么一个！”他对记者强调说，“几千年来就这么一个！”他认为，中英互译很难，比英法互译难十倍，而这个重担只有中国人担得起。“我们中国人，就应该自信，就应该有点狂的精神。五千年的文化，是智慧的传承，是精神的传递。咱们国家的科技、军事、商业都在走向世界，所缺的就是文化这一项，我要填补的就是这一项。”
许渊冲从1983年开始在北京大学任教，到1991年70岁时才退休。少了教书工作对精力的抢夺，他的译作从先前的20余本，在近30年中增长到150余本。如今，100岁的许渊冲，每天在狭小的屋子里翻译莎士比亚。这实在是一份看不到头的工作，莎士比亚一生有37部戏剧、154首十四行诗。而一个世纪里，他最大的“战斗”恐怕是直译与意译的论战。作 为不折不扣的“意译派”代言人，许渊冲的翻译方式，通常并未改变原文结构，却爱在形容词上下一番功夫，诗词的韵味仿佛揉在他骨血里，哪怕是在许多同行看来应当平铺直叙的时候，他也要在用词的节奏和色彩上，添上自己的理解。
这不能不提到他在西南联大英文系求学的岁月，师从闻一多、钱钟书 、叶公超、吴宓等学贯中西的大学者。许渊冲第一次听吴宓讲翻译，吴宓说，翻译要通过现象见本质，通过文字见意义，不能译词而不译意。吴宓先生借助于柏拉图的“一”与“多”理论，第一个改变了许渊冲的翻译观念。他还记得有一天去听冯友兰讲哲学，冯先生在台上说：“诗的含蕴越多越好。满纸美呀，读来不美，这是下乘;写美也使人觉得美，那是中乘;不用美字却使人感到美才是上乘。”许渊冲把这些话琢磨了几十年，联系到翻译上，悟出“形似是下乘，意似是中乘，神似是上乘”。他自诩按照这条路译诗，就能“在天地境界逍遥游”。
在西南联大求学的岁月，时隔将近一个世纪，仍然铭刻在许渊冲的记忆里。在这里，他听了“闻一多讲《诗经》，陈梦家讲《论语》，许骏斋讲《左传》，刘文典讲《文选》，罗庸讲《唐诗》，浦江清讲《宋词》《元曲》，朱自清讲《古诗十九首》”。50年后，许渊冲把《诗经》305篇、《古诗十九首》、《唐诗》150首、《宋词》150首、《西厢记》四本十六折，都翻译成为格律体的英文诗;把《唐诗》《宋词》各100首，译成押韵的法文。
1948年，许渊冲前往法国巴黎大学留学，得以精通法语。3年后回国，在北京外国语学院法文系教书。他直接表达了自己的学术建议——共产主义“翻译错了”，原文没有“产”的意思。幸好，他这一观点被归入了“学术问题”。可他“狂妄自大”的形象也自此流传开去。“三反”运动时，他被评价为“个人英雄主义”和“名利思想严重”，检讨做了7次。
1958年，他开始把毛泽东诗词译成英文和法文。许先生在翻译毛泽东诗词“不爱红装爱武装”时，坚持使用韵文反对用分行散文的方式进行翻译，文革中被造反派们抓到了机会，打着“歪曲毛泽东思想”的借口，他被拉到大太阳底下被批斗。可周围的喧嚣声仿佛与他隔绝一般，他一边被暴晒，一边不肯罢休地嘀嘀咕咕，琢磨着怎么翻译《沁园春·雪》。一会儿觉着，自己把“惟余莽莽，顿失滔滔”的音韵节奏都翻译出来了，一会儿发现，自己成功地把“略输文采，稍逊风骚”的对仗也译出了精髓。他神游天外暗暗得意，深觉找到了“消磨时光的绝妙方法”。有一次他被带刺的树枝实打实地抽了100下，疼得他只能坐在妻子照君帮他找来的救生圈上。可即便是皮肉之苦，也没能消磨掉“许大炮”在学术上顽强的战斗意志。多年后，在纪录片《我的时代和我》中，主持人问许渊冲先生：“您在翻译的过程中，最痛苦和最快乐的时刻是什么时候？”他毫不迟疑地回答道：“没有痛苦，没有痛苦，没有。”他解释道，“我翻译同样一句话，我翻译的比人家好，又或是翻的比自己更好，这就是乐趣所在，并且这个乐趣是别人夺不走的。”
百岁的许渊冲精力仍显充足，他早早学会了使用电脑，如今的翻译工作，都是用他书房里的台式电脑完成。翻得沉迷起来，就半宿半宿地熬夜，每天都工作到凌晨三四点。
2018年，与他携手了大半生的妻子去世了。那段时间他异常沉默，有时甚至一晚上只睡一两个小时。他曾在书里数次赞叹雪莱的名言：“爱情好像灯光，同时照两个人，光辉并不会减弱。”一个失眠的夜里，他从床上一轱辘爬起来，又坐到桌前，开始翻译。“只要我沉浸在翻译的世界里，我就垮不下来。”他说。
沉淀大半生，观点梳理成理论，许渊冲一句“翻译是艺术”，将翻译视作“两种语言的竞赛”，将文学翻译视作“两种文化的竞赛”。他不肯满足于再现原文，更乐意“胜过原文”。
在他的作品《翻译的艺术》前言中，他写道：“英国翻译家认为‘林纾翻译的狄更斯作品优于原著’……这应该是我们文学翻译工作者努力的方向，如能再创造出‘胜过原作’的译文来，那就是给世界文化灌输新的血液，可以使世界文化更加光辉灿烂。”
这位翻译大师最爱翻译的是诗词，对音韵的美感，他几乎求索了一辈子。
如今，50年前的“未来”早已成为过去。横跨大半个世纪，他仍然记得求学时，西南联大门口的路。一条是公路，一条是学子们天长日久踏出的小路。可他最爱的是一条自己独自觅出的路，月夜、黄昏、河畔的影子，以及自己踏出的脚印，都是这位老人专属里的美好回忆。
他写道：“我过去喜欢一个人走我的路，现在也喜欢一个人走我的路，將来还要一个人走自己的路。”
一个世纪了，许渊冲的身上始终贴着“狂”的标签。
求学时，他狂。他1921年生，1938年以第7名的成绩考入西南联大，成绩排在外文系的前列，唯一让他服气的同学，大概只有物理系的杨振宁。在同学们的印象里，许渊冲嗓门大、性子冲，人送外号“许大炮”。搞学问，他也狂。他的翻译讲究三美：“音美、形美、意美”，他认为翻译文学作品时，最高标准是传达感情，求真是低标准。翻译出的作品，不仅有传统文化格式上的工整押韵，更有传统文化思想上的意境。他翻着自己译的《约翰·克里斯朵夫》，斩钉截铁地说：“傅雷翻译的不如我。”
2010年，中国翻译协会授予他“中国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2014年8月2日，他获得国际翻译界最高奖项之一的“北极光”杰出文学翻译奖，是首位获此殊荣的亚洲翻译家。如今，他的名片上直接印着“书销中外六十本，诗译英法惟一人”，被许多人指责为狂妄，他却自言“狂而不妄”。“北极光”的奖牌，正放在家里书架顶层醒目之处。老人家仰坐着，将知名的翻译家历历数来。“我这样的人，就这么一个！”他对记者强调说，“几千年来就这么一个！”他认为，中英互译很难，比英法互译难十倍，而这个重担只有中国人担得起。“我们中国人，就应该自信，就应该有点狂的精神。五千年的文化，是智慧的传承，是精神的传递。咱们国家的科技、军事、商业都在走向世界，所缺的就是文化这一项，我要填补的就是这一项。”
许渊冲从1983年开始在北京大学任教，到1991年70岁时才退休。少了教书工作对精力的抢夺，他的译作从先前的20余本，在近30年中增长到150余本。如今，100岁的许渊冲，每天在狭小的屋子里翻译莎士比亚。这实在是一份看不到头的工作，莎士比亚一生有37部戏剧、154首十四行诗。而一个世纪里，他最大的“战斗”恐怕是直译与意译的论战。作 为不折不扣的“意译派”代言人，许渊冲的翻译方式，通常并未改变原文结构，却爱在形容词上下一番功夫，诗词的韵味仿佛揉在他骨血里，哪怕是在许多同行看来应当平铺直叙的时候，他也要在用词的节奏和色彩上，添上自己的理解。
这不能不提到他在西南联大英文系求学的岁月，师从闻一多、钱钟书 、叶公超、吴宓等学贯中西的大学者。许渊冲第一次听吴宓讲翻译，吴宓说，翻译要通过现象见本质，通过文字见意义，不能译词而不译意。吴宓先生借助于柏拉图的“一”与“多”理论，第一个改变了许渊冲的翻译观念。他还记得有一天去听冯友兰讲哲学，冯先生在台上说：“诗的含蕴越多越好。满纸美呀，读来不美，这是下乘;写美也使人觉得美，那是中乘;不用美字却使人感到美才是上乘。”许渊冲把这些话琢磨了几十年，联系到翻译上，悟出“形似是下乘，意似是中乘，神似是上乘”。他自诩按照这条路译诗，就能“在天地境界逍遥游”。
在西南联大求学的岁月，时隔将近一个世纪，仍然铭刻在许渊冲的记忆里。在这里，他听了“闻一多讲《诗经》，陈梦家讲《论语》，许骏斋讲《左传》，刘文典讲《文选》，罗庸讲《唐诗》，浦江清讲《宋词》《元曲》，朱自清讲《古诗十九首》”。50年后，许渊冲把《诗经》305篇、《古诗十九首》、《唐诗》150首、《宋词》150首、《西厢记》四本十六折，都翻译成为格律体的英文诗;把《唐诗》《宋词》各100首，译成押韵的法文。
1948年，许渊冲前往法国巴黎大学留学，得以精通法语。3年后回国，在北京外国语学院法文系教书。他直接表达了自己的学术建议——共产主义“翻译错了”，原文没有“产”的意思。幸好，他这一观点被归入了“学术问题”。可他“狂妄自大”的形象也自此流传开去。“三反”运动时，他被评价为“个人英雄主义”和“名利思想严重”，检讨做了7次。
1958年，他开始把毛泽东诗词译成英文和法文。许先生在翻译毛泽东诗词“不爱红装爱武装”时，坚持使用韵文反对用分行散文的方式进行翻译，文革中被造反派们抓到了机会，打着“歪曲毛泽东思想”的借口，他被拉到大太阳底下被批斗。可周围的喧嚣声仿佛与他隔绝一般，他一边被暴晒，一边不肯罢休地嘀嘀咕咕，琢磨着怎么翻译《沁园春·雪》。一会儿觉着，自己把“惟余莽莽，顿失滔滔”的音韵节奏都翻译出来了，一会儿发现，自己成功地把“略输文采，稍逊风骚”的对仗也译出了精髓。他神游天外暗暗得意，深觉找到了“消磨时光的绝妙方法”。有一次他被带刺的树枝实打实地抽了100下，疼得他只能坐在妻子照君帮他找来的救生圈上。可即便是皮肉之苦，也没能消磨掉“许大炮”在学术上顽强的战斗意志。多年后，在纪录片《我的时代和我》中，主持人问许渊冲先生：“您在翻译的过程中，最痛苦和最快乐的时刻是什么时候？”他毫不迟疑地回答道：“没有痛苦，没有痛苦，没有。”他解释道，“我翻译同样一句话，我翻译的比人家好，又或是翻的比自己更好，这就是乐趣所在，并且这个乐趣是别人夺不走的。”
百岁的许渊冲精力仍显充足，他早早学会了使用电脑，如今的翻译工作，都是用他书房里的台式电脑完成。翻得沉迷起来，就半宿半宿地熬夜，每天都工作到凌晨三四点。
2018年，与他携手了大半生的妻子去世了。那段时间他异常沉默，有时甚至一晚上只睡一两个小时。他曾在书里数次赞叹雪莱的名言：“爱情好像灯光，同时照两个人，光辉并不会减弱。”一个失眠的夜里，他从床上一轱辘爬起来，又坐到桌前，开始翻译。“只要我沉浸在翻译的世界里，我就垮不下来。”他说。
沉淀大半生，观点梳理成理论，许渊冲一句“翻译是艺术”，将翻译视作“两种语言的竞赛”，将文学翻译视作“两种文化的竞赛”。他不肯满足于再现原文，更乐意“胜过原文”。
在他的作品《翻译的艺术》前言中，他写道：“英国翻译家认为‘林纾翻译的狄更斯作品优于原著’……这应该是我们文学翻译工作者努力的方向，如能再创造出‘胜过原作’的译文来，那就是给世界文化灌输新的血液，可以使世界文化更加光辉灿烂。”
这位翻译大师最爱翻译的是诗词，对音韵的美感，他几乎求索了一辈子。
如今，50年前的“未来”早已成为过去。横跨大半个世纪，他仍然记得求学时，西南联大门口的路。一条是公路，一条是学子们天长日久踏出的小路。可他最爱的是一条自己独自觅出的路，月夜、黄昏、河畔的影子，以及自己踏出的脚印，都是这位老人专属里的美好回忆。
他写道：“我过去喜欢一个人走我的路，现在也喜欢一个人走我的路，將来还要一个人走自己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