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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烈
“李翔伟，我们合张影吧！”
一群人在饭桌上笑作一团。
几天前，一篇《我朋友是行为艺术家，他把杨永信家里的电给断了》把李翔伟推向流量顶峰。朋友们在饭桌上揶揄，说他成了“网红”，他觉得这事挺好笑，于是索性跟朋友们正经八百拍了照——“咔嚓”一声，把这件事消解掉了。
作为一个行为艺术家，“李翔伟”的爆火成为他自己最出人预料的行为艺术品。假装给杨永信家断电，虚构了一个毕业生“王大力”，把学校的处分书“穿”在身上，给上海双年展的展位测空气质量……凭借网络的火速传播，李翔伟的作品成功“出圈”。
一时间，强烈、直白、有攻击性成为李翔伟留给大众的突出印象，他成了被评论踩在脚底的“无赖” “泼皮” “精神病”，离经叛道，伤风败俗，也成了被捧上神坛的“天才” “奇人” “理想国国王”，超乎常人，“做大家想做而不敢做的事。”
“这太夸张了，”李翔伟迅速把自己从风暴圈里剥离出来，“他们都觉得我直接又大胆，实际上我忧郁又脆弱。”
一年前，广州美术学院的大四学生李翔伟从学校宿舍搬到了附近的城中村，每月花500块钱，租了一个占地10平米的小屋。为了写论文，李翔伟给自己定了目标：早上9点起床，晚上10点睡觉——目标没有实现，他尴尬地解释，“因为每天都是12点起床，时差很难倒过来。”这几年李翔伟也常常失眠，理由同样朴素——因为“运动做得太少，精力消耗不够”。最近，李翔伟刚开始重启他的运动计划，上周，他跑了一次步，游了一次泳，但是计划没什么后续，因为“以前每次也都是这样”。
和人们看见的作品所代表的“李翔伟”不同，另一个“李翔伟”空洞、焦虑、安全感低。
晚上睡不着，李翔伟会虚构一个“睡前故事”来帮助入眠：设想自己在游戏《我的世界》的某个场景中，因为这样“封闭而安全”，就像他现在住的地方，只有两个门和一扇窗。
他讨厌大的地方，拒绝看不见的空间，也不敢逛商场，害怕走在明亮灯光和精致人群中。焦虑的时候，李翔伟喜欢兜圈，有时他疯狂坐公交车，在一条线路上持续往返。还有一段时间，他常常绕着出租屋楼下的村子一圈一圈地转。村子的工地上偶尔有疯子、流浪汉逗留，李翔伟会跟着他们到处晃荡，然后停下来，盯着他们看上一两个小时：“我观察他们，觉得他们很奇怪，可能别人观察我，也觉得我很奇怪。”
关于“游荡者”，李翔伟曾写过影像剧本。他构想了一个房东“儿子”的角色，因为拥有所有房间的钥匙，就把自己的时间填充进不同房客的空间：“他在理工男的房间里吃饭，在单身少女的房间里洗澡，在中年男人的房间里吸烟……所有时间错开，天衣无缝。”房东的儿子从未暴露行踪，也始终保持节律、从不越界。直到过年，返乡者倾巢而去，在无人的空间里，“游荡者”打破了计划，也失去了节制——人们回来后才发现，房东的儿子早已死去。
“某种程度上这就是我，只是人们并不知道我还有这样一些作品，还有这样一种状态。”
李翔伟明白，一个人形象的偏差就像一个作品所带来的效果，其走向往往不可预估。在强烈的褒奖和抨击中，他一直试图从“李翔伟火了”的事件中跳出来，分析背后的因果：“我的作品只是包含在事件中的一个小部分，或者说是一个引爆点，其实是因为大家想讨论和关注这个东西，才会造成現在的效果。”
在自我分析中，李翔伟发现关于“强烈”的逻辑也很有趣：当所有人都不表达的时候，有一个人表达了，这个人就凸显出来;而当所有人都表达的时候，有一个人沉默，这个人也会变得醒目。
“只不过大家都不表达，而我表达了，所以我变得不一样了。”李翔伟笑了笑。
真实
在李翔伟的作品中，“虚构”是重要的表现形式。
2017年6月23日，李翔伟在广州美术学院的学位授予仪式上虚拟了一位毕业生“王大力”，并顺利以“王大力”的身份上台接受了院长的学位授予。2017年8月20日，李翔伟发布纪录影像《一次电击治疗》，宣称于8月19日晚将杨永信家中的电源切断了。2018年8月，李翔伟在淘宝上花68元定制了两个高仿DVD光盘，他以《真假美猴王》为素材，制作了伪造作品的内容影像《谁是李翔伟？》，8月29日，他将伪造的作品带进艺术机构“录像局”，并归置于艺术家胡向前名下。
在李翔伟的这些作品中，真实的界线变得模糊。毕业生“王大力”的身份没有遭受任何人怀疑，李翔伟毫无阻碍地成为了另一个人，并顺利完成了一个虚构身份的“确认”过程。“也没有人知道杨永信的家在哪里，所以我虚构了这个事件。其实我只是拉了朋友家的电闸，但没有人会去质疑，”李翔伟深谙这种事件背后的传播逻辑，“热点事件一旦被传播起来，背后的事实反倒没那么重要了，大家更愿意去相信那些被推出来的东西。” “李翔伟”本人的爆红印证了同样的逻辑，但这并不让他觉得意外，外力和意见的施加下，任何形象都会产生模糊和偏差，这其中包括他自己对“李翔伟”的认知。
作为一个创作者，李翔伟常常陷入自我怀疑。他害怕观看自己过往的作品，觉得它们陌生、疏远，有时甚至想不起制作它们的目的。但是，为了确认自己的某种“脉络”，李翔伟又会“忍不住一次次回头去看”。对李翔伟而言，过去的作品尽管生涩，但就像还未组成一把斧子的石块和木料，那些部分成为一种工具，帮助他了解自己每个时期的状态，并重现一个自我组建的过程。
现实生活中，李翔伟同样在持续这个组建和确认自己的过程。
1995年，李翔伟出生在山东临沂，他的父亲做生意、开工厂。李翔伟从小被称作“XXX的儿子”，在父亲的话语权下，他仿佛成了“失语者”。多年来，李翔伟和父亲的关系不好，每年放假回家，父子俩几乎都有一场冷战。父亲控制欲和表达欲极强，有时候对着李翔伟说教一个下午，李翔伟的态度是“尽量少说话”。“表达太多观点，我爸会生气。”
在李翔伟的“焦虑”中，与父亲的矛盾关系占了大部分。父亲从小对他要求严格，他为李翔伟排除一切学习之外的事物，并对儿子以优异成绩考取大学寄予厚望。生活在一个人口大省中，李翔伟早已习惯了这种“高考至上”的价值体系，对他来说，不论是父亲还是杨永信，背后都是某种价值体系里的固化结构。
这种固化在他的生活里随处可见，正常的表达意图常常被截断和制止。李翔伟经历过太多这样的事例。高二时，他被语文老师找去参加作文比赛，因为时间紧，他抽了一节体育课的时间，去语文老师的办公室准备比赛事宜。然而，事情被班主任知道，他被从语文老师的办公室里撵了出来，还被痛骂一顿。当时他的学习成绩不错，本可以轻松考取一所本科院校。但从这件事开始，李翔伟对周围环境的判断发生改变——他开始考虑学画。
当然，改换轨道并非易事，转学美术遭到了父亲的反对，周围人也对他投来鄙夷的目光：“物理老师说学美术以后要去卖番薯，还有同学说我平时没什么正经事，不重要的活就应该交给我来做。”
这些观点对李翔伟造成冲击，现实生活也让他看到更多荒诞。在成长过程中，李翔伟不断发现某种魔幻和扭曲：他见过身边的富二代们开着豪车出去花天酒地，口袋里却没有一分钱，也知道了为了调解矛盾、调换座位，家长们可以一掷千金。
“你说这些事情，哪一个不是真实的，哪一个不比我的作品强烈？”李翔伟反问。
对立
在荒诞的现实以及固化的价值体系面前，李翔伟似乎别无选择地被置于某种“对立”层面，这种对立无时无刻不体现在他的作品中，也成为他身上难以摘去的标签。
2016年11月13日，李翔伟在校内喷绘包括“不准随便涂鸦” “不准随地大小便” “不准30度以下开空调” “不准12点以后洗热水澡”等在内的12条标语。2017年5月9日，因为在校内喷漆、制造噪音等原因，李翔伟收到来自校方的处分书，出于“反省”，李翔伟将处分书印在T恤背面，并穿着T恤在红砖厂当代艺术馆进行了“面壁思过”。2018年11月13日，李翔偉在淘宝上花49.9元购买了一个甲醛测试仪，11月16日，李翔伟将测试仪带进上海双年展，并对30个作品的展点进行了空气质量检测。
从T恤与学校、T恤与艺术馆，到标语与物业公司、甲醛测试仪与上海双年展，表面看来，所有关系呈现出鲜明的对立性。实际上，李翔伟一直在试图通过这种方式，对空间、结构、关系进行介入和讨论。
“从客观上讲，我理解学校对我的处分，只不过我觉得有些细节是值得讨论的，比如说所谓的‘破坏秩序’，这种评价是如何与我的作品联系起来的？又是怎么具体处理的？我在意的是这些讨论，而不是处分能否撤销。”
李翔伟很乐于去搭建这种讨论，也从不拒绝接收关于作品的反馈。对于不同的反馈声音，李翔伟有自己的分类处理机制：单纯的谩骂以及“耍小聪明” “无赖”这样贴标签式的形容词和名词，他认为无效，只进行“接收”;而从理性辨析的角度就事论事的，他认为有效，并选择“接受”。有网友曾说他“破坏规则” “毁坏公物”，李翔伟觉得这就很值得讨论：“我的作品更多是在一个物体上施加一个图像，比如在油管上喷‘YouTube’，在一面墙上涂写一句标语，我只是在人们使用物品的过程中提供一种新的想法或感受，并不是破坏一个物品的使用功能——真的把一件东西破坏掉，让它完全没有办法使用，那它就不能留下一个讨论的空间。”
“他们会觉得你对他们进行了‘干扰’？”
“即使不在艺术创作的角度，‘干扰’也是不可避免的。就算是一个路人穿着怪异的衣服，或者他有怪异的发型，他也会干扰到一个正常的秩序。”
李翔伟不认为“干扰”造成了冲突和解构。有人评价他的作品背离传统美学，对严肃理论造成消解，他不认同：“首先，经过漫长时间所确立下来的美学理论，并不会因为我的一个简单举动就遭到消费和消解;其次，理论和我的实验也并不冲突。”
有人反对他“点子化”的创作方式，但这恰恰是李翔伟突破现状的途径。李翔伟认为，艺术不应该成为被少数人消费的东西，它应该走出圈子外，让更多的人看见，并且让更多的人看懂。
“很多作品都很宏大，或者说大家看不懂。其实看不懂就是存在问题的，你必须去面对这些问题。艺术作品不是要给人强加知识和观点，也不一定要做出某种改变，只是去引起思考，或者回到最根本的——你至少要值回票价嘛！”
出口
面对艺术的宏大提问，李翔伟没考虑太多，他只是持续不断地用自己“点子化”的作品方式去探索改变的出口。
一周前，李翔伟给楼下村子里许多毫不相关的东西喷上了“安全出口”的标识——铁门被拆走的墙上，工地的围栏，公共厕所，水管，超市旁的窄巷……对李翔伟来说，这些作品无厘头，甚至不太成立，但他觉得不是问题，就像过去很多次用喷漆完成的作品一样，这些“安全出口”更像是他在情绪上的一种表达，它们简单、直接、随意，在某种程度上“安慰”了他，而这对他而言“或许意义更大”。
小的尝试犹如开关，帮助李翔伟触动并打开通往真正出口的道路。一直以来，李翔伟都喜欢在作品中留下自己的姓名、电话、微信二维码，这对他来说就是某种出口：一个跟外界联系的方式永远意味着“更多可能”。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他的“出口”的确让更多人看见了他，并使他暂时摆脱了一个圈子的固有限制，跳跃至一个更大、更开放的平台。不过，越快的出现必定伴随越快的消失。“我一直在重复这样一个过程，就是别人不断看到我，然后忘记我，我再次让他们看到我，然后他们再次忘记我。”作为一个现代人，李翔伟接受这种重复，“网络让你更便利地出现在别人视野里，你自然也要接受更快地被人忘掉。”
在出现与消失的重复中，李翔伟不断面对自我的推翻与重构。这很像他做的“我是不是一个当代艺术家“的喷漆实验——在565路公交车线路的30个站牌下，李翔伟曾经用“我是一個当代艺术家”和“我不是一个当代艺术家”的交替质问，串联起这种游走极端的过程：“ ‘李翔伟’从来不是固定的，我一直在自我肯定和自我否定的极点中来回，中间连接我的是一段又一段漫长的时间。”
对李翔伟而言，这种推翻和重建是不断打破幻想的过程，也是舍弃经验束缚，避免落入自我限制的过程。现在他最大的资本就是年轻，因此他不害怕任何推翻和重建。“没有包袱是最好的”，作为一个23岁的年轻艺术家，李翔伟不想因为顾虑太多而过早“老去”，也不想因为某个作品的昙花一现而被人们过早定义。
当人们还无法定义他的时候，他也就掌握了对自己的定义权，“我是我自己的线索，这也是‘李翔伟’为什么对我这么重要的原因。虽然它不构成一个艺术脉络，但这个线索非常真实，清晰可见。”过去，李翔伟没有太多机会让自己和自己的作品被人看见。现在他终于不用再以谁的儿子的身份去介绍自己，也不用活在谁的话语权下，他就是“李翔伟”。
不过，“看见”并不是李翔伟的终点。作为一个乐于寻找出口的人，李翔伟仍在持续搭建与父亲的对话，也仍在探求与看似对立的事物的沟通。
十年前，在李翔伟的老家，爷爷曾为他种下一片杨树林，按照约定，树林长大后将会被出售，成为他上大学的学费。几年前，爷爷去世，李翔伟与父亲回到老家，看着即将被砍伐的树林，他感到不舍。在整理后院的间隙，李翔伟对父亲坦言：他希望将树林留下，这样，以后他也能带着自己的孩子，来看看爷爷曾经为他种下的树林。
李翔伟深刻地记得，父亲在听到这些话之后愣了几秒。
“可能因为我跟我爸是父子关系，而他跟我爷爷也是父子关系。”后来，父亲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坚持保留这片树林。直至最近，杨树林长得太高，容易被风吹到，才不得已卖掉。
“但是我觉得，我爸的心里应该已经产生了变化，”李翔伟略微低头，陷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