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洱的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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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昏时分,山色渐暗,山坳里的村落,开始有炊烟升腾。
  3月31日傍晚,《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来到位于云南省思茅市干海子镇的干海子茶场。
  “正是收工的时候,村里人都该回来了。”站在洒满夕阳的山坡上,干海子茶场场长徐世华操着云南方言的普通话与记者交谈着。
  此时,39岁的彝族茶农杨顺华和妻子已把采摘的鲜叶送到了普洱茶加工厂,两个人背着空背篓,正走在回家的路上。
  “要想了解茶农的生活,你们可以找杨顺华。”顺着徐世华手指的方向,记者看到了杨顺华。 “采访我?呵呵,我有什么好采访的,又不是名人……”杨顺华有些害羞地笑着,顺着杂草丛生的小路,大步走上山岗。
  
  普洱茶改变了农民生活
  
  “那时候,每天想的最多的,是什么时候能填饱肚子。”十年前,29岁的杨顺华带着一家老小,从临苍乡下搬迁到了干海子,开始种植大叶种茶树。“当时茶叶不值钱,茶树也不多,我们两个人(加上妻子)忙一年,收入不到两千元。”杨顺华告诉记者,90年代中期,村里号召大面积种植茶树,但由于茶叶的收购价和产量都很低,农民的积极性并不高,自己有茶园的,1公斤鲜叶卖不到10元钱,承包茶园的农户就更惨了,采摘1公斤鲜叶收入仅几毛钱。
  “现在好了,不算养鸡养猪,光承包茶园,上交鲜叶,一个人一年的收入就超过了万元。如今,寨子里通上了柏油路,家家都有彩电、摩托车。”谈起现在的生活,杨顺华一脸的幸福,“一年可以杀三头猪吃,天天吃肉,过去,做梦也不敢想啊!”
  “说一千道一万,还是党的富农政策好,种植茶树让农民过上了好日子。”思茅市茶产业发展办公室副主任刘标告诉记者,“在思茅市的257万人口中,从事普洱茶产业的人口超过了100万,这还不算老人和孩子。所以,普洱茶是思茅市经济发展的命脉。”刘标告诉记者,思茅市10个县区有7个国家级贫困县。为了尽快脱贫致富,市委市政府提出:不管做什么事情,首先要想的其宗旨只有一个,那就是如何让农民的生活好起来。这些年,政府出资培育、购买优良茶树种,然后无偿送给茶农种植,其茶树的所有权和经营权都归茶农所有。这样的举措,让山里人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思茅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林照森告诉记者,“十一五”期间,思茅计划种植现代茶叶面积100万亩;计划发展茶树林面积100万亩;加强和保护利用古茶树面积136万亩;实现产值超过50亿元。
  就在茶农们为好日子喜悦的同时,一个巨大的计划也在紧锣密鼓地实施中—在2007年4月8日举行的“第八届中国普洱茶节”和“第二届全球普洱茶嘉年华会”举行期间,思茅市将正式更名为“普洱市”。
  “对普洱茶产业和思茅市的经济发展而言,‘普洱市’的诞生是个里程碑,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思茅市委副书记朱飞云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专访时表示,“4月8日,注定会是一个历史时刻,我们在见证历史。”
  
  盛世盛会盛典
  
  “2800多名来自北京、上海、广州、东南亚及世界各地的嘉宾,加上慕名而来的省内外游客,估计此次盛会将超过1万人。这还不算我们的10多万城市居民……想象一下吧,这将是多么盛大的活动啊!”电话里,思茅市委副书记朱飞云的语气异常兴奋。
  据《中国经济周刊》了解, 4月8日举办的系列活动包括:“第八届中国普洱茶节”、“第二届全球普洱茶嘉年华会”、 “思茅市更名为普洱市庆典”、“百年贡茶回归普洱”系列活动、“三百”茶会系列活动、“普洱茶人”系列评比活动、普洱茶拍卖活动和“第四届全国民族茶艺茶道表演大赛”等。
  “百年贡茶回归普洱,是第八届中国普洱茶节系列活动之一,亦是最引起茶界广泛关注的一件大事。”朱飞云告诉记者,普洱金瓜贡茶,是现存陈年普洱茶中的绝品。港、澳、台茶界称其为“普洱茶太上皇”,是普洱茶的象征。延至今日,存世之御制金瓜贡茶仅两陀,分别在北京故宫博物馆和杭州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它们被视为国宝而精心珍藏。
  而本次百年普洱金瓜贡茶回归普洱系列活动共分为北京、上海、广东、昆明和普洱五大板块。由60多人和6辆车组成的盛迎队伍将护送着这块百年普洱贡茶,依次跨越北京、河北、广州、云南等9个省市,行程近万里,最后到达普洱茶的故乡—云南省思茅市进行展出。
  4月1日,记者获悉,“百年贡茶”已经运抵广州,不久将启程“回家”。
  “我正忙着给市委市政府的办公楼和带有‘思茅’字样的牌匾照‘纪念照’,将来,这些照片也许会有不小的收藏价值呢!” 一个本地的摄影爱好者说。
  “到时候,会有大型盛装游行、篝火晚会、歌舞表演、现场品茶等好多活动的,一定好玩极了。”特意从河南赶来参会的普洱茶经销商向记者表示,“这次一定要真正融入到普洱茶的文化中去,不能白来。”
  “届时,来自全国和海外的100多家媒体,将把节会盛况传播到世界各地,让全世界来见证这一历史时刻,‘中国茶城’的诞生,将让世界瞩目。”朱飞云副书记表示。
  
  城市更名,叫响普洱茶“金”字招牌
  
  思茅市位于云南省西南部,国土面积4.5万平方公里,总人口257万。全市辖九县一区,其中九个县是少数民族自治县。有哈尼族、彝族、佤族、拉祜族、傣族等14个世居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60%。思茅市具有独特的区位优势,与越南、老挝、缅甸三国接壤,是中国连接东南亚国家的重要通道。
  思茅市委副书记朱飞云告诉记者,普洱是“世界茶源、中国茶城、普洱茶都”。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有全球唯一的、距今3540万年的景谷宽叶木兰化石,境内广泛分布的、距今2700万年的中华木兰化石;镇沅千家寨2700年的“世界茶王”及其大面积的野生古茶树群落;澜沧邦崴1700年的过渡型古茶树;澜沧景迈山1300多年的千年万亩栽培型古茶园,以及近百万亩的现代生态茶园,这些使得中国乃至世界茶树生长繁衍的链条环环紧扣,延续进化的轨迹清晰可辨。“正是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少数民族先民‘濮人’最早发现、驯化和利用了茶,他们是中华茶史上的神农!”朱飞云副书记说。
  
  “小城大奖”与“中国茶城”
  
  思茅市之所以要更名,主要是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为实现历史的回归。历史上,先有普洱山,山上出产普洱茶,之后才有了普洱府。解放之后,普洱府陆续更名为普洱区、普洱地区、思普地区、思普专区、思茅地区等。历史上,普洱是普洱茶的集散地,普洱茶因此而得名。目前普洱茶产销两旺,思茅市在改为普洱市后,将对普洱茶产业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二是考虑为了重振普洱茶雄风。目前在思茅有一半以上的人从事普洱茶产业,普洱茶产业发展的好与坏直接关系到老百姓的生活和收入。
  采访中,一个现象引起了记者的注意,一个城市人口只有10多万的中小城市,在全球普洱茶产业中的知名度却非常高。“全球十大茶人”、“茶马奖”等世界级奖项均由思茅市组织评选,并具有极高的权威性。
  
  
  云南龙生集团董事长朱启忠:“我见证了普洱茶的复兴”
  崔晓林邹锡兰
  
  “大片的荒山,就那么静静地躺在那里,年复一年。当时我就想,我会让荒山变成宝藏的。”提起20多年前的往事,云南龙生绿色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下称“龙生集团”)董事长朱启忠的心里至今都不能平静。
  1986年,刚从农校毕业的朱启忠和另外三个伙伴一起,被分配到思茅茶叶技术推广站,做了一名技术员,在进山实地考察茶树种植情况时,眼前的场景深深刺痛了他的神经。当时,在西南边陲的大山里,由于信息闭塞,交通不便,加上观念比较陈旧,山里人的日子过得十分艰难,可以拿出来换成钱的东西,除了一些山野菜,再没有别的了。一边是吃不饱肚子的山民,一边是闲置、荒芜的大面积山林,面对这样的窘境,一个大胆的计划在朱启忠心头油然而生。
  就在那一年,朱启忠辞去铁饭碗,与伙伴一起成立了自己的公司。
  
  坚定:找准目标,永不回头
  
  当初喝茶、做茶都源于兴趣,在把茶业作为事业进行投资后,因喜欢普洱茶,所以并不像大多数商人那样只是一味谋取眼前利益,更多的是考虑普洱茶的文化价值。把为普洱茶文化的继承和发扬作贡献作为自己的目标。
  目前,茶叶产区的各级政府都非常重视普洱茶产业的发展。茶在思茅地区是一项重要的产业。对于生产厂家而言,在打造品牌的同时,更要把产品质量放在首位。而我们的经营理念是,在出精品,抓质量的同时,也将尽力把普洱茶的文化内涵体现在各个方面,比如外包装,采用江南的雕刻,以精美、便于收藏为首选。
  近期推出一款以佛教禅语为主题的精美普洱茶系列,产品还没等上市,就被一些收藏者抢光了。
  普洱茶积淀着中国一千多年的文化内涵。如果单纯追求经济效益而忽略了文化内涵,就完全失去了茶的魅力。由于 “文化”概念很难定价,加上又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在操作中,经常会与效率背道而驰;这些都使得人们容易落入为文化而文化的陷阱,忽略了文化行销的商业目的,结果,往往很难“销”起来!
  从经营的角度看,文化是顾客在超出有形的商品和可以描述的服务内容之外所希望得到的东西。为顾客提供的这种东西越多,顾客就会对产品有依赖感,在顾客的心中就会形成某个固定的联系或形象,这种联系超乎有形的产品或可计量的服务,这才是文化经营的魅力。
  
  “连锁经营打造普洱茶品牌”
  吴建辉
  
  近年来,普洱茶收藏与品饮风生水起,引发了消费者理智的茶兴,普洱茶提高了生活的品位,给平淡的生活添加了滋养情趣的话题。
  普洱被誉为茶中之茶,蕴含着丰富的茶文化历史,大多喜欢普洱的人并不关心它的历史,也不熟悉真正的普洱。
  长期以来,中国茶产业都处在一种比较混乱的时期,长时间的各自为战让众多茶道疲惫不堪,大多茶商只顾眼前利益,不重视品牌文化建设,只是为了“卖”而“卖”。
  
  目前,云南省普洱茶综合标准经云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组织审定后,已批准发布。在普洱茶的强制标准中,明确规定了普洱熟茶的水分、总灰分、粉末、茶多酚等理化指标,如散茶的水分≤13%,总灰分≤8%;在安全性指标中,沙门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等致病病菌是绝对“不得检出”的。这些指标也解答了长期以来许多消费者心头的疑问和社会争论。
  这套综合标准是规范市场、引导消费和企业组织生产、质量检验、贸易、仲裁的“重要依据”;同时“淘汰”了一批加工条件差、管理粗放、资源消耗大、确实不符合食品质量安全要求的普洱茶生产企业,促进了普洱茶生产走上“公司 茶农 基地 标准”的产业化道路。
  综合标准的出台,将促使省内企业通过标准化生产树立云南普洱茶的品牌形象,并通过规范企业行为促使整个行业健康快速发展。一些业内人士认为,一旦云南普洱茶生产企业严格按照标准操作,无疑“压上加压”,届时外省一些企业为了求得自身生存发展,必然要提升产品质量,最少也要达到综合标准,否则会失去竞争力,最终被淘汰出局。因此,这个综合标准虽然是地方标准,规范的却是全国的普洱茶市场。
  
  普洱:天生的投资工具
  马嘉
  
  把普洱比喻成证券,是一个崭新的命题。把普洱证券当作一个经济学分支来研究,并非来自虚指,而是来自我国历史丰厚的茶叶经济革命,并植根于云南乃至全国普洱茶的经营实践。
  普洱证券论,在于用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来推动普洱茶事业的发展。把普洱作为证券架构来考虑,必将提升普洱茶的生产和经营空间,推动更多地交易资本进入普洱市场。
  
  茶叶经济的三次革命
  茶叶经济发展到今天,应该说是一个不断完型化的过程。从经济模型和经济效果看,茶叶经济的完型化是伴随着茶叶经济的三次革命而实现的。每一次革命,都带来茶叶经济和茶叶市场的迅速发展和繁荣,并推动了茶叶的进一步普及。
  
  茶叶经济的第一次革命完全是植物学意义上的。在洪荒时代,茶叶就成为先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茶叶不仅成为一种生活的品位,更成为一种市井和宫廷共享的必备生活用品。我们的祖先对茶叶经济完成的第一次革命,就是从原生状态的植物采摘逐渐演变为人工种植,并不断集中化和规模化。这个过程是缓慢的,经历了上千年。
  茶叶经济的第二次革命是基于分类学意义上的。
  所谓“龙生九子,九子不同”,不同地区、不同品种、不同地理和气候条件下生产出来的茶叶,口味、香型、质地都有所不同,于是茶叶又缓慢地被分上、中、下品。茶叶经济的分类,同样是走过了价值分类、理性分类和结构分类不同时期,标志着茶叶分类的成熟。而茶叶分类对茶叶经济的发展是革命性的,它意味着商品质地的不同档次和不同价格,更意味着从商品意义上讲的经营精细化。
  茶叶经济的第三次革命,是文化学意义上的。
  自唐朝陆羽《茶经》始,茶叶正式成为学问进入文化视野,并经历代士大夫、茶人、茶商、茶农的努力,茶叶被赋予了鲜明的精神内涵。茶叶和中国的儒学、道学、文学、绘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随着文化的春风雨露被广泛地播植于民间。从茶叶经济的三次革命看,我国的茶叶经济不断地走向完型。特别是茶叶经济的第三次革命,赋予了茶叶崭新的内涵,从商品学意义上提高了茶叶的附加值。
  
  第四次革命:普洱证券化
  证券市场是市场经济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一个表现形式。从普洱茶生物属性上看,就是“越陈越香”,商品属性决定价格属性,因此,每个年份的普洱茶价格是不一样的。这就导致了普洱茶产生了溢价空间。这个溢价本身如果放在证券交易的角度看,就是股票价格被虚拟,它的价格表现同市场拥戴度密切相关。
  基于此,我认为可以在昆明考虑建立一个统一的普洱证券交易中心。具体可以分三步走,第一步是建立有形的产业贸易市场。现在已经有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例如,在昆明,康乐茶叶交易中心(康乐茶城)就是一个比较好的商品交易中心。从制度设计理念上考虑,就是要高起点,依托现有的基础,建立一个现代化的普洱茶物流中心。第二步就是建立虚拟化价格(脱离)物质交易的云南普洱证券交易所,交易所规模可以借鉴上海、深圳的证券交易所。在普洱证券市场建立初期,普洱物质市场是后盾;在普洱证券市场完备后(例如,还可进行普洱期货交易),普洱物质市场是补充。二者相得益彰,共同发展,共同进步。第三步是设定交易上市企业的资质标准,让信誉好、质量过硬的普洱茶生产和经营企业进入交易平台进行交易。设置一定程度的高门槛,规范普洱上市企业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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