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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三年后，温州再提强镇扩权。在乐清市柳市镇、瑞安市塘下镇、永嘉县瓯北镇、平阳县鳌江镇、苍南县龙港镇，老百姓茶余饭后都在议论—个话题：以后我们是叫镇还是市?
今年2月下旬，温州市委书记邵占维表示要把上述五个试点强镇建设成为“镇级市”，这被外界解读为温州开始锐意推进小镇城市化进程，强镇扩权再次提上议程。
然而，《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在温州当地采访获悉，邵占维提出“镇级市”概念后，塘下镇的试点镇身份仍未获得瑞安市批准。同时，知情人士透露，“镇级市”改革尚需经过温州市委常委会议通过，个别细节也许还会发生变化。
“镇级市改革还有待时日加以检验。”龙港镇党委书记林万乐告诉本刊记者。塘下镇政府的一名工作人员则直言不讳：“镇级市改革与2007年开始的小城镇试点没有太大区别，换汤不换药。”
在温州“强镇扩权”冲动的背后，试点镇与县市的博弈才刚刚开始。
好比“大人穿小孩衣服”
温州苍南龙港镇，狭窄的车道传出嘈杂声浪，人力车、摩托车和私家车争相抢道，货车毫无秩序地停靠在市场和商铺门口。
然而，这里任何一个貌似普通的行人，都有可能是个身价几千万甚至过亿的生意人。
龙港镇的常住人口和外来人口已将近40万人，规模与温州泰顺、文成两县相当，而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则分别是泰顺、文成两县的两倍多。
软环境与经济实力倒置，龙港镇的情景同样出现在其他试点镇。在塘下镇，20多年前建成的塘川街路面破损不堪，但因缺乏资金未能动工改造；在柳市镇，物流货车因为道路狭窄连掉头都很困难。
“以经济实力作比照，温州这些乡镇的城市化建设水平绝对位列全国末尾。”在温州本地论坛上，网友甚至如此感慨。
城市发展和规划的落后成了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瓶颈。2003年起，柳市镇的许多企业开始外迁，一些企业把研发中心和销售中心迁到了上海等地；更有甚者，整体搬迁离开了柳市。
计划经济体制沿袭至今的乡镇政府权能已无法满足强镇的社会发展需求。环保问题、村镇规划、安全生产、用水供电……经济发展所带来的一切问题，乡镇因囿于权限均无法解决，只能上报上—级主管部门。
“看得见的管不着，管得着的看不见。”林万乐说出了乡镇政府的无奈。
更要命的是，乡镇缺乏独立财政权，直接导致公共基础设施及其他社会保障建设严重滞后。
2007年柳市镇财政总收入达到10.87亿元，但留给镇里的却只有9500万元，还不够人员工资(包括教师)和办公经费开支。捉襟见肘的镇级财政根本无力负担大量公共建设，更别提扩大发展。
“城市公共服务的提供、设施的改善和管理水平的提高，都需要有公共财政作为保障。但原先的财政体制束缚了乡镇的权力。”温州市委党校基础理论教研室教授金勇兴告诉本刊记者，“这就好比人长大了，但总不能一直穿小孩衣服吧。”
“镇级体制、县级工作量、市级要求”成为这些强镇体制运行的一个真实写照。于是，摆脱体制的羁绊，向上要“权和钱”成了这些强镇发展的内在诉求。
屡次夭折的强镇扩权改革
温州强镇扩权改革，肇始于十多年前。
当时，龙港不锈钢、柳市电器等早已是全国闻名的经济集群。但与经济快速发展相比，这些强镇的社会管理却仍停留在农村小集镇层面。
1996年，作为农民自费建城样本的龙港镇，被国家11个部委列为小城镇综合改革试点。
龙港镇首次拥有了自己的“小金库”和县里“委托授权”的部分管理权限，迅速跃升为温州第一强镇。迄今在龙港的高楼大厦中，很大一部分仍是那时候建造的。
然而，权力和利益的重新分配必定伴随着矛盾，县(市)镇之间传统的条块分割体制并不那么容易理顺。“听镇长的还是听局长的”，始终是个问题。
几年后，苍南县政府全面收回了曾经下放给龙港的“部分县级管理权限”，所谓的“改革试点城镇”被架空，镇金库也成了一个只有外壳没有储备的空架子，龙港的经济水准陆续被其他镇区超越。
同样的尴尬也出现在其他强镇。在塘下镇，2003年设立的乡镇级行政审批服务中心曾被授予相应的审批权限，瑞安市相关职能部门均派驻窗口工作人员。但不久，审批中心的权限相继被有关部门收回，窗口成了收发室和咨询室。
县(市)镇、各职能部门间的利益之争，最终让‘傲权’流产。
2007年，浙江开始自上而下推动乡镇行政体制改革，温州强镇扩权再次提上日程。
当年4月，浙江省政府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中心镇培育工程的若干意见》，要求财政、土地、投资项目核准等10项县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下放给141个中心镇，柳市、塘下、瓯北、鳌江、龙港五镇均位列其中。
《意见》用八个字来表述扩权的基本原则：依法下放、能放就放。
然而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意见》仍停留在文件阶段，温州及各县市既没有形成具体的方案和細则，也没有下放县级权限。塘下镇一名官员对此十分愤懑：“所谓的中心镇试点并没带来任何成效。”
屡试屡败，温州市强镇扩权再次回到原点。值得一提的是，同批作为浙江省中心镇试点的绍兴钱清镇，因为获得了独立的财政权、行政审批权等，经济实力迅速增强。在强镇扩权一年后，该镇可用资金从6000万元激增至近3亿元。“穷爸爸”是否愿意放开“富孩子”
各个强镇发展趋缓、外市乡镇迅猛超越，让温州各级政府不得不临危思变。今年2月，“镇级市”的提法迅速引起广泛关注，也被认为是温州开启强镇扩权的明示决心之举。
实际上，2009年6月底，温州就已出台《关于推进强镇扩权改革的意见》，规定：试点镇的党政一把手将“升级”，试点镇的书记进入所在县(市)委常委；镇长明确为副县长级，列席县(市)政府常务会议。
“镇长第一次被明确为副县级干部，是此轮改革最大亮点。”龙港镇党群办主任吴绍周认为，行政级别的上调将保证改革的稳定性。
此外，县(市)派驻强镇的机构要建立分局。在权限方面，实行分局审批、县局备案。2010年1月，龙港镇率先成立行政审批服务中心，涉及26个部门137项行政审批项目可以就地办理。
然而，放权仍被质疑并未触及体制框架本身。塘下镇组织委员陈晓峰告诉本刊记者：“所谓放权，是下放到县(市)职能部门在强镇的派驻机构，并没有真正下放到镇里。”也就是说，是通过县(市)部门领导兼任或“L升级”派驻部门负责人，来解决镇级管理部门缺乏执法、审批等权力的问题。
即便是此类并不彻底的“放权”，也是强镇与县(市)多次激烈谈判的结果。
据了解，龙港镇要求苍南县下放88项权力，但批复通过的只有49项，镇里得到的权力仅有8项；在鳌江，40多项放权要求只批复了20项，权力依然集中在分局和便民服务中心。
塘下镇的强镇扩权试点至今仍未得到瑞安市委市政府的批复，这不禁让人担心此番改革会不会重蹈2007年的覆辙。
“穷爸爸富孩子，没有哪个爸爸愿意把这些利益拱手相让。”金勇兴对此颇为担忧，五个试点镇都是当地的经济中心，其财政收入几乎占据各县(市)的半壁江山。如诸多鞋革、服装品牌企业云集的瓯北镇，更是贡献了整个永嘉县70％以上的财政收入。“改革也必须考虑到这些县(市)的实际。”
“如果县(市)自身的权力和实力都不够大，强镇扩权怎么可能一步到位?”林万乐对此也不乐观。
浙江财经学院讲师姚莉认为，要使乡镇一级获得相匹配的财权和事权，“权力下放的主体不应局限于县级政府，它必须向上扩展到市级甚至省级政府。”
今年2月下旬，温州市委书记邵占维表示要把上述五个试点强镇建设成为“镇级市”，这被外界解读为温州开始锐意推进小镇城市化进程，强镇扩权再次提上议程。
然而，《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在温州当地采访获悉，邵占维提出“镇级市”概念后，塘下镇的试点镇身份仍未获得瑞安市批准。同时，知情人士透露，“镇级市”改革尚需经过温州市委常委会议通过，个别细节也许还会发生变化。
“镇级市改革还有待时日加以检验。”龙港镇党委书记林万乐告诉本刊记者。塘下镇政府的一名工作人员则直言不讳：“镇级市改革与2007年开始的小城镇试点没有太大区别，换汤不换药。”
在温州“强镇扩权”冲动的背后，试点镇与县市的博弈才刚刚开始。
好比“大人穿小孩衣服”
温州苍南龙港镇，狭窄的车道传出嘈杂声浪，人力车、摩托车和私家车争相抢道，货车毫无秩序地停靠在市场和商铺门口。
然而，这里任何一个貌似普通的行人，都有可能是个身价几千万甚至过亿的生意人。
龙港镇的常住人口和外来人口已将近40万人，规模与温州泰顺、文成两县相当，而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则分别是泰顺、文成两县的两倍多。
软环境与经济实力倒置，龙港镇的情景同样出现在其他试点镇。在塘下镇，20多年前建成的塘川街路面破损不堪，但因缺乏资金未能动工改造；在柳市镇，物流货车因为道路狭窄连掉头都很困难。
“以经济实力作比照，温州这些乡镇的城市化建设水平绝对位列全国末尾。”在温州本地论坛上，网友甚至如此感慨。
城市发展和规划的落后成了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瓶颈。2003年起，柳市镇的许多企业开始外迁，一些企业把研发中心和销售中心迁到了上海等地；更有甚者，整体搬迁离开了柳市。
计划经济体制沿袭至今的乡镇政府权能已无法满足强镇的社会发展需求。环保问题、村镇规划、安全生产、用水供电……经济发展所带来的一切问题，乡镇因囿于权限均无法解决，只能上报上—级主管部门。
“看得见的管不着，管得着的看不见。”林万乐说出了乡镇政府的无奈。
更要命的是，乡镇缺乏独立财政权，直接导致公共基础设施及其他社会保障建设严重滞后。
2007年柳市镇财政总收入达到10.87亿元，但留给镇里的却只有9500万元，还不够人员工资(包括教师)和办公经费开支。捉襟见肘的镇级财政根本无力负担大量公共建设，更别提扩大发展。
“城市公共服务的提供、设施的改善和管理水平的提高，都需要有公共财政作为保障。但原先的财政体制束缚了乡镇的权力。”温州市委党校基础理论教研室教授金勇兴告诉本刊记者，“这就好比人长大了，但总不能一直穿小孩衣服吧。”
“镇级体制、县级工作量、市级要求”成为这些强镇体制运行的一个真实写照。于是，摆脱体制的羁绊，向上要“权和钱”成了这些强镇发展的内在诉求。
屡次夭折的强镇扩权改革
温州强镇扩权改革，肇始于十多年前。
当时，龙港不锈钢、柳市电器等早已是全国闻名的经济集群。但与经济快速发展相比，这些强镇的社会管理却仍停留在农村小集镇层面。
1996年，作为农民自费建城样本的龙港镇，被国家11个部委列为小城镇综合改革试点。
龙港镇首次拥有了自己的“小金库”和县里“委托授权”的部分管理权限，迅速跃升为温州第一强镇。迄今在龙港的高楼大厦中，很大一部分仍是那时候建造的。
然而，权力和利益的重新分配必定伴随着矛盾，县(市)镇之间传统的条块分割体制并不那么容易理顺。“听镇长的还是听局长的”，始终是个问题。
几年后，苍南县政府全面收回了曾经下放给龙港的“部分县级管理权限”，所谓的“改革试点城镇”被架空，镇金库也成了一个只有外壳没有储备的空架子，龙港的经济水准陆续被其他镇区超越。
同样的尴尬也出现在其他强镇。在塘下镇，2003年设立的乡镇级行政审批服务中心曾被授予相应的审批权限，瑞安市相关职能部门均派驻窗口工作人员。但不久，审批中心的权限相继被有关部门收回，窗口成了收发室和咨询室。
县(市)镇、各职能部门间的利益之争，最终让‘傲权’流产。
2007年，浙江开始自上而下推动乡镇行政体制改革，温州强镇扩权再次提上日程。
当年4月，浙江省政府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中心镇培育工程的若干意见》，要求财政、土地、投资项目核准等10项县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下放给141个中心镇，柳市、塘下、瓯北、鳌江、龙港五镇均位列其中。
《意见》用八个字来表述扩权的基本原则：依法下放、能放就放。
然而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意见》仍停留在文件阶段，温州及各县市既没有形成具体的方案和細则，也没有下放县级权限。塘下镇一名官员对此十分愤懑：“所谓的中心镇试点并没带来任何成效。”
屡试屡败，温州市强镇扩权再次回到原点。值得一提的是，同批作为浙江省中心镇试点的绍兴钱清镇，因为获得了独立的财政权、行政审批权等，经济实力迅速增强。在强镇扩权一年后，该镇可用资金从6000万元激增至近3亿元。“穷爸爸”是否愿意放开“富孩子”
各个强镇发展趋缓、外市乡镇迅猛超越，让温州各级政府不得不临危思变。今年2月，“镇级市”的提法迅速引起广泛关注，也被认为是温州开启强镇扩权的明示决心之举。
实际上，2009年6月底，温州就已出台《关于推进强镇扩权改革的意见》，规定：试点镇的党政一把手将“升级”，试点镇的书记进入所在县(市)委常委；镇长明确为副县长级，列席县(市)政府常务会议。
“镇长第一次被明确为副县级干部，是此轮改革最大亮点。”龙港镇党群办主任吴绍周认为，行政级别的上调将保证改革的稳定性。
此外，县(市)派驻强镇的机构要建立分局。在权限方面，实行分局审批、县局备案。2010年1月，龙港镇率先成立行政审批服务中心，涉及26个部门137项行政审批项目可以就地办理。
然而，放权仍被质疑并未触及体制框架本身。塘下镇组织委员陈晓峰告诉本刊记者：“所谓放权，是下放到县(市)职能部门在强镇的派驻机构，并没有真正下放到镇里。”也就是说，是通过县(市)部门领导兼任或“L升级”派驻部门负责人，来解决镇级管理部门缺乏执法、审批等权力的问题。
即便是此类并不彻底的“放权”，也是强镇与县(市)多次激烈谈判的结果。
据了解，龙港镇要求苍南县下放88项权力，但批复通过的只有49项，镇里得到的权力仅有8项；在鳌江，40多项放权要求只批复了20项，权力依然集中在分局和便民服务中心。
塘下镇的强镇扩权试点至今仍未得到瑞安市委市政府的批复，这不禁让人担心此番改革会不会重蹈2007年的覆辙。
“穷爸爸富孩子，没有哪个爸爸愿意把这些利益拱手相让。”金勇兴对此颇为担忧，五个试点镇都是当地的经济中心，其财政收入几乎占据各县(市)的半壁江山。如诸多鞋革、服装品牌企业云集的瓯北镇，更是贡献了整个永嘉县70％以上的财政收入。“改革也必须考虑到这些县(市)的实际。”
“如果县(市)自身的权力和实力都不够大，强镇扩权怎么可能一步到位?”林万乐对此也不乐观。
浙江财经学院讲师姚莉认为，要使乡镇一级获得相匹配的财权和事权，“权力下放的主体不应局限于县级政府，它必须向上扩展到市级甚至省级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