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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领导者的不诚信，中国员工大抵会淡定地抛出一句：“神马都是浮云。”他们之所以少有抱怨，开始他们就不曾相信。
《信誉》一书的作者詹姆斯·库泽斯和巴里·波斯纳曾开发了大名鼎鼎的“360度领导力测评名单”，他俩通过持续的对领导力的调查研究发现，十多年来“真诚”始终位于人们希望领导者所拥有的特质之首，但却往往最容易被领导者本人所忽略。由“真诚”出发，直至个人“信誉”的建成，这条路并非坦途。
十年改变
库泽斯和波斯纳对领导者信誉的研究始于十多年前。两位学者发现，过去的10年中，员工对管理层的信心受到了大规模削弱，愤世嫉俗者在增加，而导致人们越来越愤世嫉俗的原因是“丑闻”、“背叛与失望”、“高管的惊人薪酬”、“质量假象”和“对权力的怀疑”。
库泽斯和波斯纳通过美国管理协会和联邦行政研究院校友会成员主持的长达10年的调查发现，人们对领导者的要求和期望发生了显著变化——“能支持他人”这一品质的排名变化最大。10年前，只有32％的调查对象希望领导者具有这种品质。而10年后，46％的被调查者选择了这种品质；同时，“有雄心”这一品质的排名下跌了很多。10年前，21％的人希望自己的老板“有雄心”，而今只有10％的人这么想。作者由此得出结论：由于全球政治经济环境的巨变，人们希望从领导者那里获得更多的理解和支持，而自利型的领导风格对组织成功不再像以前那样有帮助。
无所不在的互联网正让领导者与追随者的界限变得日益模糊，从世界观到信息，从生活方式到人生体悟，领导者和其追随者都正在趋同和融合。组织文化从单一变为混杂；监控从外部监控转为自我驱动；公司氛围从正统刻板变成开放灵活；员工的忠诚过去只针对公司，现在则常常指向管理者个人。凡此种种，都需要领导者顺势明道，自我修为，用真诚和口碑赢得追随者，而非借助职位和威权发号施令。正因如此，信誉的重要性在今天被重提是有其原因和背景的。10年前，中国的企业家们还在忙于草莽时代的野蛮生长，对信誉、自我修炼这回事儿，绝不会像今天这么更具意义。
真诚地“兜售”
那么，巨变之下该怎么办呢?《信誉》认为，领导者希望获得追随者的拥戴并建立信誉，就像公司想获得顾客的青睐和忠诚一样，都必须“兜售”自己的优质服务。请注意，这里兜售的是“服务”而不是“产品”，因为作者认为，领导者的领导行动与追随者对这些行动的接受是不可分离的，追随者在被领导的同时亦体验到他们的需求是否获得满足。当然，这种“兜售”必须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从他人角度出发的。
而且，这种“兜售”是一类零售活动，领导者不能指望“批发式”地一蹴而就、短期取得。它是你走进工厂车间观察了解，是你与员工面对面深入交谈，是从握手言谈、轻拍肩膀、躬身倾听等细节之处赢取，它必须在领导者无数次的亲临现场中一点一滴获得，日积跬步而终致千里。这一观点与罗伯特·K.格林利夫(Robert K.Greenleaf)的“仆人式领导”不谋而合。格林利夫在20年前就发出呼声：“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仆人式领导者怀有服务为先的美好情操，拥有用威信与热望来鼓舞人们的高超技巧，同时随时注意削弱自己对资源的占有。
1957年11月惠普在纽约证交所上市的那一天，惠普创始人之一戴维·帕卡德(Dave Parkard)是乘坐地铁去交易所敲开市钟的，而惠普IPO之前，所有在惠普服务超过6个月的员工都获得了股票认购期权。这就是一种“仆人式领导”。
遥远的美德
事实上，信誉对中国人而言不应该是个陌生的话题。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为培养信誉而进行的自我约束和道德规范一直是领导力开发中最为重要的因素。子路曾经问孔子如何才能治理好一个国家，孔子回答说：使粮食充足，使军备充足，使老百姓对当权者具有足够的信任。且孔子认为三者之中以最后一条为重中之重，理由是：“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老子在警告自私自利时说：“企者不立，跨者不行”。《论语》中说，“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也都是这个意思。蕴含着博大中国智慧的《易经》中，六十四卦里惟独“谦”卦是卦辞、爻辞皆吉的一个特例，“劳谦君子，万民服也”。
然而，中国当下企业界的现实恐怕不得不令我们在传统智慧与德行面前赧颜。扪心自问，挂在墙上和嘴上的那些所谓的企业价值观，有多少是最终体现在行为上的?
仍旧是惠普公司的例子。在金融危机影响最为恶劣的2009年，惠普前CEO马克／·赫德(Mark Hurd)曾向员工承诺，全公司将共度难关，不会为此裁掉一个人，然而赫德没有兑现他的诺言。为此，一位英国籍惠普员工毫不讳言地表达不满，虽然他本人并未被解雇。然而，中国员工大部分如那句“神马都是浮云”一般淡定。他们之所以少有抱怨，是因为一开始他们就不曾相信，信任的能力已经因为太多的信誉缺失而丧失殆尽。作为企业家的你真的想要这样的员工?
《信誉》一书的作者詹姆斯·库泽斯和巴里·波斯纳曾开发了大名鼎鼎的“360度领导力测评名单”，他俩通过持续的对领导力的调查研究发现，十多年来“真诚”始终位于人们希望领导者所拥有的特质之首，但却往往最容易被领导者本人所忽略。由“真诚”出发，直至个人“信誉”的建成，这条路并非坦途。
十年改变
库泽斯和波斯纳对领导者信誉的研究始于十多年前。两位学者发现，过去的10年中，员工对管理层的信心受到了大规模削弱，愤世嫉俗者在增加，而导致人们越来越愤世嫉俗的原因是“丑闻”、“背叛与失望”、“高管的惊人薪酬”、“质量假象”和“对权力的怀疑”。
库泽斯和波斯纳通过美国管理协会和联邦行政研究院校友会成员主持的长达10年的调查发现，人们对领导者的要求和期望发生了显著变化——“能支持他人”这一品质的排名变化最大。10年前，只有32％的调查对象希望领导者具有这种品质。而10年后，46％的被调查者选择了这种品质；同时，“有雄心”这一品质的排名下跌了很多。10年前，21％的人希望自己的老板“有雄心”，而今只有10％的人这么想。作者由此得出结论：由于全球政治经济环境的巨变，人们希望从领导者那里获得更多的理解和支持，而自利型的领导风格对组织成功不再像以前那样有帮助。
无所不在的互联网正让领导者与追随者的界限变得日益模糊，从世界观到信息，从生活方式到人生体悟，领导者和其追随者都正在趋同和融合。组织文化从单一变为混杂；监控从外部监控转为自我驱动；公司氛围从正统刻板变成开放灵活；员工的忠诚过去只针对公司，现在则常常指向管理者个人。凡此种种，都需要领导者顺势明道，自我修为，用真诚和口碑赢得追随者，而非借助职位和威权发号施令。正因如此，信誉的重要性在今天被重提是有其原因和背景的。10年前，中国的企业家们还在忙于草莽时代的野蛮生长，对信誉、自我修炼这回事儿，绝不会像今天这么更具意义。
真诚地“兜售”
那么，巨变之下该怎么办呢?《信誉》认为，领导者希望获得追随者的拥戴并建立信誉，就像公司想获得顾客的青睐和忠诚一样，都必须“兜售”自己的优质服务。请注意，这里兜售的是“服务”而不是“产品”，因为作者认为，领导者的领导行动与追随者对这些行动的接受是不可分离的，追随者在被领导的同时亦体验到他们的需求是否获得满足。当然，这种“兜售”必须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从他人角度出发的。
而且，这种“兜售”是一类零售活动，领导者不能指望“批发式”地一蹴而就、短期取得。它是你走进工厂车间观察了解，是你与员工面对面深入交谈，是从握手言谈、轻拍肩膀、躬身倾听等细节之处赢取，它必须在领导者无数次的亲临现场中一点一滴获得，日积跬步而终致千里。这一观点与罗伯特·K.格林利夫(Robert K.Greenleaf)的“仆人式领导”不谋而合。格林利夫在20年前就发出呼声：“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仆人式领导者怀有服务为先的美好情操，拥有用威信与热望来鼓舞人们的高超技巧，同时随时注意削弱自己对资源的占有。
1957年11月惠普在纽约证交所上市的那一天，惠普创始人之一戴维·帕卡德(Dave Parkard)是乘坐地铁去交易所敲开市钟的，而惠普IPO之前，所有在惠普服务超过6个月的员工都获得了股票认购期权。这就是一种“仆人式领导”。
遥远的美德
事实上，信誉对中国人而言不应该是个陌生的话题。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为培养信誉而进行的自我约束和道德规范一直是领导力开发中最为重要的因素。子路曾经问孔子如何才能治理好一个国家，孔子回答说：使粮食充足，使军备充足，使老百姓对当权者具有足够的信任。且孔子认为三者之中以最后一条为重中之重，理由是：“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老子在警告自私自利时说：“企者不立，跨者不行”。《论语》中说，“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也都是这个意思。蕴含着博大中国智慧的《易经》中，六十四卦里惟独“谦”卦是卦辞、爻辞皆吉的一个特例，“劳谦君子，万民服也”。
然而，中国当下企业界的现实恐怕不得不令我们在传统智慧与德行面前赧颜。扪心自问，挂在墙上和嘴上的那些所谓的企业价值观，有多少是最终体现在行为上的?
仍旧是惠普公司的例子。在金融危机影响最为恶劣的2009年，惠普前CEO马克／·赫德(Mark Hurd)曾向员工承诺，全公司将共度难关，不会为此裁掉一个人，然而赫德没有兑现他的诺言。为此，一位英国籍惠普员工毫不讳言地表达不满，虽然他本人并未被解雇。然而，中国员工大部分如那句“神马都是浮云”一般淡定。他们之所以少有抱怨，是因为一开始他们就不曾相信，信任的能力已经因为太多的信誉缺失而丧失殆尽。作为企业家的你真的想要这样的员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