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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名虽扬，实不够。高不成，低不就。瘫趋左，派曾右。面微圆，皮欠厚。妻已亡，并无后。丧犹新，病照旧。六十六，非不寿。八宝山，渐相凑。计平生，谥曰陋。身与名，一齐臭。”（启功《自撰墓志铭》）
启功先生六十六岁写下这么一首自况兼自嘲的打油“墓志铭”，七早八早就把自己一生论定，从容开阔而谦逊，老派文人的风姿尽现字里行间。老先生在北京，我在台北，不识其人只爱其文字，以文字相通，人生大乐。
这七十二个字，我背不来，倒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北师大教师节活动的时候背了出来，他还特别强调不赞成把课本中的古代诗词和散文拿掉。
看到新闻我笑了出声，每个世代有每个世代的学习模式和偏好，比我们大点的能背还能记上一辈子，那是他们的生活与生命经验，我就始终搞不懂陈寅恪先生哪来的记忆力，在经典中上穷碧落下黄泉；我们这一辈能背泰半还是应付考试用，背完考完，即使不立马忘记，过个三年五载肯定残缺不全。
记得从小家里长辈没事就叼念着《三字经》《百家姓》，书本是肯定没有，就着口念就着口背，背的字到底怎么写都不知，就顺着念下来。还好就这两，若再加上《弟子规》和《幼学琼林》一大套，不背到涕泗纵横才怪。进了学以后，这背的就复杂多了，《祭十二郎文》《祭妹文》不知背来何用，《出师表》《与妻诀别书》还背得满腔国仇家恨，但不知有用无用，总还觉得有意思。
我读书的时候，国文课本之外，还有“中国文化基本教材”，从四书五经到诗词曲赋，无一不包。国中至高中六年，算是对中国古代经典有一个概括的认识，想像得到，读《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的时候，这课上起来完全回到千年前，老夫子点名骂人“朽木不可雕”的场景，睡倒者不知凡几；但开始上诗词曲赋的时候，那可美了，青春期小女生无人不感动得抢着做笔记，背课本与教材的不够，老师也使出混身解数，尽最大可能旁征博引，没人嫌背诗词曲赋累，就怕背少了被比下去。
除了这些，还有《古文观止》是必备课外读物，每当我叫苦连天的时候，长我三岁的姐姐，总是嘲笑我：“《古文观止》够好读了，我們那时候还要读《东莱博议》咧！”拿出八股吓人的确管用，立马低头再啃我的《古文观止》。
古文到底有什么用处？三十多年后，友朋聚想起了考较大伙儿的背书功力，有人出了题：“《古文观止》第一篇是什么？”一桌子十来人面面相觑，唯一人能答。这表示，考试若没考，还真没用。
从语言到文字，就是人类文明的表征，跟建筑物一样，但是，建筑物可能毁于战事，文字却能历千年而流传，即使断简残篇，口耳相传都能传述老祖宗的智慧。特殊的是，人类哲学的发展就在那数千年前，从西方到东方哲人辈出的岁月，从人生到宇宙的大道理似乎都被说尽了，即使科学还在探究的事，彷佛从古代经典中都能窥知一二，这到底是预示还是果若“天人合一”？
叶嘉莹先生尝言，她在人生最困顿的时候，从古典诗词中找到源源不绝的慰藉。其实不同年纪、不同际遇都能在闪耀着光华的文字中得到感发。少时多爱李太白，老境独厚杜拾遗，青春正盛就喜辛稼轩的金戈铁马，有点人生历练后特觉苏东坡的旷达显得潇洒。
文科生亲近古代经典不消说，即使理工科出身的人，迈过中老年，嗜读的多半还是这些经典。原因无他，就是从文字到文化铺陈开来的境界得以感通，这是想废都废不掉的。
胡适倡议白话文，他自己研究古籍不遗余力，而且，从中得到无比乐趣。蒋介石来台后特别提倡“中华文化复兴”，从政治权力上说，有人揣度他玩得还是忠君爱国那套，但不论如何，在台湾保留很大部分的中华文化。
台湾政治生态牵动文化生态，我少时所读的“中国文化基本教材”被扁当局给废了。马当局好不容易拉回来，但国文课纲到底要选用多大比例的古文始终是个政治争议。即使如此，还是有民间“读经班”继续传扬。有意思的是，这套教材在台湾已经一变再变，反倒是转了个弯到了大陆，成为“中华基础教材”。从某种程度说，两岸不论政治或经济距离的远近，文化通道却始终存在。
所谓“不废江河万古流”，不论如何，这个通道值得珍惜，否则隔绝半世纪，隔了一代的我，又怎么可能隔海视启功先生的文章事功为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