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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2016年蔡英文上台后台湾岛内政经发展主线，“新南向”无疑成为备受关注的关键词。“南向政策”并非蔡英文当局首创，早在上世纪90年代后李登辉及陈水扁在执政时期就曾先后竭力推动，但基本都以失败告终，“南向”至今仍是当年呼应当局政策前往东南亚等地投资但最终铩羽而归的台商挥之不去的阴霾。基于过去失败的惨痛教训，规避“南向”似乎应成为蔡英文当局的理性选择。但现实是，蔡当局又再次扛起“南向政策”的大旗，并冠之为“新南向政策”。
如今，中国大陆与东南亚、南亚经济形势似乎发生了逆转：一方面中国大陆经济步入“新常态”，增速下滑，经济发展深层次矛盾浮现;另一方面，越南、印度等国经济高速发展，外资大量涌入，大有超越中国大陆之劲头。在外部经济形势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下，蔡英文当局重拾“新南向政策”，是否会取得过去未曾实现的成效，其究竟是美好愿景或终归是“南柯一梦”？对于大陆而言，台商会不会掀起一波“出走潮”？带着这些问题，该系列文章作者特意走访了南亚和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希望通过实地走访来预判“新南向政策”未来的成效如何。 ——编者手记
对台商而言，追求更低生产成本、“逐水草而居”似乎是其生存发展的永恒主题。在以代工为主的生产方式的制约下，台商从台湾岛内到东南亚再到中国大陆，每次投资重心的变化都离不开区域生产成本格局的变迁。对于号称“游牧民族”的台商，随着大陆生产成本的持续上升及印度经济快速增长，印度是否会成为台商投资的新热土？从统计数据看，近年印度经济呈现高速增长态势，2016年甚至超过中国大陆成为全球经济增速最快的经济体。台湾对印度投资虽然自2010年后有了较快的增长，但总体看依然很低，属于“基数极低基础上‘高速’增长”。2010年前台湾对印度年均投资额不足千万美元，2011年后上升至年均数千万美元，到2016年底台商对印度投资额累计3.3亿美元，但这与对大陆上千亿美元的投资存量仍是相去甚远。
实地走访印度发现，印度国内劳动力成本确实远低于大陆。现在在大陆招聘一个员工，沿海地区最低工资基本都超过每月2000元人民币，加上五险一金等每月成本在3000元以上。更重要的是，随着大陆少子化及老龄化，人口红利逐渐消失，越来越多台商面临招工难等问题。而在印度，雇佣一个员工的成本不超过每月1000元人民币，且印度人口红利优势明显，35岁以下年轻人占全国人口的75%以上。当你在印度大街上一眼望去，会深刻感受到印度的年轻人确实很多，这也是莫迪政府不断对外招商的主要利基。特别是莫迪政府积极推动“印度制造（Make In India）”，希望效仿中国大陆的模式发展制造业，这对专长于制造业的台商产生了较强的吸引力，鸿海、纬创、南六等台企都纷纷提出扩大在印投资。
鸿海等大型台企在印度投资四处碰壁，在中国大陆却如鱼得水。图为2016年11月17日，出席在乌镇举行的第三届世界互联网大会的鸿海集团总裁郭台铭。
但实际上，近年台商对印度投资可谓“雷声大雨点小”，虽然很多台湾企业公开表示将扩大对印投资，但真正落地的项目远低于媒体的宣传造势。对这些台企而言，虽然印度的劳动力等成本很低，但综合性的成本并不具有优势。如果考虑到印度员工的工作效率、语言文化障碍、印度落后的基础设施等综合性的因素，在印度的生产成本并不比在中国大陆低多少。笔者认为，相比较于越南及中国大陆的西部地区而言，台商利用印度发展外向型出口生产基地的优势并不突出，由于短期内配套条件不佳，莫迪政府的“印度制造”前景并不明朗。
即便如此，也不能否认，印度国内快速扩张的内需市场成为吸引台商的新动力。印度拥有近14亿人口，且人口规模仍在快速扩张，特别是印度年轻人众多，伴随着经济快速成长，由此衍生的庞大内需市场成为全球企业的“兵家必争之地”。漫步在印度街头，不难发现中国大陆以及韩日等企业影响力较大，特别是以VIVO、OPPO等为代表的中国大陆企业俨然成为印度市场上的翘楚，街头广告琳琅满目，而台企或者台湾元素非常少，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印度内需市场竞争颇为激烈，中国大陆以及日韩等企业在印度市场的经营已风生水起，台商想再扎进这个市场“分一杯羹”并不容易。
近来印度经济的快速发展尤其是内需市场的急剧扩张所产生的巨大商机让很多台企摩拳擦掌，但实际上，台商赴印度投资多会面临诸多挑战，需要不断地“爬坡过坎”，这对台商特别是中小企业台商无疑构成了难以逾越的“鸿沟”。
首先，印度基础设施极为落后。目前，印度国内基础设施大致相当于20多年前的中国大陆，公路、铁路等严重不足，特别是印度电力供应短缺，停电现象严重。笔者在首都新德里附近的印度北部经济重镇古尔冈工业园区访问时，发现几乎不到一小时就得停一次电，当地员工也见怪不怪，停电在印度乃家常便饭。
其次，印度土地产权私有化及碎片化等问题较多。印度为土地私有的国家，但产权过于分散化，加之印度奉行西式的民主体制，造成企业在开发建设过程中的土地征用等矛盾突出、效率低下。据笔者了解，印度一些地方邦也曾效仿中国大陆地方省市招商，在土地等领域上开了很多的“支票”，但与中国大陆地方政府的高效率相比，印度各地方邦总体都比较弱势，很多承诺都大打折扣，甚至连基本的土地征收和供应等问题都无法解决。
再次，印度国内宗教、民族、语言文化等复杂性超出一般想象。印度拥有上百种宗教信仰，号称全球“宗教博物馆”。作为拥有13亿多人口的大国，社会异质性突出。步入印度，你会发现大街上各种民族、宗教信仰能“和谐”共生。同时，印度是个高度贫富分化的社会，一方面少量社会精英及高种姓多留学欧美，生活方式西化，主导着国家政经发展;另一方面，印度社会中大量人口食不果腹，贫民窟比比皆是。受宗教文化等影响，印度人总体比较“认命”，办事效率也较低。笔者第一次从新德里入关时，尽管入境柜台前排起了长龙，但海关人员仍慢条斯理地办事，“任凭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让人不得不“佩服”。
如今，中国大陆与东南亚、南亚经济形势似乎发生了逆转：一方面中国大陆经济步入“新常态”，增速下滑，经济发展深层次矛盾浮现;另一方面，越南、印度等国经济高速发展，外资大量涌入，大有超越中国大陆之劲头。在外部经济形势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下，蔡英文当局重拾“新南向政策”，是否会取得过去未曾实现的成效，其究竟是美好愿景或终归是“南柯一梦”？对于大陆而言，台商会不会掀起一波“出走潮”？带着这些问题，该系列文章作者特意走访了南亚和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希望通过实地走访来预判“新南向政策”未来的成效如何。 ——编者手记
印度快速擴张的内需市场吸引着台商
对台商而言，追求更低生产成本、“逐水草而居”似乎是其生存发展的永恒主题。在以代工为主的生产方式的制约下，台商从台湾岛内到东南亚再到中国大陆，每次投资重心的变化都离不开区域生产成本格局的变迁。对于号称“游牧民族”的台商，随着大陆生产成本的持续上升及印度经济快速增长，印度是否会成为台商投资的新热土？从统计数据看，近年印度经济呈现高速增长态势，2016年甚至超过中国大陆成为全球经济增速最快的经济体。台湾对印度投资虽然自2010年后有了较快的增长，但总体看依然很低，属于“基数极低基础上‘高速’增长”。2010年前台湾对印度年均投资额不足千万美元，2011年后上升至年均数千万美元，到2016年底台商对印度投资额累计3.3亿美元，但这与对大陆上千亿美元的投资存量仍是相去甚远。
实地走访印度发现，印度国内劳动力成本确实远低于大陆。现在在大陆招聘一个员工，沿海地区最低工资基本都超过每月2000元人民币，加上五险一金等每月成本在3000元以上。更重要的是，随着大陆少子化及老龄化，人口红利逐渐消失，越来越多台商面临招工难等问题。而在印度，雇佣一个员工的成本不超过每月1000元人民币，且印度人口红利优势明显，35岁以下年轻人占全国人口的75%以上。当你在印度大街上一眼望去，会深刻感受到印度的年轻人确实很多，这也是莫迪政府不断对外招商的主要利基。特别是莫迪政府积极推动“印度制造（Make In India）”，希望效仿中国大陆的模式发展制造业，这对专长于制造业的台商产生了较强的吸引力，鸿海、纬创、南六等台企都纷纷提出扩大在印投资。
但实际上，近年台商对印度投资可谓“雷声大雨点小”，虽然很多台湾企业公开表示将扩大对印投资，但真正落地的项目远低于媒体的宣传造势。对这些台企而言，虽然印度的劳动力等成本很低，但综合性的成本并不具有优势。如果考虑到印度员工的工作效率、语言文化障碍、印度落后的基础设施等综合性的因素，在印度的生产成本并不比在中国大陆低多少。笔者认为，相比较于越南及中国大陆的西部地区而言，台商利用印度发展外向型出口生产基地的优势并不突出，由于短期内配套条件不佳，莫迪政府的“印度制造”前景并不明朗。
即便如此，也不能否认，印度国内快速扩张的内需市场成为吸引台商的新动力。印度拥有近14亿人口，且人口规模仍在快速扩张，特别是印度年轻人众多，伴随着经济快速成长，由此衍生的庞大内需市场成为全球企业的“兵家必争之地”。漫步在印度街头，不难发现中国大陆以及韩日等企业影响力较大，特别是以VIVO、OPPO等为代表的中国大陆企业俨然成为印度市场上的翘楚，街头广告琳琅满目，而台企或者台湾元素非常少，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印度内需市场竞争颇为激烈，中国大陆以及日韩等企业在印度市场的经营已风生水起，台商想再扎进这个市场“分一杯羹”并不容易。
爬坡过坎：台商赴印投资面临的多重挑战
近来印度经济的快速发展尤其是内需市场的急剧扩张所产生的巨大商机让很多台企摩拳擦掌，但实际上，台商赴印度投资多会面临诸多挑战，需要不断地“爬坡过坎”，这对台商特别是中小企业台商无疑构成了难以逾越的“鸿沟”。
首先，印度基础设施极为落后。目前，印度国内基础设施大致相当于20多年前的中国大陆，公路、铁路等严重不足，特别是印度电力供应短缺，停电现象严重。笔者在首都新德里附近的印度北部经济重镇古尔冈工业园区访问时，发现几乎不到一小时就得停一次电，当地员工也见怪不怪，停电在印度乃家常便饭。
其次，印度土地产权私有化及碎片化等问题较多。印度为土地私有的国家，但产权过于分散化，加之印度奉行西式的民主体制，造成企业在开发建设过程中的土地征用等矛盾突出、效率低下。据笔者了解，印度一些地方邦也曾效仿中国大陆地方省市招商，在土地等领域上开了很多的“支票”，但与中国大陆地方政府的高效率相比，印度各地方邦总体都比较弱势，很多承诺都大打折扣，甚至连基本的土地征收和供应等问题都无法解决。
再次，印度国内宗教、民族、语言文化等复杂性超出一般想象。印度拥有上百种宗教信仰，号称全球“宗教博物馆”。作为拥有13亿多人口的大国，社会异质性突出。步入印度，你会发现大街上各种民族、宗教信仰能“和谐”共生。同时，印度是个高度贫富分化的社会，一方面少量社会精英及高种姓多留学欧美，生活方式西化，主导着国家政经发展;另一方面，印度社会中大量人口食不果腹，贫民窟比比皆是。受宗教文化等影响，印度人总体比较“认命”，办事效率也较低。笔者第一次从新德里入关时，尽管入境柜台前排起了长龙，但海关人员仍慢条斯理地办事，“任凭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让人不得不“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