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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传播和传承必然离不开语言这个载体，而方言更是文化多样性的体现。方言背后承载着与特定地域相关的性格精神和风土人情，也是我们认知历史、理解文化的一把关键的钥匙。然而，城镇化带来的变化，使得方言日渐式微。因此，唤起人们对于方言独特、不可再生性，以及传承紧迫性的重视，并引导大众发现方言的美好和生命力，便成为关乎传统文化传承的不容忽视的课题。由周振鹤与游汝杰合著的《方言与中国文化》一书，在文化传承的视野下展现了方言在历史上的流变以及方言与中国文化的复杂关系。此书开创了从方言角度研究、解析文化史的新领域，其中丰富而翔实的资料也为方言研究、历史研究和文化研究提供了可贵的素材。
本书将历史地理学与文化语言学完美融合，并开创性地运用了“历史地理分析法”来讨论方言与文化之间的渊源与联系，并分别对方言与移民、方言与人文地理、方言与植物栽培史、方言与地名、方言与戏曲小说、方言与民俗、语言接触与文化交流等多方面展开了全面而深入的考证和剖析。包含绪论在内，本书共有九个部分，在开篇便为读者厘清了语言和文化以及方言和语言的关系，简述了汉语方言分化的历史背景以及现代中国的语言和方言的现状，并梳理了汉语方言的研究史。本书中所论及的中国方言不仅是汉语方言，还包括了少数民族的语言，并且强调了不同方言在差异之中的交流互鉴。第一章通过对方言学和移民史的研究，作者为读者揭示了移民是方言地理格局形成的主要原因，并进一步说明了移民的特征与方言演化的关系，移民方式和方言渊源对方言地理分布类型的影响，以及方言的历史层次和移民的历史层次的内在联系，同时也阐明了移民对文化的影响。第二章采用“历史行政地理分析法”对方言地理与人文地理展开了多角度、多层次的比较研究。第三章着重对先秦时代诸夏语言区域以及两汉、西晋和宋金时代的方言区划进行了拟测，并深入考究了其文化背景。第四、第五章分别从植物的名称和地名的历史变迁中透视了方言中的文化內涵，比如同物异名和同名异指之中体现出的地方文化差异，以及方言中忌讳词和吉利词所反映出的不同心理状态。第六、第七章则是通过对方言与戏曲、小说以及民俗、民歌的互动关系的考察，让读者感受到戏曲、小说因方言而丰满多彩，也了解到方言的音乐性及其对当地文化风貌的展现。最后，本书阐述了在不同语言的接触与碰撞之中的文化交流，不仅探讨了外来文化和汉语外来词，还涉及汉语外借词和汉文化的西渐，以及域外方言和汉文化的外传。
本书以语言学为切入点，从文化史的视角对各类方言现象进行观照，通过丰富的史料、独到的视角、新颖的方法向读者全方位地展现了方言与历史、文化之间的深切关联，阐明了方言对文化传播与传承的重要作用，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贵州农业职业学院万丽）
本书将历史地理学与文化语言学完美融合，并开创性地运用了“历史地理分析法”来讨论方言与文化之间的渊源与联系，并分别对方言与移民、方言与人文地理、方言与植物栽培史、方言与地名、方言与戏曲小说、方言与民俗、语言接触与文化交流等多方面展开了全面而深入的考证和剖析。包含绪论在内，本书共有九个部分，在开篇便为读者厘清了语言和文化以及方言和语言的关系，简述了汉语方言分化的历史背景以及现代中国的语言和方言的现状，并梳理了汉语方言的研究史。本书中所论及的中国方言不仅是汉语方言，还包括了少数民族的语言，并且强调了不同方言在差异之中的交流互鉴。第一章通过对方言学和移民史的研究，作者为读者揭示了移民是方言地理格局形成的主要原因，并进一步说明了移民的特征与方言演化的关系，移民方式和方言渊源对方言地理分布类型的影响，以及方言的历史层次和移民的历史层次的内在联系，同时也阐明了移民对文化的影响。第二章采用“历史行政地理分析法”对方言地理与人文地理展开了多角度、多层次的比较研究。第三章着重对先秦时代诸夏语言区域以及两汉、西晋和宋金时代的方言区划进行了拟测，并深入考究了其文化背景。第四、第五章分别从植物的名称和地名的历史变迁中透视了方言中的文化內涵，比如同物异名和同名异指之中体现出的地方文化差异，以及方言中忌讳词和吉利词所反映出的不同心理状态。第六、第七章则是通过对方言与戏曲、小说以及民俗、民歌的互动关系的考察，让读者感受到戏曲、小说因方言而丰满多彩，也了解到方言的音乐性及其对当地文化风貌的展现。最后，本书阐述了在不同语言的接触与碰撞之中的文化交流，不仅探讨了外来文化和汉语外来词，还涉及汉语外借词和汉文化的西渐，以及域外方言和汉文化的外传。
本书以语言学为切入点，从文化史的视角对各类方言现象进行观照，通过丰富的史料、独到的视角、新颖的方法向读者全方位地展现了方言与历史、文化之间的深切关联，阐明了方言对文化传播与传承的重要作用，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贵州农业职业学院万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