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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政协常委、副秘书长，农工民主党中央常委，中央文化体育工作委员会主任，农工党中央画院常务副院长。1971年参加工作，1978年上大学，先后就读东北师范大学、南京大学，获学士、硕士学位。1985年毕业分配中国艺术研究院从事艺术研究。1989年调入文化部文化市场司工作。中央美术学院特聘教授、研究生导师，人民大学、深圳大学客座教授，北京大学视听传播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工艺艺术品交易所顾问。
自荣任四川现代新水墨画院名誉院长以来，咬文嚼字的积习，使我一直思忖着“新水墨”的内涵。
“古代”与“现代”相依，“新”与“旧”相对，“现代新水墨”的名称，无论如何也绕不过传统与创新这个古老命题。清初大画家石涛说：“笔墨当随时代”。按当下说法是水墨要与时俱进。石涛是伟大的，大清朝同属中国封建帝制、同处农耕经济时代，社会形态与前朝并没有根本变化。但是石涛慧眼，依然发现艺术应当与世推移，因时而异。当代社会推翻帝制，民主共和、人民共和，工业文明取代农耕经济成为现代社会的主导力量。社会形态沧桑巨变，呼唤文化艺术革故鼎新，笔墨亦当随时代。只不过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化艺术并不会随经济基础变革迅疾发生根本变化，但是变是必然，変才是出路。是渐变，还是突变；是颠覆性变化，还是继承性创新，就看艺术家的造化和选择。顿悟？渐悟？感悟随缘，水墨由缘。
千百年来，中国艺术家在传统与创新的道路上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探索与实践，也在一些领域取得了俯瞰千古的成就，但是“笔墨当随时代”的探索远未抵达终点，甚至才是又一个起点。工业文明取代农耕文明已经过半，信息革命助力工业文明全面展开，中国正处在有史以来最深刻、最激烈、最广泛的变革时期。文化艺术从来不是历史洪流、革命大潮的看客，中国当代艺术家以及四川现代新水墨画院的使命，就是感受时代风云，凝聚精神力量，以血肉之躯熔铸对艺术的忠诚和信仰，在中国画的主题、题材、技法乃至媒材等等方面进行无禁区探索、全方位创新。也许我们并没有取得期待的成功，甚至遭受挫折、失败，但是即使失败也要倒在创新探索、勇往直前的路上。
“笔墨当随时代”既是时代的呼唤，也是艺术发展的内生需要。以花鸟画为例，唐五代以及北宋黄荃、黄居寀父子的工笔写实花鸟，已经形成“黄体”，徽宗皇帝尤好花鸟，自成“院体”，他们的创作把写实工笔花鸟推向极致。南宋以后鲜有创造，直到清初八大山人，才以阔笔、减笔的大写意花鸟，别开花鸟画的新面目。晚清的虚古、近现代之高剑父、潘天寿的花鸟画，吸收工笔、减笔花鸟之长，为禽鸟增添丰富的背景、情境。齐白石把花鸟、草虫、果蔬等民间野趣融入文人画中，使花鸟画再开一雅俗共赏的新境界。从花鸟画发展轨迹看，任何题材以及笔墨技法由成熟走向极致，就要峰回路转，别开生面。张大千人物、山水、花鸟、走兽无所不精，他客居巴西期间创作酣畅淋漓的泼墨、泼彩大写意山水，近于西方抽象表现主义的创作。他专门刻一闲章“直造古人不到处”，自信与喜悦溢于言表！
现代或者说当下的中国画创作也要“直造古人不到处”，既要在主题、题材上原创，也要在笔墨技法、媒材上出新。历史上的文人墨客一般对科技不感兴趣，更何况有些发明创造又有“奇技淫巧”之嫌。当今世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改变中国的不仅是政策，还有第一生产力。中国水墨媒材的历史是足够悠久的，运用高新技术成果，中国画的笔墨技法以及媒材，就有创新、变革的无数种可能。关键在于解放思想，跳出窠臼，融汇古今，打通中外。藝术没有国界，思想不设牢笼。中国画创作吃透传统是基础，同时也要广泛、深入学习借鉴西方美学理论、文艺思潮、风格流派以及创作方法、表现技法，吸收融合非洲、拉美国家的艺术创作以及不同民族、多种社会形态的原生态艺术。睁开眼睛看世界，世界远比想象更精彩，都入你的笔墨不可能，采撷几朵浪花，融入你的水墨，也许并不特别困难，更可能助你妙笔生花。
科技创新是很残酷的，往往以颠覆、摧毁既有成果取而代之。艺术创新就温柔得多、人文得多。“新”丰富了传统，传统滋养着创新。现代新水墨不拒绝古代，不排斥传统。传统不是创新的桎梏，而是创新的母体。没有传统基础的创新就有可能流于“野狐禅”，邪魔外道，但是在一个包容、兼容、宽容的人文世界里，即使是“野狐禅”、邪魔外道也不必强力打压，置之死地，仍可多元而合理存在。中国水墨天地，烟波浩渺，横无际涯，新水墨与传统水墨绝非截然对立，新，不能说明进步；旧，也不意味着落后。百花齐放不应百花一色，而当是姹紫嫣红。新水墨是前卫的、实验的、新潮的、探索的水墨创作，探索永远在路上，既没有统一风格，也没有成熟模式。探索、创新是文明中国现代艺术家的时代思考，更是现代新水墨画院的文化担当。新水墨与传统水墨固然有清晰的分野，但是选择是艺术家的权利。我们尊重每一位艺术家的自由选择，也尊重中国水墨江河的每一朵浪花。水墨由缘，水墨结缘，水墨是我们共同的语言、共生的情愫。
“笔墨当随时代”确是中国水墨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新”的永恒内涵！
自荣任四川现代新水墨画院名誉院长以来，咬文嚼字的积习，使我一直思忖着“新水墨”的内涵。
“古代”与“现代”相依，“新”与“旧”相对，“现代新水墨”的名称，无论如何也绕不过传统与创新这个古老命题。清初大画家石涛说：“笔墨当随时代”。按当下说法是水墨要与时俱进。石涛是伟大的，大清朝同属中国封建帝制、同处农耕经济时代，社会形态与前朝并没有根本变化。但是石涛慧眼，依然发现艺术应当与世推移，因时而异。当代社会推翻帝制，民主共和、人民共和，工业文明取代农耕经济成为现代社会的主导力量。社会形态沧桑巨变，呼唤文化艺术革故鼎新，笔墨亦当随时代。只不过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化艺术并不会随经济基础变革迅疾发生根本变化，但是变是必然，変才是出路。是渐变，还是突变；是颠覆性变化，还是继承性创新，就看艺术家的造化和选择。顿悟？渐悟？感悟随缘，水墨由缘。
千百年来，中国艺术家在传统与创新的道路上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探索与实践，也在一些领域取得了俯瞰千古的成就，但是“笔墨当随时代”的探索远未抵达终点，甚至才是又一个起点。工业文明取代农耕文明已经过半，信息革命助力工业文明全面展开，中国正处在有史以来最深刻、最激烈、最广泛的变革时期。文化艺术从来不是历史洪流、革命大潮的看客，中国当代艺术家以及四川现代新水墨画院的使命，就是感受时代风云，凝聚精神力量，以血肉之躯熔铸对艺术的忠诚和信仰，在中国画的主题、题材、技法乃至媒材等等方面进行无禁区探索、全方位创新。也许我们并没有取得期待的成功，甚至遭受挫折、失败，但是即使失败也要倒在创新探索、勇往直前的路上。
“笔墨当随时代”既是时代的呼唤，也是艺术发展的内生需要。以花鸟画为例，唐五代以及北宋黄荃、黄居寀父子的工笔写实花鸟，已经形成“黄体”，徽宗皇帝尤好花鸟，自成“院体”，他们的创作把写实工笔花鸟推向极致。南宋以后鲜有创造，直到清初八大山人，才以阔笔、减笔的大写意花鸟，别开花鸟画的新面目。晚清的虚古、近现代之高剑父、潘天寿的花鸟画，吸收工笔、减笔花鸟之长，为禽鸟增添丰富的背景、情境。齐白石把花鸟、草虫、果蔬等民间野趣融入文人画中，使花鸟画再开一雅俗共赏的新境界。从花鸟画发展轨迹看，任何题材以及笔墨技法由成熟走向极致，就要峰回路转，别开生面。张大千人物、山水、花鸟、走兽无所不精，他客居巴西期间创作酣畅淋漓的泼墨、泼彩大写意山水，近于西方抽象表现主义的创作。他专门刻一闲章“直造古人不到处”，自信与喜悦溢于言表！
现代或者说当下的中国画创作也要“直造古人不到处”，既要在主题、题材上原创，也要在笔墨技法、媒材上出新。历史上的文人墨客一般对科技不感兴趣，更何况有些发明创造又有“奇技淫巧”之嫌。当今世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改变中国的不仅是政策，还有第一生产力。中国水墨媒材的历史是足够悠久的，运用高新技术成果，中国画的笔墨技法以及媒材，就有创新、变革的无数种可能。关键在于解放思想，跳出窠臼，融汇古今，打通中外。藝术没有国界，思想不设牢笼。中国画创作吃透传统是基础，同时也要广泛、深入学习借鉴西方美学理论、文艺思潮、风格流派以及创作方法、表现技法，吸收融合非洲、拉美国家的艺术创作以及不同民族、多种社会形态的原生态艺术。睁开眼睛看世界，世界远比想象更精彩，都入你的笔墨不可能，采撷几朵浪花，融入你的水墨，也许并不特别困难，更可能助你妙笔生花。
科技创新是很残酷的，往往以颠覆、摧毁既有成果取而代之。艺术创新就温柔得多、人文得多。“新”丰富了传统，传统滋养着创新。现代新水墨不拒绝古代，不排斥传统。传统不是创新的桎梏，而是创新的母体。没有传统基础的创新就有可能流于“野狐禅”，邪魔外道，但是在一个包容、兼容、宽容的人文世界里，即使是“野狐禅”、邪魔外道也不必强力打压，置之死地，仍可多元而合理存在。中国水墨天地，烟波浩渺，横无际涯，新水墨与传统水墨绝非截然对立，新，不能说明进步；旧，也不意味着落后。百花齐放不应百花一色，而当是姹紫嫣红。新水墨是前卫的、实验的、新潮的、探索的水墨创作，探索永远在路上，既没有统一风格，也没有成熟模式。探索、创新是文明中国现代艺术家的时代思考，更是现代新水墨画院的文化担当。新水墨与传统水墨固然有清晰的分野，但是选择是艺术家的权利。我们尊重每一位艺术家的自由选择，也尊重中国水墨江河的每一朵浪花。水墨由缘，水墨结缘，水墨是我们共同的语言、共生的情愫。
“笔墨当随时代”确是中国水墨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新”的永恒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