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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孔府档案的法律价值研究》一书无论是研究私家档案的渊薮，还是探究中国司法制度的发展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袁兆春;孔府档案
如果说，中国法律史研究之畛域已由庙堂走向四野，从史书转为档案，可谓硕果累累。那么，《孔府档案》作为中国历史上至关重要的家族档案却常常“束之高阁、隐而不彰，”毋庸置疑乃中国传统宗族法研究的重大损失，亦使学术界错失精准爬梳国家政权、家族构成和基层组织三者之间关系的密匙。[1]25源于此，《孔府档案的法律史料價值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一书应势而生，补阙该领域的空白。再次拜读之后，我深为其集可读性与学术性兼备所服膺。
第一，对于孔府家族的描述生动而真实。作者渲染家族注重档案，寓褒贬于描写之中，读来生动有趣。众所周知，姓氏、血缘、婚姻是家族构成的要素，成功的家族刻化，有助于读者理解家族的兴衰沉浮。“与国咸休，安富尊荣公府第;同天并老，文章道德圣人家，”[2]34把孔氏家族尊崇显耀和道德贤哲的家世背景表达得活灵活现。第一部分引用《孔府档案》中记载清廷统治者对衍圣公管理规条之情形：“尔其统摄宗族，督率训励，申饬教规，使各凛守礼度，无玷圣门。如有轻犯国典，不守家规，恃强越分，朋比为非，轻者迳自查处，重则据实指名参奏，依律正罪” 。[2]39 寥寥数语，画龙点睛，把国家政权和基层组织的两者关系刻画得入木三分。犹白云苍狗，岸谷之变，对于孔府家族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生动的家族史描述，应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上。离开了真实，再生动也会黯然失色。时下许多“戏说”史书便犯此大忌。我国历史学先圣贤达强调“春秋笔法”、“秉笔直书”，德国著名史学家奥波德·冯·兰克先生以“如事直书”为座右铭，缘由即在此。提到孔府家族，囿于对唯物史观理解的偏差和思想方法上的简单化、片面化倾向，人们或许给它戴上一顶“封建残渣余孽”的帽子，但其积极意义也不容置疑，本书在论述孔氏家族种种不堪的同时，在综论部分归纳其三大优点：其一，宗权是当时国家政权的补充，也是这个近代社会统治的主要支柱;其二，宗族经济是当时国家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其三，宗族法是当时国家法律的有效补充，其作用于法律所未能及的领域。[2]363如此诠析，更接近历史的本真，实事求是，自然更有可读性。
第二，体例严谨而结论确凿。真实往往有赖于严谨的论证，因为后人观史会有观点不一，甚至相互辩难，未经检验就轻率使用，也可能得出谬误之论。著名史学家胡适先生考证《醒世姻缘传》的方法被其嫡传弟子罗尔纲奉为圭臬，即可见诸一斑。本书对孔府家族祭田数目的考订不失为极佳范例：朝廷赐给孔府田土，始于汉代，后经历代统治者的恩赐，至1948年10月，孔德成向国民党政府“献田”，期间虽经战乱，“陆面官田一千七百余顷，水田四百余顷”。照此说来，与抗日战争以前比较，祭田已经减少三分之一，但旱田、水田合计仍达21万余亩。[1]119作者并未就此妄下结论，而是缜密客观地分析徐珂《清稗类抄》，即“孔庙祭田三千六百顷，”但并不是“大顷”。 [3]92以及根据在1935年孔府《来宾留名簿》的末页，记载历来有争议的孔府祭田的坐落地区等两种史料，比照分析，严密论证，最后得出：孔府祭田大致为3600大顷。这样的结论更具说服力，可称信史。
考据是一门高深的学问，发端久远，登峰造极于清代。后人承袭运用考据，多因过程繁琐、措辞艰涩而遭诟病。上述孔府祭田数目的考证，没有长篇罗列，也没有堆砌深奥的专业术语，却因数目详实、通俗易懂而有案可稽，难能可贵。
第三，实地考察而使资料丰盈。自国学大师、学术巨擘王国维先生提出“二重证据法”后，治史者更加重视文字史料以外实物史料的功用。香港中文大学荣誉讲座教授饶宗颐先生在此基础上加入口碑，创造了“三重证据法”，在学术界产生巨大的影响。为运用这一方法述史，袁兆春教授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他先后到孔府档案馆实地考察，到曲阜孔子研究院、济宁市图书馆、山东省图书馆、华东政法大学图书馆、北京第一档案馆等地搜集文字资料，采访孔氏后代或有关人员，实地考察历史遗址，拍摄许多珍贵的照片，搜集到大量的孤本、善本。
譬如书中收汇孔府档案馆保存各种版本的《阙里文献考》，该文献是记载和考证历代尊孔和“优礼圣裔”的专书。作者孔继汾，是68代衍圣公孔传铎的儿子，曾任清朝户部主事。因刊行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正式弘历帝第四次“巡幸”曲阜之时。经71代孙衍圣公孔昭焕“进呈御览”以后便广为流传。又因该书是“以圣裔说家乘”，且以“详备”见长，便成了记叙历代尊孔和孔府掌故的权威著作。[4]92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本书在附录里汇撰孔府档案中有关法律史的史料共计4263卷，[2]311恰好简化传统档案之浩如烟海，大大提高了研究者文献检索的时效性。
诚然，如今可供阅读之书不知凡几，“闭门造车”堆砌之物或是胡编乱造的奇谈怪论也不乏其人，常常引起读者的反感。作为一名高校工作者，本书能把可读性与学术性融会贯通，是我多年未见的一部煌煌大作。
参考文献
[1]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
[2]袁兆春.孔府档案的法律史料价值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3]徐珂.清稗类钞[M].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
[4]孔继汾.阙里文献考[M].济南：山东友谊书社，1989年版.
作者简介：王俊（1988～），男，湖北武汉人，武汉文理学院政法学院，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中国史。
关键词：袁兆春;孔府档案
如果说，中国法律史研究之畛域已由庙堂走向四野，从史书转为档案，可谓硕果累累。那么，《孔府档案》作为中国历史上至关重要的家族档案却常常“束之高阁、隐而不彰，”毋庸置疑乃中国传统宗族法研究的重大损失，亦使学术界错失精准爬梳国家政权、家族构成和基层组织三者之间关系的密匙。[1]25源于此，《孔府档案的法律史料價值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一书应势而生，补阙该领域的空白。再次拜读之后，我深为其集可读性与学术性兼备所服膺。
第一，对于孔府家族的描述生动而真实。作者渲染家族注重档案，寓褒贬于描写之中，读来生动有趣。众所周知，姓氏、血缘、婚姻是家族构成的要素，成功的家族刻化，有助于读者理解家族的兴衰沉浮。“与国咸休，安富尊荣公府第;同天并老，文章道德圣人家，”[2]34把孔氏家族尊崇显耀和道德贤哲的家世背景表达得活灵活现。第一部分引用《孔府档案》中记载清廷统治者对衍圣公管理规条之情形：“尔其统摄宗族，督率训励，申饬教规，使各凛守礼度，无玷圣门。如有轻犯国典，不守家规，恃强越分，朋比为非，轻者迳自查处，重则据实指名参奏，依律正罪” 。[2]39 寥寥数语，画龙点睛，把国家政权和基层组织的两者关系刻画得入木三分。犹白云苍狗，岸谷之变，对于孔府家族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生动的家族史描述，应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上。离开了真实，再生动也会黯然失色。时下许多“戏说”史书便犯此大忌。我国历史学先圣贤达强调“春秋笔法”、“秉笔直书”，德国著名史学家奥波德·冯·兰克先生以“如事直书”为座右铭，缘由即在此。提到孔府家族，囿于对唯物史观理解的偏差和思想方法上的简单化、片面化倾向，人们或许给它戴上一顶“封建残渣余孽”的帽子，但其积极意义也不容置疑，本书在论述孔氏家族种种不堪的同时，在综论部分归纳其三大优点：其一，宗权是当时国家政权的补充，也是这个近代社会统治的主要支柱;其二，宗族经济是当时国家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其三，宗族法是当时国家法律的有效补充，其作用于法律所未能及的领域。[2]363如此诠析，更接近历史的本真，实事求是，自然更有可读性。
第二，体例严谨而结论确凿。真实往往有赖于严谨的论证，因为后人观史会有观点不一，甚至相互辩难，未经检验就轻率使用，也可能得出谬误之论。著名史学家胡适先生考证《醒世姻缘传》的方法被其嫡传弟子罗尔纲奉为圭臬，即可见诸一斑。本书对孔府家族祭田数目的考订不失为极佳范例：朝廷赐给孔府田土，始于汉代，后经历代统治者的恩赐，至1948年10月，孔德成向国民党政府“献田”，期间虽经战乱，“陆面官田一千七百余顷，水田四百余顷”。照此说来，与抗日战争以前比较，祭田已经减少三分之一，但旱田、水田合计仍达21万余亩。[1]119作者并未就此妄下结论，而是缜密客观地分析徐珂《清稗类抄》，即“孔庙祭田三千六百顷，”但并不是“大顷”。 [3]92以及根据在1935年孔府《来宾留名簿》的末页，记载历来有争议的孔府祭田的坐落地区等两种史料，比照分析，严密论证，最后得出：孔府祭田大致为3600大顷。这样的结论更具说服力，可称信史。
考据是一门高深的学问，发端久远，登峰造极于清代。后人承袭运用考据，多因过程繁琐、措辞艰涩而遭诟病。上述孔府祭田数目的考证，没有长篇罗列，也没有堆砌深奥的专业术语，却因数目详实、通俗易懂而有案可稽，难能可贵。
第三，实地考察而使资料丰盈。自国学大师、学术巨擘王国维先生提出“二重证据法”后，治史者更加重视文字史料以外实物史料的功用。香港中文大学荣誉讲座教授饶宗颐先生在此基础上加入口碑，创造了“三重证据法”，在学术界产生巨大的影响。为运用这一方法述史，袁兆春教授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他先后到孔府档案馆实地考察，到曲阜孔子研究院、济宁市图书馆、山东省图书馆、华东政法大学图书馆、北京第一档案馆等地搜集文字资料，采访孔氏后代或有关人员，实地考察历史遗址，拍摄许多珍贵的照片，搜集到大量的孤本、善本。
譬如书中收汇孔府档案馆保存各种版本的《阙里文献考》，该文献是记载和考证历代尊孔和“优礼圣裔”的专书。作者孔继汾，是68代衍圣公孔传铎的儿子，曾任清朝户部主事。因刊行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正式弘历帝第四次“巡幸”曲阜之时。经71代孙衍圣公孔昭焕“进呈御览”以后便广为流传。又因该书是“以圣裔说家乘”，且以“详备”见长，便成了记叙历代尊孔和孔府掌故的权威著作。[4]92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本书在附录里汇撰孔府档案中有关法律史的史料共计4263卷，[2]311恰好简化传统档案之浩如烟海，大大提高了研究者文献检索的时效性。
诚然，如今可供阅读之书不知凡几，“闭门造车”堆砌之物或是胡编乱造的奇谈怪论也不乏其人，常常引起读者的反感。作为一名高校工作者，本书能把可读性与学术性融会贯通，是我多年未见的一部煌煌大作。
参考文献
[1]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
[2]袁兆春.孔府档案的法律史料价值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3]徐珂.清稗类钞[M].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
[4]孔继汾.阙里文献考[M].济南：山东友谊书社，1989年版.
作者简介：王俊（1988～），男，湖北武汉人，武汉文理学院政法学院，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中国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