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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贪官犯事儿后，总会为腐败堕落找各种理由，而不是认真深刻地反省病根。并对落到如此不堪的地步怨天尤人，愤懑不平。简单归纳，他们怪来怪去，主要还是以下几点：
怪举报他的人。可能是谁把他告了，谁这么歹毒蛇心，猜到谁就咬牙切齿，恨不能将其食肉寝皮。有时试探性询问：“告我的是不是某某？”当被否认后，又直言相问：“是谁在整我？”似小偷般，不思己恶，只怪高喊捉贼人。
怪查处他的人。广东省国资委原主任刘富才，面对省纪委纪律审查人员甚至说：“我当这么大的官，你们要调查的那些事都不叫事，要查，每个人都有事，比我事大的也有，你们为啥不查他们？”似乎纪委只是专门找他的茬。
黑龙江一个曾任过两个市市委书记、敛财几千万的腐败分子对办案人员说：“你们撂倒我是拿我祭旗呀！”言外之意，查处他是领导的“政治需要”。
怪行贿人。海南东方市原市委书记戚火贵说，我做人做官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从未向人要过一分钱，但有些人老是上门送。公安部原副部长李纪周说，过多地与老板特别是那些怀着不可告人目的的不法商人搅在一起，一不小心掉进了泥坑。湖南省郴州市原副市长雷渊利说自己交友不慎，在交往的朋友中，有人对吃喝玩乐很在行，对自己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河南省开封市原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森林“受害者情结”更浓：“现在，逢年过节送钱送物仿佛成了潮流，送礼者都是那么理直气壮。所以，躲得了今天，躲不过明天；躲得了这个人，躲不过那个人；躲得了下级，躲不过同级甚至上级。我觉得自己就是被人情往来面纱下的铜臭熏倒的。”
笔者采访过的一名当过组织部长的贪官，他到案后抵抗了几天，后来一股脑地竹筒倒豆子，把给他送礼、行贿的一百多人全都交代了，包括送他两三千元的人。笔者问他为何如此，他答：“我恨他们！他们不给我送，我怎么可能进这里来？”他没仔细想想，若谁送也不收，他怎么可能“进来”呢？
怪没管他的人。这样的腐败分子不在少数。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说，如果组织早提醒或早处理我两年，我给国家造成的损失也不至于这么大，犯错误也不至于这么严重。甘肃窑街煤电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李人志说，如果纪委、检察院能够定期不定期地对领导干部尤其是一把手进行预防腐败、廉政警示谈话，我就可能不会犯罪，即使犯了也会有所收敛，不会发展到今天这种严重程度。
说组织对他們没有“教育提醒”，实在是荒唐得可笑。各级纪委每年的全会精神他们不知道吗？在有关会议上要求别人廉洁从政，他们没讲过吗？各地或身边的腐败案例通报、新闻他们没读过吗？党对干部“要堂堂正正做人，干干净净干事”的要求他们没听过吗？难道这些无时无刻的要求不是教育提醒？拿着不存在的伪命题对组织抱怨，怎能让人信服？
如此看来，贪官们的这些“高论”听起来貌似有理，甚至能博得不明真相之人些许同情，可他们骨子里还是把犯罪的动机和根源归结为外因。
讲个故事。明代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决定第三次亲征漠北的鞑靼，命令户部尚书夏原吉拨款。可夏原吉力陈国库空虚，拒绝拨款，并对讨伐一事表示反对。朱棣龙颜大怒，不仅将夏原吉下了大狱，还依照惯例进行了抄家。没想到，当了15年户部尚书的夏原吉，家境竟然“除布衣、陶器等日常用品外，别无它物”。是一个难得的清官！
夏元吉被下狱后，明成祖率军出征，后来因粮尽退军，至榆木川病逝，死前幡然悔悟，对左右说：“夏原吉爱我！”于是，太子朱高炽亲到监狱看望夏原吉，泣诉噩耗，不久大赦出狱，官复原职。假若夏原吉是个贪官，按明律不但要被满门抄斩，还要被诛灭九族。但是他干净清白，让震怒不已、痛下杀意的皇帝也奈何不得。
所以说，人生最大的敌人还是自己。怪他人检举、怪组织查处、怪别人诱惑、怪监督缺位，就是不怪自己直路弯走、越为政红线、破做人底线，如此之人走到如此境地也就不足为奇了！
怪举报他的人。可能是谁把他告了，谁这么歹毒蛇心，猜到谁就咬牙切齿，恨不能将其食肉寝皮。有时试探性询问：“告我的是不是某某？”当被否认后，又直言相问：“是谁在整我？”似小偷般，不思己恶，只怪高喊捉贼人。
怪查处他的人。广东省国资委原主任刘富才，面对省纪委纪律审查人员甚至说：“我当这么大的官，你们要调查的那些事都不叫事，要查，每个人都有事，比我事大的也有，你们为啥不查他们？”似乎纪委只是专门找他的茬。
黑龙江一个曾任过两个市市委书记、敛财几千万的腐败分子对办案人员说：“你们撂倒我是拿我祭旗呀！”言外之意，查处他是领导的“政治需要”。
怪行贿人。海南东方市原市委书记戚火贵说，我做人做官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从未向人要过一分钱，但有些人老是上门送。公安部原副部长李纪周说，过多地与老板特别是那些怀着不可告人目的的不法商人搅在一起，一不小心掉进了泥坑。湖南省郴州市原副市长雷渊利说自己交友不慎，在交往的朋友中，有人对吃喝玩乐很在行，对自己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河南省开封市原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森林“受害者情结”更浓：“现在，逢年过节送钱送物仿佛成了潮流，送礼者都是那么理直气壮。所以，躲得了今天，躲不过明天；躲得了这个人，躲不过那个人；躲得了下级，躲不过同级甚至上级。我觉得自己就是被人情往来面纱下的铜臭熏倒的。”
笔者采访过的一名当过组织部长的贪官，他到案后抵抗了几天，后来一股脑地竹筒倒豆子，把给他送礼、行贿的一百多人全都交代了，包括送他两三千元的人。笔者问他为何如此，他答：“我恨他们！他们不给我送，我怎么可能进这里来？”他没仔细想想，若谁送也不收，他怎么可能“进来”呢？
怪没管他的人。这样的腐败分子不在少数。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说，如果组织早提醒或早处理我两年，我给国家造成的损失也不至于这么大，犯错误也不至于这么严重。甘肃窑街煤电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李人志说，如果纪委、检察院能够定期不定期地对领导干部尤其是一把手进行预防腐败、廉政警示谈话，我就可能不会犯罪，即使犯了也会有所收敛，不会发展到今天这种严重程度。
说组织对他們没有“教育提醒”，实在是荒唐得可笑。各级纪委每年的全会精神他们不知道吗？在有关会议上要求别人廉洁从政，他们没讲过吗？各地或身边的腐败案例通报、新闻他们没读过吗？党对干部“要堂堂正正做人，干干净净干事”的要求他们没听过吗？难道这些无时无刻的要求不是教育提醒？拿着不存在的伪命题对组织抱怨，怎能让人信服？
如此看来，贪官们的这些“高论”听起来貌似有理，甚至能博得不明真相之人些许同情，可他们骨子里还是把犯罪的动机和根源归结为外因。
讲个故事。明代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决定第三次亲征漠北的鞑靼，命令户部尚书夏原吉拨款。可夏原吉力陈国库空虚，拒绝拨款，并对讨伐一事表示反对。朱棣龙颜大怒，不仅将夏原吉下了大狱，还依照惯例进行了抄家。没想到，当了15年户部尚书的夏原吉，家境竟然“除布衣、陶器等日常用品外，别无它物”。是一个难得的清官！
夏元吉被下狱后，明成祖率军出征，后来因粮尽退军，至榆木川病逝，死前幡然悔悟，对左右说：“夏原吉爱我！”于是，太子朱高炽亲到监狱看望夏原吉，泣诉噩耗，不久大赦出狱，官复原职。假若夏原吉是个贪官，按明律不但要被满门抄斩，还要被诛灭九族。但是他干净清白，让震怒不已、痛下杀意的皇帝也奈何不得。
所以说，人生最大的敌人还是自己。怪他人检举、怪组织查处、怪别人诱惑、怪监督缺位，就是不怪自己直路弯走、越为政红线、破做人底线，如此之人走到如此境地也就不足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