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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小锋，江西余干人，教师，星火余干鄱湖驿驿长，江西省第四届青年作家改稿班学员，江西省作协会员。
一
2018年夏，来自省城的一声召唤，两个文青在干越大地分别成立星火读者驿站——星火余干锦书驿、星火余干鄱湖驿。
一个戴眼镜一个不戴眼镜，一个清瘦如诗歌，一个敦厚如小说。他们都是80后，虽然两人都出生在1983年之后，但1980年左右的理想主义氛围潜入了基因，他们联手推出了驿站公号，还毅然创办了纯文学纸刊。（范晓波老师在《干越文学》创刊词里这样描述）
现在那不戴眼镜的也近视了，只是把眼镜藏背包里，总说要周期性用草木和湖水濯洗眼睛、净化心灵。我和江锦灵因文而识，先邂逅对方的文字，再遇见彼此。十年前的某天，只因触动于他博客的文字，路过县城时，就想见见。找到余干县第六小学，直接向门卫问及他姓名。在他蜗居的办公室，完成最初之晤。
从博友到驿友，说来也巧，我们同年加入县作协、市作协，直至省作协;都爱好并坚持业余写作，是同一届省青年作家改稿班学员。文字偏好、文艺理念几乎一致，话少，沉默多，极少开场白，鲜用谦称和饰词，缩减很多沟通成本，经营驿站易形成最大合力。一县两驿，有一明显优势，做事有商量。我们原本就是好友，又可避免互相推诿和依赖的陋习，如此一加一明显大于二。两驿一开始就并为一驿打理，省去两支队伍会师的重组和性情的磨合。对内对外更愿称星火余干驿，“锦书”“鄱湖”符号渐渐淡出大伙的视野，偶尔在“正式场合”亮相。
我们都有过乡村教书的经历，对基层的艰难与渴求感同身受。朴素的服务意识根植骨髓，极易融入驿友，这可能算一潜在优势。余干文坛也可谓山头林立，情况比预期的复杂，但局面比想象的要好。
起初我想建一个五六个人的核心团队群方便议事，随即都意识到不妥，锦灵也最反对人为划圈子，更不愿彰显亲疏关系。若有事商讨，宁愿不厌其烦逐一通电联络，也不想因小群存在令其他驿友心存芥蒂。有时在对方单位附近散步，就顺手牵羊交换意见，把达成共识的尽量落实，把意见相左的暂搁一边或抛到驿站群，任驿友畅言。我们从未争吵过，只因自身秉持也倡导驿友和而不同的理念。
到目前为止，两驿已合作开展几次较高规格的文艺活动。组织一次四地六驿联谊采风;带着《星火》去进贤，完成开驿首访;近期驿友专列还开通省际长途，“打卡”浙江三门。独立承办一次谷雨系列活动;协办一次本地的征文比赛。更值得一提的是，在《星火》杂志社扶持下，与本地的金工联合作，承办了全国性诗赛。此次大赛，时间跨度长，从春到秋，暗合从播种到收获的自然规律。为承办本次赛事，锦灵、丽春去年就已筹划，与金工联的黄主席多次商谈，据说几杯清茶，就氤氲出浓郁聊兴，并协调好各方意愿。我更相信，是文学帮我们做好了斡旋。
“一人主内政，一人主外交。”仿佛是我们本能生出的默契感。我联系采风地点，他就撰写活动方案;我负责转发《星火》公号的推文到群里，他就负责传达可供学习的驿长村“鸡毛信”;我策划公号推送内容，他就负责联络编辑制作……
据说，余干驿已算星火版图上的发达地区。这是星火杂志社的鼓励，自我感觉还做得远远不够，需始终保持燃烧状态。且以范老师在驿长村微信群的一段话来概括星火余干鄱湖驿和星火余干锦书驿的合作——
“他们大多数都是80后90后，拿着微薄的工作薪酬，怀揣丰盛的文艺理想。外表温和，内心时有激流涌荡。他们往前奔跑时，不忘招呼身边更多有才无名的文学青年。余干二驿长的合作精神，团队组织，专业水平，严谨态度等都是一流的，很了不起。他们个人都没多少资源，但两个驿长团结一致，稳打稳扎，不断推出活动和公号，正悄然改变全县的文学生态。当驿长不怕没资源没人脉，就怕没热情没创意。”
二
2018年的冬天还未步入纵深，就传来一温暖的消息。在鹰潭工作的老乡也是青年诗人江淑慧，邀请我们做客。以星火驿站名义初次“出征”，就想到要打一面旗帜，锦灵立马去廣告公司制作。驿旗正好赶在出发前一天做好。后来才有了建华、爱军设计的驿旗，在湖光山色间飘荡，驿站有了自己的专属logo。
方案早已出炉，天公特批一个晴天，人马已集结。这是一支涵盖能写、能读、能拍、能驾驶、能应酬的队伍。出余干，过余江，抵达白鹤湖，把步履发表在湖畔的竹林长廊，走着走着，多情的驿友仿佛误入时光隧道，有人忆起懵懂的初恋，也有人玩笑预订将来的艳遇。这片竹林编织的小径曲折、悠长，很容易撩拨人的情思。
有人想到要亮出驿旗拍照，跟《星火》杂志合影（可能这才是后来《星火》打卡照的滥觞，只是当初还没提这概念）。两百米不到的曲径硬被我们走成两公里的感觉。小径尽头冒出一无名小湖，湖被草坪不完全包围着。北边掩映疏密有致的小林子，林与湖的过渡地带，就是要举行诗歌朗诵的舞台，驿站御用摄影师汪小波早为我们设计好。大伙逐一从2018年第6期的《星火》中选诗朗读。驿旗就地取材悬挂在枝桠间，风来时，就敛一敛身姿，仿佛也被诗句感动……
直到2019年4月去进贤，见星火进贤驿驿长白鹤从包里掏出能伸缩的不锈钢旗杆，才意识到要弄一旗杆拉拉风。他邀请冰心研究会会长王柄根回乡讲学，也就把附近的我们叫过去学习。他算邀对了，余干去的两车人，除了带队的锦灵和摄影的成水，其他都是女同胞，进贤驿清一色大男人，性别均衡。进贤驿友倒很绅士，没劝酒，无晕段子，夜归时，都出来相送，魁梧的身影一字排开，当时进贤夜色的比重骤增。就此，余干与进贤两地的驿站建立了伙伴关系。我们把再聚约在夏天。
2019年6月，在刘三明牵线搭桥下，星火余干两驿承办四县（余干、进贤、乐平、浮梁）六驿联合采风活动。因人数众多，更不敢怠慢，我和三明联络好采风地点、设计线路、安排车辆，锦灵弄出活动方案并建临时采风群，方便传达通知，强调安全事项。驿友参与热情较高，但有些日程因故不能统一，比如有晚到的，有提前离开的，那么我和锦灵也乐此不疲负责接送，尽量保证大伙都能聚在亭阁畅聊、高歌，在湖边或桥上各自亮出驿旗会师在镜头里。大家因星火聚在一起，也在星火点缀的夜色里别离。如此过程，想想都觉得曼妙，定能丰盈日后的回忆。 三
2019年1月20日，公号推出两驿赴贵溪采风笔会的文艺纪录片，这是蓄谋已久的有备推送。事情就是这样奇妙。之所以跨地区赴鹰潭市贵溪县采风，一是熟悉的地方缺乏风景，到外面走走;二是有朋在贵溪，互动联谊;三是来去路途较远，正好在车上长聊，易于达成共识。
居然由不善言辞的我和锦灵引燃话题导火索，文友分车而坐，共举义事般，不禁豪迈想到省文联的“文艺之家”会议室，很多重要谋划总以一些具体的“物”为载体，酝酿生成。做公号、拉队伍，以及关乎驿站建设的“大计方针”就在往返途中“众锤定音”。
记得驿站成立一周年时，心生感慨，并突发奇想，在驿站群倡导设立“驿友日”。文艺生活也需仪式感，只是驿友们在具有里程碑式的“日子”未达成共识，有投票给“公号生日”，有希望定在驿站初次“出征”那天。锦灵和我不好作声，我们内心还有一“日子”——2018年8月24日，那天，在省文联的“文艺之家”，“寻找无限少数人”初胚在首次驿长座谈会上正式萌芽。
采风稿《贵溪为余干驿采风特批了一个晴天》于2018年12月20日的推送，完成余干驿在《星火》公号的首秀。急递之后，办一个像《星火》一样有品质有温度有亮光的公号，渐成我们一个愿景。
无需重新申请，更不必大张旗鼓造势，且把原来锦灵的个人公号“锦书馆”更名为“星火余干驿”，也预示我们“走出书斋”，走向江河湖海，走近大众。
忽如一夜春风来。上饶市影协主席、余干县文联主席史俊，国家民委原副主任吴仕民，中央政治局原常委吴官正的作品相继在公号推出。
商讨约稿事宜，就先想起史俊主席，他可说是我们当地文学的一面旗帜。史主席爽快答应，更惊喜的是，授权星火余干驿公号首发他和上饶市原政协主席程建平合写的剧本。
人民出版社公号陆续推出吴官正的《闲来笔谭》简本节选，在余干引起较大反响。就萌生这样的想法：如果由家乡文学平台（如星火余干驿公号）推送，意义会更不一样。便把想法告诉在北京的驿友彭生茂，他欣然赞许，主动说认识《闲来笔谭》简本的责任编辑，后经责任编辑联系到吴官正，很快有了肯定答复。当文章推出后，我和锦灵又有些忐忑，并向彭生茂提及，怕出“政治差错”，他站在文学的立场来剖析，打消我们的顾虑。文章甫一推出，很快扩散，我们仍刻意低调处理，避免“借名人炒作”之嫌。无声胜有声。
三月第一天，星火余干驿公号推出二月“动态静观”，受到文友的广泛关注。三月、四月、五月、六月，如约而至，“动态静观”也如约而至。此栏目成熟定型、渐成品牌时，又一栏目浮出水面。
正值2019年谷雨，公号推出“驿友写诗”，12位驿友同题写诗。如何避免文章汇编，走一条别样的路？只有自我加压，不仅要写同题，还邀请在诗歌创作方面有一定建树的诗人直面文本，客观评诗。第一期，驿友涂军兰邀请到神秘人一叶独清进行点评，贬多褒少，可谓切中写诗的要害。有些没经历批评训练的驿友可能一时难以接受，虽说策划人先行在驿站群打了预防针。
谷雨那天，我和锦灵在石城县的旅馆琢磨一早上，仅为了在即将发布的“驿友写诗”推文中加的一段话，希望尽量软着陆，淡化部分驿友首次挨批的不适感，又要委婉劝导驿友正视批评、找准痛点，并修正完善。
一字一句推敲琢磨出的这段话，便有了朗读的语感：感谢点评者的真诚、诗友们的宽容。春天渐入百花争艳、百花齐放的广阔与纵深，在此过程中，有踌躇，探寻，还有生长。我们要坚信，每一朵花，每一片叶，经历风剪雨梳的颤栗之后，更有自己的纹理和光泽。
次数多了，就会习惯。驿友们的承受力远没想象那般脆弱。2019年6月30日，推出第二期“驿友写诗”，同题写诗的达18人，不仅人数增多，大部分还用了实名，甚至惯用笔名的也大大方方署上本名，坦然接受批评，也就欣然迎接了进步。
后来，第三、四、五期如期推出，逐步形成公号又一固定栏目，上旬出题，中旬整理，下旬点评、编辑，月底发布。
四
一次散步，我忽然充满期待跟锦灵说，余干本土目前还没纯文学刊物，周邊县市或多或少都有，我们要不要办一本，就以星火驿站的名义。他不假思索就赞同，稍后又理性抛出内刊号的申请、资金的筹集、编委会的组建等现实而琐碎的问题。他仿佛总是如此，只允许梦想飞一会儿，就要求及时把蓝图具化成一个个可供操作的项目。
其实我已向县文联主席史俊申请内刊号，他说剩下的几个刊号全放在县文化局卢主任手上，去拿就是。翌日我就会同锦灵去文化局申请刊号，并未提史主席，觉得这是合情合理的程序，还有卢主任与我们也都熟识。卢主任听说星火驿站要办内刊，也算为余干文学尽一份心力，当即填报刊名等信息，办好《干越文学》登记备案手续。
资金如何解决？原本可物色一家单位赞助，也确实有相关单位表达意向，但思来想去，还是认为创刊号最好依靠自身力量“顺产”，也算一件有意义有挑战的事。客观上论，还可考验包括自己在内的团队对文学的忠诚度，愿在赞助等“外资”缺席的情况下，也能心甘情愿自掏腰包集资办刊，证明对文学真有情怀。锦灵拟了一段“寻找合伙人”的说辞，既把出资办刊的事说明白，又不能勉强驿友。
寻找既爱好文学，又愿长期出资（至少保证每年人均出资一千元）的合伙人，并不如想象中的那么容易，可我们又很有信心。文不孤，必有邻。我们把出资办刊的意愿先告知陈丹、若兰、丽春、冰霞、锋庆等铁杆文友，然后再提出各自心目中的人选，把拟定的说辞私发，于是又有锋荣、为民、军辉、爱军、子冲、东燕、晓军等加入，超出预期。也有起先想加入，后来又因故退出的，我们表示尊重与理解，并努力维持原先友谊，决不搞人情捆绑。紧接着临时财务就自告奋勇诞生了，每人像递交投名状一般把资金转给财务。
办创刊号的资金解决后，策划、美编等“举手”，解决了重要的技术性问题。出资的创刊人，组成编委会，呈现到杂志扉页，以姓氏笔画为序，暂不设主编等所谓头衔。大家尝试民主办刊，不突出谁，在编委群不拒异议与争论，尽量综合大家意见，达成相对共识。因为工作缘由，大伙天各一方，很难凑到一起商讨，于是本土的就多跑跑腿，外地的多提提建议，比如丽春、冰霞等收稿，我、锦灵、若兰等多往广告公司跑，一次次修改、校对，方知办刊犹如统率一支军队。但不易之事一旦坚持作为，会见识到另一番风景。 五
把《干越文学》做成翰墨飄香的杂志，用刊物的内核和手臂，维系一方水土的文学生态，让它真正成为写作者和文学爱好者的精神家园，要做的事太多，每天起床恨不得是孙悟空，变出无数的自己分头去干活。体力上的劳碌和付出对撞来自四面八方的观望和质疑，甚至团队成员的彷徨、动摇，显然微不足道。
庆幸的是：《星火》主编、作家范晓波破例撰写创刊词，并在《星火》驿长村默默地声援;李政群、朱建党、黄学升等文学乐善人士资助或订阅刊物;石红许、凌翼、石立新、谢宝光、周簌、涂国文、曹波明等实力作家、书法家不恃名望、不求稿酬，依然用好作品帮衬，保证刊物品质，凝聚不少人气;施毅、刘伟等化妆师把“公主”打扮得漂亮雅致，让“公主”美颜出场;彭生茂、刘三明等为“公主”驾到逢山开路、遇水架桥;还有一直鼓励并提携后辈的史俊、彭胜先、白国安、徐宏志等;以及成为星火余干驿御用摄影师的吴成水、汪小波;更别说在台前幕后默默付出的星火余干驿编委团队和广大驿友……其实大家都在同行，可能忘了打招呼。
当大家习惯臣服于现实时，我们已经尝试过飞翔，虽然翅膀还比较稚嫩。即便哪天驿站休止，年华老去，“公主”已长大，在干越大地繁衍生息，乃至枝繁叶茂。星火点亮的天空下，我们不断超越小我为他人做嫁衣，虽有时背负委屈、备尝辛酸，也能在“公主”降临时有足够的理由疯狂或流泪。
《干越文学》创刊了！
六
无论《干越文学》创刊，还是星火余干两驿的发展，及其公众号的制作，都离不开驿友们的支持和襄助。
起初叫“驿员”，是指订阅《星火》杂志并加入当地星火驿站的文学爱好者。当与驿长放在一起称呼时，才隐隐察觉些许“阶级色彩”，不无别扭。后来，一致认为“驿友”叫法，较顺口、亲切，且与“益友”一词谐音，蕴含积极意味。于是各驿才纷纷“驿友驿友”叫开来。
像驿长响应范老师一样，驿友也积极响应驿长，在余干同时建立两驿站，水到渠成。驿站成员多半是先前的文友，因为这个形式，让彼此更加凝聚了。对于星火驿站的建立，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比身为驿长的我和锦灵还要积极。
陈丹、涂军兰、洪锋庆、盛丽春、宋冰霞、刘三明、周锋荣等驿友是首批《星火》订阅者，他们颇有主人翁精神，在各微信群积极推广《星火》。
彭生茂在“余干文艺界”微信群看到《星火》订阅倡议书，就第一时间订阅了《星火》，并倡议群员订阅，还用一段话精准地介绍《星火》杂志，让大家在充分了解的前提下支持本省纯文学期刊。他是在北京工作的余干人，长年与文字打交道，一直关心家乡文艺事业。他绝非仅“挂名群主”，而是把这虚职尽量落到实处，比如几乎每天都会定时分享文学、音乐、电影、舞蹈、书画等经典文艺作品的链接;积极推介文友发表或获奖作品到群里，一是供大家学习，二表示鼓励;还适时点评文友投放来的诗文，决不像有些文学群那样敷衍点赞，而是提出自己的诚恳建议。
县委大院副科级干部洪锋庆，坚持为好几个本地公众号做编辑，做文学义工，在文友中拥有较好的人缘，说话颇有分量，也不遗余力宣传《星火》，不少驿友就直接把订费转给他。很多文友愿意跟他开玩笑，甚至打趣他的诗作，褒贬皆可领受。有时也会发发牢骚，但牢骚发完了，事也悄然做好。
陈丹、涂军兰在文友印象中，可谓形影不离，用本地话说“共一条裤子穿”。一个爱较真，有原则;一个会和事，有度量。皆可友之，简直绝配。她们也打理一微信群，由QQ群迁徙过来的，群员都是老朋友，交情相对稳定。我通过她们结识不少驿友。她们本身就是文学发烧友，有创办内刊的经历，也多次组织文友采风、写作。都爱好写诗，曾同期在《诗刊》上发表诗作。
要说余干哪位驿友对诗歌写作最为虔诚，非盛丽春莫属。她不爱应酬，极少混群，但对文友能坦诚劝诫、直言利弊，一直安静着女诗人的那份气质。因为对纯文学的热爱，也因为与我和锦灵的友谊，就尽心竭力地倡议身边爱好阅读的朋友、同学订阅《星火》，默默做着一切，默默宽容着一切。
宋冰霞是稍晚相熟的一位，但一见如故。她有自己的坚守，没有应酬话，文字也透着一股特质，无发表欲望和功利心，一直理性支持《星火》，会相机提出异议，但都指向积极的一面。至此，星火余干驿公号的“四大名编”——陈丹、洪锋庆、盛丽春、宋冰霞——才算凑齐！
因白天要上班，陈丹、洪锋庆多次熬夜制作，比自己的创作还上心。陈丹多次主动联系作者，与其他文友接洽得很有默契感。洪锋庆与我总在深夜里磨合推文内容，已把驿站的“动态静观”做成常态栏目，编“动态静观”的细节，仍历历在目。我们俩下班后在县委大院的绿化带角落边散步边琢磨，逐一记下要点，以便晚上制作、修正与完善。盛丽春、宋冰霞是深藏不露的技术宅女，若不是星火驿站的召唤，估计仍不动声色地在私人领地阅读与写作。她们的制作雷厉风行、决不拖泥带水，丽春相对稳健，冰霞总有小创意，较好地丰富了公号的风格。编辑团队分工协作，在没有任何报酬的情况下，每月至少轮班一次，既要与驿长对接，又要与指定的校对人员沟通，仿佛时刻为公号忧喜着。
章子冲订阅《星火》时，我并不知晓他还是一名在读大学生，只粗略读过他写的格律诗词，隐隐嗅到一股才气、锐气。后来，通过几次文友聚会，才相互了解并熟知。原来他还是一位朗读爱好者，天生一副叫人嫉妒的嗓子，却话语极少，性情内敛，处事呈现出跟年纪不相符的有礼有节。在星火驿站写作训练营的几天里，他与锦灵同一房间，就直言不讳对锦灵某作品的观感，毫不虚情假意，令锦灵尤为赞赏和青睐，后来常与我提及。
刘三明是位性情中人，也毫不隐讳自己要挣钱，养家糊口，既能打理近处的琐碎，又能瞻瞩远方的诗意。仅因与我和锦灵的情谊，常常忘却作协领导的身份，为驿站四处“招商引资”，成功与沙港教育集团谈妥承办谷雨诗会等合作项目，并多次以驿站的名义集结县内外驿友到他定点扶贫的古埠镇五福村及其他秀美乡村采风，也为宣传家乡尽一份心力。他与文友交流时是坦率的，甚至言辞直白激烈。好几次以为我办事不积极，就忍不住打电话埋怨：“你是驿长唉！我正在为你奔走呼号，你倒闲在一边云淡风轻。”不久，又兴奋来电：“办妥了，改日叫上锦灵一起去当面商谈。” 言辞方面，周锋荣恰好与刘三明相反，他閱历深厚，熟谙包括所谓文坛在内的人情世故，说话滴水不漏，像位八面玲珑的老大哥。可总因语速过快，像扫机枪，叫人错过不少信息。因我们相熟，就会毫不客气让他复述，直到听明白为止。坊间称“跟他聊半天，胜读书一年”。他从未直接表达过对星火驿站的关心与支持，但原本可通过单位订《星火》，却自己掏钱私订了。他与我是忘年交，对我极少说好听的话，但都是诤言。
还有之前从未有过交往的袁春萍、朱建林等驿友，每当驿站公号有推文时，基本会打赏、转发、分享。袁春萍去新疆旅行，也不忘带上《星火》，把打卡也排上日程，质朴表达对家乡刊物的喜爱，不为在《星火》公号上展示，只身体力行地体会旅行打卡对《星火》和文艺的一份感情。近日与袁春萍有过几次脚踏实地的会面，作为小女子的她倒有余干人特有的热情与豪爽，姿态又静若处子般，喜欢拘在一角落，实则是给友人腾出更大空间。朱建林是位书生气很浓的兄长，在古埠镇五福村采风时，只会细心为驿友拍照，而自己总缺席于镜头，无应酬话，交作业又是最迅捷的。吴人庆与朱建林呈现出的气质完全不同，其体格更像一名武夫，可言辞拥有成功商人的儒雅，交往几次才发现，他们的内质实则相似，都是曾经并依然交给文学浸染过的那种。
曹波明是看见我们星火驿站的诸多活动后，主动发红包订阅《星火》的，令我意外又在情理之中。作为余干本土唯一的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一直是文学爱好者，曾主攻写作，他的书法教室，满壁的文学书籍。虽然公益培训活动多，却总抽空关注驿站动态，时而不务正业于文学，冷不丁就来驿站群窥视，扔出几句评说。还说把他的“牧庐映雪公益班”交给我和锦灵等人打理。
“我名字反过来念就是‘星火’！”某次见面时，李火星开玩笑说。他已过古稀之年，可谓《星火》的资深作者，早年在《星火》上发表过作品。难得的是他坦言按现在选稿标准是发表不了的。他常蹬一辆自行车穿梭在余干县城，曾也是一位文青，做过领导的文秘，也当过领导，却几乎无官气，闲时舞文弄墨，还是省书协、美协会员。一日清晨，他与锦灵一老一少坐在世纪广场的雕塑下，讲述余干文学界的往事，盘点当下文友及其作品，不经意间，一个小时如春风拂过。
身为机关干部的艾建军、黄学升等驿友，虽从来不在驿站群吱声，也没时间参加采风等活动，但总会适时与我或锦灵私信，道出关怀与嘱咐。
身在外地打拼或当老总的艳金、金宁、永生、军辉等驿友，往往是直抒胸臆地发来订刊费，毫无所求。人民警察王为民、美女场长白自玲、靓丽教师龚东燕、优雅经理江晓军总是很忙，但一直与驿站保持默契的联系。还有刘俊、雨蓉、红梅、石僧、人庆、静薇、丽娟、紫苏、发福、金玉、梅子、苏学等许多闪着微光的驿友姓名，虽与驿站互动不多，却总维系着一种尊重与美好，像夜空微亮的星火，也愿他们永远镶嵌在文学的天空。
几乎所有好看的采风等活动照片，都出自于汪小波、吴成水、胡晓红等驿友的镜头。为了尽可能记录我们美好的瞬间，汪小波的经典动作就是倒退着掌镜，有时退无可退，往往就陷入泥淖或失足落水。他言辞很糙，总叫嚣“我拍照要钱的”，后期制作也相当及时，最后总忘了收钱。颇有摄影个性的吴成水，决不轻易按快门，因为他要等最好的背景、衬景和人的状态，才肯自我陶醉地“咔嚓”，所以总脱离人群，冷不丁在某个高处、远处、草丛等角落现身，镜头正瞄准大伙或其中之一，为此有人揶揄他“作”，但无人不对他的敬业态度竖大拇指。胡晓红是以量取胜的摄影新手，反正多拍几张，总有上镜的，这就注定她要端着相机穿梭人群和风景。
很多驿友并非中文系出身，职业五花八门，有开驾校的、办农庄的、开工厂的、做猎头的、卖鞋的、念书的、摄影的，警察、会计、文员、银行经理、教师、医生、秘书、在职或离退休干部、家庭主妇等也不少。这就表明我们是与现实生活紧密相依的。
另外，都观察到一别致现象：有些粗俗、肆意调侃、荤腥的话语，在星火余干驿微信群都不约而同过滤掉。
七
2019年8月13日，作家、鲁迅文学奖获得者陈应松回乡授课。接到邀请，难掩内心激动，不顾腿伤欣然答应。这是他时隔22年，再次回乡。上次回乡省亲，还是1998年5月，参加完三名楼笔会后，从南昌回到老家“絮洪”（方言，指余干县瑞洪镇）。他把“憋了两天的泪水”的寻亲经历写成中篇纪实散文发表于2019年第2期《星火》。
陈老师是8月12号傍晚抵达余干的，翌日上午授课，午饭后就返回武汉，来去匆匆。可就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除官方安排，在他下榻的宾馆，还接待几位文学青年，这是驿友们的加戏，说来还蛮有悬念。
最初是范老师私信江锦灵，说陈应松回余干机会难得，争取做一次文学访谈。锦灵记在心里，可他也没接触过陈老师，正愁如何获取陈老师的联系方式，《教师博览》编辑周正旺微信锦灵：“明天陈应松回余干。”由于他推荐的陈老师微信号有隐私设置，无法添加，就索性给了手机号。锦灵因故不能去，就把手机号转给陈丹、若兰和我。
我们的“拜帖”，是短信报告的“范晓波老师的学生”，很快收到回信——“十分钟后面谈”，回应之爽快出乎我们意料。后来听范老师说，他和陈应松也只在福建等地采风时见过面。
轻叩陈老师的房门，陈老师用不太标准的“絮洪”话应答：来了，来了。瞬间安抚了我们的忐忑。或许我们心太急，直到陈老师开门时，仍默念锦灵拟好的访谈提纲。
陈老师完全没有海报标注的著名作家的距离感或压迫感，恰似从远方归来的乡贤长者。寒暄后，陈老师说脚不便，在神农架跌了一跤，伤未愈，大伙都坐下。随即蹒跚至床沿，带头坐。
在文学杂志边缘化的当下，陈老师对星火驿站模式充满好奇，对一伙文学青年自筹资金创办纯文学期刊表示赞赏，称这是“同仁办刊”。陈老师在翌日讲课现场，还对当地文联领导说要支持民间文艺组织。
对正在写作路上的探索者们，陈老师也给出建议：要把心交给读者，真诚写作才能给自己和文学带来新气象;好作家是写出来的，要不停地写，不停地幻想;对于写作者，没有一个字是废字，可以通过囤积的半成品不断修改，建立自己的根据地和符号;同时要保持多阅读多思考的习惯;荒凉的地方有文学，被人遗忘的地方有文学;站在上帝的高度写，站在蚂蚁的角度去写，写出金色的语言来……
夜已深，加之陈老师坐车疲劳和腿伤，我们不便久留。约摸一钟头，我们主动结束这场见缝插针的拜访。临别，陈老师在“同仁办刊”的杂志《干越文学》扉页寄语：干越大地，英才辈出。
回到武汉的陈老师，给我们寄来签名书，并发来拟刊在第二期《干越文学》的文章。陈老师说他愿做家乡的文学义工，可能文友多半听到的是一句抒情的话，我们却听出深长意味，这不正与我们民间文学义工的宗旨不谋而合么？我们坚信陈老师和星火余干驿之间将有美好故事发生。
一
2018年夏，来自省城的一声召唤，两个文青在干越大地分别成立星火读者驿站——星火余干锦书驿、星火余干鄱湖驿。
一个戴眼镜一个不戴眼镜，一个清瘦如诗歌，一个敦厚如小说。他们都是80后，虽然两人都出生在1983年之后，但1980年左右的理想主义氛围潜入了基因，他们联手推出了驿站公号，还毅然创办了纯文学纸刊。（范晓波老师在《干越文学》创刊词里这样描述）
现在那不戴眼镜的也近视了，只是把眼镜藏背包里，总说要周期性用草木和湖水濯洗眼睛、净化心灵。我和江锦灵因文而识，先邂逅对方的文字，再遇见彼此。十年前的某天，只因触动于他博客的文字，路过县城时，就想见见。找到余干县第六小学，直接向门卫问及他姓名。在他蜗居的办公室，完成最初之晤。
从博友到驿友，说来也巧，我们同年加入县作协、市作协，直至省作协;都爱好并坚持业余写作，是同一届省青年作家改稿班学员。文字偏好、文艺理念几乎一致，话少，沉默多，极少开场白，鲜用谦称和饰词，缩减很多沟通成本，经营驿站易形成最大合力。一县两驿，有一明显优势，做事有商量。我们原本就是好友，又可避免互相推诿和依赖的陋习，如此一加一明显大于二。两驿一开始就并为一驿打理，省去两支队伍会师的重组和性情的磨合。对内对外更愿称星火余干驿，“锦书”“鄱湖”符号渐渐淡出大伙的视野，偶尔在“正式场合”亮相。
我们都有过乡村教书的经历，对基层的艰难与渴求感同身受。朴素的服务意识根植骨髓，极易融入驿友，这可能算一潜在优势。余干文坛也可谓山头林立，情况比预期的复杂，但局面比想象的要好。
起初我想建一个五六个人的核心团队群方便议事，随即都意识到不妥，锦灵也最反对人为划圈子，更不愿彰显亲疏关系。若有事商讨，宁愿不厌其烦逐一通电联络，也不想因小群存在令其他驿友心存芥蒂。有时在对方单位附近散步，就顺手牵羊交换意见，把达成共识的尽量落实，把意见相左的暂搁一边或抛到驿站群，任驿友畅言。我们从未争吵过，只因自身秉持也倡导驿友和而不同的理念。
到目前为止，两驿已合作开展几次较高规格的文艺活动。组织一次四地六驿联谊采风;带着《星火》去进贤，完成开驿首访;近期驿友专列还开通省际长途，“打卡”浙江三门。独立承办一次谷雨系列活动;协办一次本地的征文比赛。更值得一提的是，在《星火》杂志社扶持下，与本地的金工联合作，承办了全国性诗赛。此次大赛，时间跨度长，从春到秋，暗合从播种到收获的自然规律。为承办本次赛事，锦灵、丽春去年就已筹划，与金工联的黄主席多次商谈，据说几杯清茶，就氤氲出浓郁聊兴，并协调好各方意愿。我更相信，是文学帮我们做好了斡旋。
“一人主内政，一人主外交。”仿佛是我们本能生出的默契感。我联系采风地点，他就撰写活动方案;我负责转发《星火》公号的推文到群里，他就负责传达可供学习的驿长村“鸡毛信”;我策划公号推送内容，他就负责联络编辑制作……
据说，余干驿已算星火版图上的发达地区。这是星火杂志社的鼓励，自我感觉还做得远远不够，需始终保持燃烧状态。且以范老师在驿长村微信群的一段话来概括星火余干鄱湖驿和星火余干锦书驿的合作——
“他们大多数都是80后90后，拿着微薄的工作薪酬，怀揣丰盛的文艺理想。外表温和，内心时有激流涌荡。他们往前奔跑时，不忘招呼身边更多有才无名的文学青年。余干二驿长的合作精神，团队组织，专业水平，严谨态度等都是一流的，很了不起。他们个人都没多少资源，但两个驿长团结一致，稳打稳扎，不断推出活动和公号，正悄然改变全县的文学生态。当驿长不怕没资源没人脉，就怕没热情没创意。”
二
2018年的冬天还未步入纵深，就传来一温暖的消息。在鹰潭工作的老乡也是青年诗人江淑慧，邀请我们做客。以星火驿站名义初次“出征”，就想到要打一面旗帜，锦灵立马去廣告公司制作。驿旗正好赶在出发前一天做好。后来才有了建华、爱军设计的驿旗，在湖光山色间飘荡，驿站有了自己的专属logo。
方案早已出炉，天公特批一个晴天，人马已集结。这是一支涵盖能写、能读、能拍、能驾驶、能应酬的队伍。出余干，过余江，抵达白鹤湖，把步履发表在湖畔的竹林长廊，走着走着，多情的驿友仿佛误入时光隧道，有人忆起懵懂的初恋，也有人玩笑预订将来的艳遇。这片竹林编织的小径曲折、悠长，很容易撩拨人的情思。
有人想到要亮出驿旗拍照，跟《星火》杂志合影（可能这才是后来《星火》打卡照的滥觞，只是当初还没提这概念）。两百米不到的曲径硬被我们走成两公里的感觉。小径尽头冒出一无名小湖，湖被草坪不完全包围着。北边掩映疏密有致的小林子，林与湖的过渡地带，就是要举行诗歌朗诵的舞台，驿站御用摄影师汪小波早为我们设计好。大伙逐一从2018年第6期的《星火》中选诗朗读。驿旗就地取材悬挂在枝桠间，风来时，就敛一敛身姿，仿佛也被诗句感动……
直到2019年4月去进贤，见星火进贤驿驿长白鹤从包里掏出能伸缩的不锈钢旗杆，才意识到要弄一旗杆拉拉风。他邀请冰心研究会会长王柄根回乡讲学，也就把附近的我们叫过去学习。他算邀对了，余干去的两车人，除了带队的锦灵和摄影的成水，其他都是女同胞，进贤驿清一色大男人，性别均衡。进贤驿友倒很绅士，没劝酒，无晕段子，夜归时，都出来相送，魁梧的身影一字排开，当时进贤夜色的比重骤增。就此，余干与进贤两地的驿站建立了伙伴关系。我们把再聚约在夏天。
2019年6月，在刘三明牵线搭桥下，星火余干两驿承办四县（余干、进贤、乐平、浮梁）六驿联合采风活动。因人数众多，更不敢怠慢，我和三明联络好采风地点、设计线路、安排车辆，锦灵弄出活动方案并建临时采风群，方便传达通知，强调安全事项。驿友参与热情较高，但有些日程因故不能统一，比如有晚到的，有提前离开的，那么我和锦灵也乐此不疲负责接送，尽量保证大伙都能聚在亭阁畅聊、高歌，在湖边或桥上各自亮出驿旗会师在镜头里。大家因星火聚在一起，也在星火点缀的夜色里别离。如此过程，想想都觉得曼妙，定能丰盈日后的回忆。 三
2019年1月20日，公号推出两驿赴贵溪采风笔会的文艺纪录片，这是蓄谋已久的有备推送。事情就是这样奇妙。之所以跨地区赴鹰潭市贵溪县采风，一是熟悉的地方缺乏风景，到外面走走;二是有朋在贵溪，互动联谊;三是来去路途较远，正好在车上长聊，易于达成共识。
居然由不善言辞的我和锦灵引燃话题导火索，文友分车而坐，共举义事般，不禁豪迈想到省文联的“文艺之家”会议室，很多重要谋划总以一些具体的“物”为载体，酝酿生成。做公号、拉队伍，以及关乎驿站建设的“大计方针”就在往返途中“众锤定音”。
记得驿站成立一周年时，心生感慨，并突发奇想，在驿站群倡导设立“驿友日”。文艺生活也需仪式感，只是驿友们在具有里程碑式的“日子”未达成共识，有投票给“公号生日”，有希望定在驿站初次“出征”那天。锦灵和我不好作声，我们内心还有一“日子”——2018年8月24日，那天，在省文联的“文艺之家”，“寻找无限少数人”初胚在首次驿长座谈会上正式萌芽。
采风稿《贵溪为余干驿采风特批了一个晴天》于2018年12月20日的推送，完成余干驿在《星火》公号的首秀。急递之后，办一个像《星火》一样有品质有温度有亮光的公号，渐成我们一个愿景。
无需重新申请，更不必大张旗鼓造势，且把原来锦灵的个人公号“锦书馆”更名为“星火余干驿”，也预示我们“走出书斋”，走向江河湖海，走近大众。
忽如一夜春风来。上饶市影协主席、余干县文联主席史俊，国家民委原副主任吴仕民，中央政治局原常委吴官正的作品相继在公号推出。
商讨约稿事宜，就先想起史俊主席，他可说是我们当地文学的一面旗帜。史主席爽快答应，更惊喜的是，授权星火余干驿公号首发他和上饶市原政协主席程建平合写的剧本。
人民出版社公号陆续推出吴官正的《闲来笔谭》简本节选，在余干引起较大反响。就萌生这样的想法：如果由家乡文学平台（如星火余干驿公号）推送，意义会更不一样。便把想法告诉在北京的驿友彭生茂，他欣然赞许，主动说认识《闲来笔谭》简本的责任编辑，后经责任编辑联系到吴官正，很快有了肯定答复。当文章推出后，我和锦灵又有些忐忑，并向彭生茂提及，怕出“政治差错”，他站在文学的立场来剖析，打消我们的顾虑。文章甫一推出，很快扩散，我们仍刻意低调处理，避免“借名人炒作”之嫌。无声胜有声。
三月第一天，星火余干驿公号推出二月“动态静观”，受到文友的广泛关注。三月、四月、五月、六月，如约而至，“动态静观”也如约而至。此栏目成熟定型、渐成品牌时，又一栏目浮出水面。
正值2019年谷雨，公号推出“驿友写诗”，12位驿友同题写诗。如何避免文章汇编，走一条别样的路？只有自我加压，不仅要写同题，还邀请在诗歌创作方面有一定建树的诗人直面文本，客观评诗。第一期，驿友涂军兰邀请到神秘人一叶独清进行点评，贬多褒少，可谓切中写诗的要害。有些没经历批评训练的驿友可能一时难以接受，虽说策划人先行在驿站群打了预防针。
谷雨那天，我和锦灵在石城县的旅馆琢磨一早上，仅为了在即将发布的“驿友写诗”推文中加的一段话，希望尽量软着陆，淡化部分驿友首次挨批的不适感，又要委婉劝导驿友正视批评、找准痛点，并修正完善。
一字一句推敲琢磨出的这段话，便有了朗读的语感：感谢点评者的真诚、诗友们的宽容。春天渐入百花争艳、百花齐放的广阔与纵深，在此过程中，有踌躇，探寻，还有生长。我们要坚信，每一朵花，每一片叶，经历风剪雨梳的颤栗之后，更有自己的纹理和光泽。
次数多了，就会习惯。驿友们的承受力远没想象那般脆弱。2019年6月30日，推出第二期“驿友写诗”，同题写诗的达18人，不仅人数增多，大部分还用了实名，甚至惯用笔名的也大大方方署上本名，坦然接受批评，也就欣然迎接了进步。
后来，第三、四、五期如期推出，逐步形成公号又一固定栏目，上旬出题，中旬整理，下旬点评、编辑，月底发布。
四
一次散步，我忽然充满期待跟锦灵说，余干本土目前还没纯文学刊物，周邊县市或多或少都有，我们要不要办一本，就以星火驿站的名义。他不假思索就赞同，稍后又理性抛出内刊号的申请、资金的筹集、编委会的组建等现实而琐碎的问题。他仿佛总是如此，只允许梦想飞一会儿，就要求及时把蓝图具化成一个个可供操作的项目。
其实我已向县文联主席史俊申请内刊号，他说剩下的几个刊号全放在县文化局卢主任手上，去拿就是。翌日我就会同锦灵去文化局申请刊号，并未提史主席，觉得这是合情合理的程序，还有卢主任与我们也都熟识。卢主任听说星火驿站要办内刊，也算为余干文学尽一份心力，当即填报刊名等信息，办好《干越文学》登记备案手续。
资金如何解决？原本可物色一家单位赞助，也确实有相关单位表达意向，但思来想去，还是认为创刊号最好依靠自身力量“顺产”，也算一件有意义有挑战的事。客观上论，还可考验包括自己在内的团队对文学的忠诚度，愿在赞助等“外资”缺席的情况下，也能心甘情愿自掏腰包集资办刊，证明对文学真有情怀。锦灵拟了一段“寻找合伙人”的说辞，既把出资办刊的事说明白，又不能勉强驿友。
寻找既爱好文学，又愿长期出资（至少保证每年人均出资一千元）的合伙人，并不如想象中的那么容易，可我们又很有信心。文不孤，必有邻。我们把出资办刊的意愿先告知陈丹、若兰、丽春、冰霞、锋庆等铁杆文友，然后再提出各自心目中的人选，把拟定的说辞私发，于是又有锋荣、为民、军辉、爱军、子冲、东燕、晓军等加入，超出预期。也有起先想加入，后来又因故退出的，我们表示尊重与理解，并努力维持原先友谊，决不搞人情捆绑。紧接着临时财务就自告奋勇诞生了，每人像递交投名状一般把资金转给财务。
办创刊号的资金解决后，策划、美编等“举手”，解决了重要的技术性问题。出资的创刊人，组成编委会，呈现到杂志扉页，以姓氏笔画为序，暂不设主编等所谓头衔。大家尝试民主办刊，不突出谁，在编委群不拒异议与争论，尽量综合大家意见，达成相对共识。因为工作缘由，大伙天各一方，很难凑到一起商讨，于是本土的就多跑跑腿，外地的多提提建议，比如丽春、冰霞等收稿，我、锦灵、若兰等多往广告公司跑，一次次修改、校对，方知办刊犹如统率一支军队。但不易之事一旦坚持作为，会见识到另一番风景。 五
把《干越文学》做成翰墨飄香的杂志，用刊物的内核和手臂，维系一方水土的文学生态，让它真正成为写作者和文学爱好者的精神家园，要做的事太多，每天起床恨不得是孙悟空，变出无数的自己分头去干活。体力上的劳碌和付出对撞来自四面八方的观望和质疑，甚至团队成员的彷徨、动摇，显然微不足道。
庆幸的是：《星火》主编、作家范晓波破例撰写创刊词，并在《星火》驿长村默默地声援;李政群、朱建党、黄学升等文学乐善人士资助或订阅刊物;石红许、凌翼、石立新、谢宝光、周簌、涂国文、曹波明等实力作家、书法家不恃名望、不求稿酬，依然用好作品帮衬，保证刊物品质，凝聚不少人气;施毅、刘伟等化妆师把“公主”打扮得漂亮雅致，让“公主”美颜出场;彭生茂、刘三明等为“公主”驾到逢山开路、遇水架桥;还有一直鼓励并提携后辈的史俊、彭胜先、白国安、徐宏志等;以及成为星火余干驿御用摄影师的吴成水、汪小波;更别说在台前幕后默默付出的星火余干驿编委团队和广大驿友……其实大家都在同行，可能忘了打招呼。
当大家习惯臣服于现实时，我们已经尝试过飞翔，虽然翅膀还比较稚嫩。即便哪天驿站休止，年华老去，“公主”已长大，在干越大地繁衍生息，乃至枝繁叶茂。星火点亮的天空下，我们不断超越小我为他人做嫁衣，虽有时背负委屈、备尝辛酸，也能在“公主”降临时有足够的理由疯狂或流泪。
《干越文学》创刊了！
六
无论《干越文学》创刊，还是星火余干两驿的发展，及其公众号的制作，都离不开驿友们的支持和襄助。
起初叫“驿员”，是指订阅《星火》杂志并加入当地星火驿站的文学爱好者。当与驿长放在一起称呼时，才隐隐察觉些许“阶级色彩”，不无别扭。后来，一致认为“驿友”叫法，较顺口、亲切，且与“益友”一词谐音，蕴含积极意味。于是各驿才纷纷“驿友驿友”叫开来。
像驿长响应范老师一样，驿友也积极响应驿长，在余干同时建立两驿站，水到渠成。驿站成员多半是先前的文友，因为这个形式，让彼此更加凝聚了。对于星火驿站的建立，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比身为驿长的我和锦灵还要积极。
陈丹、涂军兰、洪锋庆、盛丽春、宋冰霞、刘三明、周锋荣等驿友是首批《星火》订阅者，他们颇有主人翁精神，在各微信群积极推广《星火》。
彭生茂在“余干文艺界”微信群看到《星火》订阅倡议书，就第一时间订阅了《星火》，并倡议群员订阅，还用一段话精准地介绍《星火》杂志，让大家在充分了解的前提下支持本省纯文学期刊。他是在北京工作的余干人，长年与文字打交道，一直关心家乡文艺事业。他绝非仅“挂名群主”，而是把这虚职尽量落到实处，比如几乎每天都会定时分享文学、音乐、电影、舞蹈、书画等经典文艺作品的链接;积极推介文友发表或获奖作品到群里，一是供大家学习，二表示鼓励;还适时点评文友投放来的诗文，决不像有些文学群那样敷衍点赞，而是提出自己的诚恳建议。
县委大院副科级干部洪锋庆，坚持为好几个本地公众号做编辑，做文学义工，在文友中拥有较好的人缘，说话颇有分量，也不遗余力宣传《星火》，不少驿友就直接把订费转给他。很多文友愿意跟他开玩笑，甚至打趣他的诗作，褒贬皆可领受。有时也会发发牢骚，但牢骚发完了，事也悄然做好。
陈丹、涂军兰在文友印象中，可谓形影不离，用本地话说“共一条裤子穿”。一个爱较真，有原则;一个会和事，有度量。皆可友之，简直绝配。她们也打理一微信群，由QQ群迁徙过来的，群员都是老朋友，交情相对稳定。我通过她们结识不少驿友。她们本身就是文学发烧友，有创办内刊的经历，也多次组织文友采风、写作。都爱好写诗，曾同期在《诗刊》上发表诗作。
要说余干哪位驿友对诗歌写作最为虔诚，非盛丽春莫属。她不爱应酬，极少混群，但对文友能坦诚劝诫、直言利弊，一直安静着女诗人的那份气质。因为对纯文学的热爱，也因为与我和锦灵的友谊，就尽心竭力地倡议身边爱好阅读的朋友、同学订阅《星火》，默默做着一切，默默宽容着一切。
宋冰霞是稍晚相熟的一位，但一见如故。她有自己的坚守，没有应酬话，文字也透着一股特质，无发表欲望和功利心，一直理性支持《星火》，会相机提出异议，但都指向积极的一面。至此，星火余干驿公号的“四大名编”——陈丹、洪锋庆、盛丽春、宋冰霞——才算凑齐！
因白天要上班，陈丹、洪锋庆多次熬夜制作，比自己的创作还上心。陈丹多次主动联系作者，与其他文友接洽得很有默契感。洪锋庆与我总在深夜里磨合推文内容，已把驿站的“动态静观”做成常态栏目，编“动态静观”的细节，仍历历在目。我们俩下班后在县委大院的绿化带角落边散步边琢磨，逐一记下要点，以便晚上制作、修正与完善。盛丽春、宋冰霞是深藏不露的技术宅女，若不是星火驿站的召唤，估计仍不动声色地在私人领地阅读与写作。她们的制作雷厉风行、决不拖泥带水，丽春相对稳健，冰霞总有小创意，较好地丰富了公号的风格。编辑团队分工协作，在没有任何报酬的情况下，每月至少轮班一次，既要与驿长对接，又要与指定的校对人员沟通，仿佛时刻为公号忧喜着。
章子冲订阅《星火》时，我并不知晓他还是一名在读大学生，只粗略读过他写的格律诗词，隐隐嗅到一股才气、锐气。后来，通过几次文友聚会，才相互了解并熟知。原来他还是一位朗读爱好者，天生一副叫人嫉妒的嗓子，却话语极少，性情内敛，处事呈现出跟年纪不相符的有礼有节。在星火驿站写作训练营的几天里，他与锦灵同一房间，就直言不讳对锦灵某作品的观感，毫不虚情假意，令锦灵尤为赞赏和青睐，后来常与我提及。
刘三明是位性情中人，也毫不隐讳自己要挣钱，养家糊口，既能打理近处的琐碎，又能瞻瞩远方的诗意。仅因与我和锦灵的情谊，常常忘却作协领导的身份，为驿站四处“招商引资”，成功与沙港教育集团谈妥承办谷雨诗会等合作项目，并多次以驿站的名义集结县内外驿友到他定点扶贫的古埠镇五福村及其他秀美乡村采风，也为宣传家乡尽一份心力。他与文友交流时是坦率的，甚至言辞直白激烈。好几次以为我办事不积极，就忍不住打电话埋怨：“你是驿长唉！我正在为你奔走呼号，你倒闲在一边云淡风轻。”不久，又兴奋来电：“办妥了，改日叫上锦灵一起去当面商谈。” 言辞方面，周锋荣恰好与刘三明相反，他閱历深厚，熟谙包括所谓文坛在内的人情世故，说话滴水不漏，像位八面玲珑的老大哥。可总因语速过快，像扫机枪，叫人错过不少信息。因我们相熟，就会毫不客气让他复述，直到听明白为止。坊间称“跟他聊半天，胜读书一年”。他从未直接表达过对星火驿站的关心与支持，但原本可通过单位订《星火》，却自己掏钱私订了。他与我是忘年交，对我极少说好听的话，但都是诤言。
还有之前从未有过交往的袁春萍、朱建林等驿友，每当驿站公号有推文时，基本会打赏、转发、分享。袁春萍去新疆旅行，也不忘带上《星火》，把打卡也排上日程，质朴表达对家乡刊物的喜爱，不为在《星火》公号上展示，只身体力行地体会旅行打卡对《星火》和文艺的一份感情。近日与袁春萍有过几次脚踏实地的会面，作为小女子的她倒有余干人特有的热情与豪爽，姿态又静若处子般，喜欢拘在一角落，实则是给友人腾出更大空间。朱建林是位书生气很浓的兄长，在古埠镇五福村采风时，只会细心为驿友拍照，而自己总缺席于镜头，无应酬话，交作业又是最迅捷的。吴人庆与朱建林呈现出的气质完全不同，其体格更像一名武夫，可言辞拥有成功商人的儒雅，交往几次才发现，他们的内质实则相似，都是曾经并依然交给文学浸染过的那种。
曹波明是看见我们星火驿站的诸多活动后，主动发红包订阅《星火》的，令我意外又在情理之中。作为余干本土唯一的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一直是文学爱好者，曾主攻写作，他的书法教室，满壁的文学书籍。虽然公益培训活动多，却总抽空关注驿站动态，时而不务正业于文学，冷不丁就来驿站群窥视，扔出几句评说。还说把他的“牧庐映雪公益班”交给我和锦灵等人打理。
“我名字反过来念就是‘星火’！”某次见面时，李火星开玩笑说。他已过古稀之年，可谓《星火》的资深作者，早年在《星火》上发表过作品。难得的是他坦言按现在选稿标准是发表不了的。他常蹬一辆自行车穿梭在余干县城，曾也是一位文青，做过领导的文秘，也当过领导，却几乎无官气，闲时舞文弄墨，还是省书协、美协会员。一日清晨，他与锦灵一老一少坐在世纪广场的雕塑下，讲述余干文学界的往事，盘点当下文友及其作品，不经意间，一个小时如春风拂过。
身为机关干部的艾建军、黄学升等驿友，虽从来不在驿站群吱声，也没时间参加采风等活动，但总会适时与我或锦灵私信，道出关怀与嘱咐。
身在外地打拼或当老总的艳金、金宁、永生、军辉等驿友，往往是直抒胸臆地发来订刊费，毫无所求。人民警察王为民、美女场长白自玲、靓丽教师龚东燕、优雅经理江晓军总是很忙，但一直与驿站保持默契的联系。还有刘俊、雨蓉、红梅、石僧、人庆、静薇、丽娟、紫苏、发福、金玉、梅子、苏学等许多闪着微光的驿友姓名，虽与驿站互动不多，却总维系着一种尊重与美好，像夜空微亮的星火，也愿他们永远镶嵌在文学的天空。
几乎所有好看的采风等活动照片，都出自于汪小波、吴成水、胡晓红等驿友的镜头。为了尽可能记录我们美好的瞬间，汪小波的经典动作就是倒退着掌镜，有时退无可退，往往就陷入泥淖或失足落水。他言辞很糙，总叫嚣“我拍照要钱的”，后期制作也相当及时，最后总忘了收钱。颇有摄影个性的吴成水，决不轻易按快门，因为他要等最好的背景、衬景和人的状态，才肯自我陶醉地“咔嚓”，所以总脱离人群，冷不丁在某个高处、远处、草丛等角落现身，镜头正瞄准大伙或其中之一，为此有人揶揄他“作”，但无人不对他的敬业态度竖大拇指。胡晓红是以量取胜的摄影新手，反正多拍几张，总有上镜的，这就注定她要端着相机穿梭人群和风景。
很多驿友并非中文系出身，职业五花八门，有开驾校的、办农庄的、开工厂的、做猎头的、卖鞋的、念书的、摄影的，警察、会计、文员、银行经理、教师、医生、秘书、在职或离退休干部、家庭主妇等也不少。这就表明我们是与现实生活紧密相依的。
另外，都观察到一别致现象：有些粗俗、肆意调侃、荤腥的话语，在星火余干驿微信群都不约而同过滤掉。
七
2019年8月13日，作家、鲁迅文学奖获得者陈应松回乡授课。接到邀请，难掩内心激动，不顾腿伤欣然答应。这是他时隔22年，再次回乡。上次回乡省亲，还是1998年5月，参加完三名楼笔会后，从南昌回到老家“絮洪”（方言，指余干县瑞洪镇）。他把“憋了两天的泪水”的寻亲经历写成中篇纪实散文发表于2019年第2期《星火》。
陈老师是8月12号傍晚抵达余干的，翌日上午授课，午饭后就返回武汉，来去匆匆。可就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除官方安排，在他下榻的宾馆，还接待几位文学青年，这是驿友们的加戏，说来还蛮有悬念。
最初是范老师私信江锦灵，说陈应松回余干机会难得，争取做一次文学访谈。锦灵记在心里，可他也没接触过陈老师，正愁如何获取陈老师的联系方式，《教师博览》编辑周正旺微信锦灵：“明天陈应松回余干。”由于他推荐的陈老师微信号有隐私设置，无法添加，就索性给了手机号。锦灵因故不能去，就把手机号转给陈丹、若兰和我。
我们的“拜帖”，是短信报告的“范晓波老师的学生”，很快收到回信——“十分钟后面谈”，回应之爽快出乎我们意料。后来听范老师说，他和陈应松也只在福建等地采风时见过面。
轻叩陈老师的房门，陈老师用不太标准的“絮洪”话应答：来了，来了。瞬间安抚了我们的忐忑。或许我们心太急，直到陈老师开门时，仍默念锦灵拟好的访谈提纲。
陈老师完全没有海报标注的著名作家的距离感或压迫感，恰似从远方归来的乡贤长者。寒暄后，陈老师说脚不便，在神农架跌了一跤，伤未愈，大伙都坐下。随即蹒跚至床沿，带头坐。
在文学杂志边缘化的当下，陈老师对星火驿站模式充满好奇，对一伙文学青年自筹资金创办纯文学期刊表示赞赏，称这是“同仁办刊”。陈老师在翌日讲课现场，还对当地文联领导说要支持民间文艺组织。
对正在写作路上的探索者们，陈老师也给出建议：要把心交给读者，真诚写作才能给自己和文学带来新气象;好作家是写出来的，要不停地写，不停地幻想;对于写作者，没有一个字是废字，可以通过囤积的半成品不断修改，建立自己的根据地和符号;同时要保持多阅读多思考的习惯;荒凉的地方有文学，被人遗忘的地方有文学;站在上帝的高度写，站在蚂蚁的角度去写，写出金色的语言来……
夜已深，加之陈老师坐车疲劳和腿伤，我们不便久留。约摸一钟头，我们主动结束这场见缝插针的拜访。临别，陈老师在“同仁办刊”的杂志《干越文学》扉页寄语：干越大地，英才辈出。
回到武汉的陈老师，给我们寄来签名书，并发来拟刊在第二期《干越文学》的文章。陈老师说他愿做家乡的文学义工，可能文友多半听到的是一句抒情的话，我们却听出深长意味，这不正与我们民间文学义工的宗旨不谋而合么？我们坚信陈老师和星火余干驿之间将有美好故事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