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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古代天文学有着久远的源流和自身的特色，不仅在科学方面有着辉煌的成就，在人文方面也影响着当时以及后世的人们。其中也带有一种与西方天文学风格迥异的“现实色彩”，在观测中得出的结果很多都与星象占卜人事、预测军事有关。然而中国古代天文学也有着科学客观的一面，并且也闪烁着一些哲学思辨的光彩。本篇论文试图浅述中国早期天文学的萌生阶段及其中几个不同方面的关注点，涉及到古人“天”的观念及在人世引申的思想，结合文献资料及考古实物，希望对于古代天人文化观和早期的科学思想做一点探究与分析。这关系到一个十分值得研究的领域，是一个结合理论与实践、科学与人文、天与人的永恒的主题。
关键词 古代天文学，观测；科学；哲学思想；历法；无人感应说；星占；人事；宇宙观
一 引言
天文学与人类生活、生产密切相关的特性，使其成为自然科学中萌芽最早的一门科学。中国古代天文学在天象记录和天体测量等方面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形成了内容丰厚、独具特色的天文学体系，为世界天文学的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它不仅仅局限于科技的层面，而有着一套丰盛的思想基础与文化内涵。中国古代天文学在今天看来，可同世界上任何古老文明相媲美，显示了这样一个具有悠久天文观测传统的民族，其文明史与它的敬天历史一样源远流长。
二 原始天文学
日月星辰在天际的游移，带给了古人震撼与讶异，于是他们自觉地将奇异天象与人间祸福相联，努力在星际间寻找人事沧桑的原因和答案。原始的天文观相比起科学的天文观显然要落后，然而它并非不可促进先进的天文观测水平。恰恰是由于对宇宙天体崇拜的落后心理，使得先人们虔诚地考察天象不敢有所疏漏，中国古代天文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孕育并成长的。
现令考古资料显示，公元前5300至前3900年长江中下游的河姆渡文化先民，已经了解了运用太阳的运动来定时间和方位的知识。出土的属于这一时期的骨匕、象牙雕片和陶豆盘上，绘有太阳与分居四方的四鸟合璧的图像。鸟作为太阳的象征物，居于四方，表现了古人通过立表测影所懂得的东南西北四个方位。而由于河姆渡文化已具备发达的稻作农业，这必须依赖一定程度的计时系统，因此鸟作为太阳的象征而指方位的图像已带有指示时间的寓意，也就表示方位体系和原始计时体系的起源要比河姆渡文化更为古老。
三 中国本土天文学特点
总体而言，中国古代天文学大致包括了三个方面：一是宇宙天地的物理模型、结构，包括原始宇宙观及其发展；二是测量计算的方法，与制定历法有关，三就是星占，以及其在人事、政治上的应用。这三方面，都是从最基本的观星引申发展的。只是之后的偏向有所差异，使得其中有些内容脱离了科学的道路。这些在之后的篇幅里会有所探讨。
中国的地理位置也给其天文学带来了鲜明的本土特色。观测者的注意力集中在了北天区，重点投入了对于北斗以及其周围的拱极星的观测。在黄河流域的纬度，北斗位于恒显圈，而在几千年前，它的位置较今天更接近北天极，所以终年常显不隐，观测起来很容易。随着地球的自转，北杓呈现围绕北天极周目旋转状态，宛若表盘上的指针，成为了在没有科技计时装备的古代能指示夜间时刻的物象。又由地球的公转，使得北斗绕北天极做周年旋转，古人便根据斗杓的指向掌握寒暑季节的更替。与此同时，古人们还十分重视观测与极轴垂直的天池岛附近的某些星象，并以它们在天球上行移位置的变化定季节，如《尚书·尧典*‘所提到鸟、火、虚、昴四仲中星；又以它们重新回归某一特定位置的行移周期决定一年，如《春秋》内外传所述及的参星和商星(大火星)。古人正是利用了北斗这种终年可见及赤道带星宫所具有的固定行移周期的特点，建立了最初的时间系统。
四 中国古代观星及其引申
从观星来说，这是天文学最初萌芽的基本构成。也是天文学中最直接、直观与基本的方式。观测天象的运转，为古人提供了科学乃至人文思想方面的参考以及依据。其中涉及的层面很广，也开始得极早。这些为今日人们研究古人社会形态及思想都提供了宝贵的素材。
4１1 天象记载与崇敬心理
古籍中最早记载日食的时代，可以推至公元前二十二世纪夏朝仲康时期。《尚书》中写到，夏朝仲康年间，负责观察日的曦和因贪酒未及时准确地报告天象，按当时规定“杀无赦”。这是最早的对日食的记录，虽然学术界有认为《古文尚书》是伪书的观点，但是此事在《左传》、《史记》、《汉书》均有类似记载，仍可为信据。如此便透露出中国古代对于观星的重视程度，以及所带有的严谨和崇敬心态。正如之前所提到，这种对天体崇敬的心理，令古人们加倍严谨地考察与观测，促进了中国古代天文学的发展，并且为中华民族的人文传统做出了铺垫。
4１2 制定历法与人事服务
中国古代天文学的一个重要功能和目的，就是历法的制定。修订历法的重要一环，为进行天文观测，计算日月的位置及运动的情况，从而形成历法的体系以及进行校正。
以天文星象为依据治历，有着十分古老的源流，原始时期的以物候纪年的方法之后，古人们便开始用天上的星辰来算四季时间。这样依照天体运行计时的方法，比起依靠世间物候的纪年法显然更为精准，是智慧的发展与进步。早在夏朝便已有了比较成熟的夏历，而商朝周朝也有各自的历法。这都是以太阴月和太阳回归年为基准的。之后，随着古人对天上星星的知识增多，历法亦更加成熟完善，产生了多种不同的“版本”。到了战国这个由分裂走向统一的时代，当时天文历法也正进行着走向统一的趋势，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为政治上的统一铺平道路。各国不同的纪年已出现统一的太岁纪念，各种各异的历法月序逐渐变成统一的月建代序，统一的干支纪年法更是继承了下来。如此也可以看出天文与人文相契合的状态，如同一种自然的趋势。就像天上的星辰运转可以指示地上的四季更变，古代天文学确实有着为人事服务的功能，在那样的历史发展时期，古人能将天文做这样一些实际用途，是可圈可点的。
4１3 “现实色彩”与“致用性”
中国天文学自萌芽阶段，便沾染一抹现实的色彩，将这种对“远在天边”的对象研究的学科，为日常生活所用。比如说，天象观测本应是纯粹的科学活动，却在中国古人那里的认识指向了人自身 观天的目的在于人事…利用天象预测人的吉凶祸福，尤其是预测军国之事。战争的起止、农田的收成、朝代的更替等等，都从观测天象上得出结论。因此，天象观测就是一项颇为重要的人事活动、政治活动而非单一的科学活动。
如此，中国古代天文学具有很明显的致用性。有观点甚至指出，虽然古代政府常设专职的天文学机构和专职天文学人员，始终 有充足的人力和物力从事研究，但却几乎从未产生过具有现代科学精神的探索，即缺乏超出实用目的和服务对象之外的研究工作。于是存在着这样一种意义——对天文学的垄断标志着政权的确立；虽然历法主要是一种精密的数理体系，但是在统治者、天学家和很多其他人看来，颁历就是行使权力的象征。对历法的精益求精也是出于星占的实用目的，而不是基于科学的考虑。虽然古代很多天象记录现在可以为科学研究所利用，但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星占，并非科学的。而也有欠缺职业道德的天学家甚至伪造天象以达到某些政治目的。
或许是华夏民族重实际的性格使然，在“组织人的政治的、社会的和道德的生活”以建立正常秩序的实践中，意识到了自己对许多事的无能为力，必须借助一种神秘的具有绝对号召性的力量，来统一人的思想行动，而在呈现眼前的自然物中，日月星辰的运行与分布直观地给了他们“理想秩序”的启示，于是逐渐懂得了借助它们来弥补自身力量的不足，达到自己所向往的目的。如此赋予了中国古代天文学一丝强烈的现实意味。
4１4 人文倾向与哲学思想
然而其实，这里所说的“现实”是指为实际的服务，比如为农业和政治所用，却不仅仅局限于实际物体的范围，而恰恰相反，天文学自萌芽时期，便由于其特殊的性质而超越了仅仅提供准确的天象观测、计算和其他科学技术层面的范围，而在人们探索物质起源之类的哲学问题时，也扮演了一些角色。因为，物质起源的核心问题就是宇宙的起源，而对这一主题的探求正与道家哲学阐释物质本源“无”的思辨基础有一些相合。作为有思想的生物，人在生存和生活的基础上一定会产生思辨的需要，而天文学研究对于这样一种追寻物质本源的哲学探索则提供了极佳的途径。
而若说道家哲学是由古代天文学研究中完善其抽象化思想，儒家哲学则相当地发展了古代天文学的人文倾向。这种深深根植于天文学对于人的影响之下的天命思想，具体表现为君权天授的政治理念，而天授君权的人本基础则是进德修业，于是修德而终受天命便成为儒家追求的最高境界。从某些程度来看，古代天文学对于哲学的影响甚至可将其作为中国古典哲学的基础。
五 古代宇宙观
中国古代宇宙观主要在周代至晋代这个历史时期中形成并达到成熟。战国时期宇宙生成思想，在长沙楚帛书中有所反映。其中显示为四个阶段：天地产生前的混沌状态、天地奠立、阴阳形成、四时划定。这样的次序与《礼记·礼运》所记载“必本于太一，分而为天地，转而为阴阳，变而为四时”的观点相合。
事实上，原始的宇宙观在中国很早便已扎根。商代天文观的建立来源于当时人们对于天的最基本的认识，所指的天乃是一种有形的、甚至可触摸的圆形天盖。天圆地方是一种很早便存在于古人心中的观念，商代的甲骨文、金文“天”字作人正面站立而独圆其首的形状，正是以圆形的人首象征圆形的天盖。这发展成为之后的“盖天说”理论。
以浑天说为理论基础制造的测量天体的仪器浑仪，发明时期约为战国中期至秦代。浑天说的产生一般认为完成于东汉时期的张衡，但是浑天说的基本思想，可以上溯至战国时代。公元前四世纪的慎到提出“天体如弹丸，其势斜倚。”(《慎子》)便包含了天非半球形而是整球形的观念。不过他没有具体提出地的形状。最早猜测地为球形的是惠施(约公元前370～310年)，明确指出“南方无穷而有富”，意思为一直向南走，可以周而复始，无穷无尽，因地球体积虽然有限，却是可环绕的球形的。
5１1 论天的思维与传统文化
论天的学说和学者在古代的中国有很多。《晋书·天文志》蔡邕的说法，列出盖天、宣夜、浑天三家。这是三种对天的形状进行猜想的主要学说。其中虽只有浑天说较为符合实际，一些其他的理论也包含着从现代角度而言的误谬之处，但是这种追求的精神与思考的本质仍是十分值得赞赏的。宇宙论的思维，是任何伟大文明的文化基础的重要成分，在中国也是宋明理学的重要基础。因此，从古人的宇宙观，可以了解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
5１2 天人感应说
在中国传统思想中有一种“天人感应”和“天人合一”的观念，广泛影响着这片土地的人民。如今，人们也很多觉得这是中国古老文明中最长久甚至首要的。其实，天人感应和天人合一的思想是在战国末年《吕氏春秋》开始发挥，到汉代董仲舒才完成其体系，在此之前，中国存在不少反对这种观点的声音，如在《左传》中就多有提及。在《荀子·天论》中亦有论述，开篇就称：“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这明确地提出了自然界的运动变化本身有其规律，与社会的安稳动乱或者国家的兴衰无关；但在大自然面前，人须遵循其规律，“应之以治”而不能“应之以乱”。却并不同于“天人感应”之说中人与天的互动、人影响天的运作的关系。
如此看来，普遍认为中国一直以来由“天人感应”之类的思想统治的观点，并非实事全貌。在中国古代时期，除了天人互动的感性诠释之外，亦存在着一种理性的认知，认为天象运行有其自身的规律，不为人世间的情况所改变。
六、星占与其对科学思想的促进
星占是中国古代天文学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便属于那种感性层面的理解与诠释。它和科学及物理原理没有关系，也正是这个方面，才是中国古代天文学中，最为政治所利用的。星占中的“理论”，呈零散而不具备逻辑性的状态。举例而言，最为凶险的一种天象“荧惑守心”，就是大火星靠近了心宿二，预示君主将有灾祸来临。这显然并不能用科学的方法或理性的分析来证实。又如彗星出现就被星占赋予了表明有战争的意义——诸如其类，使这套星占学说也成为具有丰富的包含诸多说法的“体系”。
抛开星占家对古代天文现象荒诞不经的解释，很多科学家都表现出进一步探索天体运行规律的强烈愿望。这里可以举出一个实例。发现于长沙马王堆汉墓中的帛书《五星占》，是秦汉这个天文学发展的繁荣时期里天文学历法研究的一大成果。《五星占》的写作动机是为了从天象变化中找出与其相对应的人事变化规律，以此来预}生活中的吉凶祸福，决定军事上的进退取舍等。这些非科学色彩的主旨，却为科学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七、中国天文学的纯科学思想
亦有一些学者指出，天文学在古代由皇帝为首的朝廷来管理，是由于它对研究条件要求较高，只有具备很好的条件，才能进行系统性研究，而绝不能以此就引发它只为王权、政治服务的论断。中国古代天文学具有自身的特色，与西方这个领域的科学思想存在着不同，不能简单地以西方天文学发展的尺标来进行衡量。而且，中国古代天文学也同样有着崇尚科学精神的一面，也有一些热爱科学的古代天文学家在中国为科学的发展进行的追求。
如之前所提到的混天说，是早在汉武帝时期洛下闳提出的，认为天是个球亮包着地，球的下面一半是水，大地是一个平面漂在水中，天带着太阳动，这种思想对人们思想意识上震撼很大，其中既无宗教思想也不涉及到政治，只是一种新的宇宙观。可以显示出古代学者为了解天象、理解天体和宇宙的知识，所投入的心血与纯粹钻研的精神。而后《周髀算经》出现，表明我国古代已有天文宇宙学完备的科学著作，此书托名周公所作，实际是西汉末年的作品。在其中，古代天文学家提出了一套完备的理论天体物理学体系。虽说《周髀算经》的理论体系比较落后，但是书中根据平天说的宇宙模式，也有测量仪器和方法，以及处理数据的数学方法，特别是勾股定理，都散发着科学的光芒。这种思考模式和现代天体物理学思考模式一致，而关于鬼神信仰之类并没有一字。其序言道， “天不可阶而升，地不可将尺寸而度”，这在认识论方面是很有道理的。因此，中国科技大学天文与物理系、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李志超教授认为，“中国古代天文学采用的方法是用已知推未知，和现代天体物理学一致，二者只是量的差别，不是质的差别。”
八 东西方天文学本质异同
再根据中国古代天文学包含的这三个方面——即宇宙天地模型、测量计算和历法、以及星占学一来看，这与欧洲古代天文学比较起来，很是相像。西方古典天文学也与占星学有诸多关联。相对而言，中国星占学主要涉及军国大事，不太关心普通人的命运，而西方的占星学关心个人和天象关系密切的观念，则很不相同。这似乎与一直以来中国重视核心政权而西方崇尚个人主义的潮流现象相吻合，不知是否是一种巧合，还是有着因果或互相影响的关联。无论怎样，天文学对于哲学思想、以及人文社会的影响，是深远且显而易见的。古代天文学与日常生活密切的特质，也使得其思想长期以来影响着人们。
关键词 古代天文学，观测；科学；哲学思想；历法；无人感应说；星占；人事；宇宙观
一 引言
天文学与人类生活、生产密切相关的特性，使其成为自然科学中萌芽最早的一门科学。中国古代天文学在天象记录和天体测量等方面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形成了内容丰厚、独具特色的天文学体系，为世界天文学的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它不仅仅局限于科技的层面，而有着一套丰盛的思想基础与文化内涵。中国古代天文学在今天看来，可同世界上任何古老文明相媲美，显示了这样一个具有悠久天文观测传统的民族，其文明史与它的敬天历史一样源远流长。
二 原始天文学
日月星辰在天际的游移，带给了古人震撼与讶异，于是他们自觉地将奇异天象与人间祸福相联，努力在星际间寻找人事沧桑的原因和答案。原始的天文观相比起科学的天文观显然要落后，然而它并非不可促进先进的天文观测水平。恰恰是由于对宇宙天体崇拜的落后心理，使得先人们虔诚地考察天象不敢有所疏漏，中国古代天文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孕育并成长的。
现令考古资料显示，公元前5300至前3900年长江中下游的河姆渡文化先民，已经了解了运用太阳的运动来定时间和方位的知识。出土的属于这一时期的骨匕、象牙雕片和陶豆盘上，绘有太阳与分居四方的四鸟合璧的图像。鸟作为太阳的象征物，居于四方，表现了古人通过立表测影所懂得的东南西北四个方位。而由于河姆渡文化已具备发达的稻作农业，这必须依赖一定程度的计时系统，因此鸟作为太阳的象征而指方位的图像已带有指示时间的寓意，也就表示方位体系和原始计时体系的起源要比河姆渡文化更为古老。
三 中国本土天文学特点
总体而言，中国古代天文学大致包括了三个方面：一是宇宙天地的物理模型、结构，包括原始宇宙观及其发展；二是测量计算的方法，与制定历法有关，三就是星占，以及其在人事、政治上的应用。这三方面，都是从最基本的观星引申发展的。只是之后的偏向有所差异，使得其中有些内容脱离了科学的道路。这些在之后的篇幅里会有所探讨。
中国的地理位置也给其天文学带来了鲜明的本土特色。观测者的注意力集中在了北天区，重点投入了对于北斗以及其周围的拱极星的观测。在黄河流域的纬度，北斗位于恒显圈，而在几千年前，它的位置较今天更接近北天极，所以终年常显不隐，观测起来很容易。随着地球的自转，北杓呈现围绕北天极周目旋转状态，宛若表盘上的指针，成为了在没有科技计时装备的古代能指示夜间时刻的物象。又由地球的公转，使得北斗绕北天极做周年旋转，古人便根据斗杓的指向掌握寒暑季节的更替。与此同时，古人们还十分重视观测与极轴垂直的天池岛附近的某些星象，并以它们在天球上行移位置的变化定季节，如《尚书·尧典*‘所提到鸟、火、虚、昴四仲中星；又以它们重新回归某一特定位置的行移周期决定一年，如《春秋》内外传所述及的参星和商星(大火星)。古人正是利用了北斗这种终年可见及赤道带星宫所具有的固定行移周期的特点，建立了最初的时间系统。
四 中国古代观星及其引申
从观星来说，这是天文学最初萌芽的基本构成。也是天文学中最直接、直观与基本的方式。观测天象的运转，为古人提供了科学乃至人文思想方面的参考以及依据。其中涉及的层面很广，也开始得极早。这些为今日人们研究古人社会形态及思想都提供了宝贵的素材。
4１1 天象记载与崇敬心理
古籍中最早记载日食的时代，可以推至公元前二十二世纪夏朝仲康时期。《尚书》中写到，夏朝仲康年间，负责观察日的曦和因贪酒未及时准确地报告天象，按当时规定“杀无赦”。这是最早的对日食的记录，虽然学术界有认为《古文尚书》是伪书的观点，但是此事在《左传》、《史记》、《汉书》均有类似记载，仍可为信据。如此便透露出中国古代对于观星的重视程度，以及所带有的严谨和崇敬心态。正如之前所提到，这种对天体崇敬的心理，令古人们加倍严谨地考察与观测，促进了中国古代天文学的发展，并且为中华民族的人文传统做出了铺垫。
4１2 制定历法与人事服务
中国古代天文学的一个重要功能和目的，就是历法的制定。修订历法的重要一环，为进行天文观测，计算日月的位置及运动的情况，从而形成历法的体系以及进行校正。
以天文星象为依据治历，有着十分古老的源流，原始时期的以物候纪年的方法之后，古人们便开始用天上的星辰来算四季时间。这样依照天体运行计时的方法，比起依靠世间物候的纪年法显然更为精准，是智慧的发展与进步。早在夏朝便已有了比较成熟的夏历，而商朝周朝也有各自的历法。这都是以太阴月和太阳回归年为基准的。之后，随着古人对天上星星的知识增多，历法亦更加成熟完善，产生了多种不同的“版本”。到了战国这个由分裂走向统一的时代，当时天文历法也正进行着走向统一的趋势，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为政治上的统一铺平道路。各国不同的纪年已出现统一的太岁纪念，各种各异的历法月序逐渐变成统一的月建代序，统一的干支纪年法更是继承了下来。如此也可以看出天文与人文相契合的状态，如同一种自然的趋势。就像天上的星辰运转可以指示地上的四季更变，古代天文学确实有着为人事服务的功能，在那样的历史发展时期，古人能将天文做这样一些实际用途，是可圈可点的。
4１3 “现实色彩”与“致用性”
中国天文学自萌芽阶段，便沾染一抹现实的色彩，将这种对“远在天边”的对象研究的学科，为日常生活所用。比如说，天象观测本应是纯粹的科学活动，却在中国古人那里的认识指向了人自身 观天的目的在于人事…利用天象预测人的吉凶祸福，尤其是预测军国之事。战争的起止、农田的收成、朝代的更替等等，都从观测天象上得出结论。因此，天象观测就是一项颇为重要的人事活动、政治活动而非单一的科学活动。
如此，中国古代天文学具有很明显的致用性。有观点甚至指出，虽然古代政府常设专职的天文学机构和专职天文学人员，始终 有充足的人力和物力从事研究，但却几乎从未产生过具有现代科学精神的探索，即缺乏超出实用目的和服务对象之外的研究工作。于是存在着这样一种意义——对天文学的垄断标志着政权的确立；虽然历法主要是一种精密的数理体系，但是在统治者、天学家和很多其他人看来，颁历就是行使权力的象征。对历法的精益求精也是出于星占的实用目的，而不是基于科学的考虑。虽然古代很多天象记录现在可以为科学研究所利用，但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星占，并非科学的。而也有欠缺职业道德的天学家甚至伪造天象以达到某些政治目的。
或许是华夏民族重实际的性格使然，在“组织人的政治的、社会的和道德的生活”以建立正常秩序的实践中，意识到了自己对许多事的无能为力，必须借助一种神秘的具有绝对号召性的力量，来统一人的思想行动，而在呈现眼前的自然物中，日月星辰的运行与分布直观地给了他们“理想秩序”的启示，于是逐渐懂得了借助它们来弥补自身力量的不足，达到自己所向往的目的。如此赋予了中国古代天文学一丝强烈的现实意味。
4１4 人文倾向与哲学思想
然而其实，这里所说的“现实”是指为实际的服务，比如为农业和政治所用，却不仅仅局限于实际物体的范围，而恰恰相反，天文学自萌芽时期，便由于其特殊的性质而超越了仅仅提供准确的天象观测、计算和其他科学技术层面的范围，而在人们探索物质起源之类的哲学问题时，也扮演了一些角色。因为，物质起源的核心问题就是宇宙的起源，而对这一主题的探求正与道家哲学阐释物质本源“无”的思辨基础有一些相合。作为有思想的生物，人在生存和生活的基础上一定会产生思辨的需要，而天文学研究对于这样一种追寻物质本源的哲学探索则提供了极佳的途径。
而若说道家哲学是由古代天文学研究中完善其抽象化思想，儒家哲学则相当地发展了古代天文学的人文倾向。这种深深根植于天文学对于人的影响之下的天命思想，具体表现为君权天授的政治理念，而天授君权的人本基础则是进德修业，于是修德而终受天命便成为儒家追求的最高境界。从某些程度来看，古代天文学对于哲学的影响甚至可将其作为中国古典哲学的基础。
五 古代宇宙观
中国古代宇宙观主要在周代至晋代这个历史时期中形成并达到成熟。战国时期宇宙生成思想，在长沙楚帛书中有所反映。其中显示为四个阶段：天地产生前的混沌状态、天地奠立、阴阳形成、四时划定。这样的次序与《礼记·礼运》所记载“必本于太一，分而为天地，转而为阴阳，变而为四时”的观点相合。
事实上，原始的宇宙观在中国很早便已扎根。商代天文观的建立来源于当时人们对于天的最基本的认识，所指的天乃是一种有形的、甚至可触摸的圆形天盖。天圆地方是一种很早便存在于古人心中的观念，商代的甲骨文、金文“天”字作人正面站立而独圆其首的形状，正是以圆形的人首象征圆形的天盖。这发展成为之后的“盖天说”理论。
以浑天说为理论基础制造的测量天体的仪器浑仪，发明时期约为战国中期至秦代。浑天说的产生一般认为完成于东汉时期的张衡，但是浑天说的基本思想，可以上溯至战国时代。公元前四世纪的慎到提出“天体如弹丸，其势斜倚。”(《慎子》)便包含了天非半球形而是整球形的观念。不过他没有具体提出地的形状。最早猜测地为球形的是惠施(约公元前370～310年)，明确指出“南方无穷而有富”，意思为一直向南走，可以周而复始，无穷无尽，因地球体积虽然有限，却是可环绕的球形的。
5１1 论天的思维与传统文化
论天的学说和学者在古代的中国有很多。《晋书·天文志》蔡邕的说法，列出盖天、宣夜、浑天三家。这是三种对天的形状进行猜想的主要学说。其中虽只有浑天说较为符合实际，一些其他的理论也包含着从现代角度而言的误谬之处，但是这种追求的精神与思考的本质仍是十分值得赞赏的。宇宙论的思维，是任何伟大文明的文化基础的重要成分，在中国也是宋明理学的重要基础。因此，从古人的宇宙观，可以了解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
5１2 天人感应说
在中国传统思想中有一种“天人感应”和“天人合一”的观念，广泛影响着这片土地的人民。如今，人们也很多觉得这是中国古老文明中最长久甚至首要的。其实，天人感应和天人合一的思想是在战国末年《吕氏春秋》开始发挥，到汉代董仲舒才完成其体系，在此之前，中国存在不少反对这种观点的声音，如在《左传》中就多有提及。在《荀子·天论》中亦有论述，开篇就称：“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这明确地提出了自然界的运动变化本身有其规律，与社会的安稳动乱或者国家的兴衰无关；但在大自然面前，人须遵循其规律，“应之以治”而不能“应之以乱”。却并不同于“天人感应”之说中人与天的互动、人影响天的运作的关系。
如此看来，普遍认为中国一直以来由“天人感应”之类的思想统治的观点，并非实事全貌。在中国古代时期，除了天人互动的感性诠释之外，亦存在着一种理性的认知，认为天象运行有其自身的规律，不为人世间的情况所改变。
六、星占与其对科学思想的促进
星占是中国古代天文学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便属于那种感性层面的理解与诠释。它和科学及物理原理没有关系，也正是这个方面，才是中国古代天文学中，最为政治所利用的。星占中的“理论”，呈零散而不具备逻辑性的状态。举例而言，最为凶险的一种天象“荧惑守心”，就是大火星靠近了心宿二，预示君主将有灾祸来临。这显然并不能用科学的方法或理性的分析来证实。又如彗星出现就被星占赋予了表明有战争的意义——诸如其类，使这套星占学说也成为具有丰富的包含诸多说法的“体系”。
抛开星占家对古代天文现象荒诞不经的解释，很多科学家都表现出进一步探索天体运行规律的强烈愿望。这里可以举出一个实例。发现于长沙马王堆汉墓中的帛书《五星占》，是秦汉这个天文学发展的繁荣时期里天文学历法研究的一大成果。《五星占》的写作动机是为了从天象变化中找出与其相对应的人事变化规律，以此来预}生活中的吉凶祸福，决定军事上的进退取舍等。这些非科学色彩的主旨，却为科学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七、中国天文学的纯科学思想
亦有一些学者指出，天文学在古代由皇帝为首的朝廷来管理，是由于它对研究条件要求较高，只有具备很好的条件，才能进行系统性研究，而绝不能以此就引发它只为王权、政治服务的论断。中国古代天文学具有自身的特色，与西方这个领域的科学思想存在着不同，不能简单地以西方天文学发展的尺标来进行衡量。而且，中国古代天文学也同样有着崇尚科学精神的一面，也有一些热爱科学的古代天文学家在中国为科学的发展进行的追求。
如之前所提到的混天说，是早在汉武帝时期洛下闳提出的，认为天是个球亮包着地，球的下面一半是水，大地是一个平面漂在水中，天带着太阳动，这种思想对人们思想意识上震撼很大，其中既无宗教思想也不涉及到政治，只是一种新的宇宙观。可以显示出古代学者为了解天象、理解天体和宇宙的知识，所投入的心血与纯粹钻研的精神。而后《周髀算经》出现，表明我国古代已有天文宇宙学完备的科学著作，此书托名周公所作，实际是西汉末年的作品。在其中，古代天文学家提出了一套完备的理论天体物理学体系。虽说《周髀算经》的理论体系比较落后，但是书中根据平天说的宇宙模式，也有测量仪器和方法，以及处理数据的数学方法，特别是勾股定理，都散发着科学的光芒。这种思考模式和现代天体物理学思考模式一致，而关于鬼神信仰之类并没有一字。其序言道， “天不可阶而升，地不可将尺寸而度”，这在认识论方面是很有道理的。因此，中国科技大学天文与物理系、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李志超教授认为，“中国古代天文学采用的方法是用已知推未知，和现代天体物理学一致，二者只是量的差别，不是质的差别。”
八 东西方天文学本质异同
再根据中国古代天文学包含的这三个方面——即宇宙天地模型、测量计算和历法、以及星占学一来看，这与欧洲古代天文学比较起来，很是相像。西方古典天文学也与占星学有诸多关联。相对而言，中国星占学主要涉及军国大事，不太关心普通人的命运，而西方的占星学关心个人和天象关系密切的观念，则很不相同。这似乎与一直以来中国重视核心政权而西方崇尚个人主义的潮流现象相吻合，不知是否是一种巧合，还是有着因果或互相影响的关联。无论怎样，天文学对于哲学思想、以及人文社会的影响，是深远且显而易见的。古代天文学与日常生活密切的特质，也使得其思想长期以来影响着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