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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人付账值得炫耀,自己埋单更值得骄傲。”毕业十年,对很多同学的印象开始模糊,离校时大伟说的这句话,却刻在我脑海中。
我们学校是省内著名的金融高专。2000年毕业后,我去了离家千里的一个县城的小储蓄所。大伟留在了哈尔滨,没有工作。其实,只要他点头,老家信用社的大门就会向他敞开。大伟跟我说,他走出农村,就没想过再回去。
大伟送我上了火车,兜里只剩下30元钱。可饭总是要吃的,他表哥在哈尔滨有个不大的浴池,他便在那里蜗居了三个月,烧锅炉、通下水道、刷拖鞋、帮忘带钱的女人记账、给拔火罐的男人买香烟。
表哥托关系帮他弄到进机关单位的名额,得交27000元钱。大伟不同意。父亲连夜坐火车来给他送钱。那天,雨下得很大,浴池地漏恰巧堵了。父亲进屋时,他正拿着钩子犯愁。父亲一把将钱塞给他,拿过钩子就通下水道,说:“这活儿不是大学生干的。”在老人眼里,辛辛苦苦培养出来的儿子是穿西装端金饭碗的,怎么可能干这样的活儿?
大伟最终没去机关单位,他做不到心安理得。父亲东拼西凑的钞票成了他第一笔创业资金。“鑫源音像”的牌匾在他毕业后的第四个月,立在了哈尔滨的土地上。
那是一个再小不过的店面。十平方米的小屋,柜台里面镶嵌着二手电脑桌,货架后隐藏着脏衣服臭袜子,一平方米不到的卫生间棚顶铺着军训时发的床垫,门口的一对落地音箱在吃饭时便成了餐桌。
租碟、卖碟,是大伟的全部营业项目。一天下来,多则赚三十五十,少则挣三元五元。他常常双脚悬空地躺在床垫上,想象着明天的生意。货架上,一张张VCD,大伟根本无心观看。那时,他最大的想法就是:赚钱!赚钱!
一桶方便面,一根鸡肉肠,一盘花生米,一瓶啤酒,一地烟头。连续两年春节,大伟都没回家。用他的话说,他已经无家可归。父亲不肯原谅他,母亲无法理解他,因他辍学的妹妹,也在电话中默不做声。
人落魄时,总会遇到更落魄的事情。2003年春,大伟的存折数字刚刚攀升至五位数时,非典肆虐。对面的大学封校,他的生意顿时一落千丈。
无事可做,无处可去,大伟开始频繁地给我打电话,有时会一天两三次。现在想想,两个大男人没日没夜地煲电话粥,真是恶心至极的事情。
那个年纪的我们,离家在外,没有显赫背景,没有得意事业,没有娇妻爱子,身边甚至找不到能说话的朋友。忙碌的时候,这些都不是问题,闲下来才突然发现,原来繁华背后,我们不过是孑然一身的傻小子。
大伟告诉我,一次,他从两米高的床垫上掉下来,因为醉了;一次,一个女生租碟时投怀送抱,问他有没有别的影碟;一天半夜,对面的音像店老板砸他的玻璃,他攥着臂力器却没出去;一次,有个开跑车的女人叫他小白脸,还扇了他一耳光。
“每面镜子背后都是乌突突的水银。”大伟说。
如果没有SARS,我想这些事情我永远不会知晓。那场无法预知未来的SARS敲醒了我们对生活的热爱,我们相约要娶一个懂事的女人,同甘共苦;要有一份自己的事业,无限辉煌。
聊到这些时,我们互相打趣:“加油,哥们儿还年轻着呢!”我们也骂对方不知廉耻,生存在SARS病毒库里,还故作轻松笑谈未来。
2005年,我结婚了。大伟没来,他的彩票站刚刚起步。互联网无限发达,大伟拿出全部积蓄买了彩票机器,“鑫源音像”改成了“鑫源彩站”。
说实话,我佩服大伟的勇气。八万元积蓄并不是小数目。对于2005年的哈尔滨市民来说,它等同于一套50平方米的房子,等同于一辆相当不错的坐骑;而对于大伟来说,等同于从零开始,等同于家人的希望又一次被浇灭。
大伟说,以前他总是以为,只有像他这样的外地人才会为钱烦恼,为未来担心,原来每个人都会。他的彩票站是阳春白雪下里巴人,三教九流社会熔炉。无论是派出所的副所长、饺子馆的老板娘,还是卖瓜子的、捡破烂的、化工厂的、服装店的,在大奖面前,都是一样的贪婪,一样的真实。中奖了喜上眉梢,错过了神情落寞、捶胸顿足,毫无掩饰,这便是我们身边最可爱的人们。大伟说,在他们身上,他看到了自己,更看到了希望。
孩子两岁时,我带着妻儿回老家,途经大伟的彩票站,远远看见门口张贴着大红纸。妻子说,肯定是喜报,肯定中大奖了。我心里琢磨,难道是我那哥们儿中了500万?
凑近了才发现,不过是一则招聘启事。问大伟写这作甚,大伟说打算出去做事。
“做什么事?这生意不够好,还是钱赚得不够多?”
大伟摇摇头:“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离开学校时,我23岁。毕业这六年,是我生命中最好的时光。我不会唱歌,却给大学生推销最新的唱片;我最怕看鬼片,却跟顾客声情并茂地讲里面的故事;我跟家庭妇女拉家常,暗示她多买点彩票,照顾我的生意。我用我生命中最好的时光不停地赚钱,为什么?我只是希望在而立之年有资本去做一件自己想做的事情。”
“什么事?”我和妻子满是惊奇与疑惑。
大伟告诉我,这几年他一边开店一边炒股,已经小有收益,并且在哈尔滨的股票圈里颇有名气。很多彩民都让他帮着看股票出主意,更有甚者,将银行卡给他,让他全盘操作。在他们眼里,大学生还是很靠谱很有知识的。
我突然想起,大伟当年入学分数超过我们学校录取线一百多分。难怪他如此喜欢金融,这么多年却一直做着小本生意。为了这第一桶金,大伟“潜伏”了六年之久。
从大伟的店里出来,妻子问我:“他到底为啥那么折腾?”
“因为他是一条待烤的咸鱼,不烤不会熟的那种。”
妻子不解地看着我,我知道她不会明白。其实,我也有些无法理解,或许是因为我成家了吧,更喜欢安定一点的日子。
再见大伟,是今年的事情。毕业十年,同学聚会。拖家带口的一屋子人中,大伟显得格外扎眼。仍然单身,仍是帅气的小伙子,只是眉间的皱纹有些重了。
“没结婚的唱首歌。”同学开始起哄。心知肚明,22个同学中,只他一人。
大伟一笑:“唱什么呢?这么多年,只有一首拿得出手的。”大伟说这句话时,我知道他一定会唱《从头再来》。大伟曾笑谈,这首歌他做梦唱都不会跑调,熟能生巧。
大伟唱着,大家有一搭没一搭地听着。妻子突然碰碰我的胳膊:“你看见大伟戴的手表了吗?你说是真的还是假的?”
“戴在他手上,假的也值钱。”
“为什么?”
“因为价值,更因为他是一条待烤的咸鱼,一条特骄傲的咸鱼,但总会遇到喜欢这个味道的食客。”
(摘自《当代青年•我赢》2010年第4期图/贾雄虎)
我们学校是省内著名的金融高专。2000年毕业后,我去了离家千里的一个县城的小储蓄所。大伟留在了哈尔滨,没有工作。其实,只要他点头,老家信用社的大门就会向他敞开。大伟跟我说,他走出农村,就没想过再回去。
大伟送我上了火车,兜里只剩下30元钱。可饭总是要吃的,他表哥在哈尔滨有个不大的浴池,他便在那里蜗居了三个月,烧锅炉、通下水道、刷拖鞋、帮忘带钱的女人记账、给拔火罐的男人买香烟。
表哥托关系帮他弄到进机关单位的名额,得交27000元钱。大伟不同意。父亲连夜坐火车来给他送钱。那天,雨下得很大,浴池地漏恰巧堵了。父亲进屋时,他正拿着钩子犯愁。父亲一把将钱塞给他,拿过钩子就通下水道,说:“这活儿不是大学生干的。”在老人眼里,辛辛苦苦培养出来的儿子是穿西装端金饭碗的,怎么可能干这样的活儿?
大伟最终没去机关单位,他做不到心安理得。父亲东拼西凑的钞票成了他第一笔创业资金。“鑫源音像”的牌匾在他毕业后的第四个月,立在了哈尔滨的土地上。
那是一个再小不过的店面。十平方米的小屋,柜台里面镶嵌着二手电脑桌,货架后隐藏着脏衣服臭袜子,一平方米不到的卫生间棚顶铺着军训时发的床垫,门口的一对落地音箱在吃饭时便成了餐桌。
租碟、卖碟,是大伟的全部营业项目。一天下来,多则赚三十五十,少则挣三元五元。他常常双脚悬空地躺在床垫上,想象着明天的生意。货架上,一张张VCD,大伟根本无心观看。那时,他最大的想法就是:赚钱!赚钱!
一桶方便面,一根鸡肉肠,一盘花生米,一瓶啤酒,一地烟头。连续两年春节,大伟都没回家。用他的话说,他已经无家可归。父亲不肯原谅他,母亲无法理解他,因他辍学的妹妹,也在电话中默不做声。
人落魄时,总会遇到更落魄的事情。2003年春,大伟的存折数字刚刚攀升至五位数时,非典肆虐。对面的大学封校,他的生意顿时一落千丈。
无事可做,无处可去,大伟开始频繁地给我打电话,有时会一天两三次。现在想想,两个大男人没日没夜地煲电话粥,真是恶心至极的事情。
那个年纪的我们,离家在外,没有显赫背景,没有得意事业,没有娇妻爱子,身边甚至找不到能说话的朋友。忙碌的时候,这些都不是问题,闲下来才突然发现,原来繁华背后,我们不过是孑然一身的傻小子。
大伟告诉我,一次,他从两米高的床垫上掉下来,因为醉了;一次,一个女生租碟时投怀送抱,问他有没有别的影碟;一天半夜,对面的音像店老板砸他的玻璃,他攥着臂力器却没出去;一次,有个开跑车的女人叫他小白脸,还扇了他一耳光。
“每面镜子背后都是乌突突的水银。”大伟说。
如果没有SARS,我想这些事情我永远不会知晓。那场无法预知未来的SARS敲醒了我们对生活的热爱,我们相约要娶一个懂事的女人,同甘共苦;要有一份自己的事业,无限辉煌。
聊到这些时,我们互相打趣:“加油,哥们儿还年轻着呢!”我们也骂对方不知廉耻,生存在SARS病毒库里,还故作轻松笑谈未来。
2005年,我结婚了。大伟没来,他的彩票站刚刚起步。互联网无限发达,大伟拿出全部积蓄买了彩票机器,“鑫源音像”改成了“鑫源彩站”。
说实话,我佩服大伟的勇气。八万元积蓄并不是小数目。对于2005年的哈尔滨市民来说,它等同于一套50平方米的房子,等同于一辆相当不错的坐骑;而对于大伟来说,等同于从零开始,等同于家人的希望又一次被浇灭。
大伟说,以前他总是以为,只有像他这样的外地人才会为钱烦恼,为未来担心,原来每个人都会。他的彩票站是阳春白雪下里巴人,三教九流社会熔炉。无论是派出所的副所长、饺子馆的老板娘,还是卖瓜子的、捡破烂的、化工厂的、服装店的,在大奖面前,都是一样的贪婪,一样的真实。中奖了喜上眉梢,错过了神情落寞、捶胸顿足,毫无掩饰,这便是我们身边最可爱的人们。大伟说,在他们身上,他看到了自己,更看到了希望。
孩子两岁时,我带着妻儿回老家,途经大伟的彩票站,远远看见门口张贴着大红纸。妻子说,肯定是喜报,肯定中大奖了。我心里琢磨,难道是我那哥们儿中了500万?
凑近了才发现,不过是一则招聘启事。问大伟写这作甚,大伟说打算出去做事。
“做什么事?这生意不够好,还是钱赚得不够多?”
大伟摇摇头:“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离开学校时,我23岁。毕业这六年,是我生命中最好的时光。我不会唱歌,却给大学生推销最新的唱片;我最怕看鬼片,却跟顾客声情并茂地讲里面的故事;我跟家庭妇女拉家常,暗示她多买点彩票,照顾我的生意。我用我生命中最好的时光不停地赚钱,为什么?我只是希望在而立之年有资本去做一件自己想做的事情。”
“什么事?”我和妻子满是惊奇与疑惑。
大伟告诉我,这几年他一边开店一边炒股,已经小有收益,并且在哈尔滨的股票圈里颇有名气。很多彩民都让他帮着看股票出主意,更有甚者,将银行卡给他,让他全盘操作。在他们眼里,大学生还是很靠谱很有知识的。
我突然想起,大伟当年入学分数超过我们学校录取线一百多分。难怪他如此喜欢金融,这么多年却一直做着小本生意。为了这第一桶金,大伟“潜伏”了六年之久。
从大伟的店里出来,妻子问我:“他到底为啥那么折腾?”
“因为他是一条待烤的咸鱼,不烤不会熟的那种。”
妻子不解地看着我,我知道她不会明白。其实,我也有些无法理解,或许是因为我成家了吧,更喜欢安定一点的日子。
再见大伟,是今年的事情。毕业十年,同学聚会。拖家带口的一屋子人中,大伟显得格外扎眼。仍然单身,仍是帅气的小伙子,只是眉间的皱纹有些重了。
“没结婚的唱首歌。”同学开始起哄。心知肚明,22个同学中,只他一人。
大伟一笑:“唱什么呢?这么多年,只有一首拿得出手的。”大伟说这句话时,我知道他一定会唱《从头再来》。大伟曾笑谈,这首歌他做梦唱都不会跑调,熟能生巧。
大伟唱着,大家有一搭没一搭地听着。妻子突然碰碰我的胳膊:“你看见大伟戴的手表了吗?你说是真的还是假的?”
“戴在他手上,假的也值钱。”
“为什么?”
“因为价值,更因为他是一条待烤的咸鱼,一条特骄傲的咸鱼,但总会遇到喜欢这个味道的食客。”
(摘自《当代青年•我赢》2010年第4期图/贾雄虎)